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个人良心与国家理性的冲突——《漂亮水手》与《宗教大法官》的交接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5 次 更新时间:2007-04-01 1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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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钊  

  

  阿伦特喜欢的美国作家除了她的至交当代女作家麦卡锡之外,最欣赏的是19世纪浪漫派作家霍桑和梅尔维尔。和大家一样,阿伦特认为梅尔维尔的小说中蕴含了政治哲学的矛盾与冲突,给人形而上的思考。在《论革命》中,她盛赞梅尔维尔的小说《漂亮水手》,分析小说的情节与人物来阐述法国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怜悯”的政治败笔。1然而,《漂亮水手》这部为欧美各国文学以外各学术领域学者——法学家、政治学家、宗教学家和心理学家关注、引起他们争论的中篇小说中译本问世后,也没有引起中国学人们的兴味,鲜见行家高论。鄙人抛砖引玉,试作一尝试。

  罗蒙赞夫在分析《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时说:

  任何生命都代表着善与恶的结合,在死亡的时候,它在自己身上,以纯粹的方式把善分离出来。恶,当然面临着灭亡,但不早于它与善进行顽强的斗争,在这个《传说》里,正是这个恶,以无可比拟的力量被表达出来了。2

  这个结论对于梅尔维尔的小说《漂亮水手》中的比利·巴德与克拉格特的对决的结局同样是适用的。问题是,在《漂亮水手》这个故事中的“恶”为什么也会产生无可比拟的力量?

  按照霍布斯的理论,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敌对关系是难以调和的,梅尔维尔的《漂亮水手》就是揭示这种敌对关系与两者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的小说。梅尔维尔在这小说中将霍布斯理论深处隐蔽着的观点凸显了出来。虽然英国“光荣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洛克的思想早就已经规定:近代国家名义上是基于自由的个人意志、执行正义的机关,国家具有“市民合理主义”性质3但是,实际上,即使是以后的进化了的市民社会中,这个基础却同时也带来了不合理的“力量”。有人认为《漂亮水手》的舞台是19世纪的英国海军,这个舞台即使是被那种“力量”统治着的,但是,这一故事在近代社会中也毕竟只能算是一个例外的事例。可是,梅尔维尔是把水手比利·巴德的悲剧作为近代国家中发生的无数的这种事例的典型来叙述的。

  

  一,二元对立

  

  布里丹的驴子因为无法在两堆距离相等的草料中选择而饿死。对抗这种宿命的唯一方法是盲目服从与信仰。

  ——伯林《自由论》

  《漂亮水手》整个故事中充满了个人良心与国家理性之间对立与矛盾。比利·巴德被处以绞刑的理由并不由他的行为所决定的,尽管如此,舰长维尔在临时军事法庭上仍旧巧妙地诱导审判走向,把比利逼到“身败名裂的死”。其理由归结为国家理性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可是,梅尔维尔又不是把维尔舰长作为恶人来描写的,而是作为无比高尚的、军人的楷模,乃至作为比利·巴德的慈父般的人物来歌颂的。那军事法庭审判的结论——绞刑,向我们暗示“力量”(权力)是残酷的、是不合理的。全体水兵集合在甲板上目睹比利·巴德被执行绞刑的时候,他们的眼里这是一出依赖上帝也不能平息心头创痛的悲剧。但是比利·巴德被处死、海葬之后,他们依然“在与军纪和战争目的相配的音乐和宗教仪式决定基调的气氛中”,“以他们习惯了的整齐有序的方式,分散到各自不在炮位时所在的地点”4。然而,在他们个人良心的认知中,比利被吊死的前桅楼的帆桁具有特别的意义。帆桁作为这件惊心动魄的事件的道具和见证物成了“水兵们的纪念碑”。“他们一直对它的趋向了如指掌,不管它从船上到了造船厂还是又从造船厂到了船上,甚至当它最后成为造船厂的一根吊杆,他们还在追踪它。对于他们来说,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5“尽管他们不了解这一悲剧的真相,只想到这样的判刑可能从全海军的角度看是一个必须如此的惩罚,但是他们还是本能地感觉到比利是一个既不可能谋反,也不可能谋杀他人的人”6,于是,那首由比利的战友创作的悼念比利的民谣,在民间广为传播。可是,官方的周刊的新闻报道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比利是阴谋兵变的挑头的罪犯,而且是出于报复,突然拔出匕首行凶;制造冤案的鹰犬克拉格特——“受害者是一个受人尊敬、言行谨慎的中年人”。虽然报道中没有提及维尔舰长的名字,但是,“果断的处决”那样的用词也是含有一种对他的举措褒义的赞扬。7官方媒体基于国家理性的宣传不仅堕落为制造谎言的工具,其产生的另一个社会后果:“爱国主义是一个恶棍的最后的避难所”。其实,梅尔维尔在草稿里还曾有这样的表白:“这个故事发生在那种年月,发生在我们难以理解的世界上,成了使洁白无瑕的人蒙受污名,使邪恶者的行为作会为一种美名传诸于世上的一个例证”。可能他感到太直露了,最后定稿时删除了这一句8。

  所谓“被专断的纪律规范惯了”、不能获得“很高思维能力的反应”的水兵与民众们所不知道的“事情的真相”——秘密是什么呢?维尔舰长在军事法庭审判时做了回答:“但是请告诉我,是否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个人的良心就不应该服从于法典中系统阐述的那个最高的良心?这个法典才是我们正式起诉的唯一的依据”。9这个唯一的依据的法典就是国家理性。1797年,英国皇家海军处于普遍而强烈的不稳定之中。强迫服役的政策、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军饷不足,引起了水兵们的不满,在斯匹兹海德和诺尔爆发了两次兵变。海军陷入了随时有爆发兵变和与法国海军遭遇的可能的紧张状态。假如比利是兵变的头儿,国家理性要求毫不犹豫地对他镇压。比利将告发他的克拉格特一拳打死,维尔舰长就不能“既要考虑实际情况又要考虑道德因素”来仁慈地处理了,因为,从国家理性的角度,比利的行为“将是清楚的以公然的反叛行为犯下的杀人罪”,他一改先前对比利的态度,作为证人要求军事法庭判处极刑。梅尔维尔这么描述维尔舰长的良心向国家理性的屈服,“像一个被责任逼迫着服从于更高的权利献出自己儿子的父亲”那样:

  以他的年纪,他可以做比利的父亲。这个严肃的效忠于军队职责的人融化了,融化到我们人类定型时就一直保持不变的原始感情中去,最后他可能把比利拥抱在胸前,正如亚伯拉罕依照那个苛刻的指令决绝地把年轻的以撒奉献上去,在此际他可能抱住以撒那样。10

  小说的草稿中,梅尔维尔在这段话后面还曾经有这样一些话,即“按照本质上的善恶来判断事物”,“在市民生活中、不,在最激进的市民生活中往往是不能实行的,只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这几句话恐怕也有图解的嫌疑,最后被他删除了。而践踏根据本质的善恶来判断事物的原则,使之变得不可能的关键是国家理性(法律的、海军的立场)。当军队处在非常时期更加如此。在另一篇小说《白外套》(White Jacket,1850)里,他也曾做了旁白:“无论哪国的战舰一进入战斗,已经没有议论的时间了,为了正义的时间也许仅有瞬间,而为了人性的时间也不多了”。11

  《白外套》中明显地表达了梅尔维尔的这种个人良心与国家理性的对立说,源自他对托马斯·潘恩的人权学说的理解。《漂亮水手》用了暗喻手法:比利原是商船“人权号”的水手被强征到“不屈号”来当水兵。潘恩的这种人权思想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石,也是寄寓在近代人类内在伦理中的法制的体现。所以这里所谓的个人良心与国家理性的对立冲突,也就是政治与道德、权力与个人良心的二元对立与相悖的问题,即市民社会、近代国家中的极端的状态——国家理性的逻辑实施导致政治权力(主权)践踏洛克早就提出的所谓由大众意志组成的社会要素——人权的问题。梅尔维尔虽然在他一生最后的这部作品中又提出了这一对立和冲突,但是只把这对立、冲突放在站在统治者立场的维尔的内心来显示,并没有进一步从外部展开。假如说,维尔内心已意识到了侵犯了人权,有着内心的忏悔,那么,受害者比利,自己却缺乏这种意识。水兵们也仅仅认为他是冤枉的,为他悲惨的死表示了悼念。这一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处理宗教大法官与耶稣基督的对立、冲突的形式是一样的,国家理性与个人良心双方其实并不是现实中对立和冲突,展开的对话和议论只不过是人物内心的独白。也可以说梅尔维尔的《漂亮水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相互为对方作注解与阐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的前一章(第四章)《叛逆》里,伊凡对阿辽沙指责他“叛逆”进行辩答时,也涉及国家理性以及权力的逻辑与人权之间的矛盾。他说:“不管一个人能不能在叛逆中生活,但我是愿意这样生活的。请你对我直说,我要求你,请你回答;假设你自己要建筑一所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在于最后造福人类,给予他们和平和安谧,但是为这个目的,必须免不了要残害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物,——比方说就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胸脯的孩子吧,要在他的无法报偿的眼泪上面建造这所大厦,在这种条件下,你答应不答应做这房子的建筑师呢?请你坦白说,不要说谎!”12之后,伊凡叙述了头脑中构思好的诗剧——第五章《宗教大法官》。

  宗教大法官强调,自由、良心都是人类的沉重的负担和包袱,只要有自由,就会给人类带来不幸,人类为了幸福必须抛弃自由或者说征服自由。这也是他的逻辑,所以他认为他的事业要一步一步地发展的话,要建设好他的“地上王国”的话,必须强化他的对异端进行无情镇压的体制。根据宗教大法官的逻辑,面包与自由是无论如何不能两立的。基督要求他所爱的人们去追求的自由和良心,不过是“天上的面包”。

  这样,大法官的叙述的逻辑中有两种的价值观,或者说有两种伦理观,而且彼此是对立、不相容的,一方的存在意味着另一方的消亡。《漂亮水手》中,可以读到维尔舰长的同样的逻辑框架。对比利的审判中,“不屈号”上只有维尔舰长懂得天上的智慧与地上的智慧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可以把一种智慧运用到另一种智慧的领域中去。不仅如此,梅尔维尔的另一篇小说《皮埃尔》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可比的类似性,《皮埃尔》也是一部“复调小说”。小说主人翁青年皮埃尔忠实于耶稣的“山上的训示”的精神,前去实践“自我牺牲”的时候,偶然得到一本一个叫布林利蒙的人写的书——《格林威治时间与日常生活时间》,在《皮埃尔》中题为《旅行与小册子》的一章里,和《宗教大法官》那章一样,构成了整部小说哲理的主线。即世界上的时间分成格林威治绝对标准时间与某一地域的、日常生活的时间。这时间的区分为两大类型也如同我们认为的作为绝对的、天上的世界的智慧——圣经的教诲与另一个地上世界里的智慧——某个地域的、约定成俗的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的分类逻辑依据。这两种智慧中,前者是出世的,来世的,后者被我们看作是入世的,现世的。假如在中国使用格林威治的时间来生活会被世人认为是疯子,即在地上世界依照天上世界的规则来修炼也是愚蠢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根据教义去实践,如果真能根本上改善社会的话,做出牺牲是可以忍受也是值得的,然而,《新约·圣经》的基督教教义已经诞生了1800余年,世界各地已经设立了无数的教坛,可是别的不说,就是在西欧也没有看到人类伦理有明显的进步。上帝将要对我们人类是否能按照教义去生活失去信心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要在地上世界实践天上世界的准则不仅不可能,而且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假如有那种背负着上帝的旨意、按照耶稣的教诲去实践的虔诚的信徒,他们将来会有什么结局,只要看看耶稣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中显示他的苦恼与矛盾。阿辽沙听完故事后疑惑地对伊凡说:“你的诗是对于耶稣的赞美,而并不是咒骂,……像你本来想做的那样。关于自由的那些话,谁相信你呢?自由能够那样理解,那样理解么?”13。阿辽沙内心的矛盾与困惑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梅尔维尔的《皮埃尔》通过布林利蒙这个人物的叙述渎神的观点和维尔舰长在军事法庭审判前强调必须对比利处以极刑的情节,反映出两种智慧的对立与矛盾(他用“智慧”一词替代伦理),这也是梅尔维尔自身的内心的苦恼与矛盾。总之,是选择耶稣呢?还是选择恶魔呢?选择良心与自由,还是选择国家理性呢?二者必居其一。结果,人类是使自己的良心麻木,抛弃了自由,与恶魔握手,甘受国家理性的驱使,成为这架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把这样的现实被归结为理论逻辑,也就是宗教大法官的理论逻辑、布林利蒙和维尔舰长的理论逻辑。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对怀疑论者行为这种现象进行分析:

  怀疑论者把决定服从腐朽的理智,又把对决定的选择委之于腐朽的意志。为的是使人性中所具有的一切腐朽的东西都来参与自己的行为。14

  他的结论:“人类天性是腐化的”,“根本就不根据构成他那生命的理智而行动的”15所以宗教大法官与恶魔握手、维尔舰长堕落成克拉格特的同伙,帕斯卡尔《与外省人的信札》中的耶稣会也是作为魔鬼的帮凶出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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