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林彪现象试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32 次 更新时间:2021-05-10 19:43:54

萧象  

   萧象:林彪现象试探

  

   林彪可谓当代史上最为复杂而让人费尽猜详的历史人物。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从毛家湾搜集整理的林彪笔记显示,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另类林彪。与广庭大众之下林彪向以“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四个伟大”称颂领袖不同,其私下对毛泽东有出人意外的另类看法,大大颠覆了人们的日常政治认知。由林彪笔记,人们看到了林彪隐于背后的另一面,也就是林彪自相矛盾而极其复杂的两面性。林彪这种公开场合说一套、私下里所奉另一套的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政治两面人表现,形为独特的“林彪现象”。林彪因此而备受世人诟病。

   林彪身前位尊权极,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因而其现象,无疑重大,影响深广,后果严重,非同等闲。无论作为政治教训,还是历史警戒,都是历史的典型案例,值得关注探寻和追究。以往的评论,多将林彪现象视为林彪个人品质问题的外在表现,认为林彪口是心非,阴阳两面,善于伪装,欺骗天下。这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人的行为表现反映人的思想品格,然而,林彪好歹革命也有几十年,如仅是个人品质问题,何以此前的林彪似乎并没有发现其人前人后不一样的两面性问题,而林彪现象却独现于其晚年。显然,在这里仅以个人品质尚不足以解释林彪现象。

   一定的社会现象背后必有形成这一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林彪现象亦是如此。

   揆诸历史,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下级之外,曾经“风义兼师友”。从井冈山红军初创时期起,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韬武略就一直十分敬佩,不仅遇有问题常向毛泽东请教,党内出现分歧和矛盾斗争毛泽东处于困境时,也是选择站在毛泽东一边,予以坚定支持与拥护。两人的这种密切关系,随着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而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当然,林彪之于毛泽东的尊崇与拥护,并不是那种唯唯诺诺、毫无己见的唯命是从或一味盲从,不少时候也敢于依据自己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因此林彪在历史上与毛泽东曾有过多次分歧与争论。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部队为摆脱包围而四渡赤水,林彪认为这是“尽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提出并上书中央要求更换毛的前军指挥权。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主张,决定东渡黄河,进军山西,而林彪却固持己见,要到陕南打游击。抗战之初,红军是选择游击作战为主还是运动战为主,林彪也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至于解放战争在东北战场,战四平打锦州,林彪和毛泽东在战术问题上的分歧争论,更是众所周知。

   甚至共和国建立之初的一段时期内,林彪公开场合也发表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1950年10月在出兵朝鲜问题上,对毛泽东力主出兵的主张,林彪会上表达不同看法。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论及“厚今薄古”问题,称“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此时林彪插话,表示异议,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被毛泽东反驳:“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曾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有个观察,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他这样说道:“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

   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至少1958年之前,尤其是在战争年代,似乎林彪还不像是一个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而阴阳两面的“奸臣”,按李银桥之说,在毛泽东面前他的表现倒像是一个敢于直言的“诤臣”。

   如果这一判断能够成立,那么,问题则是,为什么在其之后发生了变化,人们再也没有见过林彪如先前那样在毛泽东面前直言的表现?看到的却是愈来愈多林彪对毛泽东的歌颂奉承和个人崇拜,越到后面这一情形越是严重,以至于文革登峰造极。也就是,是什么原因使林彪从一个“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的人,变成了一味歌功颂德甚至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质言之,1958年之后林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一个嬗变,从“诤臣”变为“谀(奸)臣”,留给世人千古骂名?

   众所周知,1959年共和国史上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情,这就是庐山会议事件。这次会上彭德怀因大跃进问题直抒胸臆,上书进言,贾祸罹难,与支持和同情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道,被打成反党集团,遭遇罢官免职受批判的厄运,由此并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斗争。庐山会议事件使党内大为震惊,据悉,会后几位老帅曾集于聂荣臻家抱头痛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在论及庐山会议事件及其“反右倾”斗争时总结指出:这一事件“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长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党内的言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555页)此前1953年党内也发生过“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事主高岗、饶漱石被撤职罢官,开除党籍,受到严厉惩处。这两大事件,尤其是庐山会议事件,对党内高层的震慑,对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影响,怎么评估也不为过。

   共和国建立不过十年,党内连续发生两起重大事件,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中共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武装,强调阶级斗争,在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外部敌人消灭之后,斗争的目标必然要转向自己内部,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异己者视为阶级敌人在自己内部的代理人,予以打击斗争,这一斗争被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生死对抗斗争的继续。这时的党内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由战争年代各山头发展演变而成的宗派问题,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农民起义式的“打江山同甘共苦,坐江山勾心斗角”,使建政之初的这一斗争变得更为激烈。此为其一。

   其二,打江山与坐江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执政者而言,战争年代,在打胜仗取江山这共同而单一目标下,大家都是基本平等而同甘共苦的同志战友,因而往往表现出虚怀若谷,比较谦虚谨慎,能够集思广益,听取属下各种不同意见。而一俟取得并稳定政权后,情形就会发生变化,这时的执政者容易居功自傲,恃功矜能,且在一片赞颂中走上了神坛,成为全知全能、俯视人间的神祇,不仅洞悉一切,而且永远正确;这样一种情形下的执政者更多喜欢的是悦耳的奉承而不是逆耳的忠言。同时,由于权力的来源不是选举民授而是武力夺取,既然权力是夺取的,就有可能再被他人夺走,因而视权力为禁脔,保持高度警觉,采取严厉手段,防范他人觊觎,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也。

   需要指出,这一现象是所有集权政体下执政者的普遍规律,而不是某一位具体当权者的个别表现。看古今中外,从刘邦朱元璋到斯大林波尔布特,莫不如此。

   作为两大事件的亲历者,林彪在高饶事件中庶几卷入其中,因毛泽东的回护和厚爱,才有惊无险,平安无事;在庐山会议事件中作为援兵,临时被召上山,表态积极,接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成为直接受益者。除了这两大事件,中央政治在经济领域贯彻主席思想方面,也在发生某种导向性的微妙变化。1956年周恩来在国民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持稳妥而反冒进的主张,违逆上意,受到严厉批评,重压之下,不得不做出深刻检讨,甚至在常委会上一度提出辞去总理职务。而同一时期的柯庆施敏于领会上意,最先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赶超英国的指示精神,在大跃进中高歌猛进,乘风破浪,获得欣赏,八届二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

   党内矛盾斗争的日趋激烈,由此引发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异恶化,以及“谏臣死,谀臣尊”的历史古训与现实政治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林彪自是感同身受,从中悟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荣辱进退的经营之道。

   为求自保(或许也为更上层楼?),林彪得出经验:“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其实,自江山初定,共和国建立伊始,林彪就一直远离尘嚣,深居简出,休养生息,韬光养晦,较少过问政事,身体不好固为一大原因,功高震主,木秀风摧,因而谨慎低调,亦不无因素。而1959年的重新出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然是毛泽东的刻意安排,无论林彪是主动迎合还是被动接受,也不论其心里有着怎样的想法,总而言之,既已出山,那么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前述迥异于战争年代而已变化了的新的激烈而复杂的政治局面,维护领袖权威(也就是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应是作为心腹爱将的林彪的基本态度,也是首要选择。

   于是我们看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中央总结大跃进失败原因,围绕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出现重大分歧时,林彪别出心裁发表讲话,为重压之下的毛泽东站台解围,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而实际上在其内心深处,对大跃进的弊端原因有另一番清醒的认识,在读书笔记中林彪写道:“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

   就这样,林彪完成了从“诤臣”到“谀臣”的政治蜕变,一个口是心非、人格分裂而阴阳两面的林彪出现在人们面前。

   坦率地说,这种政治上言不由衷心口不一的两面性现象,在当代政坛似乎并非罕见,某种程度上,毋宁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撇开近几十年从中央到地方已揭露出的层出不穷数不胜数的政治两面人不论,以文革时期而言,胸怀坦荡表里如一,真正做到言行一致的政治领导能有几人。周恩来堪称党内楷模,邓小平谈到文革中周恩来的作为时,如此说道:“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所谓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其实也就是言不由衷,表里不一,为迎合奉承而知行相悖的委婉表达。

   《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裴矩乃隋唐两朝名臣,却先后表现大不一样,在隋时,阿谀奉承,曲辞谄媚,入唐朝,一反常态,敢于直言,成为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对此有一段著名的评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矣。”这一评论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它揭示了皇权专制的传统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君主的好恶影响人臣的善恶表现。

   如果我们把君主视为一种制度的象征(其实本来就是制度的象征),那就是说,制度影响人的善恶行为,好制度让人容易向善,坏制度使人容易趋恶。这也正如邓小平反思文革时所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林彪现象,亦可做如是观。

  

  

   202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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