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被誉为“新史学宗师”。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其所著《中国通史简编》观点新颖，视野开阔，规模宏伟，风格独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无须讳言，范文澜的通史叙事有鲜明的时代印痕，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其地位不可抹杀。
一
范文澜，初字芸台，改字仲沄，出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北大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章太炎门生、著名音韵训诂学家黄侃和陈汉章，攻读中国文学、文字学、语言学。毕业前还就教于经学名家刘师培。他当时的志趣是“追踪乾嘉”“笃守师法”，以专精训诂考据为己任。1917年夏毕业后，他被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聘为私人秘书。是年11月离开北大，先后在沈阳、汲县、上海等地工作。如蔡美彪先生所言：“他是新文化运动以前在北大学习传统国学的最后一班学生，并且是公认的高才生。” [1] 1922年9月，范氏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邀，赴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兼南开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包括《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和国学要略。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其《文心雕龙讲疏》，得到学界名流梁启超的赞赏，梁氏为此书作序曰：“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 [2] 此书出版后很快受到学界重视，范氏也自此崭露头角，赢得了学术声誉。大约在1926年下半年，范文澜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朴社” [3] ，并出版《诸子略义》《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等著作。这些著作常引录北大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先生的讲论，继承北大国学传统，范氏可谓“当年北大国学的集其大成的继承人” [4] 。
早在1925年，范文澜已然逐渐开始由书斋学者向“左”倾革命者的转变。 [5] 他走上街头，投身五卅反帝游行，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籍。1926年他开始阅读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5月天津警察当局派人拘捕范文澜，他得张伯苓协助避走北平。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范氏随即失掉党的组织关系。但他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等进步组织。1930年9月以“共党嫌疑”被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由蔡元培和其他大学教授联名营救，两周后获释。1932年范氏受聘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次年出任院长。他的住所成为北平地下党组织与左派人士的秘密联络点。1934年8月，范氏再次以“共党嫌疑”被逮捕，解往南京警备司令部拘押。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出面交涉，由北大及北平各大学教授24人联名保释，1935年1月范氏出狱。 [6] 此后，他的“学风与文风为之一变”。1936年出版《大丈夫》一书，描述历史上25位民族英雄的壮烈事迹，激励民族精神。此书的出版“在范文澜的著作生涯中是一个转折”，“为尔后《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写，开拓了先路”。 [7]
1936年8月，范文澜赴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他在遂平县办抗日训练班，并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 [8] 他辗转活动于嵖岈山、竹沟、信阳等地，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 [9] 。在此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夜间伏在小灯下读《联共党史》和《斯大林选集》，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札记” [10] 。1939年9月，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初，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决定让他转移至延安。1939年11月，范文澜携带刘少奇致毛泽东的亲笔信，自河南奔赴解放区政治中心延安。几经周折，他于1940年2月到达延安 [11] ，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其时中共中央正准备全党整风，毛泽东号召研究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范文澜即奉毛泽东之命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以满足干部学习之需。当时党内史学家不乏其人，为何此前主要从事经学、古典文学研究的范文澜被毛泽东看中而委以撰写通史之重任？这或许与范氏身兼“新”“旧”不无关系，他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有对新学的精到领会，并在实践中服膺马克思主义。如齐思和所言：“范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是一位博通的学者，而对于唯物辩证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来领导这个研究工作自然是最适合的了。” [12] 也有学者指出，范文澜之通史撰著，得力于其早年的经学训练甚多。 [13] 此外，范文澜与毛泽东在精神气质层面的契合也不可忽视。许冠三认为：“范文澜的史学思想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论，它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亦如毛泽东思想之于马克思主义。” [14]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着力反对教条主义，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文澜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积极践行者。
范文澜组织研究室人员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人着手编撰，具体分工为：范文澜负责第一编，佟冬、尹达、范文澜负责第二编，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负责第三编。这种集体合作并非易事，领衔者需要具备相当的资历和权威。范氏此时虽然已在主流学界有一定声望，但毕竟到延安未久，历史研究室资历较老的杨绍萱、谢华就拒绝参与。关于撰写过程，各人回忆略有出入。叶蠖生回忆：“在不长的时间内，大家都陆续交出了初稿。但因为事先并未讨论出写作大纲，各人的作品不仅文风各异，而且处理历史的观点也各有己见，要加以统一相当困难，这使范老很为难。只有金灿然一人，严格按照范老要求，只作材料札记，不作条理论述，范老认为这对他还有点帮助。既然无力统一初稿，范老就决心由他个人独力编写。” [15] 佟冬的回忆则是：“大家编出资料长编后，交给范文澜同志统一修订。资料越搜集越多，书的分量越写越大。” [16] 自叶、佟二人的回忆来看，范文澜最初的设想是仿效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做法，让其他人仅作资料长编，而由他来统一撰写。但实际上除金灿然外，其余各人并不止于编纂资料，而着手撰史并有所论述，以致文风、观点各异。此即范氏所言：“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中宣部索性叫我从头写起。” [17] 可见此次分工协作、集体撰著的尝试并不太成功。
范文澜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于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撰成约60万字的书稿，1941年5月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上册，1942年出版中册。出版后风行一时，广受欢迎。10年间先后有8种版本刊布。 [18] 此书出版时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实际上“是由范文澜独立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 [19]
《中国通史简编》作为中国通史的典范之作，自出版时起便广受瞩目，1949年以后更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扛鼎作之一。但《中国通史简编》撰著于革命战争时期，延安资料匮乏；且以全新的视角、观点来撰通史，缺乏既有专题研究成果的凭借，只能自辟蹊径；加之以不到两年时间仓促撰成，难免因陋就简。进入北京后研究资料条件大为改善，范文澜作为延安史学的领军人物，对于撰写中国通史期许颇高，对《中国通史简编》自然不能满意。1951年，范文澜在中宣部机关所做讲演中对《中国通史简编》做了措辞颇为激烈的自我检讨。笔者得见其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检讨手稿两种。一是原拟题目为《反历史的〈中国通史简编〉》的手稿，后改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简编〉》，最后改为《割裂历史的〈中国通史简编〉》。二是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检讨》的手稿。范文澜的自我批评过于严苛，将《中国通史简编》说得几乎一无是处。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看过《〈中国通史简编〉自我检讨》的列印稿后给范回信曰：“文澜同志：你的文章，略有修改……我想，如果能在文章中把你的通史的‘光明面’也提出一些，或者写在后头，则可以更为完备些。” [20] 此讲演记录后以《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为题发表于《新建设》1951年第2期。范氏着重检讨了两个方面：一曰“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二曰“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 [21] 范文澜同时向学界广泛征求意见。笔者从有关文献中曾得见夏鼐、郭宝钧、安志敏等考古学家对《中国通史简编》中涉及考古的内容所提意见之手稿，其中夏的意见3页，郭3页，安13页。唐长孺在1950年对《中国通史简编》做了细致校读，手稿《〈中国通史简编〉校记》达160页，所提意见颇为具体细致。 [22] 于此可见，范文澜对于通史写作乐于听取学界意见，孜孜以求其学术的完善。
范文澜将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后实际上为重写）作为首要工作全力投入。他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于1950年5月率先创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机构，并在所内设立“通史简编组”以全力从事《中国通史简编》之修订。 [23] 他自己也无疑将工作重心放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上。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所内同人“深入钻研”，要为“古代史、少数民族史、世界史、苏联史”等方面的研究做准备 [24] ，体现出他的宏大眼光和精到见解，即将中国历史放在古今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去观察和研究。这一构想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不过，近代史所的通史组一直以来研究力量颇强。在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范文澜强调“厚今薄古”的研究导向，在近代史所内部，也曾有人指责范文澜潜心撰写中国通史是“关起门来写书”，不能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25]
范文澜为撰写通史倾注全部心力。中科院建院之初，中宣部曾提名范氏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执意辞谢不就。 [26] 1953年11月15日，范氏致函吕振羽，表示中科院琐事太多，“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没有正式做过工作，我心里急躁得很，长此下去，我将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如果这样，我将死不瞑目”，并表示，如果中科院不能给予他充分的工作时间写书，就“决心离开科学院”而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他同时向吕提出了要求：“（一）除了参加党的会议及学习会有关学术的座谈会，其余的事，一概免予参加。（二）上面号召的大运动，给我尽先自我检讨的机会，我检讨完了并保证决心改正以后，即许我回去工作。（三）不担任任何学校职务，给一教员名目，使我能工作。（四）给我两三位助手，帮助我工作。我如能从北京带去几位，当然更好，不必再抽调您校的干部了。（五）必要的参考书，希望领导上批准购买。（六）给我夫妇二人生活费，最高不超过一个教授的工资。（七）不到校外去讲演，校内讲演最好也没有。允许我有推辞之权。” [27] 1959年后，他患心脏病，医生劝他休息，他却感到时不我待，坚持带病工作。 [28]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作不得不中断。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传话，表达对范文澜继续撰写通史的支持。范氏非常兴奋，在病中仍以坚强的毅力着手安排，计划五年内完成全书。 [29] 他为撰写中国通史可谓呕心沥血，惜乎天不假年，其通史撰著未竟全功。1953年完成全书“绪言”和第一编（战国以前）之修订，1957年6月完成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编（隋唐五代十国部分），总计约110万字。出版时虽题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但实际上并非简单“修订”，而是重新撰写，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题为《中国通史》。
二
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研究中国历史，并非范文澜首创。郭沫若曾率先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社会史论战中也产生了一些专论，但多因缺乏历史材料的搜集与论证而失于空洞。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将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贯彻到整个中国通史的书写之中。其在理论观点上确实“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 [30] ，同时亦通过丰富的史实说明了各个社会阶级的真实状况。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31] 。将范著通史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论著代表，应该当之无愧。
立场、观点鲜明，背后贯穿着强有力的理论框架，是范著通史的一大特点。延安时期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已然体现出前后一贯、逻辑自洽的系统性。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中国通史简编》颇为重视经济史，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论述大的政治形势及思想文化变动时，亦往往着眼于寻绎经济因素，从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的变化来加以说明。据范文澜自己的总结，《中国通史简编》与“旧的以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观点来写的历史书”的本质区别体现在以下四点。其一，以劳动人民为历史的主人。其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阶段。以社会形态理论划分历史分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大特色，中国史学界围绕这一分期方式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论争。范文澜是“西周封建说”的代表人物，1940年年初即在《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明确提出赞同“西周是封建社会”，并予以详细论证。《中国通史简编》即以西周为中国封建社会之始，并将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从西周起至秦统一为初期封建社会，秦至南北朝为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隋唐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其三，强调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其四，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 [32] 这几点确为《中国通史简编》的特色所在，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阶级观点”。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纳入对立—冲突、矛盾—斗争的模式，以劳动人民为历史的主人，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和动力，皆为阶级观点的体现。在《中国通史简编》的论述中，不仅朝代更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王莽、王安石变法是为调和阶级矛盾，儒家思想的支配地位、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从阶级斗争中寻求解答。
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以“阶级观点”为核心，以底层劳动人民为本位立场来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大力论述农民起义及其政权的正面意义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打破王朝体系和帝王将相中心的书写，对于以往的传统历史书写无疑具有相当强的冲击甚至颠覆意味。范文澜的北大同门金毓黻曾批评《中国通史简编》曰：“似此力反昔贤之成说，而为摧毁无余之论，毫无顾忌，又前此尚论诸家所未有也。” [33] 《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出版后，因其影响力的扩散，国民党方面颇为恼怒，对《中国通史简编》更予以严禁。1942年2月9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认定《中国通史简编》“完全以派系私利为立场，曲解史实，强调阶级意识，足以淆惑听闻，动摇青年之信念，应即予查禁” [34] 。1947年上海新知书店将《中国通史简编》在上海出版，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即于1947年7月17日刊登社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攻击《中国通史简编》为“一部亡国主义的宣传品”。其“罪状”一是宣扬农民暴动，二是“说明中国从古以来就没有统一，中国永远是割据纷争的，没有组织的国家。这样就替共产党割据称雄寻出历史的根据”。 [35]
近代以来的通史书写，其背后总有撰著者的立场，包含着意识形态立场，体现着时代观念。换言之，通史书写或多或少都与政治有所关联，对历史的看法，往往折射出撰著者对现实的观照与对未来的期许。范著《中国通史简编》自然不能以一般学院派的纯学术著作来看待。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6月26日在《大公报》为《中国通史简编》登载的广告中明确宣示：此书主要目的“在于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的目标前进”；其最大特点在于“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 [36] 无须讳言，《中国通史简编》诞生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现实政治紧密关联，旨在为中共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意识形态提供历史论证，其本身具有颇为鲜明的党性与革命性。不过总体来说，《中国通史简编》无疑又是遵循基本学术规范、具有相当科学性的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宣传。在“致用”与“求真”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这或许是它能有持久不衰的魅力与影响力之原因所在。
国民党报纸社论所着力批判的两点，体现出当时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但实际上国民党报纸所论均止于政治批判，未能从学理层面着眼，因而不无偏颇。
其一，范著《中国通史简编》确实将农民起义置于关键的地位，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占有不小的叙述比重，还说“凡历史上的治，都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所有的乱都是地主造成的”，并提出“让步政策”理论来加以论证。 [37] 但他对农民起义的具体论述大体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而非移史就观，强事实以就理论，不加区别地一味揄扬。
按照经典论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38] 。范著《中国通史简编》则着眼于历史事实，明确指出，汉代王莽派大兵“到处掳掠烧杀，比强盗凶恶得多，中产人民也不能安居生活”，农民起义因此势不可免 [39] ；隋末朝廷“课天下富家买军马，富家十之八九因此破产。……除去贵族官吏和大地主，凡是中小地主以至贫民，几乎全数破产，一致要求起义”，起义军的首领也有“不少是贵族官吏和地主” [40] 。总体来说，范文澜对农民起义无疑持肯定态度，也不无美化、拔高；但对其阴暗面也未刻意回避。以黄巢起义为例，《中国通史简编》叙述曰，黄巢“当了皇帝建立政权以后，人民不得耕种他不管，人民饥寒他不管，士兵们吃树皮他也不管；他却模仿地主阶级的腐化生活，他的部下，也都去做官、夸功、享乐、淫乱” [41] 。
其二，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中央日报》社论的攻击亦颇为片面。因中国历史上的割据纷争为客观存在之事实，总不能避而不谈。《中国通史简编》对此问题，总体说来还是能够从史实出发，平实论述，且对于分裂往往做出负面评价。例如，对于南北朝时期的割据纷争造成“落后低级的生活，残暴嗜杀的恶性”，破坏了千百年来“发育滋长的经济和文化”的现象，书中有尖锐中肯的批评。 [42]
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观察，统一的多民族共存的中国，是经由各民族长期的共同融合、辛勤创造而形成的，其间既有长时期的统一，也有短时间的分裂，统一与分裂的关系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范文澜在撰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对此有所斟酌考虑。细察文本，范氏在叙述五代十国时有这样一段话：“正当中原混战大破坏的时候，南方诸国战争稀少，一般处在和平状态中，人口增加，文化和经济都向上发展。尤其是南唐吴越两国，占领长江中下游，战争最少，人民得从事开发，造成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唐朝军政费用，极大部份取给江淮财赋，到五代时却获得七八十年的休息。虽然这些休息是极有限度的，统治者一样剥削农民，奢侈浪费，可是比较唐朝到底减轻了不少。”“南方诸国的割据，对人民有减轻负担发展生产的意义。” [43] 这是书中唯一对“割据”有些正面看法之处，但显而易见，范氏这段话是颇为谨慎、节制的，也有史实支撑，并非不顾事实。对于五代十国，他同时还有负面的看法，认为“军阀混战给与人民极端痛苦的灾害”，“五代统治者对人的残害，比前代更进一步”，这一部分论述的小标题即有“生产的摧残”“租税的苛暴”“盐法的严厉”“商业的阻滞”等。 [44] 概而言之，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主要还是用具体史实阐述分裂、割据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和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的阻碍，反映其劳动人民和生产力主体论。南京《中央日报》社论所攻击的《中国通史简编》肯定“分裂”以“替共产党割据称雄寻出历史的根据”，实有欲加之罪的意味。
值得指出的是，1949年前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于统一和分裂尚未从整体上做出评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明确提出：“统一是立国的生命，分裂是衰亡的根源，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规律。” [45] 此语有当时强调大一统之时代背景，其锋芒实指向当时割据台湾一隅的国民党。
还需注意的是，范文澜受浙东学派影响，《中国通史简编》有汉族中心的意味。如许冠三所指出，《中国通史简编》“其论述从头到尾都是以汉族历史为主体”，“整个发展阶段的区划，固然是以汉族社会为准，封建社会的分期，亦同样以汉族社会为准”。 [46] 此即刘大年所批评的“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 [47] 。而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翦伯赞所著《中国史纲》，则对“今日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多有着墨，每个部分都列出专节叙述少数民族的历史。 [48] 同时也需看到，因范文澜强烈的民族思想，其通史叙述中呈现出民族、阶级两个维度之间的紧张，体现了一定的丰富性。 [49]
1949年之后，政治层面强调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范文澜对汉族本位思想亦有所反思，并做出了相应调整。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他特别强调应注重少数民族的历史，指出，“没有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避免地写成汉族史”，提出“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各民族都成了相互敬爱的兄弟民族，各族的祖先也就成了各族的共同祖先——伯祖和叔祖，因此，一族的成就，也是各族的成就；一族的灾祸，也是各族的灾祸”。 [50] 在1949年后的修订中，范文澜强调民族平等，着眼于撰写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他特意培养研究突厥史、蒙古史以及研究南诏史、吐蕃史的专家学者，让他们参加《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写作，以弥补少数民族史研究之薄弱环节。新编通史对匈奴、鲜卑等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均“按现存史料的多寡”，特立专节叙述其活动，对“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特立专章 [51] ，三章共达9万字。在通史著作中以如此篇幅叙述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状况，可谓前所未有。
三
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一个重要区别，即在于不从“全面”着手。在科学主义的支配之下，近代以来史学呈现由笼统论述向专题研究转化的趋势，通史撰著须以专题研究为基础渐成学界共识。傅斯年认为：“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 [52] 齐思和指出：“只有细密的分工，才能有可靠的收获……现代的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 [53] 梁启超强调：“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是一部顶好的通史了。” [54] 范文澜亦明确表示：“通史的工作是这样艰难的，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的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 [55]
范文澜所言，当为通史撰著之最理想情形，实际上却往往难以做到。专题研究达到何种程度方可进行通史撰著，可能也难以一概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氏可以凝聚研究力量，集众人之力而修订撰写通史。其基本做法是，由通史组的各位助手提供资料长编或初稿，范氏在此基础上分析概括，融会贯通，撰写成书。其助手阵营可谓强大，诸如金毓黻、聂崇岐、王崇武、张遵骝、蔡美彪、余元庵、王忠、卞孝萱等人，均为某专题领域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在集体协作撰写通史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其所长。范文澜曾对通史组同人说：“我的短处是不专，我没有专长的学问；因为不专，所以做通史的工作也就很肤浅，补救的办法，是依靠你们的专。” [56] 这自然不无谦虚之意，但亦为肺腑之言。张荫麟、钱穆、吕思勉所著通史，皆独力为之。范氏仿效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这种通史撰写模式，在近代以来颇显独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或略近之，但仍有所不同。郭氏主编此书，基本置身事外，而由尹达实际主持。 [57] 翦伯赞对此种做法不无异辞，撰写《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 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一文指出：“不管参加集体的成员怎样强，如果主编置身事外，那么写出来的书，也不过是一床最好的百衲被，如果要使集体写作的书变成一个完整的连针线的痕迹都看不出来的锦绣文章，那主编就必须对全书的体例以及各段落之间的联结、贯通负起责任。” [58] 1961年5月《中国史稿》书稿完成后付诸学界讨论，周予同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从头到尾看，有考古学家写的、有文学家写的、有史学家写的……显得杂乱。通史应当通，前后成一体。集体创造不是拼凑，而是整体。在中国史书中《资治通鉴》是集体写成的，而由司马光一手贯通。” [59] 相比之下，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简编》，真正是亲力亲为，大体做到了在各人提供资料的基础上，由他最后总其成，从而保证了全书论述的逻辑性和风格的一致性。
通史无疑应以“通”为目标。范文澜对通史之“通”有深刻体认。他认为，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第三要会通。所谓“直通”，就是要具体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提炼出贯穿古今的一条基本线索。所谓“旁通”，就是寻绎社会历史各个现象的有机联系，研究社会的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所谓“会通”，即为直通与旁通的结合。 [60] 换言之，任何历史现象都有纵向时间上的发展变化，以及横向空间上的相互联系。一方面，历史是不可割断之流，不能拘囿于古代、近代之界分。范氏指出：“研究古代史的人，说我只读有关古代史的东西就可以，不必读近代史……这样想，就是自己坐‘禁闭’。” [61] 另一方面，历史现象绝非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因此必须研究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政治运动、思想趋向背后的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
范文澜早年受汉学熏陶，治学务求实证。延安整风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他亦有深刻触动，使他更增进了对教条主义的警醒。他的通史撰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力于在研究实践中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辨识历史事实，寻绎历史规律。他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 [62] 范氏无疑重视阶级分析方法，但他反对将阶级分析教条化、绝对化。他强调：“阶级斗争的情景既是那样复杂，要了解它，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然后综观他们在每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变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 [63]
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范氏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他明确指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一定是要通过各民族的特点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决不能削一个民族历史之足去适别个民族历史之履。” [64] 他尖锐批评尚钺所著《中国历史纲要》“用西欧历史作蓝本”，“依西欧历史的样来画中国历史的葫芦”，是在“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而“中国和西欧到底是两个地方，各有自己很大的特殊性。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一概报废，只剩下抽象的普遍性”。 [65] 有此思想基础，范著《中国通史简编》注重挖掘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着力于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展开论述，“全书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 [66] 。
正因为力戒教条主义，所以范文澜能树立自我，不迷信权威。1957年他在北大历史系的讲演中强调指出：“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的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我们要谦虚，但决不是依草附木；我们要谨慎，但决不是吓得动也不敢动。我们要的是有批判精神的、能独立思考的谦虚和谨慎。” [67] 范文澜在1954年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提出秦汉以来的汉族已具有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特征，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这也是自秦汉时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 [68] ，进而引发学界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热烈讨论 [69] 。范氏的观点挑战了斯大林的权威论断，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受到一些人的严厉指责。但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决不动摇。1956年5月5日，陆定一在会上讲道：“范（按：指范文澜）的汉民族形成文甚好。听说反对者多，是由于斯大林的教条。” [70]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的发展，他的这一观点日益被学界认同。章学诚讲撰著通史须“独断于一心”，范氏写通史有自己的定见，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充满自信，确实很好地诠释了“独断于一心”。
正因为范文澜研究、撰写历史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史实出发，由史实而推导历史的逻辑发展，其在延安时期所著《中国通史简编》非唯受革命者推重，亦得到当时主流学界的肯定。齐思和认为：“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著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 [71] 据说傅斯年对此书亦有赞誉之词。 [72] 可见只要不囿于特定的立场，当可充分估量范氏通史书写的学术价值。
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研究的发展，今天我们已然超越范著通史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对他的著述也有各种不同评价，但我们不能抹杀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立场写史的独特价值。范文澜撰著通史的理念与实践，仍能为我们今天的通史编纂提供借鉴；他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懈追求，他在通史撰著中对“会通”“旁通”的追求，也理应得到我们的长久敬意。
注释
[1] 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与北大》，见《学林旧事》，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梁启超：《〈文心雕龙讲疏〉序》，见《范文澜全集》，第3卷，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 此据叶毅均之说，参见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另有《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3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认为范氏1925年入朴社，《顾颉刚年谱》（14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则记范氏1927年入朴社。
[4] 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与北大》，见《学林旧事》，19页。
[5] 对于范文澜的思想转变，叶毅均有较深入的探讨。详参叶毅均：《为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学术思想前传》，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17。
[6] 参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354～355页。
[7] 蔡美彪：《范文澜治学录》，见《学林旧事》，27页。
[8] 参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356～357页。
[9] 朱瑞熙、徐曰彪：《范文澜》，见刘启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10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10] 王兰西：《抗战初期的范文澜同志》，转引自《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359页。
[11] 参见朱瑞熙、徐曰彪：《范文澜》，见刘启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104页。另有《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360页）所记范文澜至延安时间为1940年1月。
[12]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
[13] 参见周文玖：《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载《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4]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44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
[15] 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见温济泽、李言、金紫光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71～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6] 佟冬：《我的历史》，见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8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17]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载《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18] 参见蔡美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前前后后》，载《河北学刊》1999年第2期。
[19] 蔡美彪：《学林旧事》，29页。
[20] 据泰和嘉成2013年5月拍卖的《范文澜手稿十六种》，笔者曾应邀看过此手稿原件。
[21]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载《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22] 据泰和嘉成2013年5月拍卖的《范文澜手稿十六种》。
[23] 最初5人，分上古、中古、明清3个小组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后改称“通史组”，人员有所增加。参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况》，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4期。
[24] 李瑚：《李瑚日记》，1952年9月，未刊手稿，藏李瑚家。
[25] 《整风补课群众意见之三》，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26] 参见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光荣》，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7] 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313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28] 参见蔡美彪：《〈中国通史〉的编写情况和体会》，载《中学历史》1985年第5期。
[29] 参见蔡美彪：《回忆范老论学四则》，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1期。
[30] 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1] 佟冬：《我的历史》，见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84页。
[32] 参见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1954年7月。
[3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5869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34]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有关函件》，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一）”，62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35] 转引自华昌泗：《回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在沪出版前后》，见俞子林主编：《书的记忆》，18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36] 转引自华昌泗：《回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在沪出版前后》，见俞子林主编：《书的记忆》，186页。
[37] 范文澜：《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见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上册，12～13页，华北新华书店，1948。
[38]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6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9]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上册，221页，华北新华书店，1948。
[40]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下册，457页，华北新华书店，1948。
[41]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下册，579页，华北新华书店，1948。
[42]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上册，300页，华北新华书店，1948。
[43]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民国丛书”第一编74），343～34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据1947年版影印。
[4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民国丛书”第一编74），324～32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据1947年版影印。
[4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编，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6]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453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
[47] 刘大年：《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13页。
[48] 《中国史纲》之《史前史·殷周史》于1944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秦汉史》于1946年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
[49] 笔者就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中的“民族”“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论述。详参赵庆云：《“三次革命高潮”解析》，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50]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77、71、73页。
[5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编，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2]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49页，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
[53]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
[5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55]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77页。
[56] 蔡美彪：《范文澜论学四则》，见《学林旧事》，193页。
[57] 参见翟清福：《关于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的一些情况》，载《社会科学学报》（《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学报》增刊）1990年总第7期。
[58] 翦伯赞：《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跋〈宋司马光通鉴稿〉》，载《人民日报》，1961年6月18日。
[59] 《“中国历史”（初稿）讨论会简报（六）》，1961年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60] 参见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76～77页。
[61]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216页。
[62]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208页。
[63]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23页。
[64] 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见《范文澜全集》，第10卷，30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5]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215页。
[66] 蔡美彪：《范文澜治学录》，见《学林旧事》，30页。
[67]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219～220页。
[68] 参见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69] 相关文章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70] 刘大年：《刘大年日记》，未刊手稿，刘潞提供。
[71]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
[72] 参见蔡美彪：《学林旧事》，250～2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