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化民: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指挥中的关键作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9 次 更新时间:2022-11-15 21: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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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化民  

  

   四渡赤水战役是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也是我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作战条件困厄、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其指挥决策是十分艰难的。大多数研究四渡赤水的论著,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该战役中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的关键作用。然而,由于四渡赤水过程中主要战略方向发生多次改变,中央红军一直处在行军与作战的频繁流动中,以及文献资料的相对匮乏和当事人鲜少有细致的叙述,有关四渡赤水战役决策和指挥的具体经过,仍然留有一些空白。有的学者甚至因此对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指挥中的关键作用提出怀疑,认为一渡和二渡赤水“是被迫的、临时决定的”,三渡和四渡赤水“才是由毛泽东具体指挥的”,或者以为四渡赤水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战役,毛泽东所称的“得意之笔”只能是“第四次渡赤水”。其实,这些质疑在史实和逻辑上是经不住推敲的。本文拟以有关史料为依据,就此作些分析。

   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进入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层并发挥重要作用

   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起,毛泽东失去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长达两年之久。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毛泽东等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实践创造出来的以游击战、运动战为核心的正确战略战术被放弃,中央红军接连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湘江一役中央红军折损大半,形势极其险恶,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毛泽东因势利导,首先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力主改变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得到周恩来等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在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 年1 月中旬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先全权指挥红军的“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重新进入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层,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毛泽东提出的遵义会议“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的思路,成为遵义会议实现巨大转折的关键。1938年 11月 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遵义会议“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后来,周恩来在回顾党的历史教训时也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张闻天当时是中央领导人中较早认识到博古、李德的错误,并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加以抵制的,对此感受尤为深切。他在 1943年底所写的整风笔记中写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也说明,除了策略上的考虑,毛泽东还是把迅速纠正军事战略上的错误,重新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看成中央红军摆脱困厄局面的重中之重。而这也正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并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重要原因。

   其次,据亲历者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完全有条件和机会出任党和军队最高领导职务,但被他本人婉拒了。从领导秋收起义时起,毛泽东在创建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尽显卓越的领导才干,指挥红军打了大大小小许多胜仗,先后挫败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剿”“会剿”以及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到第三次“围剿”,在根据地广大军民中享有极高声望。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博古、李德所实行的错误军事战略和“三人团”的错误指挥,决定恢复过去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因脚伤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军。他在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聂荣臻与同行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交换意见,两人都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遵义会议的另一位参加者、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讲得更加明确:“我当时认为,总书记应该是毛泽东同志担任,比其他同志担任都为适宜。”同样出席了会议的杨尚昆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面对广大红军官兵的热切期盼,毛泽东还是婉拒了党和红军的最高职务,究其深层原因,主要还是站在党和革命事业大局的高度上,为了能够团结更多的同志,维护中央领导的稳定和权威,以应对险恶动荡的局势。

   最后,周恩来本人对毛泽东领导才能十分推重。1929年转战赣南闽西期间,红四军领导层因对一些建军重大问题产生分歧,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委。在中央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听取陈毅的汇报后,代表中央发出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明确指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932年 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周恩来主张毛泽东继续留在前方帮助指挥作战。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初期,周恩来多次提出针对李德军事思想和作战方案的不同意见。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他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遵义会议上,与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完全归咎于客观原因不同,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在他所作的副报告中,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表示“完全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诚恳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全力举荐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在会议的最后发言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担此重任。”周恩来的信任和推重,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为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作战中充分施展其指挥才能,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5年 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说:在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邓小平后来也回忆说:“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的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陈云和邓小平的这两段话如实和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指挥红军从战略被动转向战略主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工作十分忙碌。据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在军委总部,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研究问题。有时候好不容易休息了,负责文件和电报的机要参谋,又不得不把他唤醒。每到这种时候,毛泽东不是马上起来作批示,就是带着警卫员去军委。毛泽东还告诉陈昌奉,以后大部分时间要跟军委一起行动。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魏国禄也说:“遵义会议后,主席很忙,有两次晚上总理叫我送信给主席,已经半夜了,主席还在马灯下看东西。当时缴获敌人的一些报纸杂志,主席都要看,从中来发现一些问题。”可见,重回红军领导中枢的毛泽东,工作是相当繁重的。

   四渡赤水战役发生于遵义会议之后。黎平会议原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的建议,遵义会议改变了红军行军的战略方向,决定转向经济条件较好、回旋余地大且可与红四方面军互为呼应的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争取赤化四川。经过在遵义的短暂休整后,1935年 1月 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北上桐梓、土城地域,准备北上渡江。陈昌奉记得,向桐梓出发后,毛泽东特别忙,每到一个地方电话机至少四部五部,多则十二、三部,许多参谋人员协助接电话。“主席到桐梓与一军团聂荣臻、林彪等谈了话,然后他们走了,我们住下。总司令都到的时候,主席和周总理等见了面谈了话。然后我们走,他们又住下。”

   1月 28日,中央红军在土城遭遇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的顽强阻击。为了打好土城一仗,毛泽东提前用半天时间到后山观察地形。到了打仗的那天,“队伍在打仗,一连打到下午 1点钟左右。就在半山坡上,主席召集指战员们谈这次打仗的方法和道理。又继续打到黄昏” 。战斗最紧张时,干部团也被拉了上去。土城一战双方均有严重伤亡,形成对峙,后续川军援军源源不断地向此聚拢。当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鉴于川军重兵云集,原定从赤水北上,在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红军应该果断地调整进军方向,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彻底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向古蔺南部推进,寻机北渡长江。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渡江的计划,部队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再相机北渡长江。29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带前进。是为一渡赤水。渡河前,毛泽东还与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等进行交谈,介绍遵义会议情况,并要他们做好部队精简整编的准备。

   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川军首领刘湘十分紧张,一边全力加强长江沿岸防务,一边下令主力向川南尾追截击。中央红军右纵队攻叙永不克,后卫部队遭敌袭击,左纵队在天堂坝与川军缠斗。为避免不必要损失,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军追敌,改向川滇边的云南扎西集中。在三省交界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周恩来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毛泽东在 1962年也追述过这段历史: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 2月。

2月 7日,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北上渡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8日,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通过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9日,军委纵队进至扎西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召开会议,总结土城失利的教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向。毛泽东在发言中坦承: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歼灭川敌,反而受到了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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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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