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李达
萧象
过去的百余年间，我的故乡零陵（永州）所出人物中，论思想文化影响，李达当首屈一指。中共一大代表，仅此身份，足使入祠先贤，名留青史。正是因此，在我还是学童时候就听人提到李达，只不过那是在李达蒙羞遇难的非常时期，所以说者吞吐，欲言还休，听者懵懂，不知所云。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李达得以恢复本来面目，成为故乡党史挖掘宣传的重点人物，逐渐流传开来，广为乡亲们所熟悉。因而得知，李达早岁求学并毕业的永州府官立中学堂，乃今日永州一中之前身，也就是我的母校。故此，我对这位乡贤和师长辈校友，不由多出一份亲切，产生了兴趣，而进一步关注与探究乡贤卓越而曲折的不凡一生。
参与建党 筹办一大
李达生于1890年，少年时期经历了晚清至民国改朝换代的时代剧变，与当时国中最优秀的先进青年一样，老大中国的积弱积贫，使少年心事当拿云的乡贤，把愤发图强的目光投向因明治维新而焕然一新的东邻日本。1913年李达考取官费留学东洋，一年后患病归国，1917年再次官费东渡日本，适逢苏联十月革命爆发，受其鼓舞影响，加上祖国贫弱受人歧视而矮人一等的刺激，李达改变了先前教育和实业救国的想法，认为中国应取样苏联，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改变落后面貌，而革命，首先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于是毅然弃理从文，师从著名学者河上肇，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在日本的李达带来一股清新的劲风，让其感受到国内一种崭新的文化思想力量在崛起。1919年6月闻讯陈独秀不幸被捕，李达立即赶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寄回国内，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称赞陈独秀“鼓吹新思想”、“为了主义肯吃苦”，批评北京政府“顽固守旧”“卖国”，表示要用“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此前一周，《民国日报》接连两日刊登了李达《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文章。其后，李达不断写出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文章，并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揽》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以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和鼓吹者开始在国内思想理论界崭露头角。
1920年夏，李达为“寻访同志，干社会革命”从东京回到上海，开启其政治人生的第一个重要时刻。李达首先拜访了陈独秀，两人一拍即合，相谈甚欢，应独秀邀请，李达欣然接受参与组建共产党，入住《新青年》社内，担任编辑。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沈玄庐、陈望道等8人（王炯华《李达评传》）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任书记。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时，上海发起组创办内部机关月刊《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竖起“共产党”的大旗，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达担任月刊主编。不久，陈独秀离沪赴粤，主持广东教育，书记工作交李汉俊代理。其后李汉俊与陈独秀因在党组织是采取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问题上发生分歧，不能调和，又辞去代理书记，代理工作遂落到李达身上。
1921年6月，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到中国，根据中国国内情势，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据此，李达、李汉俊与广州陈独秀和北京李大钊联系商讨后，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承担了会务筹备事宜——写信通知全国各地党小组各委派两名代表前来参会，寄给每名代表路费100银元，安排代表住宿和选择会议地址等。（宋镜明《李达传记》）
于是，7月2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包惠僧，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在法租界李汉俊寓所，举行了中共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会程最后出一险情，也是插曲。7月30日会议进行中，突然闯入一陌生人，说是找某人，大家回说并无此人，来人见状转身就走了。马林反应机警，认为来人可疑，很可能是侦探，叫大家立即疏散，撤离会场。果然，片刻之后，警车开来，巡捕空捕一场。其后，在李达夫人王会悟（嘉兴人）的建议安排下，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船上，得以完成最后程序，划上完美句号。
关于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记忆模糊，印象不明，几近遗忘。1940年在延安，当决定举办党的生日纪念时，参加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竟然都想不起一大召开的日期，无奈，只好大约其事，指定“7月1日”为纪念日。于是，这个日子就成为法定的“党的生日”。李达作为会议筹备和操办者，应该轻易不会忘记，可他在1949年写的自传中将开会日期也认定为7月1日。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历史已进入新的时期，日期既已钦定，他自是不能标新立异，只能附会认同。对一大日期的误会，直到1978年8月，历史学家李新受命组织一批著名学者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才得以弄清，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
就是在这次会上，李达认识了毛泽东。在此之前，两人神交已久。经陈独秀推介，李达将自己主编的《共产党》杂志每期都寄到毛泽东在长沙主办的文化书社，毛泽东不仅组织同志们学习，还将重要文章推荐给长沙的报纸发表，并称赞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两位年纪相近（李大毛3岁）的湖南老乡，在一大一见如故，互称兄弟，由此建立起了绵延四十多年的私人情谊。
红色教授 专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一大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稳健发展。1923年6月三大召开时，党员人数从一大时的50多人发展到420人，会议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决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革命形势向好，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此时的李达却出人意外地脱离了共产党。在革命处于顺遂而非逆境时，李达急流而退，主动离开自己参与创建的组织，让人大为困惑和不解。很多年后，李达在自传中披露内中原因：一、想“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分心于它务”，二、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主张党外合作，与陈独秀发生分歧。李达回忆说，两人为此发生争吵，陈独秀“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好像要动武的样子”，“我心里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但他在当时已被一般党员尊称为‘老头子’，呼‘老头子’而不名。我当时即已萌芽了脱党的决心。”（宋镜明《李达传记》）
因国共合作问题，李、陈出现分歧，以至争论，为事实，但是否激烈争吵，以至陈独秀“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辨析。李达自传写于49年，为申请重新入党而作；在陈独秀业已去世且作为负面人物的历史环境下，为降解主观因素，突出客观原因，难免不会夸大其事，夸大其词，是可理解的人之常情。可以比较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曾谈及自己的脱党问题，说：“那时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努力，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彻底的了解。但是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同时我也被加上了研究系（指研究社会学说讲的）的头衔。”1935年接受《世界日报》采访，再次就脱党问题披露心迹，记者转述道：“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个性并不适于政治活动，便决心跳出政治活动的实际，而改为研究理论的途径。”较早的两次言说，均没有提及陈独秀问题。
性格决定命运。李达是典型的书生，张国焘出席一大，初识李达，就获得印象，认为“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 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张国焘回忆录》）政治活动讲究策略，需要身段柔软，手腕灵活，见机行事，通权达变，李达执拗的性格显然与之格格不入，适应不了政治的勾心斗角，使机弄巧。在革命活动家与革命理论家不能兼得，广场活动与书斋研究发生矛盾，需要取舍的情况下，决定放弃前者而选择后者，从广场退回书斋，专注于理论研究，应是他脱党的原因。后来李达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理论界的鲁迅”（毛泽东语），应是求仁得仁。
李达的这一选择，在他对待丁玲的态度上也能得到折射。丁玲是李达主持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学生。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的次日，李达、王会悟夫妇闻讯赶来，把丁玲母子接到自己家中，予以安抚，同时却又劝她放弃参与政治活动，专心文学写作。在李达看来，丁玲更适合于创作，她做文学家比做革命家会取得更大成就。36年夏，丁玲逃离南京软禁，来到北平，希望通过李达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虽然李达依然热情接待，但却不愿与她谈时事与政治，再次忠告丁玲不要搞政治，不要找党，并叫人带丁玲到超然物外的冰心家去了一趟，用意不言而喻。
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风激云荡，大开大合，当时国中最先进的优秀人物，对于国家未来社会的实现路径，在不同时机条件下会作出不同判断与选择。前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8人，除俞秀松一人之外，其他7人因各种不同原因均先后脱离了共产党。他们有的转向了国民党，有的成了民主主义者。李达也脱离了党组织，但并未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与共产党人也一直保持联系，且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始终如一，矢志不易。
脱党之后，李达先后在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后为湖南大学法科）、武昌中山大学（今武汉大学）、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和北平大学商学院、中国大学等担任教授，一面教书育人，一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李达长于教学，“学识渊博，造诣很深，”“他语言简洁，没有废话。课后复习笔记，恰象读一篇精彩的论文。”几十年过后，他的学生回忆起当年受教，依然记忆尤深。李达讲课，不仅大受本系学生欢迎，不少外系甚至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因为都知道李达是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授课内容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学生们遂将李达和黄松龄、吕振羽、齐燕铭、侯外庐等一批左翼学者称为“红色教授”，而李达为其中最有名者。
北平记者专此采访李达。当时留过洋的教授，大多西装革履，拄文明拐棍，俨然一幅绅士派头，记者以为李达也是如此，见面却发现，眼前竟是一位道地的中国“老”先生——“穿着蓝布大衣”，“单弱瘦小”，“身量不是很高，头顶已露出十分之八的‘光处’”，“面目上已表现出十分卷老的样子”，“问他年岁的时候，他很有感慨的说‘我是老了’”。其实当时李达不过才45岁。
“因为人事的折磨，同研究学问的劳累”，李达显得未老先衰。这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付出的艰辛代价，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和译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都完成于这一时期，他因而得以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据了重要席位。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译自苏联，1935年在上海出版后很快就传入延安。毛泽东如获至珍，半年时间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一万三千字的批语，是一生批注文字最多的一本书。毛还建议此书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参考资料，并致信友人表达与音讯隔绝多年的李达重建联系的愿望。不仅如此，那些批注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毛泽东名著《实践论》。足见此书影响之深。
李达最具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是47万字的《社会学大纲》。这是他的代表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就其全面性完整性和深刻性而言，在当时中国的理论界是首屈一指”。（丁晓强《李达学术思想评传》）1937年5月该书甫一出版，李达即寄送延安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反复阅读，作了详细批注，予以高度评价。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篇。我让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并致信李达称其是“真正的人”。此书根据中国社会革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有独到的阐述，“对于毛泽东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丁晓强《李达学术思想评传》）
由于李达曾为“共产党要人”和当下“红色教授”的双重身份，当局一直把他当做“重点人物”予以关注与警惕。抗战前夕，李达在课堂调侃蒋介石所谓“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口号，说：“照这样说下去，读书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读书，抗战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抗战了。”被扣上“侮辱领袖”的罪名，教育部长王世杰电令北平大学商学院院长白鹏飞解聘李达。白鹏飞与李达是留日同学，认为李达学术有水平，教学受欢迎，不能解聘，回复说，如要解聘，教育部须正式下令才能照办。部长不肯下令，学校也就拖着不办。为抗议教育部无理解聘，李达和白鹏飞直接找上王世杰当面论理，其后两人又上庐山找到蒋介石交涉，此时中日交战一触即发，李达下山返回零陵探望病中父亲，事情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李达回到岳麓山下，重返阔别二十多年的湖南大学。这当中尽管有当局设法干扰，刁难阻碍，法学院院长李祖荫秉持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以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只讲学术不问政治为由，排除阻力，坚持聘请李达担任法学院教授。李达继续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教授法学，并编写一本《法理学大纲》作为教材。任教湖大期间，李达与湖南地下党联系密切，为促使程潜起义与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抵制左倾 直言犯上
1949，李达迎来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换。这年春地下党遵毛泽东电示，精心策划，安排李达辗转香港与一批民主人士乘船北上。两年前毛泽东就托人带给李达一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邀其北上解放区，其意殷切。李达患病在身，未能成行。如今终于得其所愿。李达抵达北京，毛泽东将他接到香山住地，单独会晤，彻夜长谈，甚至让体弱而困倦的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李达事后对亲友谈论此事，说到东汉严子陵故事，子陵少时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即位后，邀其进京叙旧，夜间共卧，严子陵把脚放在了光武帝肚子上，光武不以为意，传为佳话。李达解释说，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有，我提出另找房间休息，是主席自己不让。
国共鼎革，江山易帜，李达百感交集，万千思绪，一方面因自己参与组建的党发展壮大而执政无比欣喜，另方一面也为当年的中途退场而懊悔，自认是“平生所犯的最严重的、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李达重新加入了党组织，年底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因院系调整，1953年转任武汉大学校长。
万象更始，李达以莫大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为改造旧的大学教学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依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此时的李达学术研究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主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转为对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这既有个人兴趣的转移，亦是时代要求使然。
前述，李达与毛泽东初识于一大，当时李为留日生，毛为师范生，两人引为知己，互为影响，就社会地位和学术水平而言，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更大显而易见，1922年毛邀李到长沙主持湖南自修大学，以师长待之，即为例证。其后，李达以理论家活跃并享誉学界，毛泽东以革命家威震天下，李达《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实践论》影响颇深。49之后毛泽东成为全国政治领袖，其思想发展经井冈山、瑞金至延安臻于成熟，自成一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成果，立为全国的指导思想，水到渠成，亦势之必然。李达读过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有关著作，对其哲学思想推崇有加，如今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的思想统领和指引，更是心领神会。无论作为党员故友还是理论家，李达都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义不容辞，需要对毛泽东思想展开研究诠释和宣传，并视为当下和今后主要的工作任务。
1951年毛泽东重新出版《实践论》，李达及时跟进，发表文章进行解说。毛泽东读后非常高兴，致信李达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作用。”“希望你多多写文章。”受此鼓舞，李达一鼓作气，又连续写下三篇文章，构成系列，以《<实践论>解说》结集出版。其后，又发表《<矛盾论>解说》系列文章，全面而详细解读毛泽东重新出版的《矛盾论》。
由于李达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起过重要影响，加上与毛泽东长期间的私人情谊，因而他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精准的把握。不仅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对社会出现的一些极左现象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非科学的表述也敢于提出质疑和批评。
例如，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现象，李达相当反感，坚决反对，指出“如果不顾客观规律，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共产主义就会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又如，看不惯58年“教育革命”中的左倾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哲学系师生下乡劳动十个月，“学生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呵？！”“拔白旗”“插红旗”是“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挫伤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与积极性。还如，自50年代末报刊出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说法，至60年代中期盛行一时，李达一直持质疑态度，认为“‘顶峰’这一说法不科学，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就好比珞珈山，到了顶了就没地方走了。马列主义怎么能有‘顶峰’呢？”
不惟如此。1958年《人民日报》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李达认为违反科学和常识，为此与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据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回忆，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问道：“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回答：“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李达不依：“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不悦，反问道：“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此时李达情绪激动，犟劲上头，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毛泽东反唇相讥：“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摄氏百把度的。”（梅白《毛泽东几次湖北之行》；参见王炯华《李达评传》）
在这里，李达再次表现出其认理不认人的执拗的书生性格，但他显然因情绪激动而忘记了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而丢掉了他在香山之夜应有的谨慎。
在愚昧而狂热的年代，少数睿智理性而清醒者，能洞幽烛微，看出时代弊端和实相，但却往往被当做冒犯社会和权威的另类，不受欢迎，不得待见。乡贤这些难能可贵的反映真理显示良知的言行，自是被目为不识时务的冬烘，不合时宜的反调。因此，1966年当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临，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首当其冲的第一批殉难者。
蒙冤受难珞珈山
1966年4月中旬，中南局召开学术批判座谈会，中南局第一书记第一次点了乡贤李达的名，意味着他的厄运即将开始。会后武汉大学按照湖北省委布置开始收集整理有关李达的材料，形成《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其中一条乃揭发李达曾对人说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一大时是“C.Y”（社会主义青年团）而不是 C.P（共产党），李对二人说“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李达后来看到这一揭发，后悔不迭，说：“当时不该把这实况说出来，引来这次大祸。”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将材料上报中央，同时附言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
5月上、中旬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陶铸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批准。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紧急动员大会，李达被打成武大“三家村”村长。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呆着听实况广播，然后揪到现场示众，李达三次被按下头，接受批斗，并被摄像。
7月17日湖北省委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连同《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央。8月1日，已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王炯华《李达评传》）
乡贤本来年老体衰，一直患病，经此批斗和精神折磨，血压已升到了236/114，尿糖4+，加上气喘、胃溃疡，病情愈趋严重，预感自己老命难保。他从门前雀跃的小孩口中，得知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知道毛泽东来到了武汉，产生一线希望，于是用毛笔写给毛泽东一封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信封上写着：“送呈毛主席 武汉大学李达”。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字条：“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作出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接批：“即送任重同志”。
王任重是如何酌处的，未见记录，不得而知。而乡贤条件一如之前，未得改善，仍被停医断药（自宣布为“三家村”村长受批斗后，就停止了他的公费医疗，他要求自费治疗用药也未获准），直到8月22日，奄奄一息，弥留之际，才被送往医院，住进病房。两天后，撒手尘寰，含冤死去。
李达之死，谁之责任？武大党委及其工作组无疑是直接责任者，王任重和陶铸也负有难以推卸的领导责任。当然，我们可以认为，陶、王之于李达的态度也是看着上面的态度，坐在那个位置，换谁也会如此，这是当时的形势使然，非如此而不可。春秋责备贤者，毕竟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多少还是有缓和与伸缩的运作空间，和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只要心存意念，是可以做到贵手抬高一点的，比如把下面上报的材料压一压，缓一缓，再核实一下内中指控是否证据确凿，能否经得起推敲和反驳，不那么急于批准批发；基于人道，吩咐手下提供病人的基本医药，这样做并不违反原则，如此，李达的境况断不会那么急剧恶化，也就不会死于1966而多活几年。据悉，王任重生前曾有过表示，说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起，其一就是李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这一表示，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乡贤含冤蒙难，让人扼腕，为之叹息，也给世人留下深刻教训：一、一位毕生殚精竭虑从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与传播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与宣传的理论家，著述等身，成就卓然，影响深远，被誉为“理论界的鲁迅”，到头来却被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打倒，实乃颠倒乾坤，荒谬无比；二、一位声誉卓著的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大学校长，却在全体师生员工面前被按下头来，接受批判，不仅侵犯人权，侮辱人格，也让斯文扫地，千年文明荡然无存；三、一位建党有功的一大代表，中共第一任宣传主任，在76岁重病之时，被停医断药，含冤而亡，是丧失天良与人道。
李达被整死，不久王任重和陶铸也出人意外地分别被整下台，王任重幸运地活过文革，陶铸则命如李达，蒙冤死去。陶铸是受人尊重的我的另一位乡贤，崛起于文革之初，却很快又陨落。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因为对一个人的不公，所显示出来的是制度的逻辑。这种逻辑，可以用来对待所有人，无人能保证自己幸免。”两位乡贤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以及王任重），不仅诠释了这一说法，而且在不同层面共同而明确地指向一点——在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任何人，无论尊者还是贵者，都可能是所谓政治大局这一棋盘上的棋子、弃子。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武大校文革听传达中央指示，其中一条就是“李达是没有什么用了”。“没有什么用了”——这是对“棋子、弃子”这一指向，亦即乡贤命运的最权威最明确的注释。
乡贤生前最后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迄今过去半个多世纪，人们仍在为走出摆脱这一环境影响而努力，由此可见历史惰性之顽强。这也在提醒我们不能轻易遗忘乡贤以生命为代价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
2022/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