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玲:中国基层治理研究转向及其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9 次 更新时间:2022-12-03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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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玲  

摘要:近来年,中国基层治理研究出现新趋势,研究者高度集中在简约治理、柔性治理、韧性治理、弹性治理、精准治理、微治理、智能化治理等方面。这种研究转向是对行政化、科学主义、形式主义治理等的反拨,也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治理资源的转换发展,是为了更好适应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不过,这些研究转向也存在不足,表现在一元化思维、理论色彩过重、一般性研究多、过于依赖西式现代化,需要从辩证思维、贴近基层实践、探索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等方面进行突破。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基层治理研究亟需建立中国的理论话语体系。



与国家治理相比,基层治理是一项基础性工程,越来越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对基层治理现代化做了全面系统具体的部署安排。近年来,中国基层治理研究也发生较大变化,形成新的趋向。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研究必须跟上国家战略发展布局,有前瞻性思考,以改变当前的滞后状态。 



基层治理研究新动向与新思路



长期以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成为基层治理实践和研究的重点,这对于突破感觉化、随意性、盲目性是有益的。但是,如何发挥制度优势,提高治理效能,是一个重要问题,其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是要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近年来,随着中国基层治理的快速发展,研究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不满足于既往的固化研究模式,倡导一种更有新意、动能、实效、可持续的理念与方法。概括起来,我国基层治理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转向。


一是简约治理。这是相对于繁复治理而言的。由于中国基层面临的问题复杂多样,许多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加之突发性事件增多,如采取繁复思维处理问题,极易陷入事务主义和形式主义,导致失效、低效和无效。简约治理重点在于“简”“约”,即所谓的“大道若简”“由博返约”“出神入化”。在基层治理中则强调放权、放小、放下、放心,避免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但结果什么都管不好,特别是贪权、用权、误权,都会导致治理失效、无效乃至失败。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简约治理即本着“把简单留给群众,把复杂留给政府”的理念,从纵向上突破层级化的政府体制障碍,横向上突破部门间的信息藩篱为目标,以简政放权提升办事效率,以窗口聚合实现服务优化,以信息沉淀推进流程简化,实现行政体制扁平化,行政审批简洁化,群众办事简便化。也有人将简约治理看成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我国基层善治的目标,强调协作机制和优化结构使基层治理复杂问题简约化。这两年有更多学者肯定“简约治理”在中国基层中的价值。欧阳静从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的角度,探讨实行简约治理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努力,简约治理是基于一个变迁和流动的乡村社会,其治理方式能自主、灵活地应对基层诸多无法预测的临时性、突发性和复杂性问题。此外,简约治理之所以“简约、高效”,是因为它在基层组织“权、责、利不对等”的治理困境下,能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千条线”的任务。简约治理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虽然一直受到基层治理研究的关注,但近年来得到如此集中的研讨是比较少见的,这反映了一种新的思考趋向和价值选择。


二是柔性治理。这是相对于刚性治理提出的概念,即强调人本主义、人性化、柔弱能胜刚强的价值。有人将“柔性治理”概括为多主体参与、多方式互动,非管控、科学化、法治化,空间治理的边界柔化,有温度的治理。有研究者根据乡村社会易发矛盾冲突的特点,提出通过“柔性治理”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邻避困境”的新路,这包括增强敏锐反应力、策略性、前置常态化。也有人希望将柔性嵌入乡村治理,通过沟通、对话、协商等,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认知理解,促进关系和谐。这是一个干群通过互动挖掘乡村内在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的过程。还有人从道德价值、激励机制、共同体意识角度理解柔性治理,认为是升级基层治理的有效途径。当然,也有人从权力、话语和技术理解乡村柔性治理的逻辑,并强调“乡村柔性治理的发展方向也应从强调基础性权力建设、建构农民‘公共话语场’和实施智慧化治理技术三个方面展开,以期实现政社良性互动和村社善治”。由此可见,柔性治理比刚性治理更灵活,也更重情感、文化、话语、权力等内在方面。柔性治理如水,它无远弗届、无所不包、攻无不克,是一种温柔的渗透方式,从而达到刚性治理难以达到的效果。


三是韧性治理。整体上看,“韧性治理”与“柔性治理”较近,但“韧性治理”偏于应对性、适应性、弹性,所以有的学者用“适应性治理”来表达。事实上,基层问题多,而且常常是千变万化的;基层治理又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这就需要有稳定的心态、应变的能力、坚韧的性格和忍耐的精神。因此,基层治理除了需要一股雷厉风行、迅速果敢的利落劲儿,离不开百折不挠的一股子韧性。有人从社会韧性、组织韧性、技术韧性方面,拟通过综合能力提升推进韧性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面对乡村公共卫生事件,也有人希望通过韧性改变乡村社会脆弱状态,包括建立纵横协调的应急治理结构,引入智能化治理等。有人直接用“数字乡村韧性治理”来破解乡村的脆弱性,认为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体现了秩序与发展的权力逻辑、利润与效率的资本逻辑、沟通与网络的技术逻辑、宜居与幸福的利益逻辑,因此,需要创新整体性、适应性、包容性、风险性、内生性的治理路径。还有学者认为,韧性治理是介于简约治理与复杂治理之间的方式,坚持可控的韧性治理,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基础上构建现代秩序,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更有人从生态环保学角度看待社区韧性治理,提出加强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制度韧性、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韧性智慧,强化平安社区的韧性之基,打造数字化转型的韧性工具。总之,韧性治理的关键是富有生命活力,具备抗压能力与应变能力,这在城乡基层风险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四是弹性治理。“弹性”是相对于“固化”“僵化”而言的,有弹性方有活力和生命力,这对于改变基层治理的刻板模式意义重大。有学者认为,乡村的弹性治理应从权力、话语、制度入手,增强国家基础性权力、家户公共话语体系、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耦合方面的治理弹性。甚至认为,简约治理下的乡村社会缺乏弹性,农民在乡村治理中参与度较低,话语权较弱。乡村治理虽然形式多样并能自主,但是缺乏弹性与韧性。另有人将枫桥经验概括为弹性治理,是应对基层治理复杂问题和不确定风险所采取的灵活、综合、整体之策,是中国经验生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理论。还有人认为,社会治理韧性的基本维度权力限度、结构密度、价值温度和目标精度。弹性治理强调的是可变动性、拉伸力、平衡感、张力效果,对于突破教条化、极端化、刻板式治理是有意义的。


五是精细化治理。关于精细化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了一句很形象的话:“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近年来对精细化基层治理的研究也获得较大发展。如有人从自治、管理、服务等角度对基层精细化治理进行概括,提出通过“技术+制度”启动智能化革新。另有人从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角度,探讨精细化基层治理出现的新动向,即“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缝隙治理对接。还有人提出,要利用互联网建立线上线下融合,强化党员下沉落实落细落地,在壮大社会组织与多元主体参与时,促进社区治理自治化、透明化、精细化、数字化。精细化的基层治理是为了将工作压实,避免粗疏、随意、马虎,以改变虚浮、缺席、空转的被动局面。


六是微治理。自从微信流行以来,“微自治”“微治理”就开始广泛传播,它对基层治理影响巨大。在中国知网检索,自2018年以来至今,仅在题目上显示关于“基层微治理”的文章就有近200篇。有人认为,微治理是实现社区治理精细化的重要途径,这种缩小治理单元的方式,方便有效又贴近群众,得到大家普遍认可。也有人为“微治理”增加了公共管理学意义的媒介内涵,注重“微场域”“微单元”“微参与”,以达到微治理目的。还有人提出,基层创新了“六微”治理,包括“家门、楼门、网格、小区、社区、全域”六个层级,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方式。微治理重在“微”和“小”字,与精细化治理的“精”与“细”虽然相似,但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七是智能化治理。从互联网、大数据、机器人等角度探讨基层治理,成为近年来另一研究热点。中国知网2020年以来这方面的文章就有近50篇,大多数研究围绕互联网技术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展开,从“智能”入手,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能,大大改变了传统观念,也实现了思维方式变革转型。


当然,以上方面并不能完全代表近几年我国基层治理研究的新动向。大体说来,可将之归结为三个研究路径:从繁复趋于简约,从刚性走向柔韧,从笼统转向细化。这表明基层治理开始由外到内、由粗到细、由制度到文化、由物质到精神的转换,反映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不过,以上几种研究理路与方式并不是绝对分开的,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也有因果关系和重叠性,还有矛盾、纠葛与悖论。



基层治理研究转向的原因分析



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的转向,与社会发展变化、基层实践探索创新、研究观念转换都不无关系。因此,应从更广阔的视野,以历史发展的态度、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来思考这一问题,以获得更加合理与内在的解释。 


在行政化、科学主义等影响下,需要更加灵活自主的治理,否则基层治理就会陷入被动甚至僵化局面。在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下,科学治理特别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基层治理受制于威权与规范,治理主体面临被动甚至丧失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困局。行政化是为了强化执行力,科学治理是为了运行的可控,然而,当主体不断被挤压乃至处于缺位状态时,基层治理也就不自觉受到异化。科学治理像机器一样,精准、快速、明确、统一、连续,但科学主义治理却无法在变迁和不确定的环境中有效运行,容易陷入“问题—组织—问题—更多组织的科层制增长循环”。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基层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乡村干部为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苦不堪言,长期处于“五加二”“白加黑”状态;不少地方还要求村干部实行坐班制,根本无时间也无力创造性开展工作。简约治理就是要打破这一行政化和形式主义重压,给基层治理主体松绑,包括放权、赋权、赋能、提效。因为乡村干部有其自身的工作方式,他们必须了解村情、民情、人情、人心。换言之,不少村干部可能与村民在田间地头交流,即可化解一些难题,如果非要让他们行政化和程序化处理一些问题,可能走向事物反面,甚至还会引起干群关系紧张,导致隔膜、对立甚至冲突。如果说,行政化与规范化是基层治理的凝固剂,简约甚至柔化治理就是化解之水,使原本固化甚至僵化的治理变得融通起来,并注入新鲜活力与动能。 


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高度重视与合理利用,有助于突破现代化特别是西方现代化的迷思,获得中国化的理解与价值。长期以来,中国基层治理不重视传统资源,主要以西方现代性作为遵从对象,这就带来不接地气和忽略历史传承的不足。中国古人云:“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如北辰之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是故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从也。”中国古代的简约治理重在德治和自我管理,也被看作为政得失的衡量标准。“观民气之静躁,而政之得失可知也;观政事之繁简,而治之隆替可知也。”“其政简者其政隆,其政繁者其治理替,此古今不易之理。”近年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基层治理资源成为一种研究趋势,如民本思想、非正式制度、家教文化等都被视为有价值的内容。有学者将简约治理视为中国传统基层治理方式,“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依赖由社区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清代利用准官员和纠纷机制进行地方治理的方法也许可以用‘简约治理’和‘简约主义’来概括”。这些研究思路和价值选择明显突破“现代化就是去传统化”的局限,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说,面对当下基层治理困局,从传统中寻找资源,简约治理、柔性治理、弹性治理等也就获得了合法性价值。


面对愈加丰富复杂的基层现实,一般治理特别是形式主义的治理很难奏效,需采取更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从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局面业已形成,中国基层治理也是如此,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如墨守成规或采取形式主义态度很难跟上时代步伐,更不要说很好地解决棘手问题。有学者认为,乡村事务具有极强的不规则性和差异性,如果仅仅依靠规范程序和专业化手段进行治理,其效果未必好。当前,形式主义成为基层治理的顽疾,如留痕治理、表格治理、承诺治理、一票否决式治理、上下一般粗的治理方式都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效、失效、无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工作要实打实干,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材料反映,一些地方为了做到精准识贫、精准扶贫,搞了一大堆表格要下面填写。一些基层干部忙于填写各类表格,加班加点,甚至没有时间进村入户调研办实事。”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应该说,为破除形式主义治理,简约治理、弹性治理、精准化治理等成为研究的突破口与治理创新的方式。


基层治理面临的风险挑战,决定了必须打破程序化、固化、僵化、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进入一个创新性的灵活治理体系。当前,党和国家将基层特别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就是希望进行科学、规范、有效治理,将“现代化”作为衡量标尺。但这不等于说在刚性原则下失去柔性,也不能一味地强调变通性、自主性、弹性功能作用。否则,这已不只是效率问题,更会失去纠错机会,甚至造成难以避免的巨大损失。近年来,基层群体性事件频发,突发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当前,基层常遇到“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如采取刚性甚至激烈的硬性方式解决问题,势必火上浇油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带来系统性风险。若通过柔性治理的运用,从追求绝对的社会秩序回归到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和维护,实现社会发展的弹性稳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顺利解决创造良好的环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当前,基层治理研究转向显然是基于时代社会发展,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有针对性地采取灵活有效创新办法,以突破各种惯性思维、固定模式以及路径依赖。对此,应给予充分肯定,也是值得思考、总结和推广的方式。



基层治理研究方式调整与发展



在充分肯定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研究转向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特别是存在的明显不足。这既与基层复杂的社会实践相关,也是新时代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没有对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把握和及时调整,基层治理研究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即使是那些突破性成果也会因自身的局限性导致研究的局限。


辩证思维是基层治理研究的准绳。目前,不论简约治理、柔性治理、韧性治理,还是精准治理、微治理,都有一种明显倾向,即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好像提倡简约就要忽略繁复,重视柔性就要否定刚性,强调韧性就要反对硬件,考虑精细就要拒绝粗放,喜好“微治理”就要淡化宏大治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容易陷入新的悖论。如有学者在探讨柔性基层治理时,就强调“指导决策的科学方法已变得可疑”,“刚性治理对于复杂问题治理的风险和成本越来越高”;在强调“韧性”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贬低了“刚性”与“科学”治理的价值。其实,柔性与刚性是相对而言的,可以相互补充,也有互相转换的可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与正误。这就需要采取辩证思维看二者的内在关系与优劣长短,从复杂关系及其相互转换中进行理解,以达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目的,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强调“柔性”时简单否定“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总之,在对待目前的基层治理研究转向时,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不能顾此失彼,要在辩证思维中进行调适,寻求一种发展中的平衡、稳定中的发展、继承中的创新、创新中的坚守。


国情、乡情、村情、民情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我国基层治理离不开世界发展和国家大局,但其特殊性、丰富性、复杂性不容忽视。基于此,基层治理研究不能停留于理念、概念,不能做跟风式的类型化研究,而要结合我国基层实情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研究。换言之,基层治理研究必须考虑国情、乡情、村情、民情,要从世道民心出发考虑问题,确立研究思路与价值取向,否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变成不接地气的书斋研究甚至是死研究。近年来,我国基层治理研究出现了结合实际接地气的研究趋向,但仍有不少停留在堆砌概念、凑热点和表面阐释,真正有独立思考和个性化阐释的研究较少。以简约治理、柔性治理、韧性治理、弹性治理、精准化治理、微治理等研究的高度集中为例,一面呈现好的趋势倾向,另一面有类型化的局限,真正能做到结合基层实际进行有深度的创新研究并非易事。如不少文章反复引用黄宗智的“简约治理”,但缺乏历史性、现实感、地域化的新解释,也未能将当前基层实际与中国古代进行区分,看到这一概念的生成逻辑、变动性与差异性。还有对于“柔性”“韧性”“弹性”等概念的理解,往往有些表面化和重复感,这是需要有所突破、深化和超越的。当然,也有学者做出了探索创新,给人不少启发。如有人提出“党政嵌入式韧性治理”,也有人用“折叠型治理”表述简约治理与科层治理的有效组合关系:“折叠型治理为在科层治理主导下嫁接简约逻辑提供了可能,也为在既有体制下不断拓展基层治理的活力与弹性提供了空间。”“一些被折叠治理的复杂性事务也可能被再次展开,在复杂性事务‘折叠—展开—再折叠’的循环往复中,部分制度、机制、机构与经验被保留下来,形成了人类公共事务治理的印记,堆砌成推动人类治理进步的‘褶子’。”这样的认识有深度,也是辩证的,与我国基层实际无缝结合。事实上,在我国基层治理中,过于偏向柔性或刚性、简约或繁复都不可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理念,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只有紧接中国基层特别是乡村社会的地气,基层治理研究才能发挥更大的效能作用。


系统性、协同性、智能化是基层治理的内动力。基层治理看似局限于一隅,但并非靠孤立、单一、简单方式可以达成,必须建立在全面系统、联动协作与智慧生成的基础上。因为与其他领域相比,基层治理更加丰富多样、牵扯面千头万绪、面临的矛盾复杂纠结,必须整合所有资源进行优化发展。近年来,在基层治理研究的转向中,有学者明确提出多元的协同共治思维:“问题不再是要简约治理还是要复杂治理的线性思维,而是简约与复杂的结构如何确定,简约治理与复杂治理如何携手产生高治理效能的协同性思维。”也有人提出乡村“刚柔相济式治理”。不过,不少探讨还没达到基层治理体系化程度,协同性不强,更达不到智能甚至智慧的程度。一些研究者过于强调单极化治理方式,特别是在重视和强调简约、柔性、韧性、精细之优长时,将与之相对或相左的治理价值降低了。如有学者将基层治理四个阶段(中国古代、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十八大以来),分别对应“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精细治理”,从而形成一种线性的发展轨迹。其实,这种划分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也缺乏历史的承继性,不符合基层社会实践,是一种单一的线性思维。因为系统性、协同性、智能化基层治理是当前的共性特点,是由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治理、精细化治理等的合力而成,是极具兼容性的治理格局。基层治理研究当然应从这样的视域和理论方法进行考察,才能避免单一化和以偏概全的局限。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是指导性的原则。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出后,一个重要原则和向度是中国方案,以避免陷入西化或概念化的困境。一是注重回答时代之问、社会之问、人民群众之问。不论以柔性、韧性、弹性,还是简约、精准,以及智能治理,都要落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切不可在一些概念中打转。目前,一些基层治理研究往往觉得换一种说法,提一个新概念,就可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这是需要注意并加以克服的。比如,简约治理是一个复杂概念,它既具有历史性,又是现实的,还具有未来走向,因此将之运用于基层就不能简单搬用古代概念,也要考虑其成长性与未来变化,更要从现实特别是解决现实问题着眼,进行科学辨析和有效运用。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基层治理研究不能忽略于此,更不能失去人的伦理与价值关怀。因此,在基层实行柔性、韧性、精准、智能化治理,除了技术层面,还有人的层面,是人性、人情、人心的智慧显现。以智能化治理为例,它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方式确实能解决基层治理的一些难题,并实现根本性甚至革命性突破和超越,但在强调其智力与智能的过程中,万不可非理性甚至放任技术力量,必须以智慧治理对之加以调节和运用。但在基层治理研究的转向过程中,更多人在强调柔性、韧性、弹性、简化、精准、微细、智能化治理时,人的现代化价值观还没有得到凸显,这是需要注意和加以强调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到精准化做事方法,他鼓励基层干部:“抓细,就是要对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一一回应,具体解决。”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不能机械地理解精准化治理,因为他还谈到系统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人”与“人的现代化”。因此,基层治理研究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只强调一点而不及其余,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结 语


指出当前基层治理研究出现的新动向,并不是否认其他研究的方式方法。其实,更多研究还是遵循着以往的学术惯性与理路不断地向前推进。在此,对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并做简单的补充说明。


第一,基层治理的创新性研究应得到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基层治理研究处于滞后状态,新的理论方法运用并不突出,这不但表现在国家治理研究方面,而是对于基层治理实践来说也是如此,大大制约了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水平。当前,基层治理研究出现的新动向是一个好的征兆,也从侧面说明新的动能与活力开始生成。但在此基础上,如何将创新性置于关键位置,以突破因循式或模式化研究,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第二,进一步拓展基层治理研究的视野。这既包括古今中外的打通,也是指跨越学科界限,还有各种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融通,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研究走出当前较为狭窄的格局。如简约治理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治理资源的运用,精细化治理、微治理、智能化治理主要是对新科技方法的运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视野。其实,简约治理在西方也有所表现,如奥卡姆的“剃刀”理论就强调简约主义,而中国古代也存在精细化、智能与智慧治理,如何在二者之间形成互动,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延展和深化的重大课题。 


第三,从基层实践出发深化基层治理研究。虽然近几年基层治理研究出现新转向,但有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一个最突出问题是从概念出发者多,真正能从基层实践中提炼出新问题的比较少。马克思主义被称为“实践哲学”,我们的基层治理研究也要深入实践,了解基层实际,研讨那些与老百姓相关的真问题,避免形成学者的自说自话与“圈内繁殖”。换言之,基层治理研究的新动向到底如何,除了在学者中间,也还需要在基层实践中接受检验。 


第四,推动基层治理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基层治理研究最大的短板是缺乏原创性,更缺少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没有建立中国式的基层治理话语体系。事实上,没有理论方法指导的基层治理研究很难行稳致远,更不可能提升基层治理的层次水平。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当匮乏,可推进的空间和发展潜能巨大。只有基层治理研究话语体系建构起来,基层治理才能发生质变和整体性超越。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坚实基础,基层治理现代化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因此,基层治理研究肩负着重大使命。新时代,如何在不断推动研究转型与创新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发挥研究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也就变得相当重要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转自:《东南学术》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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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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