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14 次 更新时间:2023-08-27 00:49

进入专题: 史学评论  

瞿林东  

史学评论是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学评论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这样一个领域,很有必要进行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这里,我简略地说说有关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几个问题。

一、史学评论的渊源

这里说的史学评论,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不同于人们对史事或一般历史人物所做的评论,即史事评论。其实,如若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话,上述两种评论都可以被称作历史评论。不过为了便于讨论问题和说明问题,还是把它们略做一点区别为好。

从中国古代史学来看,史学评论是在史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的。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这是从《春秋》的内容和它的社会作用来评论的。但这只是孟子在同别人讨论问题时顺便讲到的,还不能被看作一种自觉的史学评论。

自觉的史学评论,大致以司马迁为开端。司马迁在讲到先秦史学时,评论《春秋》是“王道备,人事浃”[2],同时也说到它的断限、文辞、体例。这种史学评论,就带有一定的自觉性了。后来,班彪、班固父子为了证明他们变通史为断代而著汉史的正确,对《史记》做了全面的评论,这可以从《后汉书·班彪传》所载的“《史记》论”和《汉书·司马迁传》的论赞里看到。他们的评论不仅有一定的自觉性,而且还带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以上这些,都是就一部史书所做的评论。两汉以后,这一类评论还有很大的发展。

南朝梁人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一书,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流传很广,为许多人所熟知。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其实,这部书的价值并不限于文学批评方面,它在中国史学评论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文心雕龙·史传》篇是一篇精湛的史学评论文章,它不只是就一部史书而是从整个史学全貌来做评论的,涉及史学源流、史书优劣、史家旨趣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他如《颂赞》《谐隐》《诸子》《论说》《封禅》《练字》等篇,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涉及史学评论各个方面的问题,同样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史学评论的专书产生于唐代盛世,这就是刘知幾所撰的《史通》。《史通》在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和启发,它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史通》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评论史书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例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评论了唐初以前的史学,这种评论虽然主要是从史书的体例(尤其是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入手的,但全书也涉及了史学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刘知幾对以往史学做总结性回顾的自觉精神,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和他的同代人。他在《史通·自叙》篇里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可见,刘知幾在撰写《史通》时,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司马谈曾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司马迁也讲过:“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3]这些话,反映出史学家对历史记载、历史撰述的自觉认识。从司马氏父子到刘知幾,史学家的这种自觉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它表现为对历史记载、历史撰述这件事情的重视,更表现为对史学工作本身进行回顾、改进和提高的重视。这两种自觉认识是有联系的,是相互促进的,它们反映了史学家对史学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自宋迄清,史学评论有了更大的发展,主要标志有三条。第一,史学评论著作的数量越来越多了,以致《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序说,此类著作“栋至汗牛”。第二,史学评论作为史学工作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至迟在南宋时已被确认。譬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史部里已独立标出“史评类”。高似孙的《史略》一书著录群史,“品其指意”,其卷1“诸儒史议”一目,举扬雄以下20人对《史记》《汉书》的评论;卷4有“史评”一目,与“史典”“史表”“史赞”“史例”等并立。《四库全书总目》于史部单列“史评类”,就是继承了宋人的传统。第三,出现了优秀的、带总结性的史学评论著作,这就是章学诚所撰的《文史通义》。《文史通义》在比较广泛的领域里,就一些史学理论问题于古今得失的评论中阐发了作者的见解。这些见解,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超越了前人。章学诚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把他比作刘知幾,而章学诚是不同意这种比喻的。他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两途,不相入也”[4]。从重“史法”到重“史意”,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发展的一条明显的轨迹。

二、史学评论的作用

关于史学评论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家历来都是看得很重的。刘知幾在讲到《史通》的撰写目的时写道:

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5]

这几句话,可以看作刘知幾对史学评论的作用的一个概括性看法。首先,史学评论的直接作用,是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刘知幾对唐以前史学“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的现象。从刘知幾当时的环境来看,他说的“其义不纯”,至少应包含史书编撰体例和史书编撰工作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其次,在刘知幾看来,史学评论还会触及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所谓“上穷王道,下掞人伦”就是这个意思。《史通》是不是真的涉及“王道”“人伦”呢?从它不赞成《史记》为项羽立“本纪”[6]、为陈涉作“世家”来看[7],从它宣称“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8]来看,从它主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9]来看,又从它说的“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来看,《史通》的确涉及广泛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把史学评论的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以前还不曾有过。

中国古代的学术史著作是极重视评论的。这种评论,对历史上的学术流派、学术思潮有一种“分别宗旨”的作用。黄宗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是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10]可见,评论之于“分别宗旨”的这种作用是多么重要。

章学诚说,他的《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11]。又说,《文史通义》中的《言公》《诗教》诸篇,“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12]。把史学评论看作具有“辟其蓁芜”“开凿鸿蒙”的作用,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不是的。如若我们认真地把《文史通义》读上几遍,把它提出的一些问题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它确实提出了不少前人没有提出的问题。例如,它提出的记注与撰述的区别以及“智以藏往,神以知来”“体方用智”“体圆用神”的思想,通史有四体、六便、三弊的思想,“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的思想[13],等等,都带有理论探讨的性质,且多发前人之所未发。章学诚的那种自信,不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在刘知幾等人看来,史学评论对于考察一种史学现象、纠正不良的史学研究风气,对于爬梳纷繁的学术流派的“宗旨”、指明后学“入门”的途径,对于着重在“史意”上提出新的问题,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对于关乎社会生活的“王道”“人伦”的影响等,都有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的具体表现,刘知幾概括为这么几句话,就是:“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14]史学家如果不对史学工作做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思考,是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史学评论著作的,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所谓“贯穿”“网罗”“商略”“发明”的作用。如果这个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三、史学评论的标准

既有评论,必有标准。中国古代史学家关于史学评论的标准,虽然明确的说法不多,但他们的不少论断,还是与此有关的。

班固评论司马迁的《史记》,大致包含这几个方面:在对文献材料的运用上,说它“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但也肯定作者的“涉猎者广博”;在历史观点上,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在表述形式上,说它“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在撰述态度上,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几个方面,其实就是班固评论《史记》的几个标准。刘勰虽然不是史学家,但他的《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赞曰”说的“善恶偕总”“腾褒裁贬”“辞宗丘明,直归南、董”,也是把史书的内容、褒贬、文辞和书法(指作史态度)作为史学评论的几个标准看待的。

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明确地讲到史学评论的标准的,是刘知幾。刘知幾论史才、史学、史识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旨在说明“史才须有三长”[15],因而史才难得,但实则已讲到评论史家的标准了。刘知幾还把史学家的工作划分成三个等第:第一个等第是“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如董狐、南史;第二个等第是“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第三个等第则只能做到“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的史官史佚、楚的史官倚相。[16]这个看法,直接提出了评论史家的标准,可以看作他的“史才须有三长”论的极好注脚。此外,他在《史通》的《采撰》《言语》《叙事》《直书》《曲笔》等篇中的论述,也都关系到评论史书和史家的标准。

刘知幾的“史才须有三长”的论点,在宋人那里又被进一步具体化了。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是一本讲考异的书,但这书的序文却明确地提出了评论史书的标准。吴缜写道:“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事实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他认为评论一部史书的优劣、高下,要看它是否具备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基本条件。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可以认为是一部好的史书;否则,就不是一部好的史书,甚至根本不能称之为“史”。是否可以认为,吴缜讲的“事实”,相当于刘知幾说的“史学”,而“褒贬”相当于“史识”,“文采”则相当于“史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缜对于这三个基本条件,并不是做并列的或同等的看待的,而认为三者之中以“事实”最重要。他说:“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吴缜把搞清事实,即“事得其实”,作为撰史的基础和评史的主要标准来看待,显示出他在史学评论上的卓识。

然而,无论是史才、史学、史识,还是事实、褒贬、文采,它们之间的关系毕竟是不可分割的,这就要求人们在评论史家或史书的时候,要有全局的观点。这个思想,在刘知幾、吴缜来说是都有的,而在章学诚那里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书有很丰富的关于史学评论的见解,如他的“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17]的论点,“临文必敬”“论古必恕”[18]的论点,“言以声其心之所得”“立言之要,在于有物”[19]的论点,“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20]的论点,“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21]的论点,以及上文说的“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22]的论点,等等,就是对史学评论各方面的标准做综合考察的典范。我们说《文史通义》是古代史学评论的总结性的著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

前人这些直接或间接涉及史学评论的标准的见解,在今天来看,并不都是完全适用的。例如,他们讲的“褒贬”,跟我们说的历史评价就不是一回事;他们讲的“事得其实”,跟我们说的实事求是亦不可做同等的看待;他们讲的“史德”,跟我们今天说的史德,在阶级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等等。但是,他们的这些见解,作为史学遗产中的思想资料,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可以启发我们在史学评论方面做比较开阔的思考:有的,可以赋予它以新的含义,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有的,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今天所用,并使其得到新的发展。这对于活跃史学思想,繁荣史学评论,推动史学工作有很大的好处。

[1]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2]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9页。

[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5]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292页。

[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二《本纪》,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页。

[7]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二《世家》,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页。

[8]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9]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6页。

[10]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1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12]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再答周谷论课蒙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8页。

[13] 以上分别见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易教上》《书教下》《释通》《史德》等篇。

[14]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2页。

[1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年。

[1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2页。

[17]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1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页。

[1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理》,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7页。

[2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9页。

[2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2页。

[2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

    进入专题: 史学评论  

本文责编:chendong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5693.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