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 次 更新时间:2022-11-11 23: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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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 (进入专栏)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国际对华舆论日益分化。2020年6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介绍:“中国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消极影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改善,朋友更‘铁’了,朋友圈更大了。”

  

   与此同时,世界各种民调都显示,中国在西方国家中的形象遭遇严重危机,不断恶化。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6日公布的针对14个国家的调查。2020年,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美国、韩国、西班牙与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负评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近两年民调都得出类似结论。

  

   尽管西方民调并不一定反映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全面真实看法,而且疫情造成的心理隔阂、交流障碍也扩大了中西方误解,政客们的炒作挑起中西叙事之争;更重要的是,虽然西方不能代表国际社会,西方舆论不能代表国际舆论,但是西方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有目共睹,西方在疫情暴发后对中国的敌意有增无减。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实事求是地探讨如何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创造了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三大奇迹,还积极援助世界150多个国家,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何国际形象反而越来越差?及时、准确评估疫情暴发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处境,科学有效回应国内外关切,是中国学界责无旁贷的使命。

  

   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体系下存在一种现象,叫“认知中国悖论”:就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欢历史/文化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喜欢当代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政治;喜欢当代中国政治,不见得喜欢中国政府;喜欢中国政府,不见得喜欢中国共产党。一句话,认识传统中国文化,认可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就是不认同中国的体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不喜欢中国政治的现象尤其明显。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3月4日发表的研究报告称,其在2月1日至7日所作的美国公众对华印象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公众谈及中国时,很少提到中国人民或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相反,他们主要关注中国的政府(包括中国政府的政策或其在国际上的行为方式)和中国经济。该民调中,负面观点占据上风。民调显示,大约1/5的受访者首先想到中国的人权(20%)或经济(19%),想到中国政治制度的比例(17%)位列第三,随后是中国造成的威胁(13%)和中美关系(12%);另有12%的受访者未谈及具体议题,而用总体负面的形容词来描绘中国。与此同时,对中国描述总体正面的受访者仅占总数的4%。

  

  

   一、什么是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种“认知中国悖论”更加明显,发展为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第一个悖论: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唯体制论)。在中国,什么问题都是体制问题,都是共产党的问题;在西方,什么问题都是当局的问题——前些年更是将美国问题简单化为特朗普问题,只要他下台了,美国就会恢复正常,继续领导世界。拜登上台后高喊“美国回来了”——回来要重新领导世界,就迎合了这种心理。全球化时代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就是体制问题,在美国就是特朗普问题呢?难道特朗普不是体制选择的吗?难道特朗普现象是偶然的吗?在西方的选举政治和政治周期作用下,西方人容易拿当局领导人作为借口,很少反思自己的体制问题,反倒以唯体制论看中国,以选择性的期盼与期待看中国。在西方看来,中国防疫做得好,那是应该的,因为你是集权国家;疫情没有控制好,也是必然的,因为你的体制不重视人权。其情形正如西方一句谚语所说“你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Damned if you do and Damned if you don’t)。

  

   第二个悖论:中国内政越来越不像西方了,外交却越来越像西方了。中国强调“四个自信”“中国梦”,西方人既高兴又沮丧——高兴的是:中国生活方式上成为另一个西方的担忧消除了。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谈道:“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沮丧的是:中国在价值观上不再以西方为彼岸。认识到这一点,美国便宣布“接触中国政策失败了”,转而妖魔化中国,指责中国搞“战狼外交”。中国人讲“吃猪肉长人肉”,我们学习西方却不能变成西方,否则就成了吃猪肉长猪肉了。西方认为,中国学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上也应变得与西方相同,价值观也要向西方趋同——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源于此。美国更有宗教皈依的热忱与冲动,皈依不掉就把你妖魔化。西方对华的“Engagement Policy”被翻译成“接触”政策,忽视了西方的真正意图,其实应该翻译成“铆合”,把中国铆合进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后,可以进一步将中国体制演变为西方体制,正如把异教徒(others)皈依跟我们(us)一样,这是从传教士时代到今天,西方意识形态外交一以贯之的目标。更令西方忧虑的是,中国不仅没有被西化,世界其他国家还纷纷羡慕、效仿中国体制。欧美现在强调中国是“体制性的”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指责中国搞“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你像我,我很担心;你不像我,我又很忧心;你越强调“四个自信”,我越不自信。

  

   第三个悖论:中国人民好,中国共产党不好。2020年5月20日美国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公开推行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分开的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党,更不是中国古代的政党概念,它追求人类公平正义,倡导人本主义。所以要从天—人关系的人本思想,而非西方神—人观的人文主义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共产党。现实中,我们却不自觉地用西方政党政治宣传中国政党体制,比如将中国共产党翻译为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而非Chinese Gongchandang(CGD),并说成是“ruling party”,民主党派翻译为“democratic parties”……但无论是中文的“党”还是英文的“party”都有“部分”的意思,与“立党为公”理念相去甚远。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其本质是西方对中国的认同悖论:中国越来越成为自己还是成为西方。西方认为,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可持续繁荣的前提,中国没实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却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因而,要么中国的经济繁荣最终是不可持续的(西方只好通过“中国崩溃论”寻找慰藉);要么中国实现了另外一种民主,证明民主并非西方的专利。若是第二种情形,那么就会打破西方普世价值的神话。

  

  

   二、抗疫折射出中西认知十大分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日益凸显。抗疫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

  

   第一个是对瘟疫本身的看法分歧。《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说人有原罪,上帝通过洪水、战争、瘟疫惩罚有原罪的人。今天的疫情是一种自然淘汰,这会减轻社会福利负担。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还鼓吹集体免疫,背后的逻辑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美国的疫情与中国倒过来,试想会怎样?中国人强调,疫情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失调造成的,犹如人肌体失调,必须重新平衡之。

  

   第二个就是对生命—生活的看法分歧。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归纳起来只有两条:生命的意识可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去了解;生活的素质可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去了解。犹太之神的权威和基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价值的生命意义。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标准。”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宁愿要生活自由,也不顾生命危险,让中国人觉得匪夷所思。这是因为西方人对生命的看法跟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中国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命是祖宗、父母给的,不是神创造的。

  

   中国古人认为构成生命现象与生命意义的基本要素是天、地、人。“天”是指万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地”是指万物借以生长的山川大地;“人”虽为万物之灵,但要顺应天地以化育万物。这个观念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天地人合一。善待生命,要敬天,人命关天。

  

第三个是关于疫情暴发原因的看法分歧。在中国疫情暴发初期,欧美媒体普遍讥讽、斥责中国,甚至认为新冠病毒像非典一样只针对华人,是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咎由自取,典型说法是法国《皮卡尔信使报》的“黄色警报论”、德国之声的“官状病毒论”、《明镜》周刊的“新冠病毒中国制造论”和《华尔街日报》的“亚洲病夫论”。此外,丹麦、爱尔兰等国的媒体也刊登过带有种族与文明优劣观的辱华图片,后来特朗普、蓬佩奥又说新冠病毒是“功夫病毒”“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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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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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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