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史学界的广泛钦佩和敬重。正如刘大年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范文澜是以他的优异成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史上树立起了自己的纪念碑”[1]。

重温范老的著作，再次受到许多教益和启示，深为他的史学风格的特点和魅力所感染。

一、鲜明的“通史家风”气度

范老的杰出的史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他继承、发扬了中国史学上“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具“通史家风”的优良传统，在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有一段名言，他说：

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2]

章学诚的这段话，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史学的历史渊源和学术积淀。大家知道，自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撰成《史记》这部不朽巨著后，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和撰述境界就成了后辈史家学习和追求的崇高目标。尽管班固所撰《汉书》受到后世的极大重视，以至在隋唐之际就形成了“《汉书》学”，但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学发展史上，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还是要超出班固的影响。《汉书》受到重视，是因为它更适合于撰写朝代史即皇朝史的需要；而《史记》受到重视，正是它的历史思想和撰述旨趣的深邃。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史学上，有许多史家和思想家，不论其是否撰写过通史，他们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旨趣，都十分推崇并努力追求。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阐述了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和撰述旨趣，并对“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反复论说，再三致意，从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郑樵在评价司马迁、班固时，有所偏颇，即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上史学家“断代为史”的必要性。但是郑樵的“会通”思想及其所著《通志》一书，还是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章学诚评价司马迁、班固，在认识上比郑樵来得更深刻些。他说《汉书》是“方以智”，“智以藏往”；《史记》是“圆而神”，“神以知来”。这是把二者的特点都说到了。但是章学诚也并非没有倾向，他明确指出：“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3]毫无疑问，章学诚更重视史家的“通变化”。

我们可以认为，用章学诚的这些话来看待范老的治史及其成就，是非常贴切的，即在历史观点、内容详略、评价异同、轻重取舍、学风之严谨、类例之灵活等方面，尤其是“独断于一心”的见解，都显示出“成一家之言”的突出成就。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范老在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反映出了他的鲜明的“通史家风”。范老指出：

史学工作者不要自己跑到“禁闭室”里去坐“禁闭”。研究古代史的人，说我只读有关古代史的东西就可以，不必读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的人，也说我只读有关近代史的东西就可以，不必读古代史。这样想，就是自己坐“禁闭”。我们研究某一部分历史，着重地读有关这一部分的理论书和资料书，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读前前后后的历史，这就不对了。学古代史的读了近代史，学近代史的读了古代史，如果不读今天的历史，那还是在“禁闭室”里。[4]

范老用“坐‘禁闭’”这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研究历史而不通古今的弊病，犹如自己“画地为牢”一般。同时，范老也是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因为他并不反对史学工作者着重地“研究某一部分历史”；他所不赞成的是，用“某一部分历史”限制了自己对整个历史的视野。我理解范老的本意是：希望史学工作者在着重“研究某一部分历史”的基础上，还要努力开拓历史视野，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前后联系和古今贯通的客观逻辑。这样，在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上就会更全面、更深刻、更“自由”。按照范老的比喻来说，就是可以从“禁闭室”里走出来了。当今，研究历史有越来越细化的趋势，比之于“古代史”“近代史”的“画地为牢”似乎更为突出。范老的这些话，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在历史分期上的独立见解，可以说是在理论意义上反映了范老的“通史家风”，是对古代“通史家风”的重大发展。《范文澜全集》第十卷收录了范老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论文和演讲有：《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1940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55年）、《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56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56年）；此外，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3年修改稿）一文中，第四、五、六共三节，是讨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的。这就是说，在二十多年中，范老始终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范老在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实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第一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范老讲历史分期问题，都是从根本问题着眼，如经济状况、阶级关系、社会基本矛盾等。他论中国古代史分期，讲得很详细；论中国近代史分期，也讲得很详细，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在“通古今之变”上的长期追求。

指出通史编撰的艰难，反映出了范老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认识上的理性和勇气。范老研究、撰写中国通史数十年，对这项工作的艰难有深刻的认识。范老这样写道：

通史的工作是这样艰难的，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的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没有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避免地写成汉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5]

范老说的这些话，不仅对于写出一部好的中国通史是必要的，对于培养具有中国通史见解的史学家来说，也是必要的。在范文澜之前，梁启超曾讲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先把各种“专史”做好了，然后就“可以把一部顶好的中国全史做出来”[6]。但是范文澜所讲的，比梁启超讲的要深刻得多。一是范老强调了局部同全局的辩证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二是范老指出了撰写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历史的重要性。这是他数十年研究和撰写中国通史的感受和经验，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为人民写通史，反映了范老崇高的历史使命感。范老曾满怀激情地写道：

中国人民需要好的中国通史，这是因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一直在创造着自己的祖国，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既然是自己创造的，产生热爱祖国，热爱历史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今天人民革命胜利了，劳动人民真正当了自己祖国的家，对自己祖先创造历史的劳动和伟大，特别感到亲切与尊敬，要求知道创造的全部过程，为的继承历史遗产，从那里吸收珍贵的经验，作更伟大更美好的新创造。

……我希望全国史学工作者，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下，同心协力，为写出一本好的中国通史而奋斗。[7]

从这里，可以看出范老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

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到1999年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百年之中，几代中国史学家为了写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通史，倾注了不可估量的心血。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兴盛成为史学家们精神的动力、力量的源泉。范老所说的话，也可以被看作几代史学家心声的反映。

二、在史学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

范老史学风格的又一个重要特点，表现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的特点，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范老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通史研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一个里程碑。正如蔡美彪先生所概括的那样：“本书的编写宗旨和特定的需要，都要求编者不能沿用旧有的历史著作或教科书的编写成例，而必须自辟蹊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等学者曾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也有一些专论刊布。但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整个历史的全面贯通的著述，还是前此所未有。范文澜曾说：本书属于‘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的历史’。”[8]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通史简编》是科学的中国通史撰述的开山之作。

范老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范老在中国历史方面有深厚的造诣以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1959年，范老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演讲中指出：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9]

范老这里说的“神似”是马克思主义，而“貌似”则是教条主义。他用“神似”和“貌似”来做比喻，既深刻，又形象。这使我想起刘知幾这位唐代的史学批评家说过的一段话，他认为，学习前贤，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貌异而心同”，即形式上有差别而思想上是相通的，这是从本质上学习了前贤；一种情况是“貌同而心异”，即形式是相同的而思想上却相差甚远，这是从表面上学习前贤，真正要学习的东西并未学到。他认为，学习前贤，应该是“貌异而心同”才好，即形式上有所创新，而思想上却是相通的。[10]清人章学诚在论及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演变时写道：“《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1]我们可以把章学诚说的“形貌”理解为“貌似”，把“精微”理解为“神似”。在章学诚看来，《左传》和《史记》，一为编年，一为纪传，形貌大不一样，而史家旨趣却相近。反之，《汉书》和《史记》同为纪传之书，形貌相同，而史家旨趣却相去甚远。以上刘、章两位史学批评家所论，对于我们理解范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思之甚深，有很大的帮助。

我认为，范老用“神似”来比喻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学好，学到手，而且也能运用得当，是他的深刻体会的反映和概括。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全书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所以本书出版后，既反对了‘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两个方面取得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成就，开一代之学风”[12]。读范老的历史撰述和他的有关言论，对我们今天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使命感

范老十分强调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一部中国史学史表明，史学同社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史学同政治也有紧密的联系。

范老是一位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史学家，他力倡史学应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先进的史学为社会进步服务。1958年，他撰写《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文章。对于这个提法，今天仍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认识。但是范老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强调重视史学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有针对性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他批评史学脱离社会的现象是一种“衰暮的现象”，是在“象牙之塔”研究历史的现象。

为了说明史学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同政治的关系，他例举了《春秋》《史记》《资治通鉴》这三部影响很大的史书，指出：《春秋》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范老是西周封建论的主张者）；《史记》的《今上本纪》《平准书》《封禅书》批评汉武帝，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哪一条不是谈政治的？”因此，他认为：

这三部最著名的史书以外，不论正史或野史，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正史叙述一个朝代或若干朝代的政治活动，在叙述中就含有写作者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赞、评、论、史臣曰等等的专为褒贬而作。[13]

他还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人物章太炎、刘师培等，并无学术应该和政治分离的说法。

范老所反复强调史学与政治是有密切联系的这一论点，是十分正确的。在当今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史学应当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史学不应同政治有任何联系，甚至认为史学与意识形态无关，等等。这些观点，从史学史上是很难找到充分的根据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史学家和政治》；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论唐太宗和历史学》，都是试图阐述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以及人们应当怎样处理这种关系。我始终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史学工作者不应采取否定的或回避的态度，而应做深入的研究，从中找到合理的答案，以有利于史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儒法斗争史”的宣传，那已经不是史学，那是政治，是披着史学外衣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之下，史学家被打倒，史学被践踏。在这一点上，我们确有认真思考、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正因为如此，重温范老的这些论点尤为必要。

四、质朴平实的文风是范老史学风格的又一个特点

范老的著作，语言朴实，易懂，而说理十分深刻，这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本书采用口语文体，力求做到明白易懂。由于著者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行文造句，独具风格，一洗教条主义‘洋八股’的积习，富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读来引人入胜。”[14]

范老把古人的经验同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给后学指出写好文章的“诀窍”，强调文史应有适当的联系，强调写文章、学文章、读文章的相互联系。他指出：

近代文史分家是应该的，因为文史各有广泛的领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就是写出文章来，应该切实些、清楚些、简要些、生动些，一方面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所要说的话，另方面使人看了不讨厌。

……

写文章就得学文章，学文章就得读文章。清朝的戴震是个大考据家。考据家写文章难免写得罗罗嗦嗦干燥乏味，桐城派的方东澍，嘲笑考据家的文章是豆腐白菜帐，不是没有理由。戴震这位大考据家，却与众不同，在他的年谱里，说他选出《史记·项羽本纪》等十篇，圈圈点点，读得十分认真。我们也应该这样做。[15]

范老批评的现象，现今还是存在的。模仿西方学者的语言，完全不顾及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公众的语言环境，写出来的文章，让人读不懂。这不仅不符合正确的学风建设，也违背了“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精神实质和优良传统。

范老举戴震读《史记》为例，以提高文字表达的修养，这使我想起了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任系主任时，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提出熟读《史记》纪传20篇左右的要求，可见古今名家的思想是相通的，他们倡导的方法也是很有道理的。

五、虚怀若谷、积极进取的高贵品质和自强精神

范老作为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从不居功自傲，而早在1948年、1951年和1953年，就不断地检讨《中国通史简编》的错误。按范老自己的说法，一是理论上的错误，即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二是方法上的不当，认为“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这些话，读来令人感动。对于《中国通史简编》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我们都可以从时代、从作者本人的具体情况得到合理的说明。重要的是，范老的这种品质和精神，却是后人难以学到的。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大多具有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郭沫若不断检讨自己在历史研究中的失误，是人们所熟知的。侯外庐把“执行自我批判”作为他的治学宗旨之一，也是为许多人所了解的。贤者已逝，来者如何？我想，凡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者，不论做出怎样的评价，都不应忽视他们的这种品质和精神，并从中受到教益。范文澜作为杰出史学家的人格风范，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怀念。

[1] 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刘大年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6页。

[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0～471页。

[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4] 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6页。

[5] 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7页。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6页。

[7] 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7～78页。

[8] 河北教育出版社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9] 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08页。

[10]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八《模拟》，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19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50页。

[12] 河北教育出版社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13] 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23页。

[14] 河北教育出版社编：《二十世纪史学名著叙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15] 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