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远:总结历史经验 认识教育规律[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9 次 更新时间:2022-11-23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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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远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做了正确的总结,对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将产生重大影响。我们搞教育工作的同志,需要认真学习这个《决议》,并用《决议》的精神来总结32年来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提高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把教育工作搞得更好。


人们常说,要按教育的客观规律办教育,但是有哪些教育的客观规律呢?教育学教科书里没有明确的回答。通常讲有两大规律:一个是教育的外部规律,即教育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主要是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一个是教育的内部规律,即教育同教育对象的关系。这样讲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还过于笼统,还没有说明它们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就是说没有揭示出是什么规律,如何遵循它来办教育。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这两大关系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下面我只想结合我国32年来教育的实践经验,从几个方面来探索一下教育规律,并不是对这两大关系做全面的论述。



一、教育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

首先来谈谈教育的外部规律,即教育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里讲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受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又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同志这句话的含义。我们的理解有片面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过去过多地看到了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对教育的反作用认识不足。第二,对教育的反作用也只看到它对政治的作用,看不到它对经济的反作用。似乎教育只对政治起作用,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对经济不大起作用。


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造成了工作中的偏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有许多教训值得吸取。


第一,强调了教育的阶级性,把教育仅仅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社会里的教育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无疑都是对的。但是过去,人们理解得很片面、很狭窄。所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教育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一切服从于政治,结果是政治可以冲击教学,政治可以代替教学。“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这个错误认识,树立了当时的“两校”“朝农”等几个黑典型,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也就是这种错误认识,破坏了学校的教学为主的正常秩序,严重地降低了教育质量。它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


学校应当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不仅给学生传授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他们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和科学的世界观。但是,并不等于说,政治教育就可以代替一切,更不能说政治就可以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所谓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更不是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高,越要自觉地刻苦学习科学文化。这就是又红又专。红与专缺哪一面都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第二,把教育事业单纯地看作消费性投资,没有把教育事业放到国民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地位,使教育落后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经济建设相比,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我们应该看到,教育不仅对政治有反作用,而且对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教育不仅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政治需要,而且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生产需要。


教育起源于人类的劳动。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人类依靠生产劳动维持生存,而生产劳动又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人类要延续生命,不仅要生儿育女,而且要把维持生存的劳动技能——制造工具等,以及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社会准则教给下一代。这就是原始形态的教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社会上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开始产生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出现了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这个时期,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统治阶级把持了学校,垄断了受教育的权利,并使学校教育为他们统治劳动人民服务。这就是阶级社会中教育具有的阶级性。但是由于生产的需要,劳动人民仍然以原始形态的教育方式传授生产经验和本阶级的思想意识。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成果逐步被运用到生产中去,终于在18世纪中叶英国爆发了产业革命。从此,科学技术和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大工业的机器生产。大工业生产,即现代生产,完全区别于过去的传统手工业生产。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可以通过原始形态的教育,即父传子、师带徒的方式,把老一代的生产技能传授给下一代。大工业的机器生产,则需要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只有到这个时候,教育才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古时候,教育是个别地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当时市民阶级(即后来的资产阶级)受教育的要求。个别教育再也不能满足广大市民的要求了,因此在17世纪开始出现了班级授课制。到了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上半叶,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工人阶级要求受教育权利的斗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立法,普及义务教育。从此,现代模式的学校教育制度逐渐确立起来。


从以上对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所做的简单回顾,使我们得出一条结论,教育总是适应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教育的规模上,而且表现在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育内容上。现代模式的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


我国现代的学校制度就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叫作洋学堂。过去只有私塾,一个教师,几个学生,进行的是个别教育,学的内容是“四书”“五经”。清朝末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我国封建主义的大门。因为想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所以废科举、兴学堂,办起学校来,这都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现代生产发展到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它的成果在生产中的迅速应用和发展,使得无论是生产的管理者、设计者,还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都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劳动者的质量,即劳动者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因此,教育的经济效益越发明显。把教育单纯看作一种消费的陈旧的观点,早已被许多有见识的人所抛弃。20世纪60年代开始提出教育投资的问题,提出人才开发的问题。一门新的学科——教育经济学也应运而生。它专门研究教育投资如何取得经济效果的问题。


教育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不能把教育看作消费。消费可多可少,可高可低。教育不是这样。教育应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一定的比例。如果基本建设搞了很多,可是技术力量和管理水平跟不上,基本建设就会出毛病。生产设备很先进,但工人文化程度太低,先进的设备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甚至会受到损坏。这已经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要依靠教育,所以教育是基础。据世界经济学界的估计,20世纪头一个10年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5%~20%靠采用新的技术,而现在60%~80%要依靠新技术的采用,有的行业甚至100%要靠新技术的采用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据长春汽车制造厂1980年对职工教育的调查显示,工人教育程度的高低,对完成生产定额,对掌握新技术、新工艺,对设备的完好率、工具的损耗率,以及对产品的质量等,影响极大。所以,许多工厂企业尝到了教育的甜头,积极办起职工教育来。


为了使教育更好地为政治经济服务,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不能光靠增加教育投资,而且要使有限的资金合理地使用。这就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教育体系。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过去我国的高等教育,受经济结构中所谓重工型结构的影响,不仅重理工专业,而且重重工业专业,培养轻工业技术人才的专业就很少,懂得食品工业、烟草工业、印刷工业的专家很少,使我国这些行业的技术落后世界水平几十年。又如,技术力量的结构应该是高级、中级、初级技术人员都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一律都是四年制,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而培养中级技术人才的二年制专科就很少,培养初级技术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也很少。这样下去,高级技术人才势必将来要去做中级或初级技术人员干的工作,这就会造成使用人才方面的浪费。当前,国民经济正在调整中,教育结构也应随之做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要提高教育的经济效果,就要提高教育质量。当前提高师资的水平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据一些城市的调查,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只占1/3,其余经过培训才能胜任。因此,教师培训的任务很重。我认为培训工作要有计划地按学科进行。学完一门课程经过考试及格,发给证书,将来作为评级评薪的依据。这样系统的培训,才有成效。否则零打碎敲,年年培训,年年过不了关。


总之,要把教育办好,首要的问题是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好教育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使教育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要认识到教育对政治经济的巨大作用,全党来办教育,全民来办教育。这样,我国的教育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为“四化”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



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很重要的一条客观规律,是现代生产对现代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和论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对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人的培养和教育问题以及它和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关系曾做过充分的、科学的论述,这就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它揭示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现代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


原始社会的解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曾经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剥削制度的产生,同时导致了人的身心的片面发展:广大劳动人民从事体力劳动,没有文化,智力得不到发展;少数特权阶层,垄断学校教育和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这种人的片面发展与分工同时并进。劳动者不仅智力得不到发展,而且本身肉体的发展也越来越畸形。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被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牺牲了其他一切肉体和精神能力。这种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工序,把每个工序分给个别工人,作为他终生的职业,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操作和一定的工具之上。恩格斯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制工人全面的生产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的自动的工具。”[3]工人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旧式的分工,不仅造成工人的片面发展,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4]


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推动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但是,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并没有能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科学的基本理论转变为技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技术成果应用于生产,又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了17、18世纪,科学技术的发明成果开始逐步应用到生产上去,科学技术开始和生产相结合,终于首先在英国爆发了产业革命。从此,开始了现代生产的新纪元。


现代生产改变了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对人的要求也和以前截然不同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造成了人的畸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则要求人全面发展。为什么呢?这是由现代生产的本性决定的。那么,现代生产的本性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5]现代生产技术的不断变革,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业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产技术改变了,生产工艺改变了,劳动的技能就要变换,工人也就要随之流动。例如过去用真空管做收音机,现在大部分用晶体管做收音机。生产真空管和生产晶体管的工艺完全不一样。会生产真空管的熟练工人,去生产晶体管就成了不熟练工人。如果他不经过重新培训,他就不能再胜任工作,在资本主义国家他就要被淘汰。所以,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它的技术基础的不断变革,就成了现代生产的最基本的特征。


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的变换是大工业生产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因此,“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就是大工业生产的生死攸关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了“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接着他又说:“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这句话的全部意思就是说,要用全面发展的人来代替片面发展的人,这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对人提出的客观要求。


现代生产不仅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要求,而且提供了物质前提。第一,现代生产创造了高度的生产力,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必需劳动时间逐渐地减少,人们有更多的余暇从事各种自己喜爱的学习和活动,为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第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电子学、信息论、控制论科学的发展,现代生产越来越自动化。机器能够完成某些人的职能,最显著的是机器人的出现。这就使人由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转到主要地负责控制生产。人把完成生产中的一些逻辑思维职能交给技术手段(电子计算机),使人从直接生产过程(不是从一般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体力劳动的比重逐渐减少,脑力劳动的比重逐渐增加,生产劳动逐步变为科学劳动,社会劳动不断智力化。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断地重复着旧式的分工及国家的专业化,一方面,大工业生产需要全面发展的人;另一方面,却把工人固定在一个职业上,成为机器的附属品。这个绝对的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个绝对的矛盾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但是,马克思说,这是消极的方面,它像所有的自然规律一样,遇到障碍的时候,就带有盲目的破坏作用为自己开辟道路。也就是说大工业生产所要求的劳动变换是自然规律,是不可阻挡的,人的全面发展也是必然的趋势。他们预言,现代生产的发展必然会冲破旧的生产方式,旧的分工必然会消失,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到来,共产主义必然会胜利。到那个时候,“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6]。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随着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向高级程度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指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充分发展和运用,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生产才能”的发展。这种能力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水平密切相关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这种新人是什么样子呢?恩格斯说:“各方面都有能力”,“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能“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恩格斯描绘的这种新人,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人。目前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水平还不够高,是难以达到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给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使人的智力和体力在当前的条件下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同时应该认识到,人的能力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的能力还会不断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现代生产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客观的要求和创造了物质前提,但要使人得到全面发展,还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教育,就是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所以马克思说:“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7]由此可见,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现代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现代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


但是,近年来,一谈到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许多同志都感到心有余悸,似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不行时了,不应该再提了。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原因是过去我们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没有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四人帮”把一些谬论强加在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头上,严重地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降低了教育质量,所以人们至今犹谈虎色变。因此,要更正确地认识这条现代教育的客观规律,还需对过去的错误认识加以澄清。


第一,过去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只强调了思想教育、思想改造的一面,没有认识到它对现代生产的意义。诚然,通过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可以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地结合起来,缩小和消灭体脑差别。但是,根据现代生产的要求,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首先要求劳动者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因为它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础,没有文化科学知识,就谈不到结合。可是,过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了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代名词,把知识分子都赶下乡去,使得知识分子的脑力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他的知识不能真正用于发展生产。


消灭体脑差别,不是通过把脑力劳动者的知识水平都降低到体力劳动者的水平就能办到的;相反,必须把体力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提高到脑力劳动者的水平才能逐步达到。斯大林曾经严厉地批评过一些“左”的倾向,他说:“有些人以为,可以在脑力劳动者、工程师和技师的文化技术水平降低到中等熟练工人水平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的方法来做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才这样来想象共产主义。其实,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8]


第二,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解为“学工、学农、学军”。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意思是指不应把学生整天关在学校里,应该让他们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社会上有工、农、商、学、兵各式人等,要了解他们是怎样生活和怎样工作的,以便将来更好地为他们服务。这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完全是两回事。


第三,用生产劳动代替学校教学。“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以生产任务带教学”“以典型产品组织教学”“以社会为课堂”等,都是用生产劳动取代学校教学的极“左”口号。在这种错误口号的影响下,学生取消了对系统的科学知识的学习。中学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等极其重要的基础科学知识,改成什么“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三机一原”成了唯一内容,严重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化科学水平。这个严重的教训,应该永远吸取。


要认真贯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从大的方面来讲,就要使教育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制度。从一个学校来讲,应该做到下列几点。


第一,认真搞好教学,使学生掌握牢固的、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发展学生的能力,使他将来能够适应现代生产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曾经讲到,现代大工业生产需要工人全面发展,就是要求工人要有科学文化知识。没有科学知识,就谈不上教育和生产劳动两者的结合。


第二,对学生进行生产技术教育,让学生了解现代生产的基本过程,并教会他们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进行生产技术教育可以根据不同的年级,由浅入深地进行。小学生,可以组织他们参观工厂、农场、生产队的拖拉机操作、科学种田的实验等。中学生,除了组织他们参观工厂、电站、农技站等设施外,应该设置生产技术课程,使学生了解现代生产的基本原理,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并向他们介绍能源问题、机械化自动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现在世界工业化国家都十分重视技术教育问题。例如,法国中学里初中一至四年级开设手工和技术的必修课,要求学生学会服装工艺与制作、建筑工艺与制作、食品工艺与制作、机械工艺与制作等;初中三至四年级开设工业技术选修课,培养学生掌握为完成和研究产品而进行的技术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掌握关于材料、制造方法以及各系统的内容与安排的基础知识,掌握机器制造和电力建设等方面的符号和图表表示方法等。(参见《外国教育动态》,1981年第2、3期)


第三,组织学生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使学生学会使用最基本的生产工具。生产劳动要根据不同的年级有所不同。小学生主要开设手工劳动课,参加力所能及的辅助劳动,使学生学会使用剪刀、铲子等工具,学会浇花、饲养小动物等。中学高年级就可以每学期组织少量的工厂或农村的生产劳动。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四化”建设的人才。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使教育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才能培养出既有科学文化知识,又能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才。今天我们办教育如果不重视这条规律,将来就要受到它的惩罚。现在许多中学毕业生不热爱生产劳动,没有生产劳动技能的训练,就是不重视这条客观规律的结果。因此,各级学校应该认真地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三、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人的脑力和体力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现在讲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学生的德、智、体的和谐发展。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要使人的脑力和体力得到充分的发展,需要经过一个过程,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水平上才能完全做到。在今天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很难达到。今天的要求主要是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这种劳动者还要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学校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全面地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所谓全面地贯彻,就是说几个方面都不可偏废。


学校要永远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培养学生具有革命的理想、科学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但是加强思想教育并不等于把许多时间用在思想教育工作上,而是要把思想教育工作渗透到学校的一切工作中。


学校要以教学为主,因为学校大部分时间要用在教学工作上,向学生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发展他们的能力,使他们将来能够胜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政治与业务、红与专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政治觉悟越高,学习目的越明确,越能自觉地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科学文化知识,又是建立科学世界观的基础。只有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破除迷信,懂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学校要十分重视学生的健康。没有健康的身体,思想觉悟再高,业务再好,将来也不可能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32年来,在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上有过许多经验教训。1958年以后,主要是一种“左”的倾向:强调了政治思想工作和生产劳动,忽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以致政治活动频繁,生产劳动时间过多,影响了教学工作和学生的学习质量。1961—1962年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中小学校工作条例,摆正了德、智、体几方面的关系,教育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正确的东西批判为修正主义,颠倒了是非,“左”的东西重又抬头,而且发展到了极点。“四人帮”出于他们反革命目的,叫嚷“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使文化教育遭到严重破坏。这个时期也就谈不上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强调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恢复了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制度,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重新被各个学校所重视。


但是,当前教育工作中,忽视德育、体育以及在智育方面不按教学规律办事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当前在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上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社会上有一种错误的舆论,似乎毕业生升学率高的学校就是好学校,教出来的学生考入重点学校或考上高等学校的多就是好教师。如果一个小学的毕业生考上重点中学的很少,一个中学的毕业生考不上大学,这个学校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家长的非难、上级教育机关的批评,甚至会影响到这个学校教师的提级提薪。在这重重的压力下,当前片面追求升学率已经成为阻碍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最大的绊脚石,严重地影响到学生身心的正常发展,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1)轻则忽视思想政治教育,重则用腐朽的个人主义去刺激学生。例如有的教师经常对学生讲,“你们现在不用功,将来考不上大学,只好去卖酱油醋”。他们不是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学生,而是把劳动分成等级,把劳动者分为高低贵贱,似乎大学毕业是高贵的,其他人则是低贱的。这不是剥削阶级思想又是什么呢?某地学校在毕业班中成立了一个尖子班,给予各种特殊的照顾,教室门口贴上一副对联,上联写着“谁是英雄好汉,谁是懦夫懒汉,两个月内见高低”,下联写着“谁将名列前茅,谁将名落孙山,六十天内见分晓”,横幅是“背水一战”。这样的气氛给学生身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气氛中能培养得出全面发展的人才来吗?


(2)注意了小部分学生的学习,放弃了大部分学生的学习。许多学校把学生按程度分成快慢班。本来,学生知识水平有差别,适当分班,便于从学生实际出发,因材施教,特别是加强差生的教育教学工作,使他们赶上先进的同学。但是现在分快慢班的目的却是为了确保少数学生能够升大学,而把大多数学生撇而不顾。给少数尖子学生配备最好的老师,给他们“吃偏饭”,加强辅导;而大多数学生得不到有经验的教师的教授和辅导。这种教学,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教学,给学生心理发展上也造成极不正常的影响,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百害而无一利。


(3)搞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加重学生的负担,影响学生的健康。到了毕业班,为了提前复习,把讲授新课的时间压缩,因此只好赶进度,教师不管学生懂不懂,只管往学生的脑子里灌,学生不管懂不懂,只好囫囵吞枣地往脑子里装。每天要做几十道题,上百道题,作业的时间无限制地延长,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因此,学生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据北京市1979年对1 623名高考学生体检情况的调查,结果是:


  体检合格的          714人,占总数的44%


  不完全合格的(限报专业)   908人,占总数的55.9%


  其中近视眼          714人


  身高体重不合格的       152人


近两年来,这种状况并没有完全改变。不仅高考是激烈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家长拼命地让自己的孩子上名牌幼儿园,然后上名牌小学,考重点中学,最后考入大学,竞争算是告一段落。因此追求升学率的影响涉及小学。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就很重,有许多地方,一年级的学生作业要做到晚上10点钟,每天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


现在特别值得引起大家重视的是中小学生视力下降的问题。据卫生部抽查,近年来中小学生近视患病情况十分严重。城市中学生视力低下患病率平均达29.4%,城市小学生患病率平均达19.1%,农村中学生视力低下平均为15.5%。学生的健康,关系到“四化”的建设、民族的未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改善学习条件外,就是要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改善教学方法,减轻学生的负担,让学生有足够的休息和睡眠时间。


(4)偏重知识教学,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为了追求升学率,只强调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不重视学生的智力和实际应用知识能力的培养,这就影响了人才的成长和发展。


对于片面追求升学率,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也都非常反感,觉得很苦恼,但现在似乎是人人不满意,可谁也改善不了这种状况。确实,片面追求升学率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全社会来努力。但是我认为,学校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如果坚信按教育规律办事,就能提高教育质量,就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来,我们就一定能够冲破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重重压力,把学校办得生动活泼。问题是我们许多教育工作者不懂得教育规律,不相信按教育规律办事会提高质量,他们相信的是一些歪门邪道,表面上一时产生了虚假的效果,而实际上贻误了真正人才的培养。


当前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把全面发展理解为平均发展,忽视因材施教,忽视发现和培养学生的特殊才能。


新中国成立32年来,我们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培养的人才的质量是比较高的。但是真正称得上出类拔萃的人才却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在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等方面强调了统一性,不太重视灵活性。教学计划是一套,课程是一套,教材是一套,考试也只有一个模式。具体到一个学校里,更要求学生门门考100分,全面发展变成了平均发展。


实际上,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才能都不相同。有的人喜欢文艺,有的人则喜欢自然科学;有的人富于形象思维,有的人富于逻辑思维。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他的脑力和体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今天来讲,尽可能得到发展。如果不顾人的素质的不同,都用一种模式去套,就势必要压制一些人的特殊才能的发展。为什么一般说来普通学校培养出来的特殊人才少,少年宫、科技站、业余体校反而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呢?就是因为那里框框比较少一些,比较注意学生的兴趣、爱好,经过培养,他们的才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我认为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的关系,要把统一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全面发展是总的要求,是共性。但是共性总是体现在每一个个性中,对各个不同的学生必须因材施教,才能够把每一个人的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达到全面发展。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


(1)教育部门在学校制度、教学计划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现在中小学的学制如何为好,有人主张六、三、三制,有人主张五、四、三制,不妨由各地进行一些试验。教学计划除规定几门基础课为必修课外,可以增设一些选修课。教材在统一的大纲的要求下,也可以有几套。允许和鼓励各地编写乡土教材、补充教材。


(2)改革考试制度,改变一次考试定终身的办法,注意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考试记分的方法也值得改进,在一些基本课程达到一定标准以后,可以按专业提出不同的要求。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被遗漏掉。


(3)学校教育要在课堂教学为主的前提下,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从小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在活动中及早发现学生的特殊才能,并加以认真的培养。课外活动没有大纲的束缚,没有分数的压力,是学生发挥自己才能的广阔天地。可以这样断言,没有丰富的课外生活,就不能培养出生动活泼的主动发展的人才来。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特别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他领导的帕夫雷什中学,只在每天上午安排课堂教学,下午都安排各种各样的课外小组活动。这些小组达到100多个,在这些小组中学生学习到各种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不仅培养了他们的才能,而且使他们将来善于过文明的精神生活。


(4)教师要改进教学方法,注意发展学生的能力。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才能是和花朵一样,需要精心培育和浇灌的。如果教师不去注意培育它,它就会枯萎。经验告诉我们,六七岁的儿童是渴望着上学校学习的,但是为什么有的儿童进学校不久就不喜欢学习,甚至逃学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得法。有的老师不懂得学生的心理,在课堂上伤了学生的自尊心;有的老师布置过多的作业,使学生视学习为畏途,他对学习的兴趣就会被扑灭。一旦这种求知的火花被熄灭,要想重新点燃起来就非常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的老师在学生入学的第一天起,在你的一举一动中,应该常常扪心自问,我的这句话、这个行动会给学生带来什么影响,是压制了他们才能的发展,还是促进了他们才能的发展,特别是小学老师,所谓启蒙老师,非常重要。他的教育工作将影响到学生一辈子。所以,我们的教师,应该时刻想一想,我们如何把孩子培养成人才,不要只考虑自己教的那门功课的分数高低,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点东西。


总结起来,就是说,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是办好教育、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遵守了这条规律,教育就会有成效,违反了它,就不可能培养出我们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人才来。



四、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

教育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把他培养成符合社会要求的人。学生是教育的对象,正像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对象一样,将来要成为一定规格的产品。但是教育对象与生产对象不同:第一,他是活生生的人,每个人的素质不相同;第二,学生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的,他有主观的能动作用。一切教育影响都要通过学生自身的活动,经过内在的矛盾斗争才能被学生所接受。因此,无论是教学过程也好,还是教育过程也好,都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学生的自己的活动去取得知识,去接受一个观点或者一个信念。教师的职责就在于善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很好地接受自己施加的影响。


过去教育学教科书中只讲教师怎样教,很少讲学生怎样学;只讲教师的活动,很少讲学生的活动;只讲教的方法,不大讲学习方法。也就是说,只把学生看作教育的客体,不把他也看作教育的主体;只把学生看作被动地接受教育,不把学生看作是能动的,对教师所施加的影响是有选择性的。这样教育的效果就不显著,就会事倍功半。如果我们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和他一起参加到教育活动中去,就会事半功倍,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


怎样才能做到既把学生当作教育的客体,又把他当作教育的主体呢?


第一,教师要了解学生。学生是生动活泼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要对学生进行教育工作,就需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经历。如果教师把这些了解透了,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教师就像医生,把病人的病情摸透了,就可以对症下药,如果你对病情一无所知或者一知半解,你下药就没有把握,效果就差,甚至还会开错了药方,加重了病情。学生当然不同于病人,他更具有主动性,因此更需要了解他。


了解了学生的情况,还需要有正确的分析和认识。教师要懂得学生的年龄特点和个性特点,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适应这些特点。例如,低年级的儿童注意力是不持久的,教师就要注意上课时间不要太长,课中间做做操,活动活动,让学生的脑子得到休息。又例如,十四五岁的少年最基本的心理特点是,独立活动的要求很强烈,不愿意依附家长和老师,愿意单独行动;他的好奇心很强,许多事情都想试一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认识能力又很低,不能正确地判断是非。这时期的心理是处于愿望和能力不相适应的矛盾状态中。教师对这个时期的教育特别要注意诱导,不能强迫命令。所以教师在了解了学生的思想、兴趣、爱好以后要进行分析,哪些是符合他的年龄特点的、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不要轻易下断语,了解情况不是目的,目的是教育,了解情况只是教育的前提条件,了解清楚了,分析得又正确,才有根据采取必要的教育手段,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第二,要尊重学生,尊重他的人格,不要损害他的自尊心。马卡连柯曾经说过,只有更多地尊重学生,才能更多地要求学生。苏联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尊重学生。他千方百计地发掘学生自身的积极因素,从小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自尊心和自信心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对于小学生、中学生来说,自尊心和自信心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有了它,学生就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失去了自尊心,那对他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最重要的教育任务之一,就是使每一个孩子在掌握知识过程中体验到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为了从小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苏霍姆林斯基不等学生真正学会了不给学生打分数,也即不轻易给学生打不及格的分数。他说,如果是学生不会做,那么老师就应该教会学生;如果是学生没用心做,那么老师就应该要求学生重新用心做。这样来使学生获得优良的成绩。他说,一年级的小学生进校以后往往要经过几个月以后才能得到第一次分数。要使学生认识到分数是很重要的,要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得到好的分数,从而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精神,获得胜利的喜悦。一个人从小有了这种心理品质,长大以后对于工作就会有事业心,进取心;如果相反,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好坏淡漠无情,将来要求他对工作有事业心和责任心就很难了。所以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孩子如果一连得了几个两分,他就觉得无所谓了,“这在孩子的精神生活中发生了最可怕的事”。(参见《外国教育动态》,1980年第2期)


我们的老师是不是注意到这一点呢?有的老师因为一点小事,甚至于并不是学生的过错,就向学生大发雷霆,有时还讽刺挖苦,想尽方法去伤害学生的自尊心。现在教师不能体罚学生,但有的老师却借家长之手体罚学生。所以学生中就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叫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到我家”。学生对老师常常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学生并不会讨厌要求严格的老师,他们不喜欢松松垮垮的老师,最不喜欢爱“损人”的老师。他们喜欢的是对学生亲切,尊重学生,和学生平等相待,教书认真,要求严格的老师。因此,我们当老师的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要把学生当作成年人一样平等对待,切不可因为他们是小孩子就瞧不起他们。


尊重学生是和热爱学生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热爱学生,才能对他充满无限的信心,千方百计地去爱护他,而不是去伤害他。


过去把尊重学生和热爱学生批判为母爱教育、感化教育、人道主义教育,是“左”的倾向的反映,现在已经平了反。尊重学生和热爱学生是基于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这条客观规律的。违背了这条规律,教育就很少有成效,这已经被几十年的实践所证明。


第三,要启发学生的自觉性。要想让学生学习得好,首先学生要有学习的愿望和要求。心理学上叫作学习的动机。学习动机可以分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社会上升学就业的压力,对学历的要求和舆论,家长对学生的要求,教师的奖励和惩罚,都是引起学生学习动机的外部因素,称之为外部动机。学生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树立的学习目的,客观现实对学生的刺激和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求知欲,学生对某一科目和活动的兴趣和爱好等,都是引起学习动机的内部因素,称之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带有某种强制性,不能完全转化为学生的自觉性。内部动机则出于学生内部的需要,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当然,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对学生来说都很重要,它们是互相促进、相互转化的,外部动机也会转化为内部动机。例如学生本来对某门学科并不感兴趣,但是经过老师的鼓励和教育,逐渐地使他感兴趣了,就转化为内部动机。有时学生对某门学科很感兴趣,但由于得不到老师的鼓励,或者因为老师教得不好,他的兴趣逐渐减弱,内部动机就会逐步消失。


教师的责任就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要善于利用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要避免外部动机的消极作用。学生有了学习动机就能够自觉地、主动地学习,教学工作就会得到较好的效果。


教学工作是这样,思想教育工作也是这样,只有通过学生自身的矛盾斗争才能接受一个观点和一个信念。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发展学生的能力的问题。所谓发展学生的能力,就是意味着不要把学生当作装知识的容器,而是要让他成为去获取科学文化知识的主人。关于发展能力的问题,需要专门研究,专门写文章论述。我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学生的能力中很重要的是想象力和创造力。一个人如果想象力不丰富、创造力不强烈是很难做出优异成绩的,他只能成为照章办事的人,不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忽视这种能力的培养。


第四,要为学生创造一种条件和环境,使他们自己在矛盾中决策,那样获得的观念才巩固,才会变成他自己的坚定信念。特别是在学生犯了错误的时候,不能光靠单纯的说教,而是要给学生组织一些活动,使他在活动中用自身的力量去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的教师热衷于个别谈话。我认为,个别谈话是需要的。但是个别谈话要求教师要有高度的教育艺术,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什么情况下个别谈话才有效果呢?①教师在学生心目中要有高度的威信;②要在学生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③要对发生的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④要能抓住学生思想斗争中的焦点;⑤要出于对学生真诚的热爱,态度要民主,要允许学生发表不同意见,要互相交谈等。也许还有其他条件。但是有的教师并不考虑有没有谈话的条件,时机成熟不成熟,学生一犯错误,立即谈话,十次有九次会失败。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开始的时候,教师还冷静,后来越来越激动,声音也提高了,态度也生硬了,结果不欢而散,以失败告终。所以我主张要多搞些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改正错误。重庆市工读学校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两个学生因犯了错误被送进工读学校,进校后总想逃跑。校长有一次对他们讲:“我今天下午要去慰问一个毕业生,想和你们两人一起去,我代表学校,你们代表学生。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一路上要表现出像个好学生的样子,不要再犯错误。”学生答应了。下午出发,一路上两人表现都很好,在汽车上敬老扶幼,让座位。有一个老年人很感动,对他怀里的小孙子讲:“将来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到了毕业生那里(当然是事先联系好的),毕业生又给两个学生做了些工作。回校以后,校长问他们:“这次访问有什么感想?”他们回答说:“我还不知道做了一点好事会有那么多人夸。”他们过去听到的都是批评意见,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赞扬的话,现在听到赞扬的话,他们内心的激动是不用说了。这种激动就会变成他们转变的起点。总结过去的经验,差生的转变总是在特定的活动中开始的,很少是因为经过几次谈话就转变的。当然不能说谈话没有作用,而是要多种方法配合才行。特别是组织学生的活动,设置某种环境和条件,通过学生自身的活动和思考去得出正确的结论和信念。


要特别慎重地运用惩罚这个教育手段。这种消极的手段运用得不恰当会起副作用。只有学生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惩罚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否则学生就不会接受你的惩罚,就会产生和教师、和学校对立的情绪。惩罚还需要在有公众舆论的情况下才有教育效果,否则同学都同情他,这种惩罚只有害处。当然,学生犯了严重错误是要惩罚的,惩罚就是对他的行为的否定,有时他对错误认识不够,通过惩罚促进了他的认识。惩罚不仅对犯错误的人有教育作用,对其他同学也有教育作用,但要运用得当。总之,惩罚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来说,首先应该考虑它的教育效果。学生犯了错误,要惩罚,最好是等一等,等一等有很大的好处,它可以使教师和学生都冷静下来多思考几个问题;还可以使教师有时间做调查研究,有时间做群众的工作。条件成熟了再惩罚,也许那时候就认为没有必要再惩罚了,或者可以从轻处罚了。


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规律,它涉及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简单说来,也可以说是教师应该有的一种教育指导思想,即时时刻刻把学生看作教育的主人,时时刻刻启发学生的自觉性,不是让他消极地、被动地接受教育,而是主动地、积极地开展教育活动,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受到教育。当然,我们不赞成儿童中心主义。我们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启发学生的自觉性不等于不要教师的主导作用。相反,只有教师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才可能启发学生的自觉性。因此遵循这条规律不是放弃教师的作用,而是教师的作用更重要,责任更重大。


以上只是对教育规律的粗浅认识,是从教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的,在教育理论上的阐述是很不够的,只是作为不成熟的意见和战斗在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商讨。


[1] 原载《北京成人教育通讯》,1981年第1期。本文为演讲稿,选自北京市教育学会学术讨论会资料。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见《列宁主义问题》,586~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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