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活中有这么一种人，你感到他敦厚平和，令人可亲；而经过多次接触，你又觉得他心地难测，令人生畏。生活中还有这么一种人，你感到他性情孤僻，令人生畏；而经过多次接触，你又感到他心胸坦荡，令人可亲。我们阅读《红楼梦》，对薛宝钗和林黛玉这两个对立的艺术形象，也有类似的感觉。这说明作为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的人是多么复杂，也说明曹雪芹对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形象塑造是多么成功。
从而也就提醒我们：要对林黛玉这一典型形象获得正确的认识和作出公正的评价，就必须首先认真观察一下她的思想性格的诸方面。倘简单地把林黛玉看成是位自尊、敏感、尖刻、孤傲、脆弱，令人感到有些难以接近的少女，恐怕也就失去了林黛玉的形象。
那么，概括地说，林黛玉的思想性格又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既尊重自我，又尊重别人，这是林黛玉思想性格的特点之一。
黛玉是很自尊的，这反映在各个方面。她一进荣国府，便想起母亲的遗言：“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因此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但这不是出于意欲谨小慎微地做人，而是出于“生恐被人耻笑了去”。周瑞家的送来了“两枝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新巧”，而是是否别人“挑剩下的”。甚至宝玉借《西厢记》和《牡丹亭》里的妙词来进行试探，她首先想到的也是是否“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更有甚者，有一次，她去扣怡红院的门，刚与碧痕拌了嘴的晴雯对宝钗“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正没好气，便使性子说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谁知她一听，竟然立刻就在心里唤起了这样的想法：“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淘气，也觉没趣。”是的，黛玉从身份上说，虽则是位小姐，从经济上说，却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她之所以没有掉到使女队里去，是由于比香菱多了个贾母。只是这条纤弱的血缘纽带，把她高高地挂在小姐的地位上。因此，她的唯恐人们对她怀着歧视或轻薄，正反映了她不屑于把贾府的施舍当作自己的幸福。可见，她的尊重自我，实际上是在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
然而，谁要是认为黛玉是个只知自尊而不知尊重别人的少女，那就错了。当她感到别人在尊重她，她也很尊重别人。这集中地反映为她能够接受紫鹃的责备与对香菱的学诗有求必应。黛玉与宝玉吵架，紫鹃不是说她“太浮躁了些”，就是说她“常耍歪派”，或者对她说：“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黛玉并不认为紫鹃是丫头，这种当面责备，有伤自己的尊严，倒对紫鹃的意见总是默默接受，乃至与紫鹃名虽主仆，情同手足，因为她深知紫鹃对自己的指责，是出于真心关怀。香菱住进蘅芜苑与宝钗作伴，满心满意只想作诗，求宝钗教她。宝钗笑道：“我说你‘得陇望蜀’呢。”意思是：一个婢妾，与我作伴住进大观园，已经是够不错了，还想学什么诗！“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香菱去求黛玉教她，黛玉笑道：“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于是，便又给香菱讲解诗的作法和要求，又把自己珍藏的诗集借给她，并指定阅读的篇目，又给她出诗题，并给予创作上的指导。堪说是“诲人不倦”，一点也不认为收婢妾作门生，这有损自己的尊严。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黛玉与紫鹃和香菱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而黛玉对紫鹃和香菱的平等相待，正反映了她对紫鹃和香菱的尊重。
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黛玉的尊重自我，是把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与小姐尊严混杂在一起的。理由是：湘云说她像戏台上的小旦，她感到受到了侮辱，不禁怒形于色。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还可研究。你说这位戏台上的小旦是谁？就是那个在蔷薇花下划“蔷”字的龄官。龄官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宝玉赔笑求她唱一套《袅晴丝》，谁知她却正色说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贾蔷买了只会衔鬼脸旗的雀儿来给她解闷，谁知她却怒形于色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可见也是个尊重自我、坚持人格尊严的少女。作者出于总的艺术构思，暗示黛玉与龄官颇多相同点，所以让王熙凤说龄官一化妆，“活像一个人”，逗引大家猜；湘云心直口快，说是像黛玉；宝玉一听，便给湘云“使个眼色”。可见引起黛玉恼怒的原因是复杂的，虽不排除有等级观念，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触痛了她的寄人篱下的命运的创伤，以及她认为宝玉对湘云所使的那个“眼色”是一种有深意的表现。所以事后她又责问宝玉：“我原是给你们取笑儿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又说：“这一节还恕得。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主要还是出于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
问题是清楚的，黛玉的尊重自我，其特点是，她把自己与四大家族的主要成员相比，认为谁也不比谁高贵些。黛玉的尊重别人，其特点是，谁尊重她，她就尊重谁，并不论对方的社会地位的高低。黛玉的这种人生哲学，包含着一种相当进步的因素，就是主张维护人的人格尊严，要求建立一种比较合理的、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黛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也是对封建人身关系特别是对封建“妇道”的一种严重挑战。照封建礼法的规定，女子必须自甘于“卑、弱”：“苟不甘于卑，而欲自尊，不伏于弱，而欲自强，则犯义而非正矣。”（班昭《女诫》）
既敏感，又笃实，这是林黛玉思想性格的特点之二。
黛玉的敏感有时似乎近于多疑，这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送宫花”等情节便看得很清楚。“宫花”是薛姨妈让送的，周瑞家的从梨香院出来，顺路走到哪便送到那。可黛玉却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晴雯拒绝开门，纯粹是误会，没有听出是黛玉的声音，以为是别的丫头。可黛玉却想到自己是“依栖”人家；那一夜，她“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这样的敏感，简直是有些病态！然而，只要看一看她所处的环境，这种过敏也就变得可以理解的了。她所处的是一种什么环境呢？明面上是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实际上是个充满着仇视、倾轧、争夺、欺诈等等的黑暗王国。探春说得好：“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平儿也说管事的婆子们：“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术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面对着这种情景，连还不十分懂事的小丫头佳蕙都不无感叹地说：“这地方本也难站！”难道“心较比干多一窍”的林黛玉倒可以处之泰然？假若非要等到别人拉下脸来才开始感到自己受人歧视和轻蔑，恐怕也就不是只身之外无长物的林黛玉应具的品格！实际上黛玉所提防的，正是生活中已露苗头或即将出现的情况。王熙凤明知把黛玉比作戏子是种带有轻蔑意味的取笑，却故意逗引大家去猜；同是“亲戚”，王熙凤认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检抄不得的”，却到黛玉的住处“一一开箱倒笼”，抄检个不亦乐乎；王夫人一想到晴雯的眉眼有些象黛玉，便骤然增加了对晴雯的愤恨情绪，凡此不都证明黛玉受人歧视和轻蔑之深吗？可见黛玉的敏感，从她对生活现象的一些判断上说，似乎是种多疑；从她对客观环境的总体认识上说，实在是种预感。质而言之，黛玉的敏感，是由于她因获得贾母的一时疼爱而被人视为阳春中的花朵时已感受到环境里有一种“风刀霜剑”；又由于她所陷入的乃是一种“无人之阵”，也就造成了她的过敏。至于在爱情方面她对宝玉的言行所产生的过敏，那是由于“性爱本性乃是排他的”；况且，又存在着“金玉良缘”之说；况且，当时的宝玉又确实是“心里有妹妹；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况且，当时的宝玉又确实存在着某些富贵公子的纨绔习气。这使她的灵魂又怎能不紧张，不惊愕，不疑惧，不颤栗？凡此，也就被周围的幸福者、为虎作伥者、无切身感受者、麻木不仁者看成是“小性儿”。
实质上，黛玉是个十分笃实的人。如果说她在“心眼儿”上有所失的话，那不是失之于太“小”，倒是失之于太“实”。只要她以为你是真心地尊重她、关心她，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向你捧出自己一颗赤诚的心；而一旦她信任了你，也就决不轻易地怀疑你。这从宝玉与她定情后，她和宝钗的关系上看得最清楚。“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宝钗抓住了黛玉在行酒令时引用了《西厢记》和《牡丹亭》，把她叫到蘅芜苑“审问”并“款款的”予以训导。黛玉以为这是对自己的爱护，“心下暗服”，竟没有劈头反问宝钗：你审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引用的是哪种书？“金兰契互剖金兰语”，宝钗让黛玉每日吃“上等燕窝一两”以“滋阴补气”，并表示：“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黛玉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体贴，甚为感激，并由衷地引咎以自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又说：“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然而，她竟没有想到，她吃宝钗送的上等燕窝，会使自己的命运更坎坷。试想：黛玉是贾母的面上人，宝钗是王夫人的姨侄女，贾母知道黛玉吃薛府的燕窝将作何感想，倘若让吃，面上不好看，倘若不准吃，面上又不好看，别无良法，只好供应，可当时贾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卯年银子寅年用，所以别的不说，单从经济上着眼，娶一个每天需吃一两上等燕窝的孙子媳妇，恐怕也实在是手长袖短。可见，不论宝钗的主观意图如何，她送给黛玉的燕窝，均起着炮弹上的糖衣作用。“慈姨妈爱语慰痴颦”，正当黛玉深感孤单与凄寂的时候，薛姨妈跑来看望她，始而给她讲了“月下老人”的故事，继而对她说：“我常常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的。”黛玉感到温暖了，愿认薛姨妈为娘。宝钗对薛姨妈说：“妈明儿和老太太说，求了他作媳妇。”这总该刺痛黛玉的心了吧！可黛玉却视为一种善意的取笑。或问：宝钗对黛玉的关心与体贴，究竟是真情还是假意？这在中秋节那天，湘云说得很清楚：“可恨宝姐姐姊妹天天说亲道热，早已说今年中秋，要大家一处赏月……到今日便弃了咱们，自己赏月去了。”然而，黛玉对宝钗却是一片真心。宝玉见她待宝钗“竟更比他人好十倍”，“暗暗的纳罕”，一天便问她“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黛玉的回答，第一句话就是：“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他藏奸。”黛玉与宝钗究竟是谁笃实，谁藏奸，谁真诚，谁虚伪，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敏感，使黛玉善于体察世间人情，感受到世态炎凉。笃实，又使黛玉不会顺应世俗人情、善于保卫自己。因此，既容易引起万目睚眦，也易于上当受骗。这也就是湘云等人说她是小性儿、行动爱恼人，而宝钗母女却能使她一时折服的原因。
既尖刻，又宽厚，这是林黛玉思想性格的特点之三。
黛玉的言谈是很尖刻的。宝钗说：“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惟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这倒堪称是知人之论。确实，黛玉的嘴“促狭”就“促狭”在：出言率尔，褒贬寓焉。比如，袭人与宝玉的暧昧关系是众所领会到的，可谁肯去说这个呢？独黛玉却对袭人笑道：“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又如，宝钗在贾母为她做生日那天，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并得意洋洋地将戏中的一支【寄生草】念给宝玉听。宝玉听了，不禁手舞足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装疯》了。”再如，贾母见了张道士献的金麒麟，说好像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一个似的。宝钗说湘云有一个，比这个小些。宝玉说没看见湘云有。探春说宝钗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还如，贾府的饮食起居是极度的奢华糜费，“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便是其集中反映。王熙凤让刘姥姥尝的“小鸡蛋”，竟值“一两银子一个”。可谁敢对这种“安富尊荣”的生活有所微词呢？贾母叫惜春照行乐图的样式画出大观园，而黛玉却笑道：“你快画罢，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叫作‘携蝗大嚼图’。”凡此，都告诉我们，黛玉其所以会给贾府以“尖酸刻薄”的印象，就在于她好说实话，好推开人们的心扉，好道破生活的真相，常使人感到不舒服。从而又可以看出，黛玉的“尖刻”，是由于她的纯真率直，而不是由于她的心胸狭窄。
倘论心胸，黛玉倒是个襟怀宽厚的少女。这反映在各个方面。首先，黛玉与人不心存芥蒂。谁要是触犯了她的自尊心，她是会生嗔的，但事后随即烟散云消。湘云用她比戏子，她有点不忿；可一会儿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回房，“与湘云同看”，便是明证。其次，黛玉也很能谅解人。“贾宝玉品茶栊翠庵”，黛玉问妙玉用的是不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黛玉知妙玉“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又次，黛玉从不抓住别人落在自己手里的把柄去使人折服。宝钗听出黛玉在酒令里引用了《西厢记》和《牡丹亭》，便抓住不放，要“审问”黛玉。黛玉看见宝钗坐在随便躺在床上睡着的宝玉身旁绣鸳鸯，却付诸一笑，没去“审问”宝钗。二者正是鲜明对照。再次，黛玉除了在爱情问题上以外，从不猜忌别人。贾母一见宝琴，“喜欢的无可无不可”，逼着王夫人“认了宝琴作干女儿”。宝钗心中倒有些不自在，推推宝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福气……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可黛玉却“赶着宝琴叫‘妹妹’，并不提名道姓，直是亲姊妹一般”。二者又是鲜明对照。最后，黛玉所要求于宝玉的是爱情上的纯真，并不反对宝玉与其他女孩子交往和为丫鬟们充役。《芙蓉女儿诔》是渗透了宝玉对晴雯的深情厚意的，特别是其中有句云：“及闻槥棺被燹，惭违共穴之盟。”可黛玉听后却不仅没有介意，反满面含笑地称颂说：“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凡此，是心胸狭小的人所能做到的吗？所以，假若我们不囿于成见，那就应该承认：黛玉的胸襟是似窄实宽、似薄实厚；宝钗的胸襟是似宽实窄、似厚实薄。
正因为黛玉的胸襟是宽厚的，而不是狭小的；正因为黛玉的尖刻言谈是基于她的纯真率直，敢于点破别人所不肯说的生活中的真相，所以她的“专挑人的不是”，“见一个打趣一个”，才成其为反封建的斗争锋芒，才成其为叛逆者的优良品格。
既孤傲，又谦和，这是林黛玉思想性格的特点之四。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这可以看作黛玉的高风跨俗的自我写照。她蔑视地主阶级的功名利禄，从不规劝宝玉去立身扬名；听到宝玉称赞她不说“混账话”便“不觉又惊又喜”，正反映了她也把“仕途经济”看作“国贼禄鬼”所干的勾当。她蔑视炙手可热的世要权贵，甚至那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北静王，在她心目中也只是个“臭男人”；元妃归省时命诸姊妹题诗，显然是意在“颂圣”，而她却意欲“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因元妃只命题一匾一咏，便“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她蔑视世俗人情，从不到贾母和王夫人等面前去邀怜取宠，以期在贾府这个“本也难站”的地方为自己铺下一块福地。这样的孤傲，显然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抑且反映出她在政治上和人生哲学上对地主阶级的叛逆。
黛玉的孤傲，是属于“孤标傲世”；面对“诗友”等人，却是很谦和的。在大观园里的历次诗会中，人家常把她写的诗列为第二。这个“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少女，从没有对此露出过一点“小性儿”，倒常常是兴高采烈，喜笑颜开。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与元妃的命题成章不同，是一种结社吟诗，彼此的关系是互为诗友，而对诗友是应该尊重的。有一次，那是个月色溶溶的中秋之夜，她与湘云在凹晶馆里联诗。每当湘云联上佳句，她总是不断地“起身叫妙”，或者是“又叫好，又跺足”，甚至感叹：“我竟要搁笔了。”她推崇湘云的文思，更推崇妙玉的诗才。当她看了妙玉一挥而就所续的十三韵，不禁赞赏不已，说：“可见我们天天是舍近而求远。现有这样诗仙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不止于此，黛玉待人谦和，也表现在她与宝钗和解后对宝钗的态度上。一天，黛玉正与宝钗在小花厅上说笑，袭人送茶来，可只有一钟。宝钗接过喝了一口漱嘴，剩了半杯，递在黛玉手内。袭人笑说：我再去倒。黛玉笑道：“这半钟尽够了。难为你想的到。”说毕饮干，将杯放下。这个“孤标傲世”的少女，在这些场合何尝显得有一点孤傲和偏狭？她是多么容易折倒在别人的才华面前，又是多么诚恳的折己待人。这，正反映了一个叛逆者应有的谦和品格。
既脆弱，又坚强，这是林黛玉思想性格的特点之五。
黛玉寄人篱下，又是个女子，这使她较宝玉易于感受到世态的炎凉，也较宝玉多受一层封建压迫。这就决定了她比宝玉具有更为强烈的反封建要求。这就决定了她在叛逆道路上往往是较宝玉先走一步。然而，也正因为黛玉是个女子，又寄人篱下，这又使她的生活圈子较宝玉更窄，所受的封建禁锢和封建压迫较宝玉更深和更内在；“曾经离丧”固然有助于她体验世态炎凉，而动辄“思家”也阻挠着她对本阶级获得更为清醒的认识。这就又决定了她较宝玉更难从因袭的重担下解放出来，因而她的反封建要求虽则较宝玉强烈，但所作的反抗却不及宝玉有韧性，易作玉碎。觉醒后找不到出路的苦恼、婚姻问题上的焦虑、“曾经丧离”的悲哀，三者一结合，便造成了她感情的脆弱。“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不论是大观园里的繁华热闹，别人家中的温情笑语，还是自然界的落花飞絮、春风秋雨，无一不在她心里引起深沉的哀痛。无需讳言，黛玉的这种感伤情调是含有没落阶级情绪的。然而，感伤而不悲观，这却是黛玉的感伤情调的特点。其所以会出现这种特点，就在于她的感伤情调是以觉醒后找不到出路的苦恼为内核的：“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
黛玉的感情虽则是脆弱的，多愁善感的，但反封建的意志却是坚强的，一往直前的。“诗言志”，她有不少诗作可看作对这一意志的写照。如《五美吟·虞姬》：“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又如《五美吟·红拂》：“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堪说是凛凛然有巾帼英雄气概。即便是咏物诗《螃蟹咏》也寄托着同样的意志：“铁甲长戈死未忘。”哀戚缠绵莫如《葬花词》了，然而仍回旋着战斗的颤音。她面对惨淡的人生，向痛苦睁开眼睛：“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她热烈地追求理想，想摆脱罪恶的现实世界：“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但并不是寄希望于遥远的天国，仍是从现实人生中去追求，直至死而后已：“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堆净土掩风流。”不想从神灵的世界中去求解脱，始终是把人生追求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做到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裂而不可变其节：这也正是黛玉的反封建意志的坚强的地方，也是一个叛逆者的最可贵的品格。
黛玉的意志是如此坚强，而感情却那么脆弱，这正反映了她所遭受的封建压迫的深重。如果说，黛玉的多愁善感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态，那么，这种病态正是深重的封建压迫造成的。你几曾见过出自巨石底下的嫩芽是茁壮的，笔直的？那弯曲的茎儿，苍白的瓣儿，岂不是正好在说明它生命力的顽强？黛玉的坚强意志和脆弱感情的关系，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林黛玉的思想性格，既有尊重自我、敏感、尖刻、孤高、脆弱的一面，又有尊重别人、笃实、宽厚、谦和、坚强的一面。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二者在她身上是辩证的统一。前者使她给人们以性情孤僻的感觉；后者又使人们感到她的孤僻渗透着热情，并使人们与她越接触感到她越好。贾府的下人们对她前后印象的转变，便是明证。第五回，写宝钗比黛玉“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这是贾府下人们对黛玉的一种印象。第四十五回，写蘅芜苑的一个婆子对黛玉说：“不瞒姑娘说，今年我大沾光儿了。横竖每夜各处有几个上夜的人，误了更也不好，不如会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闷。今儿又是我的头家。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了。”第五十七回，写薛姨妈说她想做媒，把黛玉许配给宝玉，潇湘馆的婆子们笑道：“姨太太虽是玩话，却倒也不差呢。到闲了时和老太太一商议，姨太太竟做媒，保成这门亲事，是千妥万妥的。”这又反映了贾府下人们对黛玉的另一种印象。事实证明，越到后来，“大得下人之心”的不是宝钗，恰恰是黛玉。所以然，就在于这些“下人”在接触中加深了自己对宝钗和黛玉的认识，因此，啥也不瞒黛玉，并对她的命运表示关心，希望她能获得幸福。
既然林黛玉思想性格的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那就意味着二者之间有其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是什么呢？从人生哲学上说。就是黛玉的谁尊重她、她就尊重谁的处世原则，这种处世原则包含着近代平等观念的萌芽。从政治思想上说，就是黛玉的坚持叛逆本阶级给青年一代所指定的人生道路。从婚姻观上说，就是黛玉的坚持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前提，而爱情又必须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这三者，也就形成了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本质特征。
林黛玉的思想性格是有发展的，这种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第三回到第三十四回，亦即从林黛玉进荣国府到她与贾宝玉题帕定情，也是她与宝玉初恋和热恋时期。这一时期，作者通过宝、黛、钗爱情上的纠葛，侧重地描写了黛玉思想性格的外在特点，侧重地描写了她的反封建锋芒。同时，也随笔写出黛玉所负的因袭重担。比如，她的尊重自我，主要当然是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但也掺有维护自己的小姐尊严的某些因素。又如，她爱宝玉胜过于爱自己，可心里又总在想：“宝玉与我虽素昔和睦，终有嫌疑。”凡此，说明封建主义对她的压迫，不只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以致被传统观念捏住了她的心。而她终于和宝玉从初恋，到热恋，到定情，这又反映了她的叛逆思想的发展，反映了她对传统观念所进行的冲击。
第二个时期，从第三十五回到第七十六回，亦即从黛玉与宝玉定情后到她与湘云联诗悲寂寞，也是她与宝玉的爱情成熟时期。这一时期，黛玉与宝钗在爱情上争夺宝玉的纠纷是中止了，但思想上的斗争却仍然存在。这种斗争主要是通过结社咏诗、各抒己志的方式来进行的。而黛玉的反封建的锋芒与前一时期相比，则转向了内在，这种转向内在反映了她叛逆性格的深化。又由于当时的爱情和结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爱情还可以悄悄进行，结婚则必须由父母作主，所以黛玉与宝玉定情后，便希望从形式上有人来给她主持。然而，她又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女，这就使她一方面感伤情调越来越重，一方面寄幻想于前来以“爱语”相慰的薛姨妈。前者反映了她对本阶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呼吸而领会到那遍布华林的悲凉之雾；后者又反映了她对本阶级抱有幻想。这二者在她身上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后者的幻灭也就引起前者的增浓。
第三个时期，从第七十七回到原著中的黛玉之死，也是她与宝玉的爱情被扼杀时期。“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宝钗母女弃了黛玉自去赏月，是黛玉期望薛姨妈能为自己作主的幻想之破灭的预兆。“俏丫鬟抱屈夭风流”，又成为黛玉魂归离恨天的先声。“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个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想、敢气、敢哭、敢嘲讽的少女，在痛苦的磨难中终于“泪枯”夭亡了。而如果说，宝玉用以与本阶级诀别的形式是出家，那么，黛玉用以与本阶级诀别的形式就是死。
林黛玉的思想性格又有其鲜明的阶级烙印和时代烙印。她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但不能与维护自己的小姐尊严划清思想界线。她违抗本阶级所指定的人生道路，但并不希望本阶级死亡，以至对探春的“开源节流”的经济措施表示赞同，认为“要这样才好……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她坚持与宝玉建立在叛逆思想基础上的爱情，但又把成婚的希望寄托在“干妈”的“作成”上面。她憎恶贾府的腐朽和黑暗，却把自己的封建家族看作失去的乐园。她能咀嚼自己寄人篱下的酸苦，却不知刘姥姥去到贾府开口借贷时的尴尬。如此等等。这说明她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并没有能脱离封建主义的思想而独立。而这种情况又与当时虽有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这种萌芽尚不能脱离封建主义经济母体而独立发展的状况相一致的，并且是其反映。因此，她最后以死来与本阶级诀别，正说明她是一只闷死在蛋壳中的雏莺。
二
宝黛爱情故事，是《红楼梦》中最生动、最完整、最扣人心弦的故事。正是在这个故事上，集中地反映了曹雪芹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使它具有前所未有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
“郎才女貌，一见倾心”，这是我国古代戏曲、小说中一种常见的写法。《西厢记》和《牡丹亭》里的爱情描写，就是如此。而曹雪芹一面批判了“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一面借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口，盛赞《西厢记》和《牡丹亭》“词藻警人”，令人“余香满口”，“真真这是好文章”。此种有分析地对待“佳人才子等书”，当然是正确的。由这也可看出《西厢记》和《牡丹亭》对宝黛爱情生活的影响之深。那么，宝黛的相爱是否也是基于“郎才女貌”呢？
确实，贾宝玉“杂学旁收”“过目成诵”，是有才学的。特别是在贾政和清客相公面前，真显得鹤立鸡群。无论是“试才题对额”，还是“闲征姽婳词”，均显出他的才情洋溢，气宇非凡。然而，倘与林黛玉相比，贾宝玉则处处显得才疏学浅。论学问，林黛玉“所知所能的”，贾宝玉“不知不能”。论诗才，林黛玉比贾宝玉更是“高过十倍”，历次诗会，一个总是名列前茅，一个总是名居“压尾”。可见林黛玉爱贾宝玉，并不是着眼于他的“才”，而事实上作者也从未写及林黛玉是如何地为贾宝玉的“才”所倾倒。
确实，林黛玉的容貌是美的。可薛宝钗的容貌又何尝不美？一个是“袅娜风流”，一个是“鲜妍妩媚”，从容貌上说，倒堪称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不过，应当注意，在宝、黛、钗三角关系中，作者只强调薛宝钗的容貌美，并不强调林黛玉的容貌美，只写到贾宝玉是如何地为薛宝钗的“雪白一段酥臂”所诱惑，羡慕得形若“呆雁”，从未写到贾宝玉是如何地为林黛玉的眼角眉梢之类所迷醉，以致神魂若痴。然而最后贾宝玉与之结成生死不渝之爱情的，却不是那“艳冠群芳”的薛宝钗，而是“风露清愁”的林黛玉。这又可见贾宝玉爱林黛玉并不是着眼于她的“貌”，当另有原因。
“郎才女貌，一见倾心”之后，总是始则借吟诗抚琴以求鸾凤和鸣，继则立山盟海誓以表永不相负。即便是《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男女主人公也不例外。那么，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否也是如此呢？
说也奇怪，宝黛虽则都有诗才，却从未以诗酬答。诚然，贾宝玉也曾借《西厢记》和《牡丹亭》里的妙词来对林黛玉表露过感情。可结果又总会使片片彩霞立刻变成滚滚乌云。一次，宝玉笑着，对黛玉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黛玉听了，登时“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又一次，宝玉笑着，说紫鹃：“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黛玉一听，又登时撂下脸来，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
借“妙词通戏语”，间接试探不行，当然只有直说了。可宝玉的嘴似乎笨得厉害，什么话也说不好，只会说：“你死了，我做和尚。”结果招来的又是晴天霹雳——林黛玉登时将脸放下来，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作和尚？”
说得太露不行，那就将真意瞒了起来而用假情试探吧！其结果是更糟，把“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尽管宝玉生来“聪敏灵慧”、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却谁也不能领悟对方的真心真意，终由多次的小牴牾积聚成一次大冲突，直吵得一个“脸红头胀”，一个“手心冰凉”，“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
诚然，黛玉与宝玉生嗔大都是半真半假的。何以会有这“半真”？出于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惟恐宝玉是在“欺负”她，拿她取乐。问题是，怎样才能解开黛玉这一心头疙瘩，排除这种感情淤塞而彼此心曲相通？
说来也实在容易，宝玉的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有一次，史湘云和薛宝钗一样，也劝宝玉“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宝玉听了，甚觉逆耳，竟下起了逐客令，并说：“林妹妹从不说这样混账话；若说这话，我也早和她生分了。”黛玉于无意中听着此言，不禁“惊喜交集”，觉得“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我们知道，黛玉此次是因宝玉获得一只金麒麟，湘云也有一只金麒麟，怕他们“做出风流佳事”，所以悄悄走到怡红院，“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的。来，是出于对宝玉的极不放心，一听宝玉此语，转而对宝玉极为放心，引成知己。显然，不说“混账话”，实乃宝黛借以建立爱情关系的基点。作者让宝玉这样试探不行，那样试探也不行，目的就是要突出这句话的分量。让宝玉说这句话时黛玉不在场，目的就是要让黛玉认为这是宝玉对自己的真正尊重。
“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从婚姻问题上说，意味着对封建礼教的叛逆；从政治道路上说，则意味着对地主阶级的顺从。因为佳人择才子，才子可望“金榜题名”。而事实上这类小说戏曲中的男女主人公也大多是以“一见钟情”偷约，以“金榜题名”完婚。《西厢记》和《牡丹亭》就是如此。宝黛的爱情则与此有本质的不同。不说“混账话”，这意味着它是以政治道路上的叛逆为基础的。宝黛之间在爱情上的纠纷，实质上是反映着钗黛之间在思想上的冲突。钗黛之间的矛盾不仅是反映为一般的从性爱问题上在争夺贾宝玉，更主要地是反映为从政治道路问题上在争夺贾宝玉。说到底，“木石姻缘”与“金玉姻缘”的对立，核心问题是要使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这一问题早在宝黛的初恋阶段和热恋阶段表现得就很鲜明。确切地说，它是整个宝黛爱情故事的中轴。
先看宝黛的初恋阶段的几段情节：
钗黛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是在第八回。这一回的回目，庚辰本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它表明宝黛已进入初恋阶段，而同时也就受到了“金玉姻缘”之说的威胁。所谓“金莺微露意”，“露”在言宝钗的金锁将来要以“玉”配。所谓“黛玉半含酸”，“含”在对宝玉与宝钗眼下的亲热关系心怀猜忌。这当然是爱情问题上的纠葛。可作者笔锋一转，以饮酒为线，引出宝钗母女对宝玉的规劝，说“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颤儿”，而黛玉却以雪雁送手炉为题对此予以讥弹。最后又落到李嬷嬷一再要宝玉停杯，说“你可仔细老爷今儿在家，提防问你的书”；而黛玉竟“一面悄推宝玉，使他赌气；一面悄悄的咕哝说：‘别理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宝钗母女则明面上是欣赏黛玉的说法，骨子里是支持李嬷嬷的意见，一面叫丫鬟“再烫热酒来”，让宝玉畅饮，一面“千哄万哄的，只容他吃了几杯”。黛玉此来心里是“半含酸”，当然希望宝玉从速跟她离开梨香院；可一听李嬷嬷的话却偏要宝玉“赌气”挥杯，正反映了她对贾政问宝玉“书”的反感。所以，这里的形式上的喝冷酒还是喝热酒、停杯还是挥杯的矛盾，实际上是反映了双方对“写字”“读书”问题的不同态度；而在《红楼梦》中所谓的“读书上进”，正是“留意于孔孟之间”的同义语。
钗黛之间的矛盾，又往往反映为袭人对宝玉与黛玉对宝玉的不同影响。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就是如此。从回目上看，当然也是情场上的纠葛。然而，所谓“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写的却是袭人凭借自己与宝玉的暧昧关系，以三件事箴规宝玉。一是要他别再说“化灰化烟”之类的誓语；二是要他别再批驳诮谤儒家经典和毁僧谤道，骂“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蠹”；三是别再“调脂弄粉”，要改掉“那爱红的毛病儿”。真难怪宝钗要暗服袭人的“识见”，她们也堪称是同气相求。所谓“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却写到黛玉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以为是被“谁的指甲刮破”。宝玉说“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漉胭脂膏子，蹭上了一点儿”。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这实际上是对宝玉为丫鬟们“调脂弄粉”的纵容和支持，是要宝玉对贾政的教诲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而事实上《红楼梦》中所写的宝玉“调脂弄粉”，也正是一种甘为诸丫鬟充役、不愿“委身于经济之道”的代名词。
应该看到，“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尽管是“半含酸”，但并无忧伤之情，临走给宝玉戴斗笠，也显得心气平和。“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更是她恋爱史上绝无仅有的幸福时刻，尽管也提到“金”和“玉”、“冷香”和“暖香”问题，但带有几分玩笑性质。原因何在？就在于此时的黛玉正当初恋，尽管对宝钗和宝玉的关系心存猜疑，但对周围的黑暗和“金玉姻缘”之说的阴影认识不深。
再看宝黛爱情故事的热恋阶段的几段情节：
“未形猜妬情犹浅，肯露娇嗔爱始真。”“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是黛玉初恋阶段的顶点，也是她进入热恋阶段的始点。而黛玉一进入热恋阶段，也就忧伤多于欢乐，痛苦多于幸福。原因又在哪里？这不仅在于性爱的本性乃是排他的，因而爱情的痛苦也是最个人的，更主要的还在于她与宝玉的爱情乃是在反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上互相听到了内心召唤的回音，因而随着爱情的步步深化也就越来越感到社会环境的险恶和前途的多艰、命运的难测。
黛玉和宝玉一进入热恋阶段，作者便以“间色法”描写了史湘云的介入，黛玉和宝玉的冲突，也就随之而反映着黛玉与宝钗、湘云的矛盾。黛玉对宝玉的爱情历来是专一的；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却不然。“心里有妹妹，但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忽见人说：‘史大姑娘来了。’”又“连忙就走”，说明宝玉与宝钗和湘云的关系是十分微妙。因此，作者把黛玉、宝钗、湘云放在同一个平面上予以描写，这是有深意的。论风姿，一个袅娜风流，公认有种病态美；一个鲜艳妩媚，公认有种健康美；一个灵秀洒脱，公认有种天真美：都具备着“倾国倾城貌”。论才学，一个魁夺“菊花诗”；一个讽和“螃蟹咏”，誉称绝唱；一个韵和“海棠诗”，压倒群芳：都是锦心绣口。论门第，一个是侯门之后；一个是皇商之家；一个是侯府之女：与贾府都是门当户对。论亲缘，都是宝玉的表姊妹，结成婚缘皆是“亲上加亲”。所以，三人都有资格成为宝玉的婚姻对象。其中尤以湘云为最，因为唯有她既有应谶“金玉姻缘”之说的金麒麟，又有与宝玉自小“耳鬓厮磨”的感情，二者兼备。然而，宝玉却越来越钟情于黛玉而和宝钗、湘云“生分了”，这原因何在呢？就在于他认为宝钗和湘云，“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不是吗？宝钗总“见机劝导”宝玉去“立身扬名”，是不必说；湘云一到贾府就要宝玉改掉弄脂儿粉儿等“不长进的毛病”，去讲谈些“仕途经济”。这与黛玉纵容宝玉“调脂弄粉”从不以“仕途经济”相劝，又是何等鲜明的对照。足见，黛玉一进入热恋阶段，作者便以“间色法”描写了史湘云的介入，把黛玉、宝钗、湘云放在同一个平面上予以刻画，显然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假若在人生道路上宝黛没有共同的叛逆意识，也就没有他们逐日深化的纯真爱情。
黛玉于热恋阶段，有个令人难忘的情景，这就是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这一情景到第二十六回，“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又得到再现。如何理解宝黛“读曲”的意义呢？我们知道，要讲谈“仕途经济”，就必须读孔孟之书。所以，宝钗对宝玉的“杂学旁收”，曾给予讥弹。贾政说得就更清楚：“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贾政把攻读《诗经》也看作是“虚应故事”，正反映了当时设制科取士，着重在四书的社会风气。唯其因为社会风气如此，所以时尚之士，“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文’，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章学诚《章氏遗书·答沈枫墀论学》）黛玉则反时俗之道而行之，对宝玉的上学曾予讥讽，说“这一去可是要‘蟾宫折桂’了”；对宝玉的偷读《西厢记》给以支持，说“果然有趣”。可见，宝黛的迷恋于“读曲”，不只是出于爱情生活上的需求，实质上也是对贾政为宝玉所安排的人生道路所作的无声反抗。作者从未把“读曲”写为疏通宝黛之心曲的途径，其用意也就在于此吧。
正由于宝玉拒不“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在家甘心为诸丫鬟充役、宁肯“杂学旁收”，不愿攻读“五经”“四书”、时文八股；在外甘愿与城市平民蒋玉函等人交游，不愿与峨冠博带者贾雨村之流往返，所以导致遭受贾政的毒打。对此，宝钗的反映是：“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其结论是：“倒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老爷才生气。”但黛玉的感情则复杂得多，“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语里既反映了对宝玉的挨打心疼如绞，又反映了对宝玉今后将走什么道路的担心。宝玉深明此意，所以“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又说明在现实的严酷的矛盾斗争面前，他的叛逆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更加坚定了。其表现之一，就是伤势稍愈，便以赠帕的方式与黛玉定情。
因此，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宝玉赠帕，黛玉题帕，标志着他俩的爱情进入了成熟阶段。自此，作者便没有再去描写钗黛间的情场纠纷，倒让她们言归于好；而笔锋一转，泼墨描写着贾府的日用排场及其内外矛盾。其目的，就在于说明：“金玉姻缘”变为现实，是由于薛贾两府想挽救自己的颓局，需要结成金钱和权势的联盟；也由于贾府既需要宝钗的“停机德”，又需要她的“理家之才”。其目的，还在于说明：“木石姻缘”演成悲剧，并不是由于“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而是由于黛玉的叛逆思想不为贾府的统治者们所容，贾母等人之所以要绞杀宝黛的爱情，是因为他们是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以及贾府家世利益的执法者。那么，宝钗的“停机德”最后在宝玉身上发生了作用没有呢？不仅没有发生作用，反倒促成了“金玉姻缘”之悲剧的产生。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批说：“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卅回犹不见此之妙，此曰（回）‘娇嗔箴宝玉，软语救贾琏’，后曰（回）‘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这便是明证。
黛玉在初恋和热恋阶段，围绕着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与宝钗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这不是偶然的。黛玉与宝钗是两个对立的形象，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和阶级倾向。宝玉在爱情问题上动摇于二者之间，正反映出他的叛逆思想的不坚定性。贾政打宝玉并不是由于他和黛玉的爱情关系，而是由于他的人生道路问题。但当他挨打后在叛逆的道路上又朝前迈出坚定的一步，随之也就与黛玉正式定情。这就更足以说明：人生道路上的共同叛逆意识，是宝黛借以建立爱情关系的基点。
这就在爱情问题上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即一要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二要彼此互相尊重。这一重要原则的提出，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是前所未见的，而就其思想性质来说，是属于未来的。因此，不理解宝黛在爱情问题上的口角，认为令人生嫌，也就是不理解曹雪芹的匠心。
宝黛爱情的思想性质如此，那么，它的反封建意义又是如何呢？是巨大的，也是空前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红楼梦》里“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所触及的是维护还是反对地主阶级的这四种权力的问题。这在我国文学史上还是首次。
“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对立，是对封建主义政权的一种冲击。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个对立的艺术形象，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生活道路。林黛玉从来不对贾宝玉说“仕途经济”和“光宗耀祖”之类的“混帐话”，反倒对贾宝玉的种种叛逆行为予以支持，甚至在思想上的叛逆，还往往先走了一步。而薛宝钗她一再规劝贾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虽屡尝闭门羹而仍喋喋不休，这说明她对地主阶级政权的维护是多么的自觉。一个是从自己的叛逆思想出发，要使自己的爱情化为一股叛逆力量，促使贾宝玉远离仕途，成为地主阶级的贰臣逆子。一个是从封建思想出发，要使自己的“爱情”变为强大的吸盘，以吸引贾宝玉离开叛逆的道路，走上仕途，成为地主阶级的孝子忠臣。既然“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之争，关系到贾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关系到地主阶级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关系到地主阶级的“国”对年青一代是否有“望”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只是一般的爱情问题，而是政治思想上的叛逆和反叛逆的问题，而是对地主阶级政权是破坏还是维护的问题。
“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对立，也是对封建主义族权的一种冲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本是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普遍规律。随着封建社会的趋于末期，这种再分配的过程也就进行得分外急剧。在当时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中，“金钱”是巩固“权势”的后盾，“权势”是捍卫“金钱”的前矛，缺一就难以确保自己的家世利益。“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在权势上固然是给贾府带来了“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但在经济上却很快地耗尽了贾府的内囊，并在政治上使贾府滚进了皇室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漩涡。这种威名日显而内囊日空，对贾府说确实是个大威胁！薛府本来就是“家私百万”，又娶了个“非常的富贵”的儿媳，内囊越发殷实了；但门庭却越来越萧条，薛蟠又有人命在身，所以“权势”便成了薛府的主要奋斗目标。贾府需要利用薛府的“金钱”来巩固自己的“权势”；薛府需要利用贾府的“权势”来捍卫自己的“金钱”。贾、薛二家的结亲，已不是一般的门当户对的问题，而是彼此相依为命的问题了。况且，贾府诸子孙中，宝玉又是唯一“略可望成”的人，贾母等人当然就更想娶个具有“停机德”的“宝二奶奶”。出于这种家世利益，贾母之流又怎能去娶一身之外无长物的叛逆者林黛玉呢？当然都要异口同声地赞成“金玉良缘”了。而黛玉却执着地爱着宝玉，宝玉亦“只念木石前盟”，则又尖锐地表现出他们对于贾府家世利益的蔑视与对封建族权的违抗。
“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对立，又是对封建主义神权的一种冲击。正如列宁所说，唯心主义“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地主阶级不仅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教来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以达到巩固其反动统治的目的，而且为了维护他们包办婚姻的宗法权力，还借助神权来维护族权，制造出“姻缘前定”的“天命”论，迫使青年男女们俯首就范。在“金玉良缘”满天飞的日子里，老奸巨滑的薛姨妈跑去给林黛玉大讲特讲“月下老人”的故事，目的无非是要林黛玉和贾宝玉把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老天爷去安排，从而自动放弃“木石前盟”。可贾宝玉偏偏不买什么“金玉”之说的账，即便是在睡梦里也大声疾呼：“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林黛玉就更是如此，她不仅没有屈服于“天命”的压力，反而发生了何以“重这邪说不重人”的强烈抗议，表现出一种十分可贵的“制天命”的斗争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向封建主义神权的严重挑战。
“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对立，还是对封建主义夫权的一种冲击。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一个天然尺度。在封建社会中，妇女除了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社会地位是最低下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是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而贾宝玉却予以激烈反对，认为女子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关系具有自主、平等因素，他们反对男尊女卑，甚至认为女尊男卑，当然也就否定了夫权的合理性。
正因为宝黛爱情实质上是对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一种勇猛冲击，当然也就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因此它的被扼杀也就是必然的。所以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性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的悲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雪芹写出这一时代悲剧，真不愧为思想的巨人、文学的大师。
三
林黛玉是《红楼梦》的主人公之一，她与贾宝玉的爱情故事在全书的艺术结构中又可以说是居于中心地位。而由于这部小说八十回以后的曹雪芹的原稿不幸迷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后四十回中的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是出于高鹗等人之笔。因此，也就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续书中对林黛玉的性格及其爱情悲剧的描写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原意，从而给予应有的评价。
那么，具体地说，又有哪些问题应该提出来研究呢？我们认为有四个问题。
一是林黛玉的叛逆性格在续书中是获得了发展，还是遭到了歪曲？
我们知道，林黛玉和贾宝玉不仅在婚姻爱情上是叛逆者的一对，而且在政治思想上是叛逆者的一双，并且前者又是以后者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林黛玉的叛逆不仅是在爱情上对封建礼教的叛逆，而且是在思想上对封建制度的叛逆。这就是曹雪芹所赋予林黛玉的叛逆性格的质的规定性。问题是，续书中的林黛玉形象，是否具有这一质的规定性。
先从爱情方面考察。“病潇湘痴魂惊恶梦”“蛇影杯弓颦卿绝粒”“泄机关颦儿迷本性”“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这些情节尽管在细节描写上有不少失错，以致或有伤黛玉的品格，或有损黛玉的风貌，或有违宝黛的两心相照，不只损伤了黛玉的形象，也显得不合情理，然而总的来说，是反映了黛玉对宝玉的一往情深，反映了她爱宝玉胜过于爱自己的生命，反映了她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精神。
再从思想方面考察。这里，有两个相互关联、前后照应的情节，不可不注意。一见于第八十二回，写贾政“口口声声”叫宝玉学时文八股，宝玉“不敢违拗”，却到黛玉面前去发牢骚，说拿它“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一见于第九十四回，写怡红院里的本来萎了的几棵海棠突然开花，而且是开在不当开花的十一月份。众人诧异，都争着去看，“讲究这花开得古怪”。黛玉道：“当初田家有荆树一棵，弟兄三个因分了家，那荆树便枯了；后来感动了他弟兄们，仍旧归在一处，那荆树也就荣了：可知草木也随人的。如今二哥哥认真念书，舅舅喜欢，那棵树也就发了。”时文八股中有无“清微淡远”之作呢？从文艺批评的角度着眼，当然不能说没有。然而曹雪芹反对时文八股，是把它当作入学中举的敲门砖来反的，是把它当作“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把戏来反的，是着眼于一代青年应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在看问题。而续书中却始则让黛玉劝宝玉：“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继则让黛玉向贾母和王夫人等献谀词：“如今二哥哥认真念书，舅舅喜欢，那棵树也就发了。”这样，就给从不说“混账话”的林黛玉换了个“国蠹”的灵魂，因而使她变得也势欲熏心。
还可从品性方面考察。这也是必须的，因为黛玉的“孤标傲世”的品性是她叛逆性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黛玉的这种品性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本质上它是对“风刀霜剑”报以冷眼。续书中也写及社会现实的黑暗和世态人情的浇薄，这是好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如何描写黛玉对此所抱的态度。仍拿“病潇湘痴魂惊恶梦”来说，写黛玉梦见王熙凤等告诉她，说她父亲“升了湖北的粮道”，将她许给了一位亲戚作填房。黛玉一听，出了“一身冷汗”，抱着贾母哭道：“我在这里，情愿自己做个奴婢过活，自做自吃，也是愿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见贾母总不言语，又哭道：“我的娘是你的亲生女儿，看我娘分上，也该护庇些！”一副奴颜卑膝，全然是在乞怜。再拿“宴海棠贾母赏花妖”来说，黛玉独出心裁，以田家的荆树与怡红院的海棠作比，一席话说得忧心忡忡的贾母和王夫人眉开眼笑，宣称“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那就更属巧言令色，全然是在献媚取宠。这哪是林黛玉的品格，薛宝钗想登上“宝二奶奶”的位置，不就是这么讨取贾母和王夫人欢心的吗？这里，倒真的使我们看到了“钗黛合一”。
要而言之，从在爱情上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来说，续书中对林黛玉性格的描写，与曹雪芹的原意基本上是合拍的。从在思想上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来说，续书中对林黛玉性格的描写，与曹雪芹的原意基本上是相反的。原著中的林黛玉在叛逆道路上是较贾宝玉先走一步，续书中的林黛玉在“迷途知返”上是较贾宝玉先走一步，这是二者的最大不同点。而原著中的宝黛爱情是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为前提和作基础的，所以，从根本上说，续书中不仅没有发展林黛玉的叛逆性格，相反地倒歪曲了林黛玉的叛逆性格。要害是：把一个封建政治道路的叛逆者修正为封建政治道路的拥护者。
二是黛玉之死和宝钗出嫁是在同一个时辰，还是不在同一个时辰？
《红楼梦》后四十回中的生花之笔，莫过于第九十七回与第九十八回。即：“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与“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写“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这个时辰”，一个在拜堂，一个在咽气；一处是“家里细乐迎出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一处是“唯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两相对照，相互烘托，增强了艺术效果，加剧了悲剧气氛，因此，曾赢得无数读者的眼泪，博得许多论者的赞扬。这种赞扬是有道理的；不过应指出这一艺术处理也有其不足。一是宝黛爱情悲剧被游离于贾府和忠顺王府等这一封建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斗争之外。这一点不说自明。二是存在明显的人为牵合和斧凿痕迹。写贾宝玉由于失玉而患昏愦之症，显见是种“作家没法，请个菩萨”的作法。庚辰本等开卷第一回的神话故事里交代得很清楚，贾宝玉是神瑛侍者转世，通灵玉是“顽石”的幻相。倘若贾宝玉一失通灵玉就会神志不清，那么，当通灵玉回到青埂峰下后，遁入了空门的贾宝玉岂不成了个终日昏昏的傻和尚。此其一。贾母让病中的贾宝玉与薛宝钗成婚，目的是要给贾宝玉“冲喜”。然则当初贾宝玉听说林黛玉要回苏州便急出了疯病，贾母又焉能不考虑王熙凤的偷梁换柱之计会产生什么后果？此其二。贾宝玉虽因失玉昏愦，但一听见要娶黛玉为妻，“那身子顿觉健旺起来，只不过不似从前那般灵透”。然则在拜见天地时当一见身材就知娶的是薛宝钗，又怎能会因扶新娘的是雪雁而误认为是林黛玉，又何须在揭开头巾之后才识出庐山真面目？此其三。这三点，是不合情理的。
论者有认为这两回可能是曹雪芹的原稿。我们不敢苟同这一观点。细味脂批中的有关评语，《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有关情节和伏线，以及曹雪芹所喜用的有关艺术手法，并结合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加以考察，我们认为在佚稿中黛死钗嫁并非同时，是黛先死而钗后嫁。而其大致过程，似可作如下推断。
贾母等作主给宝玉和宝钗定亲是在黛玉生前，宝玉对贾母等这一决定曾予反抗。戚本第二十一回有脂批云：“后文……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说的当是贾母等给宝玉和宝钗定亲时所引起的宝玉和黛玉的反响。第二十九回写宝玉“砸玉”，那是由于他恼恨黛玉提“金玉相对之说”，而那时的黛玉是难过得“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佚稿中写宝玉“砸玉”，这是由于他反抗贾母等借“金玉良缘”之说给他与宝钗定亲，而这时的黛玉是苦痛得“泪枯”。两次“砸玉”，实质上“砸”的都是“金玉良缘”之说，前一次是后一次的预演，后一次又较前一次深了一层意思。这也符合曹雪芹所喜用的一种笔法，用脂批的话来说，叫做“特犯不犯”。
黛玉是秋天死的，死时宝玉正被关在“狱神庙”；因而虽两情牵悬，然终不能一见。根据何在呢？首先，第五十一回，薛宝琴新编的十首“怀古诗”，既是“暗隐俗物”的灯谜，又是暗隐贾府或人物结局的诗谶，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其中，《梅花观怀古》就前一义上说，谜底似是“纨扇”；就后一义上说，是隐指黛玉之死。诗的末二句是“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意为时到称作团圆节的中秋就别再思念春光，与西风相别一年后又是飒飒西风。第七十六回，中秋夜黛玉与湘云“联诗悲寂寞”，有句云：“冷月葬花魂”。实质上这一名句也是暗隐黛玉夭亡的谶语，而这里的“冷月”指的正是秋月。凡此，与脂批所说的宝玉“对境悼颦儿”时的那种“落叶萧萧，寒烟漠漠”的潇湘馆景色又恰好相符。可见黛玉是死在秋天。其次，宝玉在太虚幻境看到的正册上的画，均暗隐人物的结局；画后面的判词除了个别的以外，其结句也都如此。钗黛二人的结局是被安排在同一幅画同一个判词里。画面为“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判词结语为“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画面与结语是完全相同。“金簪雪里埋”，是隐指宝钗婚后境遇的孤独与凄冷。“玉带林中挂”呢？关键是如何理解这个“挂”字的含义。所谓“玉带林中挂”，也就是《枉凝眉》中所说的“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亦即隐指黛玉临死前与宝玉的相互挂牵。既然如此，可见他们当时是不能见面。再次，黛玉与晴雯不论在性格上，还是遭际上，或者与宝玉的关系上，二人都有不少的共同点。黛玉平素也待晴雯甚厚。所以，脂批认为宝玉“诔”晴雯的《芙蓉女儿诔》，“虽诔晴雯，而又实诔黛玉也，奇幻至此。若云必因晴雯来，则呆之至矣。”确实，写晴雯之死实际上是写黛玉之死的前奏；写王夫人抄检大观园实际上是写锦衣军查抄荣国府的预演。如果说，晴雯之死与王夫人抄检大观园直接有关，那么，锦衣军查抄荣国府当是促成黛玉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笔法，是一种典型的“特犯不犯”。说贾府被抄是促成黛玉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可从薛宝琴的十首“怀古诗”得到印证。其中，《赤壁怀古》一首，就其作为灯谜来说，谜底似是旧时于农历七月十五日夜焚化以超度幽冥孤魂用的“法船”。因农历七月十五日时已入秋，且焚化“法船”以超度鬼魂的迷信仪式又在夜间，故谓“喧阗一炬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就其作为诗谶来说，此诗列于第一，具有统摄后面九首的作用，是暗隐贾府的“家亡人散”，时间是在西风飒飒的秋天。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其余九首正分别隐指九个先后死去的女子。《梅花观怀古》写的就是黛玉的“英魂”，而所示的季节与《赤壁怀古》恰好是相同。这里，也可看出黛玉之死与贾府被抄之间的关系。最后，畸笏叟曾明确指出：“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昌（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贾府被查抄后，贾宝玉曾被关入“狱神庙”。“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平素宝玉的心就在黛玉身上，此时此境当然就更为黛玉担忧。茜雪“狱神庙慰宝玉”，宝玉最需人一慰的恐怕也就在此。黛玉呢？“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宝玉是她生活中的唯一“知己”，现在宝玉遭此横祸，她又怎能不回肠九转。直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从而也就加重着她的病情。因此，如果说，晴雯死时以不能一见宝玉为恨是由于宝玉被大观园所禁锢，那么，黛玉死前以不能一见宝玉为恨当是由于宝玉正身陷囹圄。这又是曹雪芹用笔上的“特犯不犯”。还有，如果说，第三十回，宝玉对黛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后来成了宝玉的谶语。那么，第二十八回，黛玉对宝玉说：“赶你回来，我死了也罢了。”后来当成为黛玉的谶语。可见黛玉死时，宝玉确实不在家。
宝玉与宝钗成婚当在黛玉死后，不是出于被家长强迫，而是由他自己的思想所决定。理由何在呢？从宝玉的婚姻观上说，宝玉有一个为论者所注意的观点，那就是认为真正的爱情必须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为基础。宝玉的这一见解，无疑是进步的。然而，这只是他一个观点。他还有一个为论者所忽略的观点，那就是反对“孤守”主义。这观点见之于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写的是演小生的藕官一面不忘死去的演小旦的菂官，一面又与补了菂官的蕊官你恩我爱。芳官等笑藕官“得新弃旧”。藕官说：“这又有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但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藕官的这一“痴理”却“独合了”宝玉的“呆性”，以致使他“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耐人寻味的是，男子续弦而不忘亡妻，这从“大道理”上说，是一般道学先生也能接受的观念，可宝玉却对藕官这篇“呆话”称奇道绝，感到合了自己的“呆性”。那么，照他的理解，藕官这篇“呆话”，究竟是奇在何处又绝在哪里呢？显然，照宝玉的理解，藕官的这篇“呆话”，它奇就奇在认为应“不把死的丢过不提”，这是主张“重情”；它绝就绝在认为当续弦者该续，否则“死者反不安了”，这是反对“禁欲”。明言“男子丧了妻”乃是“比如”，“比如”是可以举一反三的，女子丧了夫当然也理应如此。只是藕官作为少女，不便于直说。正因为宝玉是以自己的这种“真情”去揆藕官的“痴理”的，所以藕官这篇“呆话”也就“独合了”他的“呆性”，不由得称奇道绝。宝玉的这一见解，无疑也是进步的，它本质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封建贞操观念。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庚辰本，尤三姐是有所谓“淫奔不才”之事的，而宝玉对她却十分尊重和同情，足资旁证。“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是《红楼梦》的艺术特点之一。因此，宝玉的这一反对“孤守”主义观点，当成为在黛玉死后他另娶的思想基础。从宝玉对宝钗的态度说，宝玉对宝钗的才貌历来是爱慕的，仅是不满意于她的爱说“混账话”。但宝钗由于一再以仕途经济相劝而屡尝宝玉的闭门羹，也由于受袭人说的“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等语所触动，她后来是日益接近贾母和王夫人而对宝玉则有所疏远。当然，正如脂批所说，这是“求近之远”。而正是这种“求近之远”，却使宝玉对她的认识尚有待于深化。因此，宝玉虽厌烦宝钗的好说“混账话”，却没有发展为对宝钗的恶感。宝钗与黛玉结“金兰契”，他高兴；宝钗搬出大观园，他惆怅。凡此，倒说明他对宝钗不是没有好感。贾母等给他与宝钗定亲，他反对，那是由于林黛玉还活着。黛玉一死，且亲事已定，他出狱后与宝钗完婚，也就顺理成章。再从宝玉本人的叛逆思想发展来说，照脂批透露，宝玉与宝钗“成其夫妇”时还曾“谈旧之情”，两人感情还不错。由于宝钗待宝玉“齐眉举案”，也由于宝玉对宝钗无恶感而有一定好感，两人于燕尔新婚之际谈叙旧情，这完全合乎情理，也符合宝玉平素在姊妹们面前所表现的性格特点。甚至可以说，第五十八回，曹雪芹借芳官的口，说菂官一死，藕官哭得死去活来，一直不忘；待补了蕊官，藕官又“一般的温柔体贴”。这是在为宝玉新婚期间的思想和夫妻生活作引。可是宝钗婚后的好景是不长的。脂批又透露，佚稿中有“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一回情节。并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宝钗婚后又箴谏“贫穷难耐凄凉”的宝玉，这是必然的。目的当然是要他去立身扬名以“重振祖宗基业”。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结果呢？是日渐引起宝玉与她反目，出现了“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的难堪局面，直发展为“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最后也就促成了宝玉以“悬崖撒手”的特殊形式来与宝钗和自己所隶属的阶级诀别。这又可见，曹雪芹描写宝玉与宝钗的成婚，是作为宝玉叛逆性格发展的必经之路来写的，是写他对宝钗的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目的是要突出宝玉叛逆性格的坚定性，真犹如“顽石”。
假如我们以上的推断有一定道理，那么，对脂批中所说的玉被“误窃”、王熙凤“扫雪拾玉”、甄宝玉“送玉”等情节与贾宝玉“砸玉”的关系似亦可作出推断。贾宝玉“砸玉”，是出于抗拒贾母等借“金玉良缘”之说给他与宝钗定亲。贾母因玉是贾宝玉的“命根子”，怕万一被砸碎，便命人暂予收藏。贾府于秋天被抄时由于人心惶惶，玉被人“误窃”；而窃者出于某种原因，又将玉弃于“穿堂门前”，后被雪盖住。贾府在被抄后，王熙凤已“身微运蹇”，等同奴婢，于扫雪时“拾玉”。王熙凤“拾玉”后没有露声，而于被“休”时节到南京，玉落到甄宝玉手里。甄宝玉知是贾宝玉之物，出于世交之谊，便把玉送还给贾宝玉。贾宝玉得玉后便携玉出家，去“证前缘”以示对“金玉良缘”之说的嘲弄。贾宝玉出家后，玉便回到青埂峰下，并化为“顽石”。
要而言之，贾宝玉与薛宝钗定亲是在林黛玉生前，由贾母等人作的主，贾宝玉曾予反抗。定亲不久，贾府便被查抄，时在秋天。林黛玉死前贾宝玉被关在“狱神庙”，二人没能见面。她的死是由于受到双重的致命打击，一是贾宝玉与薛宝钗定亲，一是贾宝玉身陷囹圄。贾宝玉出狱后与薛宝钗成婚，不是出于被逼，而是顺理成章，也是他叛逆性格发展的一个必经历程。我们认为这种推断似合乎《红楼梦》的托情言政的艺术特点，似亦符合这部小说的政治主题。
三是黛玉临终时是怀着对宝玉的怨恨而死去，还是怀着对本阶级的痛恨而死去？
《红楼梦》后四十回，写黛玉临终时的情景是：李纨、探春、紫鹃哭着，给黛玉擦洗，“刚擦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论者对这一描写多十分赞赏。说：“宝玉！宝玉！你好——”此时此境，黛玉对宝玉是爱乎？恨乎？兼而有乎？令人回味无穷。这有一定道理。续书中最扣人心弦的地方恐怕也莫过于此。黛玉说到“好”字，是“不作声了”，那么，她没有说出来的是什么呢？这不妨先看一看高鹗等人笔下的黛玉对宝玉的历来态度和看法。第八十二回，黛玉梦见宝玉对她被她父亲许亲时，一会儿说：“妹妹大喜呀！”“你既有了人家儿，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一会儿又说：“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瞧瞧我的心！”第八十六回，宝玉与黛玉论琴，黛玉说：“书上说的师旷鼓琴能来风雷龙凤；孔圣人尚学琴于师襄，一操便知其为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又说：“古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琴。”第八十九回，宝玉对黛玉的琴声有不明之处，黛玉作了回答。宝玉说：“原来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听了一会子。”黛玉说：“古来知音人能有几个。”宝玉走后，黛玉心里想：“宝玉近来说话半吐半吞，忽冷忽热，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此等情节都说明一个问题：从黛玉这方面说，她对宝玉的爱是痴情的；也知道宝玉在爱她，可又有些怀疑。第九十一回，她与宝玉谈禅，也是由于对宝玉不放心。黛玉咽气时没有说完的那句话，就是以此等情节作铺垫的。正是由于她对宝玉的不放心，使得她从傻大姐处得知宝玉要娶宝钗的消息以后，便认为宝玉“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便“狠命的撕”宝玉当年赠给她的“旧帕”，便以“焚稿”的形式来断绝自己对宝玉的“痴情”。足见，黛玉临死“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好”的后面就是“狠心”。所以续书中的林黛玉是怀着对宝玉的误解而死的，是怀着对宝玉的怨恨而死的。尽管她的死会引起读者对施“掉包计”的贾母和王熙凤之流的痛恨，痛恨这些贾府统治者的冷酷、阴险、毒辣。
然而，应当指出：原著中的林黛玉是决不可能怀着对贾宝玉的怨恨而死去的。这在开卷第一回的神话故事里说得很清楚：绛珠仙子为酬报神瑛侍者当年“灌溉之德”，闻神瑛侍者竟欲下凡，便对警幻仙子说：“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既然甘愿以一生所有的眼泪相还，又怎么会怨恨呢？所以还是脂批说得好：“补不完的是离恨天，所余之石岂非离恨石乎。而绛珠之泪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古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诚然，第三十二回以前，黛玉与宝玉也曾“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争”。然而，黛玉对宝玉的“怒”也只是一种“用假情试探”的表现形式，又何曾真的恨过宝玉？她恨的只是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这，《葬花辞》就是明证。况且，自第三十二回以后，黛玉一认定宝玉“果然是个知己”，他俩从此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口角。黛玉即便是隔着纱窗看见宝玉“随便睡着在床上，宝钗坐在身旁作针线”，也没有在意，反倒认为有趣。随着宝玉和黛玉叛逆思想的发展，只能是越来越两心相印、两情相照，而绝不可能是相反。因此，高鹗等人不惜笔墨又大写特写宝黛间的相互试探，这本身就是在画蛇添足，既不合于宝黛叛逆思想发展的逻辑，也完全违反了曹雪芹的原意。“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黛玉“题帕”时的思想感情是如此，临终前的思想感情当更是如此。在原著中，由于她的死是死于贾母给宝玉定亲和宝玉的身陷囹圄这接踵而来的双重打击，所以死前不可能是“焚稿断情”，只可能是“抚稿追昔”；不可能是怀着对宝玉的误解，只可能是怀着对宝玉的牵挂而死；不可能是怀着对宝玉的怨恨，只可能是怀着对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痛恨而死。因此，黛玉的死是时代的悲剧。
或问：探讨黛玉是怀着对宝玉的怨恨，还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痛恨而死，这又有什么意义？从黛玉形象的思想高度来说，前一种写法是霍小玉和杜十娘等艺术形象所能企及的，后一种写法是霍小玉和杜十娘等艺术形象所无法比拟的。从全书的艺术结构来说，前一种写法是使宝黛爱情悲剧游离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外，后一种写法是使宝黛爱情悲剧交织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中。从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来说，前一种写法是从道德上对贾府统治者们的批判，后一种写法是从政治上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四是如何评价《红楼梦》后四十回中的宝黛爱情悲剧。
后四十回是《红楼梦》的续书，又是一种独特的创作。作为续书，应将其宝黛爱情故事与原著中的宝黛爱情故事相比；作为创作，应将其宝黛爱情故事与文学史上描写爱情故事的其他作品相比。
原著中的宝黛爱情悲剧的性质与社会意义已作上述。要之，贾母等作主给宝玉与宝钗定亲，反映了贾薛二府想结成权势与金钱的神圣同盟，也反映了贾母等人想借助宝钗的“停机德”来规引宝玉“入正”。续书中写贾母向薛府初次提亲是在“薛文起复惹放流刑”以前，但薛姨妈的答复是要等薛蟠回来“商量商量再办”；正式定亲是在“薛文起复惹放流刑”以后，当时薛府由于“遭惨祸飞灾”已濒临破产。两次提亲都是贾母主动，而这位“老祖宗”的意见是“什么穷啊富的”。这就否定了贾薛二府是想以新的联姻来维护自己的家世利益。同时，通过对“老学究讲义警顽心”“试文字宝玉始提亲”“博庭欢宝玉赞孤儿”等情节的描写，这一“警”、一“试”、一“赞”也就悄悄地给宝玉偷换上“禄蠹”的灵魂。宝玉对贾政“报升郎中任”，“心中自是甚喜”，也足资证明。而黛玉在“迷途知返”上就更是较宝玉抢先了一步。这就又否定了宝黛爱情是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从而也就把原著中的宝黛爱情关系退回到张君瑞和崔莺莺、柳梦梅和杜丽娘等式的爱情关系的思想高度，从而也就大大削弱了原著中的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然而，也应看到，续书中的宝黛爱情描写，仍有其反封建礼教的社会意义，而以悲剧为其结局也是对《西厢记》和《牡丹亭》式的“金榜题名，奉旨完婚”的“大团圆”结局的一种突破。这种突破，当然是由于原著中所作的种种暗示，也是续作者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的具体反映。这只要和那些强使黛玉还魂和宝玉洞房花烛的续作相比，也就一目了然。
因此，可以这么说，续书中的宝黛爱情描写是杰出的，因为与《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爱情描写相比，并不逊色。同时，又是十分平庸的，因为与原著中的宝黛爱情描写相比，只是泰山旁边的一座高丘。
1979年4月—1980年1月
（《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