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中国化的一门学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 次 更新时间:2022-11-10 0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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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进入专栏)  

   自上一次在哈尔滨召开《红楼梦》研讨会以来的十年中,中国拍摄了《红楼梦》的电视剧和电影,出现了许多新版本,以及《红楼梦》的续作,《红楼梦学刊》出版发行了17年,一直维持着相当的订数,这是一个奇迹,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盛事。在普及《红楼梦》上毛泽东同志功不可没,他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判断。他说《红楼梦》是阶级斗争史、四大家族的兴衰史,则是政治家的一种判断,是一家之言。

  

   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与我们接受新学以后引用的以拉丁语名词为本源的许多概念,比如地理学、物理学、数学、哲学等都不一样,它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不完全用严格的逻辑推理,如归纳或演绎的方法,也不完全用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而这些都是不那么科学的。另外它又是非学科的,我们无法把它限制在文艺学、小说学、文体学等学科之内,它扯出什么来就是什么。它不完全是《红楼梦》解读学,当然应当把《红楼梦》的解读放在核心的地位,但解读的外延太广阔了。人人读《红楼梦》,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行。毛泽东谈《红楼梦》绝不仅是为了更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而是为了更正确地解读毛泽东思想。

  

   红学是一门非现代意义上的学问,但这并不妨碍对《红楼梦》进行科学的研究,比如说对它的版本和曹雪芹的家世进行考证,进行史学的研究。也可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对《红楼梦》进行科学性研究有时显得很煞风景,但你必须承认即使在最有创造性的东西上也有它的种种模式和概念,也不妨把它归纳为规律性的模式乃至公式。这种研究也是一种角度。对这一类的研究常使人产生一种疑问:用非常现代、后现代的学术理论研究《红楼梦》会不会把我们引入迷途?我觉得不见得。没有这些理论我们可以阅读和研究《红楼梦》,有了这些理论并用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阅读和研究《红楼梦》实在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用《红楼梦》来验证这些主义,又反过头来用这些主义来验证《红楼梦》,这是一件大好事。本体先于理论,《红楼梦》反映的是人的本体,它先于一切理论而存在,也可以与一切理论相贯通。再过二百年,甚至一千年,仍然会有某种科学理论能在《红楼梦》中找到某种相通的契机。

  

   《红楼梦》的文学研究

  

   我主张研究《红楼梦》以文学的方法为主,文学的方法中又以现实主义的方法为主,但别的研究方法也应当保留。

  

   1949年以后,现实主义的研究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绩,对此不应该加以抹杀。首先它注意到《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如社会矛盾、社会结构背景等方面的问题。其次是注意到小说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贾政、王熙凤、袭人等人是正统的角色,封建统治的角色;而贾宝玉、林黛玉、晴雯、芳官等人则是反传统的角色。这几乎成为不移之论。于是出现了人物分析两极化的模式,甚至为此不惜为贤者讳。如晴雯对地位比她更低下的丫鬟实在是残酷极了,她是使用了肉刑的。林黛玉对待刘姥姥的态度是根本不把她当人看的。这些都不是马列主义所能肯定的,是违反普罗文学志趣的,而我们有意无意地做了回避,以维护她们代表的革命和反叛的人物形象。这其实也是一种走火入魔,是一种极端化。

  

   这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大致是把《红楼梦》当作对生活的再现来分析的,是用“再现”说来研究的。我觉得也可以用“表现”说来研究,对于作家来说,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再现”与“表现”之争,很像瞎子摸象之争。不错,《红楼梦》是对生活的再现,但它同样是作家心灵的产物,是通过作家的眼光和心灵来表现生活的。用表现说来解读《红楼梦》,我觉得可以把林黛玉和薛宝钗合起来看。合起来看什么意思?不是说她们俩是一个人,而是说她们本身体现着统一的人性的两个方面。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画一个太极图——阴阳鱼,如果黑的是林黛玉,那么白的就是薛宝钗。她们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它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又是群体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它表现为薛宝钗。

  

   1949年以后,中国基本是“拥黛抑钗”之说占上风。从性灵的角度来说,我也非常喜欢林黛玉。林黛玉的情是一种为之可以生,为之可以死的情。而薛宝钗有她十分深沉的一面,我甚至感到她做到了大雅若俗,我不能笼统地认为薛宝钗“媚俗”。她保持了自己的清醒,有所不为,有所不言,她所达到的境界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喜欢渥伦斯基而不喜欢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没有太大的毛病,是相当规整的、做事按部就班的一个沙皇大臣。她喜欢渥伦斯基的结果并没有得到幸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放映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有人写信给电视台,认为播放这部电影是恶毒攻击我们的老干部。我们的老干部都忙于工作,而电影等于鼓励他们的妻子另觅新欢。

  

   在钗黛问题上,有一种悖论。作为革命党应该支持林黛玉,作为执政党应该支持薛宝钗。薛宝钗是社会和群体中一个稳定的因素。在文学的评论上大家可以歌颂林黛玉,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对《红楼梦》进行表现主义的研究,我们就能感觉到曹雪芹塑造这两个人物的初衷,作者并没有简单化地要肯定哪一个,否定哪一个,许多对这两个人物的特殊处理也就可以理解了。非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

  

   我们也可以对《红楼梦》进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研究。文通中西学富五车的金克木先生说他对《红楼梦》中的一些问题无法理解。一是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大观园、这样一个女儿国、这样一个充满了清纯和诗意的世界呢?二是像刘姥姥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这样随随便便、畅通无阻地进入大观园呢?而且刘姥姥在那里应付裕如,跟受过多年的公共关系、外交训练一样。尽管她采用的是粗俗的方式,而粗俗的方式有时也是很需要的。就像除了吃山珍海鲜以外,也需要吃酸菜粉和鲇鱼炖茄子。刘姥姥在《红楼梦》里一出来,就是上了一盘鲇鱼炖茄子。她带有乡土气息,不但贾母听着受用,就是读者看着也受用,如果都是才子佳人式的“精英”,也是很难消受的。这样就使小说的许多描写带上了真假之辨,或真假之不可辨的色彩。对这样的描写恐怕很难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解释。曹雪芹的天才在于他写真实的时候写得太真实了,以至于他写得不太真实的时候,你都认为是真实的,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叫作“假作真时真亦假”。他艺术的信用和说服力实在是太强了。

  

   对《红楼梦》还可以进行象征主义的研究,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例如,石而玉,玉而钗,钗而麒麟,一个麒麟还不够,还有第二个。包括各种器物吃食,似乎都有象征意义。我甚至觉得也不妨对《红楼梦》进行现代主义的研究,因为它的出现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颠覆。它是非英雄化的,是非因果报应的(虽有因果报应的成分,但主线没有因果报应),是非线性关系的,非道德教化的,甚至于是非故事性的。这些特征显示了它与古典主义文学的明显差别。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红楼梦》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或《红楼梦》成为现代主义出现的一个契机。我的意思是一个大的文学天才可以在很早的时期,就在他的作品中产生对传统的突破和颠覆,而非现代主义成为一种理论的时候,或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流派的时候。所以我想如果从《红楼梦》突破古典、背叛古典、颠覆古典、超越古典的角度上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1990年的时候,财政部在王丙乾部长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红楼梦》理财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还搞了一篇论文,对这篇论文褒贬不一。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有实用意义的研究方法。

  

   哲学的内蕴

  

   再谈谈对《红楼梦》进行哲学的研究。这里只是点到而已,不能细说。哲学的研究也包括神学的研究。梅新林先生在他的《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中对《红楼梦》的哲学内蕴有许多有价值的论述,当然也有显得牵强之处。他用悟道、思凡、游仙——佛、儒、道这三个模式来解释《红楼梦》,就是用理念的方法、模式的方法来追逐文学,这里会对文学有某种“歪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大学者他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歪曲”越厉害。梅先生的研究解决了我一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钗黛合一新论》,钗黛合一用现实主义的方法研究是十分荒谬的,但如果作为作者的理念来说完全可能合一,从理念上她们之间可以取得一种互相对应、互相照射的关系。

  

   梅新林先生写了《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主要是以中国的哲学精神分析,我还希望能读到《红楼梦与西洋哲学精神》。当然《红楼梦》不是西洋哲学的著作,曹雪芹也不可能接触西洋哲学。但全书所揭示的存在的荒谬性,以及通过贾宝玉之口说出的对生命原本价值怀疑的那一段话,都联通着西洋哲学的精神。荒诞主义认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和他要达到的目的经常处于一种绝对错位的状态。我觉得《红楼梦》对这一点反映得好极了。特别是搜检大观园一节,搜检大观园的事件中没有胜利者,每个人做的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生活在地上”的论点,是他对文化悲剧性局限性的批判;加缪的“局外人”的命题(贾宝玉就硬是一个局外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会帮助我们发展与开拓红学。所以我觉得用西洋哲学的精神研究《红楼梦》也会非常有趣。

  

   至于神学的研究,我觉得《红楼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它涉及了宇宙和生命的发生学,即宇宙和生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讲到了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讲到了太虚幻境,讲到了石头的故事,讲到了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说法就是它充满了一种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所谓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过去我们囿于现实主义的要求,有一种说法就是承认写实的描写如何之好,如写人物、写环境、写风景、写伤春、写悲秋、写吃螃蟹、写吃饭喝酒等等;而它的遗憾之处是有一些神神鬼鬼和荒诞无稽的东西。但请设想一下,如果《红楼梦》中没有太虚幻境,没有一僧一道,没有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那还能有它今天的效果吗?真是那样的话,我们无非是看到一个贵族之家没落的故事、一个爱情失败的故事。

  

   文学欣赏与再创造

  

   有许多对《红楼梦》的研究就是趣味性的,比如周策纵先生提交的关于曹雪芹用过的“笔山”的论文,再如研究一下给宝玉祝寿时的座次,俞平伯先生为此还画了图。50年代批评说这是无聊的,是琐碎的、无意义的。我觉得有人干一点琐碎和专门的事也好,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人人都准备来制定政治路线的话,中国只怕会多事。如果有一些人不那么热衷于研究政治局的座位,只研究怡红院的座位,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稳定团结和改革开放只会带来益处。

  

《红楼梦》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因此《红楼梦》本身就可以像生活一样成为某些作家进行再创作的素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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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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