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丽:杜博妮英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副文本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22-10-04 21:56:58

进入专题: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邓海丽  

   内容提要:借助热奈特的副文本概念,以杜博妮英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副文本为研究对象,发现译者借助密集丰厚的副文本实现下列三个功能,实现译语语境中《讲话》文艺美学思想的重构:一是还原《讲话》的历史语境和文本的原初面貌;二是通过关键词、核心范畴的抽象化和历史语境的剥离,提升《讲话》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论的通约性;三是进行《讲话》文艺美学思想的理论溯源,构建译文正、副文本之间的互联互释关系。虽则其中不乏误读误解和强制阐释,但其副文本为译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讲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和参考文献。

  

   关 键 词: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英译  副文本 

  

  

   作为集中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成果之一,不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话语,而且对世界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自1943年正式在《解放日报》发表以来,《讲话》借助翻译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学界强烈关注。此后,随着“国外毛泽东学”显学位置的奠定,《讲话》的研究经久不衰,汉学、世界左翼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和研究视角对《讲话》展开多元化解读。①

  

   纵观西方世界70多年来对《讲话》的研究,一个绕不开的基本前提是这些学者必须借助译本了解和阅读《讲话》。由于中西语言的天然障碍,大部分西方研究者都不具备中文阅读能力,他们探讨的《讲话》是经过翻译加工后的文本,而翻译绝非简单的语码转换,翻译乃“改写”与“操控”,“其最大功用在于超越源文本的文化边界,在他者文化语境中展现出全新的作者或作品镜像”②,但是严肃负责的译者是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改写和操纵原文的,他们总是尽量使译文忠实通顺。因此,囿于正文“带着镣铐跳舞”的有限操纵空间,译者往往转移到翻译的另一舞台——副文本。法国文论家热奈特最先提出“副文本”(paratext)概念,将其定义为“用于描述围绕正文本、协调正文本与读者关系的文本材料”③。译者借助副文本传达理解正文所必需而又不便表述的信息,比如原文背景、译作评述,翻译动机、策略等,为译语读者理解作品提供重要指引,为揭示翻译现象提供一手线索。根据与正文本的位置关系,副文本有内/外副文本之分:前者指标题、封面、出版信息、前言、后记等,后者指空间上外在于作品文本的书评、作者日记以及有关论著、文章等。翻译的内副文本还有译者序跋、导读、注释、附录等,涉及作者/译者介绍,译作内容、观点,翻译的选材、背景、目的、策略等,是读者理解译作、研究者考察翻译的重要依据。本文以内副文本为探讨对象。

  

   一 杜博妮及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英译

  

   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曾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翻译。她于1976-1980年获资助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任专职研究员,潜心研究和翻译《讲话》。该中心由美国最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国外“毛泽东学之父”——费正清所创立。因此从译者和赞助人来看,杜氏对《讲话》的理解相比于其他母语译者,更敏锐更深刻,是《讲话》的专家型译者。杜氏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参考了80余种版本,1976年开始翻译《讲话》,1980年成书后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发行单行本——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1943年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翻译及其评论》,下文简称“杜译”),引起广泛关注,后又在1992年、2020年两度重版。2015年该译文入选施拉姆主编的跨世纪工程——英文版10卷本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该10卷本也是国际学界公认的哈佛版“毛选”。施拉姆是费正清的高足,也是西方最重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向来以对译文精益求精的严苛态度享誉学界,杜译入选是其高质量译文的又一明证。

  

   对于主要靠翻译来了解和学习《讲话》的西方理论界而言,译本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们对《讲话》的理解和接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讲话》的译文主要是随同《毛泽东选集》(下文简称《毛选》)英译本出版,而整部《毛选》翻译均在新中国政府组织下进行,以“政治第一、忠实第一”为翻译标准,是“政治性较强的翻译行为”。西方思想界主要是通过阅读辑录在《毛选》的《讲话》译本来学习和了解《讲话》,加上当时的国际冷战格局,对《讲话》的解读也往往以意识形态控制论为主导。80年代以降随着杜译的出版发行,西方学界逐渐改变以往的主流看法,开始从文本内部研究和追索《讲话》的美学价值,掀起第二波研究热潮。进入新世纪,《讲话》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探讨的视角也呈现文学、政治、军事等多元化特征。70多年来对《讲话》的解读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与不同翻译风格的《讲话》译本的出版发行在时间上高度契合,在内容上彼此共鸣,说明对《讲话》的解读既与历史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又与不同翻译风格、策略的《讲话》译本的出版发行紧密关联。《讲话》在西方世界的数次研究和传播高潮中,杜译起了关键作用,对提高《讲话》的译介、传播和接受产生重要影响④。下文以杜译的副文本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副文本传达了何种信息,如何促进西方世界对《讲话》的文艺美学解读,并将《讲话》的传播推向顶峰。

  

   二 杜译的副文本研究

  

   杜译以丰厚密集的副文本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中西文论比较场域。在112页的《讲话》英译单行本中,除了出版信息、目录、致谢和人名的拼写对照之外,剩下108页,译者撰写的多达60条注释的“导读”占54页。“导读”主要从审美视角评述《讲话》,介绍翻译目的和策略,实则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曾在1976年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研讨会上宣读⑤。此外,还有3个附录占25页。“附录1”详细列举《讲话》主要版本的修改内容,是译者细读、比对1943年和1953年两大版本后的归纳总结。“附录2”为《讲话》的主要中文版本和发行情况简介。“附录3”提供《讲话》的主要英译版本及其译者、出版信息,剩下30页才是《讲话》的正文,约占整体篇幅的四分之一。副文本这种喧宾夺主的篇幅占比,在翻译中是很少见的,其实有译者之深意,下文尝试解读其中的奥秘。

  

   (一)历史语境的还原与文本原初面貌的再现

  

   译者仔细比对《讲话》80多个不同版本后,最终采信1943年10月19日刊载于《解放日报》上的《讲话》为原文,并在其单行本的封面特别加上副标题凸显采信的原文版本。“导读”指出,以1953年为时间节点,前后版本变化显著,1953年前的《讲话》基本沿用1943年《解放日报》版⑥。随着中国共产党由草创期发展为执政党,《讲话》被正式列为党的文艺政策纲领性文件,而建国前后国内主要矛盾和局势也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适当修改《讲话》,适应新形势是非常必要的。1943版与1953版的所有改动内容,除了标点符号之外,译者均在“附录1”中逐一标注并翻译,注释多达268条,较好再现了《讲话》的原初样貌⑦。著名华裔学者刘康对此评价甚高,认为杜译“恰如其分地再现了未经编辑的初稿,并附录了编辑过的修订稿以便比较”⑧。译者把这些改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适应形势变化,对某些称谓、提法的增删改,比如关于文艺为“四种人”的修改⑨。《讲话》产生于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时期,当时的工农兵是革命的主体力量,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⑩,既是对抗日救亡这一民族诉求的最好回应,又是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中肯批评,表达了毛泽东通过文艺界整风以统一思想、抗日救国的关切。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主要矛盾和局势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1953年版删除了“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数较少”和“革命坚决性较小”(11)等字句。

  

   再者,建国后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经过思想改造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洗礼,已成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力量,修改版把原来“工农兵第一”的突出地位改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12),并在作家前面加修饰语“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13),旨在顺应形势,批判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与大部分知识分子群体相区别。还有一类修改是文字润色和参考文献的补充。译者认为这些都属技术层面的规范化而非思想的根本改变,鉴于当时战争条件不方便查阅文献,建国后补充修订是正常的。

  

   最后,“导读”指出这些改动虽未触及文学思想的根本改变,但是,从历史视角分析各版本的异同,深入文本细读比较文学和政治表述的变化,原初版显然比修改版更重要,也更直接反映毛泽东本人的文艺观点,更有利于读者理解其真实意图(14)。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著名文论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深学者佛克马就不无洞见地指出:“如果忽略了历史环境,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毛泽东文艺理论中的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15)的确,《讲话》在民族生死攸关的抗战时期提出,毛泽东要求文艺无条件服务战争,体现了我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政策,正如郭沫若所言“讲话有经有权”(16)。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思想问题,《讲话》提出文学为党的政治、军事目的服务,是有历史合理性的。译者通过甄选原文版本来还原《讲话》发生的历史现实,借助副标题和清晰详实的附录注解,一定程度上向译语读者再现了《讲话》的原初面貌和历史语境,从而强调《讲话》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诉求提出来的,有其深刻的内生性和历史必然性,也间接批驳了欧美学界对《讲话》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和思想钳制说的解读,有助于译语读者理解《讲话》的文艺美学思想。

  

   (二)提升《讲话》与西方文论的通约性

  

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其文化阐释的本质特征更显著(17)。对于集中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讲话》翻译,其实质就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毛泽东文艺理论的跨文化移植和美学思想的跨文化交流,但理论移植的复杂性和高难度远远大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因此,如何在译语文化中重构毛泽东文艺理论,使读者理解其美学思想,乃翻译《讲话》的困难所在。正如译者在“导读”中开宗明义指出的,过去对《讲话》的解读是以意识形态控制论为导向的,遮蔽了《讲话》内在的文学性和文艺理论价值,因而是不全面而有失偏颇的,她的翻译旨在呈现其中的文艺美学思想,唤起学界对《讲话》的重新认识,追认其原有的文艺美学价值(18)。为此,译者充分利用副文本,在“导读”中通过抽离历史语境、形而上地萃取关键词和核心范畴,将《讲话》置于西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相关问题域中,提升《讲话》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论的通约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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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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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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