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国:董仲舒人性论新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22-11-06 00: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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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开国  

  

   摘  要:在对中国古代哲学家人性论的研究中,异说最多的莫过于董仲舒的人性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他的名性以中说混淆了儒学人性论两种基本理论形态中的性概念,但至今无人揭示这一问题。摆脱这一混淆,就可以发现董仲舒的人性论有先秦儒学性同一说及属于汉唐儒学性品级说的性三品说两大内容。他通过天有阴阳,阳仁阴贪,推论出天生人性皆具善恶二质,完成了对先秦儒学性同一说的理论总结;又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提出了上中下三品的性三品说,为王教与社会等级制提供了人性论的依据,开创了作为汉唐儒学人性论基本理论形态的性品级说。

   关键词:人性论;基本理论形态;性同一说;性三品说

  

   在中国哲学史与儒学思想史的研究中,董仲舒的人性论无疑是争议较多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学者们没有认识到董仲舒的人性论处于儒学人性论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逻辑关节点。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认识到董仲舒的人性论既有总结先秦儒学性同一说的一面,又有开创汉唐儒学性品级说的内容,而不是对董仲舒论述人性的思想各取所需地来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对董仲舒的人性论作出合理的说明,摆脱长期异说不休的状况。

   一

   董仲舒的人性论有两大内容:一是性同一说,一是性品级说。学术界对董仲舒人性论的研究,虽然至今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主要还是围绕这两个方面而展开的。就性品级说而论,多数研究论著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是性三品说。以性三品说界定董仲舒的人性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是大陆学术界最通行的观念。但之后又出现了性一品、二品、四品、中民之性等不同的说法。从性同一说看,学术界主要围绕以善恶论性来进行讨论,但说法各不相同。或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接近孟子的性善论,或认为是性善情恶论,或认为是性未善论,或认为是善恶二元论,或认为是性朴论,等等。与上述各种不同的认识相关联,在董仲舒人性论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关系上,则有接近孔子说,与孟子相近说,同于荀子说,是告子说的翻版,综合孟子、荀子说,等等。

   这些学者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往往各取所需,采用董仲舒的著作中可以支持自己论点的材料,而忽略与其论点相矛盾的论据。不少学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如李宗桂就指出,“不能把性善论或者性无善恶论、性善情恶论之类的概括,作为判定董仲舒人性论品级的根据,更不能用性善论或者性善情恶论去驳斥性三品论。如果将二者混为一谈,其结果必然是把问题搞得更复杂。”(李宗桂,第67页)李存山也提出,董仲舒论人性包含性三品说、以中民论性说和性善情恶说三说。(见李存山)但承认董仲舒人性论有多方面的内容,只是事实层面的说明。这些关于董仲舒人性论的讨论,到目前为止都回避了董仲舒的名性以中、不以上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董仲舒人性论的难点,也是正确理解董仲舒人性论的关键所在。只有合理地解答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说明董仲舒的人性论。而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就必须站在整个儒学人性论发展史的高度来讨论董仲舒的人性论。

   儒学人性论在董仲舒前后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基本理论形态。所谓基本理论形态,是指在一定时期由多数人共有的理念所形成的理论形态。董仲舒之前,儒学人性论绝没有圣人之性之类的观念,也没有上中下之分的品级性说法。就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主要代表而言,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他们所说的性都是人与他物相区别的同类之性,只要是人,不管是君子小人、尧舜桀纣,都具有生而同一的人性。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见杨伯峻,第201页)我与圣人同类,是因人人生而皆具仁义礼智四端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同上,第259页)孟子的“皆有之”是一个全称判断,是说凡人都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也就是善的四端。荀子将人人皆具同一的人性说得最为清楚,他列举对立人格的两个极端为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纣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见王先谦,第522页)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世硕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也都是认为人皆具同一的人性。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可以肯定性同一说是先秦儒学人性论的基本理论形态。当然,基本理论形态不排除特殊形态的存在,先秦在性同一说外还存在人性差别说,《孟子·告子上》记载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见杨伯峻,第258页)说,就是一种人性差别说。但人性差别说在先秦只是一种特殊的理论形态,而不是基本理论形态,先秦儒学人性论的基本理论形态是性同一说。

   董仲舒之后,到宋明理学兴起前的汉唐阶段,儒学人性论的基本理论形态表现为性三品说。虽然也有与之不同的说法,如西汉末期的扬雄讲人性善恶混,不讲人性品级,但这不是汉唐儒学人性论的主流。从东汉的王充、王符、荀悦到唐代的韩愈等都以性三品为说,韩愈的性三品说最有代表性:“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见屈守元、常思春主编,第2686-2687页)汉唐的性三品说是对先秦性同一说的否定,性三品说讲人不再是无区别的同类,而是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有层次等差的,将人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人性也不是人人同一之性,而是有等差之分的不同人性,这是儒学性三品说与性同一说的最大区别。关于这一点,甘祥满说:“先秦时期,诸子论人性,其立场或观点虽各不相同,但均视‘人’为统一的一类,即统论人之性,如孟子、庄子、告子、荀子,无论他们的观点如何大相径庭,在以‘人’为同一的、一类的这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甘祥满,第65页)不仅认为先秦儒学的人性论是性同一论,而且诸子皆为性同一论。文中还认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不是在谈统一的人性,而是在谈三等不同的人之性”(同上)。遗憾的是他没有将这两种人性学说视为儒学人性论发展史上的两种基本理论形态。

   当这两种基本理论形态出现在同一个思想家身上时,若没有关于二者性概念的清晰区分,而是混在一起为说,就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因为性同一说的性是人人同一、无差别的同一之性,而性三品说恰恰否认有人人同一之性,只承认有不同等差的不同人性。这两种基本理论形态的性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有区别,绝不可混为一谈。董仲舒人性论的历史地位,就在于他的人性论既有总结先秦性同一说的内容,也有开创汉唐性品级说的新内容。董仲舒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在他的人性论中出现了这两种基本理论形态的性概念混在一起的情况,学术界又一直没有认识到董仲舒的这种混淆,这才造成了对他的人性论异说不绝的现象。只有区分开董仲舒人性论中的两种基本理论形态,分清其中何为性同一说,何为性三品说,特别是说明董仲舒对二者的混淆及其原因,才能准确理解董仲舒的人性论。

   二

   董仲舒的人性论混淆性同一说与性三品说之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两段话,一段见于《深察名号》:“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见钟肇鹏主编,第673页)一段见于《实性》:“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同上,第685页)这两段话是人们论证董仲舒的人性论是性三品说的主要依据。但董仲舒这两段话不只有性三品说的内容,也有性同一说的内容。关于这一点,到目前为止的相关研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更无人指出这两段话混淆了性同一说与性三品说的不同性概念。这是董仲舒人性论异说不断的根本原因所在。

   只要认真阅读董仲舒关于人性论的所有论述,特别是《深察名号》与《实性》这两篇人性论的专论,就可以发现董仲舒这两段话中的名性之性与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的性是不同的概念。他的名性之性是属于先秦儒学性同一说这一基本理论形态的观念,而上中下的三品之性则是属于汉唐性三品说这一基本理论形态的观念。说董仲舒性三品之性是属于汉唐性三品说的观念,这容易理解,但说董仲舒名性之性是性同一说之性,人们就会发生疑问,因为董仲舒的名性说,讲得最多的是中民之性,中民之性正是性品级说的性概念。而这正是董仲舒人性论思想最迷惑人的地方。

   董仲舒的名性说是通过辨析性概念,由天有阴阳,阳生性,阴生情,阳仁阴贪,以说明天生人性有善恶二质,这一对天生人性所作的判定,是全称肯定判断,适用于任何人的人性概念,因此只能是性同一说之性;上中下之性的性三品说的性概念,只能对应圣人、中民、斗筲的特殊人群为说,而不能用来论说所有人的人性。因此,董仲舒的名性所说的性与性三品说的性,是分属儒学人性论两种基本理论形态的性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从逻辑上说,名性之性是性同一说的性概念,那么,这个性概念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何来中民之性、圣人之性、斗筲之性?若名性之性是性品级说的性概念,则中民之性可以名性,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也都可以名性,根本没有只能名性以中,圣人之性、斗筲之性都不可以名性的问题。从董仲舒不以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名性,说明董仲舒肯定圣人之性、斗筲之性的性不同于名性之性,至少有着区分性同一说之性与性品级说之性的潜意识。董仲舒的不以上下名性,是以区分性同一说之性与性品级说之性为根据的正确之论,若将其贯彻到底,中民之性同为品级性的性概念,自然也就不能名性了。遗憾的是,董仲舒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而有名性以中之说。这就将本是品级性的中民之性,与性同一说的性概念混为一谈了。截至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尽管董仲舒的名性以中、不以上下之说存在明显的矛盾,学者们都没有相关的清楚解说,而都只是绕开这个问题来论说。但不揭示董仲舒的这一混淆,就无法对董仲舒的人性论作出合于董仲舒思想的说明。

   先秦儒学的性同一说,讲人性人人同一,又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人性平等论,可以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作人性论证,适合先秦动荡多变的社会局面。但性同一说在理论上说明不了人性善恶不同的社会现实,更无法为王教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要说明社会不同阶层等级的合理性,特别是为汉武帝大一统的王教作理论论证,需要一种品级性的人性论,这是董仲舒创立性三品说的历史原因。就儒学人性论发展史而言,先秦儒学的性同一说,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是从善、恶一端来论证性同一说,存在各自的缺陷,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完善。孟子的人性论主张人人皆具同一的仁义礼智四端之善,认为善性的实现主要靠自身的求其放心、养浩然之气来实现,这就有忽略王教的弊端,这在董仲舒的时代是无法容忍的,这也是董仲舒公然批评孟子人性论的原因;荀子讲人性恶,虽然充分肯定了王教的必要性、重要性,但若人性无善质,其化性起伪、成就善性就缺乏人性内在的依据。因此,儒学人性论自身的发展亟须综合孟子、荀子之说,克服其缺失,对性同一说作出理论总结;汉武帝时代论证社会等级制的需要,则呼唤着人性论品级说的出现。

   这是时代发展给思想界提出的理论课题,当时的思想家都力图提出性品级说的人性论来回答这一课题。譬如《淮南子·脩务训》中就提出了近似性三品的人性品级说:“且夫身正性善,发愤而成,

   凭而为义,性命可说,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尧、舜、文王;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丹朱、商均也。曼颊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西施、阳文也;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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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蘧蒢戚施,虽粉白黛黑,弗能为美者,嫫母、仳倠也。夫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恶不若嫫母,此教训之所俞,而芳泽之施。”(见陈广忠译注,第1131页)这段话虽然有性三品的含义,但还不够明确,且将人性高低与相貌美丑混在一起。因此,汉代第一次明确提出性三品说的是董仲舒。

任何新理论的提出通常都必须以已有的学说为前提。董仲舒开创汉唐儒学性品级说,也是在总结先秦儒学性同一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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