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杰: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 次 更新时间:2022-11-30 21: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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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科学分析国情,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领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邓小平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所作出的具有历史性的贡献。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刻,我们纪念邓小平,缅怀邓小平,最重要的,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坚定、正确、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一、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最大的国情,就是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能否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是能否清醒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关键,因而也是能否正确地制定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前提。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对国情的认识比较清醒。毛泽东曾经思考过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我们党的头脑逐渐发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发生重大失误,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了正确认识国情的任务。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邓小平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全面分析和思考我国国情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点,确认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围绕这一判断,解决了有关国情的几个关键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而使我们党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建立在了比较清醒、准确、科学的基础之上。

   第一,确认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1980年4月,在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时,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981年,由他领导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此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作了一定的阐述。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充分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立论根据,说明了经济发展的战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任务。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第二,以初级阶段的判断为核心,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他认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所以,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1980年4月,在接受卢森堡记者电视采访时,他又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根据邓小平的有关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个基本特征。到十五大,江泽民又将其概括为九个方面,既坚持邓小平的思想,又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实际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准确的历史定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提炼和概括,使我们对国情的认识更加现实、准确、客观,也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第三,强调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关键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抓什么?从全局、整体、本质上把握,最关键的是要抓住主要矛盾不放。这是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最根本依据。邓小平指出:“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坚持了这一论断。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现阶段当然还存在着其他各种类型和不同方面的矛盾,它们构成一个总的矛盾系统或矛盾全局。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式解决不同的矛盾。但在所有这些矛盾中,主要矛盾是起基础和决定作用的。只有牢牢抓住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

   第四,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短暂的,而是将延续至少100年的时间。

   以往我们党也提出过一些发展阶段或发展战略问题,但思想上和实践上总是太急、太快,把发展阶段估计得太短,急急忙忙地要超越这些阶段,实现那些难以达到的不现实的目标,结果欲速而不达。总结这些教训,邓小平在设想未来发展战略时,总是考虑得比较客观、实在。他先后提出10年、30年乃至100年等不同的时间段,着眼于用100年时间使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根据邓小平的构想,党的十三大确认:“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论述十三大确定的初级阶段发展战略时,邓小平说道:“现在一百年已经过去三十八年,还有六十二年,所以说我们的路还很长。以后的六十二年,我们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在南方谈话中,他特别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十五大、十六大都坚持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确认“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考虑既着眼长远,思路开阔;又不急不躁,稳步前进;而且,有利于保持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有了最重要最客观的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之所以一再强调和坚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因为: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20多年来,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仍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仍居世界后列,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济效益较差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还有相当多的地区仍是不发达和贫困地区,科学技术的水平还不高,还有相当多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此外,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还有广泛影响。所以,直到今天,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认识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国情,仍然要坚持这一基本的判断。我们所制定的一切政策,仍然要从这一基本的国情出发。

   二、重大的贡献:领导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目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战略和政策,尤其是党的基本路线。基本国情与基本路线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高度重视解决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问题。通过拨乱反正,“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此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有了更加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他又进一步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领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首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曾经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痛定思痛,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抓紧时间,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78年9月,在视察东北时,他提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在工会九大上,他提出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战斗任务。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一建议以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提交给中央工作会议。代表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明确肯定“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并把它看作“政治路线已经解决”的标志。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同意,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虽然会议还没有能直接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但实际上已经停止使用这一口号。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全局性的意义深远的巨大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内容逐步作了精辟的概括。1979年7月29日,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他强调:“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我们已经制定出来了。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这样表述我们的这个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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