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虎 王卓亚: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2 次 更新时间:2022-11-01 23:46

进入专题: 香港问题   中国外交   一国两制   中英关系  

郭永虎   王卓亚  


摘要: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对中国香港事务的干涉始终没有停止。布莱尔和布朗执政时期,英国的干涉手段主要集中在舆论攻击层面。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执政时期,除了延续前任的舆论手段,还公开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策划乱港渗透活动。约翰逊执政后,英国政府肆意诋毁香港国安法,威胁实施涉港制裁。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具有以下特征:干涉力度不断升级,干涉手段集中在舆论攻击和外交施压上,涉港立场具有鲜明的“两面性”,干涉主体呈现“集团化”特征,干涉行为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英国对香港事务的长期干涉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破坏了中英关系健康发展。中国政府应深入贯彻落实香港国安法,推进香港民生经济建设,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推进香港社会的意识形态去殖民化,提高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关键词:“一国两制”;香港事务;国家安全;中英关系;干涉主义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后,《中英联合声明》中与英国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从这时起,英国对香港再无任何管治权和监督权,《中英联合声明》也成为没有法律效力的历史文件[1]。然而自香港回归以来,为了继续维护和扩大其在港既得利益,英国长期自诩对香港及其居民负有“强烈的政治和道义责任”,并以所谓“监督”《中英联合声明》的实施情况为由插手香港事务。近年来,在美西方加强对华遏制的背景下,英国频繁染指香港事务。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英国时任首相约翰逊在社交媒体妄称“英国永远不会放弃香港”,并声称“英国也会永远关注并保护香港市民的人权与自由民主权利”[2]。这类表态是英国自香港回归以来的一贯涉港立场。从布莱尔到约翰逊,英国历届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干涉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历史连贯性。为此,从长时段做历史考察更容易厘清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特征、规律和本质。

从研究进展来看,学界关于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对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研究则相对薄弱。已有成果分时段探讨了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情况。阮国英对香港回归前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政策进行了回顾[3]。李环评析了2016—2018年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主要特征[4]。周方舟从大国博弈、国家利益与外交传统视阈比较英美两国在干涉香港事务上的差异[5]。刘诗琦和陈寒溪等学者对英国涉港活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6-7]。总体来看,学界对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缺乏系统的历史梳理。本文拟对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历届政府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特征、影响及对策进行探讨。

一、香港回归以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

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大致可分为布莱尔与布朗执政时期(1997—2009年)、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执政时期(2009—2019年)和约翰逊时期三个阶段。

(一)布莱尔与布朗执政时期:殖民惯性的延续

布莱尔与布朗执政时期正处于香港回归初期,英国对香港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妄图继续操控香港事务。回归之初,香港政治、经济等领域仍未彻底摆脱英国殖民的遗留影响,这为英国染指香港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布莱尔和布朗极力推行“人权外交”和“价值观外交”,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旗号对别国事务进行干涉。布莱尔曾宣称:“只有进一步推广我们的价值观,才能不断扩展我们的利益。”[8]英国政府在该阶段对香港事务的干涉以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人权观为主要手段。

1.干涉香港政制发展

回归初期,英国频繁对香港的政制改革进行干涉。1998年5月,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期间,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约见部分选举人并讨论选票情况,此举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对此,英国政府辩称“与政党成员的日常低调接触是外国驻香港及其他地区领事馆的正常做法,并不构成干涉”[9]。2002年,为了尽快填补香港特区的安全漏洞,香港特区政府将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提上议程,在咨询期间遭到了英国的干扰。2002年11月18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比尔·拉梅尔妄议23条立法,声称“第23条立法不符合法律程序”。2003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关于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6月30日,英国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与香港立法会中反对派议员针对第23条立法共同密谋向香港特区政府施压[10]。2003年7月,香港一些乱港分子煽动针对23条立法的非法游行,而当时正在访华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以“联合声明签署国”的身份表示“声援”[11]。200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附件1第7条和附件2第3条进行解释。此次释法是在遵循民意、深思熟虑下提出的,然而却再次遭到英国的干涉。4月7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拉梅尔发表声明,妄称此次释法“削弱了《联合声明》所保障的高度自治”。5月11日,拉梅尔再次指责全国人大的决定“限制了香港政制发展”,并称将“兑现对香港历史承诺”与中国政府进行持续讨论[12]。

2.炮制并定期发布《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自香港回归以来,英国外交大臣每半年就会向英国议会提交一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这已经成为英国政府干涉香港事务的常规手段。1997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向英国议会提交了首份《关于中英联合声明执行情况的半年报告》。这份报告评估了香港回归过渡阶段中国在联合声明所承诺关于法律制度、司法系统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执行情况。库克在报告中强调英国对香港负有“强烈的政治和道义责任”,进而提出在回归后英国依然会对香港“负责”[13]。1998年1月,英国外交部如法炮制第二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继续打着《中英联合声明》的旗号对香港事务进行所谓调查评估。除了关注金融、航运、教育等基本问题,英国还将重点放在香港的政治事务上,对香港政制发展横加干涉。在报告中,英国公然挑战临时立法会的合法地位,还在香港历史教科书内容修改、港人于内地所生子女居留权等问题上作梗[14]。截至2022年6月,英国已经连续发布了50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这已经成为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惯用伎俩。

(二)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执政时期:积极支持并参与乱港活动

在卡梅伦与特蕾莎·梅执政时期,中英关系和香港局势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提振2008年经济危机后长期萎靡的英国经济,卡梅伦政府与中国展开积极的交流与合作。英国与香港地区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而在政治领域,英国则继续对香港事务横加干涉。

1.公开支持反中乱港活动

2013年,乱港分子开始酝酿非法集会,英国予以积极支持。2013年9月14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雨果·施维尔在香港《明报》发文称英国将为其“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支援”。施维尔的言论推波助澜,助长了乱港分子的嚣张气焰[15]。2014年9月28日,乱港分子发动所谓“占中”非法集会,进行袭警、破坏公物等违法行为[16]。9月29日,英国无视乱港分子的非法行径,竟以“行使示威权在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为借口粉饰乱港分子的暴行。当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迅速稳定秩序后,英国又从中作梗。10月2日,英国表示对局势“十分担忧”,希望香港特区政府与学生代表“开会讨论政制发展的提议”。10月15日,在香港警方驱散了特首办附近的乱港分子后,英国首相卡梅伦替乱港分子开脱罪责,声称英国要为乱港者“挺身而出”[17]。10月22日,英国下议院公开讨论香港事务,妄称对香港事务有“历史责任”。

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活动不断升级。面对反中乱港分子的暴力违法行径,英国政府推波助澜,多次发表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论。6月18日,英国议会下议院对香港局势和《逃犯条例》进行讨论,工党议员古德曼公开诋毁《逃犯条例》有违“一国两制”原则。保守党议员劳顿“呼吁”英国政府采取一定的手段予以应对[18]。7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妄称乱港分子袭警、堵塞交通等暴力行径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和平抗议的权利”。7月3日,首相特蕾莎·梅再次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中方随后对亨特和特蕾莎·梅的言论表达了坚决反对。面对中方的回应,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西蒙麦克唐纳辩称中国对英国的指控是“不可接受和不准确的”[19]。7月22日,英国议会下议院又在会议中妄议香港事务:下议院议长约翰·伯考妄言中国政府的警告不会阻挡英国“作为联合声明签署国对香港的承诺”,工党议员古德曼叫嚣将对香港警方进行独立调查[20]。

2.幕后策划乱港渗透活动

英国除了公开支持乱港行为,在暗地里还通过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简称FAC)、香港监察等组织进行情报搜集、渗透破坏,并培育、扶持和包庇乱港分子,企图达到对香港的远程操控。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是英国议会负责监督外交部行动的常设机构,长期热衷于炒作“港独”“疆独”和“藏独”等议题。2014年12月,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企图进入香港搜集涉港情报并与乱港分子进行接触。中国政府识破了FAC的图谋,拒绝FAC进入香港境内。英国首相卡梅伦对此宣称“加剧了英方对香港局势的担忧”[21]。2015年,FAC在没有经过实际调查的情况下,捏造《中英联合声明》三十年调查报告,诬称香港的高度自治“正在遭受严重破坏”,并以维护香港“基本权利”为由敦促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此外,英国还借助非政府组织开展乱港反华活动。其中,“香港监察”比较有代表性,它表面上是英国的一个调查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英国介入香港事务的代理人和智囊团,负责在香港进行渗透颠覆、情报收集,资助扶持“港独”分子等非法勾当。其执行主席为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贝内迪克特·罗杰斯。罗杰斯及该组织成员长期与乱港分子保持密切联系。罗杰斯曾以“香港监察”的名义,邀请李柱铭、戴耀庭、罗冠聪等乱港头目参与英国保守党年会的“边会”[22]。2017年,罗杰斯企图经泰国进入香港境内再次进行颠覆行动时被香港入境处截停并拒绝入境。时任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对罗杰斯被拒绝入境进行评论,妄言“国际对香港高度自治的信心受到损害”并“要求”中国做出解释[23]。

英国政府官员还与乱港分子保持密切接触,为其提供支持和庇护。2014年非法“占中”发生期间,英国驻香港领事馆曾与乱港头目戴耀廷频繁接触,仅一年内就与其进行了四次会晤,戴再三要求英国向中国中央政府施压。同年,英国副首相克莱格在伦敦与“祸港四人帮”中的陈方安生和李柱铭会面,克莱格表达了对乱港分子的“支持”[24]。2018年9月25日,长期进行分裂活动的“香港民族党”被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取缔,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进行舆论干涉,为乱港组织公开“洗白”。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英国驻香港总领事贺恩德又与陈方安生私下会面,继续谋划乱港计划。而随着修例风波的平息和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乱港分子开始寻求英、美等国的政治包庇。英国成为乱港分子的避风塘,被香港警方以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通缉的乱港分子罗冠聪、郑文杰在英国政府的掩护下逃窜至英国继续从事乱港活动。

(三)约翰逊政府时期:全方位干涉香港事务

约翰逊上台后,英国的国内外局势正处于正式脱欧后的动荡期:脱欧“拉锯战”严重地冲击了英国经济、贸易,英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持续下降。为了应对内忧外困的局面,英国企图通过调整外交战略来重塑大国形象。一方面,英国将美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和伙伴。在英国政府发布的《国防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中,英国将英美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5],并承诺两国将在国防、外交领域加深合作。另一方面,英国在报告中声称“中国威胁了英国的经济安全”,并强调价值观在对华政策上的重要地位。约翰逊政府一改卡梅伦与特蕾莎·梅执政时期的中英关系定位,将中英伙伴关系调整为竞争和对抗关系。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将香港地区作为反华遏华的“桥头堡”,不仅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煽风点火,还在香港国安法颁布等事项上不断诋毁、抹黑中国政府,并通过推动改革BNO、暂停引渡协议和施压英籍法官离任等手段全方位介入香港事务。而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约翰逊更是发表声明,妄称英国“不会放弃香港”,并指责中国没有遵守《中英联合声明》,这充分暴露了英国祸港乱中的殖民主义心态。

1.诋毁香港国安法,威胁实施涉港制裁

2019年7月,约翰逊政府上台后,英国对香港的局势保持高度“关注”,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包庇乱港分子,无端指责中国政府并极力诋毁香港国安法,频频抹黑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警方,并以涉港制裁相威胁。8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直接通话时,要求中国政府与乱港分子进行所谓“政治对话”。9月3日,拉布在英国议会上颠倒是非,不仅妄议香港警方执法行动,还以“和平抗议”的借口美化乱港分子。10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订立并实施《禁止蒙面规例》来止暴制乱,拉布诬称此举会加剧局势紧张。10月7日,英国外交部人权国务大臣艾哈默德在上议院会议上妄评香港人权事务[26]。10月24日,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声称要“从外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2019年末,中国开始筹备出台香港国安法。这预示着海内外乱港分子即将走到穷途末路,引起英美反华势力的强烈震动。英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施压,企图阻止香港国安法出台。2020年4月18日,香港警方依法拘捕黎智英、李柱铭等乱港头目,而英国迅速表态,以所谓“民主活动家”美化黎、李等乱港分子,表示对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6月初,拉布连发两项声明企图干扰《香港国安法》的出台[27]。在声明中,他一方面劝诱中国能够“从长计议”做出一定“让步”,以政治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放出狠话,以放宽海外国民护照、取消对香港的引渡协议作为威胁。6月3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攻击香港国安法[28]。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式出台。7月1日,拉布发表声明极力诋毁香港国安法,称香港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29],并表示英国将“负有历史责任”对中国政府进行制裁。2020年7月31日,黄之锋、岑敖晖等反中乱港分子依照法律规定被取消立法会选举资格,拉布随即发表不当言论,污蔑中国“侵犯香港的民主与自由”[30]。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完善选举制度的决定,拉布又叫嚣“英国将为香港人民挺身而出”。12月1日,乱港头目黎智英被逮捕,拉布又一次发表声明将黎智英美化为所谓“人权斗士”,并呼吁“释放”黎等反中乱港分子。12月13日,黎智英因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被判处13个月监禁。次日,拉布发表声明,叫嚣要求撤回对黎智英的起诉,并以“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为由攻击香港国安法[31]。

2021年3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英国外交部亚洲事务国务大臣奈杰尔·亚当斯妄称该决定“侵蚀香港选举制度的民主元素”,并扬言要对林郑月娥等香港官员进行制裁。4月24日,李卓人、何俊仁等反中乱港分子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正式起诉,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艾哈迈德在上议院会议无理指责特区依法办案,诬称“一国两制”框架已被摧毁,工党议员柯林斯声称要与美国一起制裁中国政府。2022年5月12日,许宝强、吴霭仪等乱港分子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被香港警方拘捕,英国下议院表示要对香港官员实施单独制裁。6月29日,在香港回归25周年前夕,英国下议院再次妄议香港事务,并叫嚣要与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对抗中国[32]。

2.抛出乱港“三板斧”

除了无端指责中国政府和香港国安法,英国政府还通过签证护照政策、取消引渡、施压英籍法官离任等手段干涉香港事务。第一,放宽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简称BNO)政策。BNO是香港回归前英国政府推出的特殊护照。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备忘录,持有该护照的香港居民将不再被赋予在英居留权,但可享受一定的英国海外公民权利。2020年7月22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将向英国海外公民提供更多的居留权利。英国此举不仅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交换备忘录的承诺,还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因而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2021年1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鉴于BNO的性质已超出中英谅解范围,自1月31日起,中国政府将不再承认所谓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33]。面对中方的严正立场,英国仍继续操弄BNO政策。2月24日,英国政府又宣布将放宽BNO的申请范围,允许父母持有BNO、香港回归之后出生的港人申请移居英国,妄图将大批港人变成二等英国“公民”,此举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第二,暂停香港的引渡协议。2020年7月20日,拉布在向下议院提交的声明中宣布将立即无限期暂停对香港的引渡条约,拉布宣称这是对香港国安法的“必要和相称的回应”。拉布还声称,“除非有明确和强有力的保障措施能够防止英国的引渡协议被滥用”,引渡协议才会重新生效。英国利用引渡协议大肆诋毁香港国安法,将司法合作政治化、武器化。针对英国的错误行径,中国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7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通知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将暂停香港特区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34]。第三,施压香港的英籍法官离任。2020年7月17日,在英国政府的指使下,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妄称香港国安法“破坏了司法独立”,并在“评估香港的司法独立和安全”后威胁将停止向香港派遣英国法官。同日,英国最高法院要求包括韦彦德在内的10名法官离职。在英国催促和施压下,部分英籍法官被“离任”。2021年3月,英国故技重施,通过《泰晤士报》等官方媒体逼迫英籍法官集体辞职。2022年3月30日,英国政府逼迫两名英籍法官韦彦德、贺知义正式离职。

2022年7月,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职。9月6日,保守党党魁伊丽莎白·特拉斯正式出任英国首相。特拉斯对中国的态度素来强硬,在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期间曾多次发表干涉香港事务的不当言论。3月30日,特拉斯诬称香港国安法“破坏”了香港的民主自由,并支持英国政府撤走香港的英籍法官。6月30日,香港回归25周年前夕,特拉斯又站出来妄称英国对香港“仍负有历史责任”。鉴于特拉斯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干涉主义”偏好,我国应高度警惕英国在干涉香港事务上的新动向,防范特拉斯政府打“香港牌”干预中国内政。

二、香港回归以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主要特征

在香港回归前,英国政府曾试图通过推进所谓“政制改革”、修改“社团条例”和“公安条例”等方式阻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管治权,其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呈现以强化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阻挠香港顺利回归为主要特征。而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始终未曾间断过,并且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一)干涉力度不断升级

香港回归25年以来,英国历届政府对香港事务干涉力度总体呈现不断升级的态势。在布莱尔和布朗执政时期,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主要方式是定期发布《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以及就香港问题发表言论,主要停留在舆论攻击层面。而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执政时期的英国政府,不仅延续前任的舆论手段,更是深入香港境内进行渗透,勾结乱港分子策划和导演暴力示威活动,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事务。约翰逊执政后,英国政府极力诋毁香港国安法,并操弄“BNO牌”、停止引渡和施压英籍法官离职等手段全方位向中国发难,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力度不断加强。

(二)干涉手段与美国有所差异

在涉港行动上,英美两国保持高度的步调一致。英国多次响应美国对香港核心事务的干涉,如干涉立法会选举、阻挠基本法第23条立法。2003年,英国政府在美国众议院发表攻击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声明之后也采取了类似举措。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期间,英国效仿美国利用非政府组织开展组织、策划、资助香港暴力示威游行等活动。2020年12月,就黎智英被捕一事,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相继发文,要求撤控并“立即释放黎智英”。英国立即紧随美国并予以配合。拉布就黎智英案污蔑中方称,此系对民众权利自由的“持续攻击”。英国首相发言人也就黎智英案表达所谓“关切”。然而,由于国家利益和外交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英美两国对香港事务的立法干涉手段和力度具有一定差异。在干涉手段上,美国主要通过立法和制裁染指香港事务。据统计,在1984—2014年间,美国国会共提出60余项涉港法案对香港的多个领域进行干涉[35]。2019年修例风波后,美国更是分别于2019、2020年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所谓“香港自治法”。美国行政当局积极插手香港事务。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还发布了多项涉港制裁行政令。相较于美国,英国对于香港的干涉更加“圆滑”,尽管干涉的力度不断升级,但多停留在舆论攻击和外交施压范围内。英国定期发布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不具备法律效力,英国政府官网明确标注“政府认为该文件对议会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不具有强制性”[36]。

(三)涉港立场呈现鲜明的“两面性”

英国在涉港立场上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英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多次表达对“一国两制”的认可。2003年,英国政府在半年报告中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2016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在访港期间,称赞“一国两制”运作良好[37]。2018年9月28日,英国财政大臣梅尔·斯泰德在香港贸易发展局晚宴上称“一国两制”为香港的成功保驾护航,“一国两制”对香港未来发展至关重要[38]。另一方面,香港回归以来,英国却在不断破坏“一国两制”的良性运转。无论是布莱尔、布朗时期对香港政制改革的干扰,还是卡梅伦与特蕾莎·梅时期对香港暴力犯罪活动的纵容支持,都严重地破坏了香港法律和社会秩序。约翰逊执政后,更是全方位干涉香港事务。英国在涉港立场上长期的两副面孔,充分体现了英国涉港立场的虚伪性。

(四)干涉主体呈现“集团化”特征

近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呈现“集团化”特征。约翰逊政府上台后,英国主要通过七国集团和“五眼联盟”在涉港问题上共同对华施压。2020年6月17日,在香港国安法即将颁布之际,七国集团(英国是主要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诋毁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7月31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出于疫情原因决定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8月9日包括英国在内的“五眼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抹黑中国政府,妄称推迟立法会选举的决定是“不合时宜的”。12月20日,“五眼联盟”外长再次发布联合声明,对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表示所谓“关切”,要求中国政府撤回取消乱港议员资格的决定。2021年5月5日,七国集团外长再次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歪曲“一国两制”并抹黑中国政府对港政策。2022年5月8日,李家超成功当选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5月10日,七国集团外长又签署关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声明,对选举结果进行诋毁,妄称会“敦促”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39]。

(五)干涉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

香港回归以来,英国经常以联合声明签署国自居,以所谓监督香港“人权”“民主”状况向中国政府频频发难。对50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进行关键词检索,关于人权、民主的关键词频频出现:“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出现1 116次,“权利”出现1 066次,“民主”出现323次,“人权”出现237次。其频率远远超过其他关键词,如“经济”(489次)、“金融”(426次),“文化”(162次)。此外,英国外交部历年发布的《人权和民主报告》也将矛头频频对准香港,屡次颠倒黑白地对中国进行“人权”抨击。通过对英国涉港文件中“人权”和“民主”话语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英国的人权观、民主观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政治性,向香港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的图谋十分明显。此外,英国在海内外人权领域的种种劣迹更是证明其所谓保护“人权”和“民主”只是借口,真正目的在于干涉香港事务、操纵香港。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另一个重要“工具”是放大香港选举制度和法治建设存在的不足,采取针对性措施对香港事务进行干涉。英国培植的亲西方代理人利用过去的选举制度漏洞混入立法会、区议会等机构,与英国政府相互勾结,恶意阻挠特区政府施政,严重破坏了香港政制秩序。

三、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负面影响及中国应对之策

英国对香港事务的插手、介入与干涉对中国核心利益造成了消极影响,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已经成为破坏香港繁荣与稳定的一大外部因素。

(一)负面影响

1.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美西方反华势力的干涉下,香港民主法治持续受到外部因素干扰。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受到英、美等国反华势力和乱港分子的一再阻挠,拖延25年都没有得以立法。外部反华势力频频以物质引诱、价值观洗脑的方式拉拢腐蚀香港个别立法会议员,并通过干涉立法会选举将反中乱港分子安插进议会。这些议员与外部反华势力互通情报,共同谋划实施乱港行动;他们通过“拉布”“揽炒”的手段干扰议会进程[40],使上百个惠及香港社会民生的法案被搁置,严重影响了香港的民生进程。2019年,在英美等国反华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合力挑唆与煽动下,打着“反修例”旗号的游行示威升级成为暴力犯罪活动。在此期间,香港各种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损失超过百亿美元[41]。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危害了香港的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秩序,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严重阻碍中英关系健康发展

香港问题一直是中、英双方的核心问题,并直接影响到中英关系。通过中、英关系分值表(表1),可以看出从香港回归至2013年,中英关系基本保持上升趋势。在这段时期,中英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较为克制,对中英关系的负面影响较小。然而在2013—2015年这段时期,英国开始高调干涉香港事务,在2014年非法“占中”事件中公开支持乱港分子。这导致中英双边关系有所下滑,直到2015年10月,中英两国决定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才有所回暖。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英国对乱港分子进行资助、支持和包庇,导致中英关系大幅度下滑。修例风波过后,英国在香港事务上仍不断挑衅,公然反对香港国安法并采取撤回引渡协议、操弄“BNO”等手段,中英关系继续急剧下滑。截至2021年9月,中英关系分值为-0.1,降到了香港回归以来最低点。若英国继续干涉香港事务,那么中英关系仍将可能保持下降趋势。

(二)中国应对之策

在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时刻保持警惕,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防范化解外部干涉所造成的风险隐患。

1.深入贯彻落实香港国安法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国家层面对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做出顶层设计和总体的制度性安排,意义重大而深远。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在理念、范围和方式等方面要与时俱进,适应新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情况,全面熟知和深刻领会香港国安法的要求和规定,通过特别行政区立法、司法、执法等工作确保其全面落地、有效实施。要将香港国安法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结合,有力遏制英美等外部势力及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介入香港事务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企图。参照中方对等反制美涉港制裁方式,可对参与反华涉港活动的英方人员和机构予以必要的反制。要尽快落实香港基本法23条的立法,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2.推动意识形态去殖民化

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期间培植大量亲英势力,对香港意识形态影响深远。香港回归以来,各种乱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香港的意识形态仍未摆脱西方殖民影响,其方向严重偏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而英、美等西方国家操弄“教育牌”“文化牌”,通过意识形态攻击妄图不断加深殖民烙印。香港特区推动意识形态去殖民化势在必行,对教育、文化领域的去殖民化是工作重点。推进教育去殖民化,一方面要将家国情怀和国家安全意识作为最基本的素质考察,培养一批爱国爱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另一方面要加强香港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建立一套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通过教育去殖民化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3.推进特区民生经济建设

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应对外部干涉活动的内在基石。在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香港新一届管治团队的基本任务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特区政府、立法会要深入基层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广泛听取并采集香港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另一方面,要提高特区政府机关、立法会的办事效率,通过更多惠民利民的民生法案来解决基本民生问题。香港新一届管治团队要使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自身优势,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并构建具有香港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势。民生与经济的发展能够不断提高香港同胞的国家归属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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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1979—2019)”(19ZDA169)

郭永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卓亚,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郭永虎,王卓亚.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影响[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5):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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