贺雪峰:共同富裕与三轮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52 次 更新时间:2022-12-04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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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进入专栏)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并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要深刻理解共同富裕内涵,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就必须深刻理解共同富裕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要将共同富裕放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理解。未来15年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将由中国制造、科技进步和中国式小农户经济三轮驱动。当科技进步取得决定性进展时,建设强富美的中国乡村,加速实现共同富裕,就正当其时。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能否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任务十分艰巨,面临诸多挑战。当前中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因为发展不充分,经济还要增长,产业还要升级。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上,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在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程度比较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农村居民收入低。正因为农村发展水平比较低,所以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并在2021年消灭了绝对贫困。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全面实现作为乡村振兴的目标。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

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难点在农村、重点在农民,只有当农民富裕起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中国才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显然还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目标与其他一些重要目标或变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一、共同富裕与城乡差距

共同富裕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目前中国存在的收入差距。“目前,我国收入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65,在全球经济体中和南非、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差不多。其实,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主要来自城乡差距。”以下讨论共同富裕与城乡差距的辩证关系。

《为什么说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一文中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08年起连续13年下降,2020年下降到2.56,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属于较高水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显著偏高,占全国收入差距的比重约27%,而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士、芬兰、加拿大等还不到10%,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均不超过20%”。按这种说法,中国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存在的问题比菲律宾和印度还要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中国城乡差距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呢?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比重比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还要高,关键原因是,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使中国农村不存在大土地占有者,所有农民都有承包地;而且国家为了保证农民有退路,将农村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保障,禁止土地不可逆流转,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就是说,中国农村没有大地主,也不允许城市富人下乡,而因为所有农户家庭在农村都有承包地、有宅基地、有住房、以及有村庄熟人社会关系,村庄就成为基本保障,是他们进城的基地。在当前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进城定居,成为城市居民,一般农户家庭青壮年劳动力也进城务工经商,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留在农村的大多是相对弱势的农户家庭和相对弱势、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弱病残群体。这些留守农村的老弱病残群体因为仍然有土地、有住房、有村庄这个熟人社会、有自己的家乡,才可以过着体面的生活。实际上,全国农村的农民生活质量一直是在改善的。大部分留守村庄的农民不进城,是因为他们缺少进城的能力,以及他们仍然有待在村庄的权利。

从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数来看,农村居民的收入因为限制城市资本下乡而没能提高。中国城市化是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进城,相对弱势的农户留村,这就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而降低了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这样来看,当前中国限制城市富人下乡的政策和快速城市化本身,造成了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高的原因主要来自这里。

不过,中国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以及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进城,对于农民来讲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城市有更多的机会,农户进城后,就会让渡之前在农村的获利机会,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户就可以借此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在农村的获利机会,从而提高收入水平。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给留村农户更多获利的机会,这些农户也就不必在缺少进城能力时被迫进城。尤其是农村中老年人缺少在城市就业的能力,他们留在乡村,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有农业就业和因此产生的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劳动让人充实,与土地结合起来才可以让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变得丰盈。这样看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然偏高,却给了留守农村的相对弱势农户和农民更多机会,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再来看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中国不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村地权都是严重不平等的,绝大多数土地都是地主占有的,且国家并不限制包括城市资本在内的一切资本对土地的集中(或买卖)。土地私有制和土地集中将农村最弱势农民驱赶进城,迫使他们流落在贫民窟中。因为富人下乡和穷人进城,这些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没有中国高,却没有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因为这些国家的穷人丧失了家园,城市大规模贫民窟也成为社会发展之癌。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农户优先进城,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户和农民仍然要依托农业和农村获得收入机会。这时,保护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户和农民在农村的获利机会、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与农民争利,尽可能让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农村获利机会留给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户和农民,就是一个大智慧和大优势。越来越多的农户有能力进城且定居,让渡更多农村农业获利机会给留守农村的农户和农民;留守农户与农民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增加获利机会,收入水平也将逐步提高。这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最终将实现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与区域差距

共同富裕不仅要缩小城乡差距,还要缩小区域差距。目前中国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任重道远。“我国不同地区农村之间收入差距显著,而且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区域发展的整体差距。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靠前的5个省份和最靠后的5个省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2020年两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 1.75,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达到2.43。”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上海、北京7省(市) 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约5%,GDP却占据半壁江山。中国经济最不发达地区则集中在西部地区,按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序,最后5名分别是甘肃、贵州、青海、云南和陕西。东南沿海地区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出巨额GDP,且已经形成沿海城市经济带。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已是城市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虽然看起来仍然是农村的体制,但实际上沿海地区农村早已工业化了。中国百强县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有些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超过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正因为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规模极其庞大的城市经济带,乡村早已工业化了,这些地区具有的巨大的规模优势和聚集效应、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让沿海城市经济带不仅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所在,还是世界工厂的核心区域。相对来讲,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很难有工业化的可能,甚至中西部县域发展现代制造业的空间也极为有限。在对接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落后产能的基础上,中西部地区集中发展省会城市和以地级市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就可能发展出经济成长中心。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实质上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农村在内的城市经济带,这个沿海城市带内的农村实际上已是城市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农村已经城市化了;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即使是县城,也缺少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条件,县域经济的底层逻辑仍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当前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沿海城市经济带,包括中西部省会城市在内的区域中心城市。这些地区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是广义上的中国城市。而中西部地区部分相对较弱的地级市以及县域以下经济,核心逻辑仍然是农业农村,这一部分是广义上的中国农村。以此为背景来理解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就很容易理解地区差距所在。

东南沿海地区农村作为城市经济带内在有机组成部分,已经工业化了。农民在家门口就有大量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农户家庭一家三代都可以从中获利。也因此,农民不再种田,而将土地流转给外来农民耕种。因为乡村工业化了,农地非农使用产生土地增值收益,村集体建厂房出租,农户也可以出租房屋,从而农户就有较高的财产性收入。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不用租房甚至也不用到城市买房,家庭更不用分离,就可以从地方经济发展中获益。

而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农业能为农户提供的收入有限。所以,中西部地区农村开启了快速城市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到县城买房。从农户家庭策略方面来讲,农户家庭中年轻人进城,中老年人留村;为了跃升阶层地位,农户家庭还在县城买房以让子女在县城读书。农户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有限,务工经商收入主要依靠年轻人,子女在县城读书往往需要母亲或奶奶陪读。中西部地区农村显然不可能从土地非农使用中获得财产性收入。因为存在自给自足经济,中西部地区农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

从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方面来讲,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虽然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可以获得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收入,却只是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并获得收益。东南沿海地区在家门口就有充分就业机会,农户家庭几乎所有劳动力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得收益,使得东部地区农户家庭收入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户。同时,东部地区农户家庭不离村就业,本地就业的社会资本以及密集的地方经济为本地人带来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商业机会,都使得东部农村地区农户可支配收入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农村地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户可支配收入差距类似于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差距,这就是“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超过了地区间的整体差距和城镇差距”的原因,也是“农村内部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超过城镇居民”差距的重要原因。因为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产生了大量农民企业家,而中西部农村仍然有不少完全依靠农业收入的农户家庭。

由此看来,当前东部地区农村并非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未来。东部地区先行发展了,使得中西部地区农村丧失了再工业化的机会。浙江正在进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试验。浙江是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几乎全域城市化了,省域内的农村可以就近享受到二、三产业发展带来的各种机会,以及三产融合带来的机会。浙江省内不同市县以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比较小,居民收入差距也比较小,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都是最高的,原因是浙江工业化走在全国前列,已成为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核心部分。因为沿海城市经济带已经发展起来了,中西部地区乡村就失去了工业化的可能,也就不可能再复制浙江的经验。中西部地区农村只有通过高速城市化,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共同富裕的行列。

三、共同富裕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而是要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必然要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过,共同富裕只是未来的目标,是现在努力的方向,并非短时期就能实现。而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当前中国仍然有2亿多农户8亿多农民,其中有2亿多为已进城的农民工。不算进城农民工,农村仍然有5亿多居民。总体来讲,当前中国的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自农业与农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就与这5亿多农村居民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农民致富来讲,2亿多农户要靠20亿亩耕地上的有限农业收入致富,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从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角度来看,农业收入却十分重要。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户采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农户家庭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仍然务农,从农业获得收入与就业,加之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农户家庭的农业收入就十分重要。此外,还有一部分青壮年农民通过流转外出务工农户的土地而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他们成为农村真正的中坚力量。农业收入不仅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而且为进城居民提供了万一进城失败的退路。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有一个过程。只要农民城市化没有完成,就还有大量农民仍然要依托农业获得收入。当农业和农村仍然是农民的基本保障时,农业收入就不可能让农民致富,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就不可能立即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最基本前提是适度规模经营,即使按一个家庭农场经营200亩来计算,中国20亿亩耕地最多也只能容纳1000万个家庭农场。如果由资本下乡经营农业,农业可以容纳的农村劳动力就更少,可以为农民提供的致富机会也更少。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一定要以农民不再依靠农业为前提,农业现代化不能“驱赶”农民进城,而应当走在农民进城的后面。且农民进城后所留下来的农业获利机会,应当首先让渡给仍然缺少进城机会或不愿进城的农民,而不能通过政策支持城市资本下乡,以农业现代化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利益。农业现代化要水到渠成,不能急于求成。

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从目前来看,大部分农民转移进城并在城市安居大概还需要20年时间。在这20年时间里,农业不仅是农民收入的来源,而且要为2亿多农户提供基本保障和就业。中国的农业不仅生产农产品,保证了粮食安全,而且为中国2亿多农户提供了收入、就业和保障。人们常说,中国农业效率低,由5亿多农民来养活中国是个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看,就是20亿亩耕地的农业为超过中国人口三分之一的相对弱势、缺乏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民提供了保障,这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越多的农民进城并在城市安居,他们就让渡出越多的农业和农村获利机会,留守农村的农户就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增加收益,并因此可以采用更加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手段,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农民城市化完成了,留守农村的农民有了适度经营规模,在国家支农惠农政策下,农业农村现代化便会快速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有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才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有一些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比如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已成为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内在组成部分。乡村工业化了,农民有大量家门口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农业不再是农民的保障,农民将承包土地流转出去,村集体往往雇佣外地农民来耕种土地。因为本地农民不再种地,外来农民就可能开展适度规模经营,采取现代农业技术,容纳更多现代农业生产力,其结果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现代化自然而然就实现了。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农村实质上已是城市经济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农业农村现代化方案,与中西部地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并列比较。国家相关政策部门在推动中西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切实防止照搬东部地区的做法。

四、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全国形成了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格局,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也加大了投资力度,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总要求,投入真金白银,真抓实干,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不过,当前地方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存在将战略策略化的危险,尤其在当前强调共同富裕目标的语境下,学界与政策部门都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作为战略,乡村振兴目标的最终实现要到2050年,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时,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乡村全面振兴。到2050年还有近30年的时间,要经历6个五年规划,急于求成显然是不行的。

如前已述,农业现代化是以适度规模经营为前提的。当前中国20亿亩耕地为2亿多农户提供收入、就业和生活意义,耕地与农业可谓负担沉重。中国完成城市化以后,进城农民不再依托土地,中国20亿亩耕地将容纳大约2000万个家庭农场,不到1亿农民。这就是说,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民富”的农民,要由目前8亿身份农民下降到不足1亿的职业农民,而农业也要从担负基本保障功能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率,做强农业本身。

中国农民正在快速进城,农村美、生态宜居就存在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是在为了谁的生态宜居?农村美的主体是谁?农民是没有乡愁的,他们只有“城愁”,他们希望能体面进城,目前已在城市买了房的,还有房贷要还,之所以仍然保留了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是为了防止进城失败而留下退路。农民愿不愿意生态宜居呢?当然愿意,问题在于他们不愿在农村花钱。他们要进城安居,要还房贷,也确实花不起建设宜居村庄的钱。农民的收入水平无法支持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两边投资。因此,全国美丽乡村建设都出现了地方政府投资,农民却袖手旁观的现象。靠国家投资来建设美丽乡村,让农村美,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而当前全国各地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几乎都是政府投入资金打造的,当然也就不可持续,也无法示范。

当前时期,农民致富的机会在城市,只有大部分农民进城安居了,留在农村的职业农民才有可能从农业和农村中获得体面收入。在农村发展产业,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通过政策支持农村产业发展,从微观上看也许是有效的,但从宏观上看可能无效。在城乡关系正在重组的情况下,通过政策支持来打造农村产业兴旺的景象,将应当进城且正在进城的农民留在农村,只会加剧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困境,浪费国家宝贵的财政资源。

农民从农业农村中获得较高收入并变得富裕,是以仍然留村农民数量大幅度减少、多数农民都已进城为前提的。农民富,必须农民少。只有农民少了,留村农民才可能成为职业农民,农业也才可能现代化。从8亿身份农民到1亿职业农民必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进城或返乡或留村,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乡村振兴目标中农民富,当然是指职业农民富,这并不是将职业农民以外的其他农民驱赶进城,让他们在城市漂泊流浪,而是城市能容纳进城农民,让其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农民进城不再保留农村退路。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农民自愿选择产生的平衡。

乡村振兴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农民快速进城,城乡关系正在重组,一切都在变动中,乡村振兴切不可形而上学、静态思维,更不能将国家宝贵的财政资源用在搞形式上。

五、共同富裕与三轮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又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为前提。当前中国现代化进入深水区,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发展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众所周知,中等收入阶段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持续增长,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经济出现奇迹的关键是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从而分享了国际繁荣,也创造了国际繁荣。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保持稳定,原因之一是农村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稳定器与劳动力蓄水池。中国农村这个劳动力再生产基地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廉价又高素质的劳动力,让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的关键。同时,农业又为2亿多农户提供了收入、就业与基本保障。正是因为有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才有应对各种经济周期的法宝,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有办法变危机为发展机遇。简单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以小农户为基础的中国农业农村,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强大保障,中国借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伟大转变。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低端制造已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中国要由中等收入国家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必须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推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首先发生在城市,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也就是当前中国制造的核心区域。其表现就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腾笼换鸟和国家科技投入的快速增加。中国产业升级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换,并非就不再有“中国制造”的空间,而是将部分“中国制造”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一方面保持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产业价值链的升级,实现从“要素推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升级并非要消灭“中国制造”,而是在保留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同时实现产业价值链的向上攀升,通过“创新驱动”获得产业高附加值,从而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核心技术的掌握,都需要长期巨额投入,短期可能回报较少。因此,中国就需要将“中国制造”的利润更多投向“中国创造”,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高投入,必定会有全产业链的高回报。那时候,中国就可以不再受制于人,就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阶段,真正迈入高收入阶段。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一个艰难的转换期。成功转换,中华民族就实现了伟大复兴。在这个转换中,同时存在3种经济模式,即仍然以小农户为主的传统农业,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制造”和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中国创造”。目前阶段,中国的主要财富仍然来自“中国制造”。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制造”创造出来的财富,在改造传统小农户经济与推动科技进步之间如何分配?笔者以为,中国的优势就在于,小农户经济仍然具有活力,农村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因此,中国目前仍然可以更大力度来支持科技进步。等到科技进步取得决定性进展,再来改造传统小农、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按照中央部署,中国现代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目标的实现必定以科技进步取得决定性进展、核心技术不再受制于人、“中国创造”变成主流为前提。到了这个时期,就没有任何国家或任何人再能阻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了。第二阶段是建设强富美的美丽中国。再经过若干年努力,到2050年,中国一定可以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到2035年,基本现代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也就是“中国创造”能否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创造”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就是要从国际上进行艰苦突围,就是要超越欧美,这不再是量变而是质变,是决定性的战役。因此,中国创造是要有长期而巨大的投入,要担很大风险。“中国制造”的利润或国家资源投入的重点,就是用到科技进步上来。

相对来讲,当前中国农村的体制,为农民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基地,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农村可以继续保持活力,农业本身的保障性与经济性并存,也使中国经济具有应对危机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15年,一个相对不那么现代化的农村和农业,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小农户经济仍然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中国经济发展要坚持保持小农户经济、中国制造以及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三轮驱动,等到科技进步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时,再着手重整改造小农经济,建设强富美的中国乡村,就正当其时。


转自:《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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