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光: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收入分层——基于宏观结构特征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实证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8 次 更新时间:2022-09-28 00:07

进入专题: 西部地区去   人力资本   空间聚居  

李晓光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数据分析发现:第一,在民族收入分层的产生机制方面,就业部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民族聚居度分别可以解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57%、22%、14 %、7%的收入差异。布林德-奥萨卡分解显示,产生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少数民族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存量欠缺,而非资本回报欠缺,表明我国就业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民族歧视。第二,民族聚居和就业部门对社会资本回报具有双重调节作用,但对人力资本回报没有显著影响。在党政机关和国有部门,聚居不会影响社会资本回报;但在私有部门,聚居会强化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而在农业部门,聚居会抑制社会资本回报。据此,政府通过进一步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以提升人力资本,加强族际交往以优化社会资本,加速城镇化进程以提高少数民族的就业质量,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 民族,收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空间聚居


一、引言


如何提升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平等政策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更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的目标。2021年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021)。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就需要在民族地区加快教育发展以提升人力资本,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提升社会资本,加速现代化建设以优化居住格局、产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从而进一步提升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最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现实来看,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西部地区。尽管这一群体仅占全国总人口的8.89%,但其绝对数量超过1.25亿人(国家统计局,2021)。有学者指出,这一数量超过欧盟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李实、古斯塔夫森,2002)。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出台许多政策法规以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涉及计划生育、教育、就业、提干和经济对口支援等,已经取得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分层机制和人们生活机遇的变化,学术界围绕“市场转型论”对政治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展开学术争辩,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西部劳动力市场中民族分层状况(Hannum, 2002; Hannum and Xie, 1998; 吴晓刚、宋曦,2014;洪岩璧,2010;马忠才,2015)。其中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当下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是否存在分层,以及如何解释产生分层的社会机制。


对此,既往研究主要围绕两大解释机制:教育获得和部门隔离。有关教育获得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族际差异主要出现在高中升学阶段(Hannum, 2002; 洪岩璧,2010;马忠才,2016),而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族际差异微乎其微(洪岩璧,2010;马忠才,2016),可见高中教育的断裂成为少数民族教育获得劣势的重要来源。有关部门隔离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少数民族比汉族更可能进入农业部门(马忠才,2015);同时,在国有部门中因有来自政府的保护,民族不平等微乎其微,但在非国有部门中因市场力量的扩张,少数民族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吴晓刚、宋曦, 2014;马忠才、赫剑梅,2014;马忠才,2015)。此外,也有学者从地区分布和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少数民族的收入劣势(李实、古斯塔夫森,2002;李晓光,2020;李黎明、李晓光,2016)。综合来看,以往有关民族分层的研究要么聚焦宏观结构特征,要么偏重微观个体特征,而较少考虑结构特征和个体特征之间的互动过程。理论上讲,如果能将教育获得、社会资本、就业部门和空间聚居等因素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中,则会展示出更加清晰的民族分层图像。


西方社会也存在族群分层,其中两个重要的解释机制是资本差异和空间聚居。尽管西方社会的族群或种族概念与中国的民族概念存在很大差异,但其解释机制对我国民族研究具有理论启发。以美国为例,其主导族群为白人,少数族裔包括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等。首先,西方学者从资本差异研究族群分层时发现,少数族裔不仅面临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欠缺,同时面临资本回报欠缺(Hall and Farkas, 2008; Siegel, 1965; Tomaskovic-Devey, Thomas, and Johnson, 2005),前者源于禀赋差异,后者来自种族歧视(同样学历的黑人比白人获得的收入更低)。我国少数民族是否也面临资本回报欠缺?如果面临,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存在民族歧视;反之,则不存在。其次,从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出发,西方学者发现在少数族裔聚集程度越高的区域和工作部门中,黑人比白人获得更低的报酬,特别是对高学历者而言(Tienda and Lii, 1987),其根源是职业隔离和劳动贬值(Huffman and Cohen, 2004),即黑人更容易从事黑人主导的职业(如保安、卡车司机等),但这些职业并不能带来收入优势。不同于西方社会因种族歧视导致的职业隔离和居住隔离,中国少数民族的聚居是因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而产生。那么,这种聚居对族际收入分层的影响和西方社会是否存在差异?


为此,本文聚焦西部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收入分层,检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的作用。实证分析中,本文将基于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2010)数据,使用布林德-奥萨卡(Blinder-Oaxaca)分解探讨宏观结构特征和微观个体因素对民族收入分层的实际贡献,并检验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对资本效应的双重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


本文将宏观结构特征和微观个体特征整合到同一框架,由此构建民族收入分层的综合性理论框架。这是因为,收入分层往往是由诸多宏观结构特征和微观个体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宏观结构特征包括群体空间聚居、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微观个体特征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更为重要的是,个体特征并非在真空中发挥作用,而是嵌入特定的宏观制度或时空情境中,这些制度或情境会反过来发挥形塑个体特征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厘清不同因素的独立效应和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不仅有助于加强人们对民族分层的认知,也有助于政府决策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图1是民族收入分层的一个综合性理论框架,观察可知,民族身份可能会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影响收入分层,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也会影响民族收入分层。但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分层的作用很有可能受到少数民族空间聚居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因此,图1呈现的理论框架通过综合宏观结构特征、微观个体特征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能够更加清晰地捕捉劳动力市场中民族收入分层的图像。

(一)民族收入分层的产生机制分析


1. 人力资本机制


大量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个体收入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Willis, 1986)。经典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以教育程度、在职培训等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生产效率,从而提升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Becker, 1964; Schultz, 1961)。这一理论提出以来,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不仅成为经济学家研究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收入获得的理论支撑(Black and Lynch, 1996; Schultz, 1961),也成为社会学家研究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来源(Tomaskovic‐Devey, Thomas, and Johnson, 2005)。在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脉络中,学者们发现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影响收入分层:一是人力资本的存量差异,二是人力资本的回报差异(Buchmann, Diprete, and Mcdaniel, 2008; Jacobs, 1996; 姚先国、李晓华, 2007)。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强调,由于人力资本会产生劳动力市场收益,如果两个群体在人力资本拥有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则会成为群体之间收入差异的重要来源,这种差异也被称为禀赋效应。人力资本回报差异强调,当两个群体的人力资本存量不变时,如果群体之间在人力资本的回报方面存在差异,就会成为两个群体收入差异的重要来源,这种差异被称为歧视效应(姚先国、李晓华,2007)。


人力资本的存量和回报差异,是检验民族收入分层的重要视角。美国有关人力资本和种族收入分层的研究发现,不同种族在人力资本获得和回报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这是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例如相对于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的收入更低且增长更缓,特别在高学历群体中种族收入差异更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白人更有可能获得管理岗位和高技能岗位(Tomaskovic‐Devey et al., 2005)。中国有关人力资本和民族收入分层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聚焦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教育获得差异,并发现少数民族在教育获得方面的劣势,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收入差异的重要来源(马忠才、赫剑梅,2014;马忠才,2015)。另外,有研究聚焦教育回报或教育收益率的民族差异,发现少数民族在教育回报方面整体要高于汉族(戴平生,2011),并且在高校扩招以后,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有所上升(方超、黄斌,2020)。但是,很少有学者将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和回报差异置于同一理论框架进行检验,并且忽视了就业部门之间的差异。据此,本文将在同一分析框架中检验各个民族在教育获得和教育回报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分析二者对民族收入分层的实际贡献。


2. 社会资本机制


社会资本是研究收入分层的另一个理论视角。经典社会资本理论认为,求职过程中动员良好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体地位获得(Lin, 2001),这既可能是通过传递异质性信息而实现(Granovetter, 1973),也可能是通过施加人情影响而实现(Bian, 1997)。在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脉络中,社会资本通过两种渠道影响收入分层,一是社会资本的存量差异,二是社会资本的回报差异(Lin, 2001)。首先,存量差异认为,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带来收入回报,如果两个社会群体在社会资本拥有量方面存在差异,则可能直接成为群体间收入分层的重要原因。这种存量差异,既有可能体现在社会资本的广泛性维度上,也有可能体现在社会资本的异质性维度(例如社会网络顶端和网络构成)上。其次,社会资本的回报差异认为,当社会资本的存量不变时,如果两个群体在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方面存在差异,也会成为群体间收入分层的重要来源。这种回报差异,既可能源于社会资本的质量差异,也有可能来自劳动力市场中的空间隔离和职业隔离,后者会限制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


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是检验民族收入分层的重要理论视角。西方有关种族收入分层的研究发现,少数族裔在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回报方面的差异是种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Pedulla and Pager, 2019)。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少数族裔存在明显劣势(Lin, 2000; Marsden, 1988; Smith, 2000),例如和白人相比,黑人的网络规模和异质性更低(Marsden, 1988),这会限制他们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从而成为其收入劣势的重要来源。在社会资本回报方面,当黑人和白人的社会资本动员率一致时,社会网络给黑人带来的工作机会更少,这是其收入劣势的另一来源(Pedulla and Pager, 2019)。中国有关社会资本和民族分层的文献中,研究者主要检验了社会资本存量差异对民族收入分层的影响,而很少关注社会资本回报的效应。例如,有学者通过比较西部汉族和少数民族,发现社会资本的存量差异是两个族群之间收入差异的重要来源(李黎明、李晓光,2016);也有学者发现跨族群社会交往带来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升个体收入水平和促进族群交融(李晓光,2020)。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考察社会资本回报在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的差异,尤其考虑到中国少数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模式,这可能会影响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据此,本文将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回报同时纳入民族收入分层的理论框架,由此考察二者对民族收入分层的具体作用机制。


3. 空间聚居机制


空间聚居是收入分层的一个宏观视角。所谓空间聚居,是指社会成员在居住空间或地理分布维度呈现的不同肤色、身份或文化群体为特征的聚集现象,例如西方社会的种族居住隔离就是典型的空间隔离(Lee et al., 2008)。基于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空间聚居会降低少数族裔的收入水平,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因居住在少数族裔高度集中的地区而遭受收入损失,特别是对高学历劳动者而言(Tienda and Lii, 1987)。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居住模式也呈现空间隔离,即“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模式。既往研究发现,这种居住空间的差异是解释民族收入分层的重要机制(李实、古斯塔夫森,2002)。但是,中国社会的民族聚居模式,是基于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长期形成的一种空间分布,这与西方社会因种族歧视而形成的居住隔离截然不同。那么,我国民族聚居将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收入分层?下文将通过调节效应来探索这一问题。


4. 部门隔离机制


工作部门隔离是收入分层产生的另一个宏观机制。关于工作部门隔离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真实世界中的劳动力市场并非统一的整体,而是由不同的子劳动力市场共同组成,例如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等(Kalleberg, Wallace, and Althauser, 1981; Reich, Gordon, and Edwards, 1973)。为此,如果不同社会群体进入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差异,则可能成为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例如西方研究发现,少数族裔(尤其黑人和西班牙裔)更有可能从事一些社会地位低、收入低、稳定性差的工作(Huffman and Cohen, 2004; Kalleberg, Reskin, and Hudson, 2000),尤其是以脏乱、危险和高难度为特征的工作(Cook-Martín and Viladrich, 2009; Flynn, Eggerth, and Jacobson, 2015)。在中国,就业部门隔离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例如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体制内和体制外部门等。既往研究发现,工作部门差异是民族分层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更容易集中在农业部门(吴晓刚、宋曦,2014),从而导致较低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尤其考虑到在中国西部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农村地区,为此工作部门隔离可能成为民族收入分层的重要来源。


综合以上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都可能对民族收入分层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这些因素之间是否存在联动效应?理论上讲,微观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等因素并非在真空中发挥作用,其收入效应很有可能会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据此,下文将通过调节作用来分析各个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


(二)民族收入分层机制的联动效应:一个双重调节作用的框架


理论上讲,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可能受到空间隔离或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一方面,空间聚居可能影响资本回报。西方种族研究发现,空间聚居显著加剧了少数族裔的收入劣势,主要原因是空间聚居不仅会导致人力资本的贬值(Huffman and Cohen, 2004),而且会减少跨种族社会资本的建立和维持(Briggs, 2002)。按照社会资本的理论逻辑,空间隔离会增加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导致网络内部有价值的信息高度重复,最终降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另一方面,工作部门也会影响资本回报。以人力资本为例,在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体制内部门,收入获得主要由岗位决定;而在以绩效主义为主要分配机制的体制外部门,收入往往取决于个体的实际生产效率。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也可能因部门而异,例如在体制内部门,个体在求职过程中通过施加人情影响来形塑职位分配过程,最终影响收入获得;而在体制外部门,当绩效主义主导职位获得时,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会受到限制。


但是,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会对资本回报产生潜在的双重调节作用。所谓双重调节作用,是指调节效应本身可能会被进一步调节,例如要素M对“X➝Y”的调节效应,很有可能会受到第四方要素Z的影响。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之所以可能产生双重调节作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现实生活中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是同时存在的,而非孤立存在。以中国少数民族为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并非只存在单一的就业部门,而是同时存在多种工作部门,例如党政机关、民营企业和农业部门等。从原理上讲,双重调节既有可能影响调节效应的大小,也有可能直接改变调节效应的方向。为了深入理解双重调节效应的原理,我们以空间聚居对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为例,来分析工作部门如何影响空间聚居调节效应的方向。


理论上讲,不同工作部门中空间聚居对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存在三种方向。第一种方向是扩大效应,即M对X的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例如工作部门Z1中,空间聚居可能会加强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这一推理的原因是,在该工作部门中社会资本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私有部门),而少数民族的空间聚居会进一步加强社会资本的建构、维持及其收入回报。第二种方向是独立效应,即M对X的效应没有显著影响(或不存在调节效应)。例如在工作部门Z2中,空间聚居和社会资本分别独立地影响收入获得。这一推理的原因是,在该工作部门中,社会资本对收入获得发挥一定影响,但影响有限,因此少数民族聚居不会影响社会资本建构及其收入效应。第三种方向是收缩效应,即M对X的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例如在工作部门Z3中,空间聚居可能会消减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这是因为,该工作部门中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较低(例如农业部门),而少数民族聚居可能会增强社会资本的同质性,从而稀释社会资本质量及其收入效应。以上三种效应,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情境中也可能存在,即调节效应本身会被其他变量调节。面对这种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的双重交叉的情境,本文将资本回报的效应置于少数民族聚居和就业部门构成的双重空间进行考察。实证分析中,我们将检验在不同工作部门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如何影响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调查样本覆盖陕西、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宁夏、广西、新疆、西藏、贵州、内蒙古、重庆共12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内容涉及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和民族文化等,能够很好地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该调查采用概率与元素规模成比例的抽样(PPS),选择18岁以上的城乡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访谈,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0946份。本研究中,剔除在收入、职业等关键变量上有缺失的样本后,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5755个。

(二)变量测量


1.民族变量

从表1可见,样本中汉族占67.99%,少数民族的比例为32.01%,高于全国平均比例(8.89%),这是因为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源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比例较高。本文依据以往学者关于民族大类的划分标准(马戎,2008),结合CSSC2010样本中各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区分了八类主要民族,其中汉族赋值为0,比例最多的六个少数民族依次赋值为1到6(分别为壮族、回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土家族),其他少数民族合并为一类并赋值为7。从表1可以发现,由于该调查覆盖新疆和西藏,数据中藏族、回族和维吾尔族的比例较高,这是很多其他大型社会调查难以实现的,因此本文基于这一调查数据的分析,能够提供更加客观、全面的民族分层图像。


2.个体年收入(对数)

本文选择个体全年总收入作为分析对象。这是因为,本文需要考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通过人力资本回报获得的收入,一般通过工资性收入可以直接反映出来,但通过社会资本获得的收入情况比较复杂,例如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从非正式渠道获取的收入,可能会被被访者忽视或隐瞒而未纳入工资性收入,因此个体全年总收入是一个更有效的指标。遵循以往文献,本文对收入取自然对数。

3.人力资本的测量

根据被访者的最高受教育程度,本文分别赋予相应所需的年限,由此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本文中各教育程度对应的教育年限为:未受过教育的为0年,私塾为3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中专和技校为14年,大学专科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研究生及以上为19年。从表1可知,人力资本的均值为7.84,这一数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有两点:一是西部居民整体的受教育年限低于全国水平,二是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限低于汉族(尤其是藏族,平均受教育年限为2.85年)。


4.社会资本的测量

为了测量中国人的社会资本,边燕杰将定位法和中国文化情境相结合,首创春节拜年网,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边燕杰、李煜,2000)。然而,考虑到部分少数民族没有拜年传统,为了使社会资本的测量适用于所有民族,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发展出重要节日网。该网络主要测量各民族成员遇到重要节日时,相互拜会的网络成员数量及网络成员的职业。通过这些信息,我们计算出社会网络的相关指标,其中网络规模为相互拜会的亲戚、朋友及熟人的数量之和,网络顶端是网络成员中职业声望的最高值,网络差异是网络成员的职业类别个数。本文参考以往研究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边燕杰、李煜,2000;边燕杰,2004),通过对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进行因子分析来构建社会资本(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是0.872)。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提取1个公因子的累积解释比例为62%,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将公因子取值范围处理为0到100之间,由此得到社会资本指标(均值为29.7)。


5.少数民族聚居度的测量

少数民族聚居度包括个体和区县两个层次。个体层次的测量源于问卷中“您现在的居住区内汉族大约占的比例”,本文据此计算得到个体层次少数民族聚居度,其均值为0.32。区县层次聚居度,是通过汇总在调查所覆盖的102个区县中的每个区县少数民族所占比例而得到,其均值(0.31)和个体层次的测量结果很接近。为了进一步捕捉特定少数民族在本民族聚居区和其他民族聚居区的不同影响,本文引入西方种族隔离研究中比较前沿的双向信息指数,简称“M指数”(Elbers,待刊),测量了102个区县内部各个少数民族的隔离程度。个体层次聚居度主要用于同一层次的回归模型,区县层次聚居度或隔离度将用于多层次模型。


6. 其他变量

其他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政治身份、户口、工作部门和职业类型。工作部门是根据被访者的“单位类型”和“所有制类型”划分而来,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和农业部门。根据被访者职业和最新人口普查职业编码表,职业类型被划分为六类,包括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一般工人、自雇或雇主和农民。

四、统计模型与实证结果

(一)民族收入分层的产生机制分析


本文针对民族收入差异建立了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表2。为了展示不同因素对民族间收入差异的作用,本文采用嵌套模型策略。


首先,我们聚焦整体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模型1到3)。模型1为基准模型,仅纳入少数民族整体。可以发现,不控制任何变量时,少数民族整体的收入比汉族平均低31%(1-e-0.372,下同),但模型仅能解释2%的收入差异。模型2增加人口学特征、部门和职业等重要的收入决定因素,此时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的收入差异缩小为10.3%,但系数依然在0.001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表明,在人口学特征方面,男性收入比女性平均高57%;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收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党员的收入比非党员平均高26%。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户口居民比农村户口的人收入平均高52%。就工作特征而言,农业部门比党政机关的平均收入低67%;和管理干部相比,办事人员、一般工人和自雇/雇主的收入分别低33%、31%和20%。总体而言,控制变量表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收入差异,部分是由两个群体在人口学特征、城乡、工作部门和职业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但是,这些差异无法完全消解两个群体的收入差异。


模型3增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少数民族聚居度。此时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并且模型能够解释44%的收入差异。具体而言,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单位,收入平均增长4.3%;社会资本每增长1个单位,收入平均增长1.1%;少数民族聚居度对收入的直接影响为负(系数为-0.065),但统计不显著。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差异,是两个群体收入差异的重要来源。但是,仅从模型3我们无法获知这种差异是由少数民族整体的资本欠缺导致的,还是由资本回报欠缺导致的,下文将通过收入分解来检验。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本文建立模型4到6。模型4仅纳入不同少数民族变量,观察可知,当不控制任何变量时,蒙古族的收入比汉族平均高70%,回族、维吾尔族、藏族、土家族和其他民族分别比汉族低32%、45%、46%、33%和36%,壮族和汉族之间收入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增加人口学特征、户籍、工作部门和职业等变量,此时民族收入分层依然存在。模型6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少数民族聚居度等变量,此时回族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但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和土家族与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再统计显著。总体而言,和汉族的平均收入相比,蒙古族具有相对优势,但回族、维吾尔族、藏族、土家族和其他民族处于劣势;引入控制变量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少数民族聚居度之后,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异缩小,这意味着模型引入的变量对于解释民族收入分层有重要作用。但是,对于不同少数民族相对汉族的收入优势或劣势,其产生的中间机制是否存在差异,目前的实证分析未能提供相关证据。

(二)民族收入分层的布林德-奥萨卡分解


为了分析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收入差异的产生机制及其差异,本部分使用布林德-奥萨卡分解。该方法可以将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分解为禀赋效应和系数效应,前者是能被两个群体的禀赋或特征差异解释的部分,后者是无法由禀赋特征差异解释的部分(也称歧视效应)。对于本文而言,这种分解方法有两大优势:第一,它可以评估出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是由自身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欠缺导致的,还是由民族歧视带来的资本回报欠缺而导致的;第二,它可以评估出各个因素对于收入差异的实际贡献。


表3为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收入差异的分解结果。首先,全部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少数民族整体的平均预测收入(对数)比汉族低0.429,其中特征差异为-0.407(占均值差异的94.87%),系数差异仅为-0.022。这就说明,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来自两个群体资源禀赋不同造成的特征差异,而非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歧视造成的系数差异。


其次,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少数民族聚居度来看,三者分别可以解释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21.91%、14.45%、6.76%的收入差异。通过分析各变量对特征差异、系数差异的贡献,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特征差异的贡献分别为-0.094和-0.062,并在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对系数差异的贡献分别为-0.043和-0.015,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就说明,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少数民族整体的收入之所以比汉族低,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整体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存在欠缺,而不是因为少数民族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回报方面存在欠缺。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度对收入差异的作用主要存在于系数差异而非特征差异,这意味着少数民族聚居实际上对其整体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效应。


再次,工作部门能够解释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56.88%的均值差异。如此之高的解释比例,印证了以往学者的发现,即部门隔离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出现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吴晓刚、宋曦,2014)。但是,全样本分解结果表明,工作部门对收入差异的贡献主要存在于特征差异,而非系数差异。这暗含着,部门隔离效应主要体现于进入不同工作部门时的门槛效应。门槛效应是指,不同工作部门的职位会设置一定资质需求(如教育程度),只有资质达标者才有机会获得相应职位。在由政府主导的工作部门中,政府为了保护少数民族整体的利益,会降低相应职位的进入门槛,因而那些资质较低的少数民族成员也有机会进入这些部门。但在由市场主导的工作部门中,其职位分配是以资质为先,很少会因为少数群体而降低进入门槛。为此,由于少数民族整体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欠缺,容易进入有政府力量保护的工作部门,较难进入由市场力量主导的工作部门,而资本最为匮乏的少数民族成员只能进入门槛最低的农业部门,这就是部门隔离的主要来源。


那么进入相同工作部门后,少数民族相对汉族而言,是否会存在收入劣势?如果存在,这种劣势能否归因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歧视?为此,本文针对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部门、农业部门分别进行收入分解。表3显示,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门、农业部门内部,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并不存在收入差异;但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部门,少数民族整体的收入显著低于汉族(系数为-0.280)。这一劣势能否归因于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部门中存在民族歧视?布林德-奥萨卡分解结果给出否定答案,它表明这一劣势主要来自特征差异,而非系数差异。具体而言,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的工作部门内,少数民族整体的收入劣势主要源于其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欠缺(贡献分别为-0.028和-0.048,并统计显著),而非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回报欠缺,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度和缺乏城市户籍也是收入劣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在私营/个体经营部门内部,职业对特征差异、系数差异的贡献均为正,工作部门对系数差异的贡献也为正,意味着少数民族整体比汉族在相同的职业、部门上具有更高的收入回报,本文认为这主要来自少数民族在个体经营上的成功。总之,尽管在缺乏政府力量保护的私营企业 /个体经营的工作部门内,少数民族整体相对汉族而言存在收入劣势,但这种劣势并非来自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歧视,因为在市场主导的工作部门内,收入分配是基于绩效主义原则进行的,即“能者多得”,而少数民族整体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的匮乏,限制了其收入获得。


(三)民族收入分层的双重调节效应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空间聚居和工作部门在解释民族收入分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这些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互动效应?例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是否受到空间聚居和工作部门的调节作用的影响?从现实来看,中国少数民族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种区域性聚居很有可能影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同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不同工作部门的收入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依据调查覆盖区县计算出少数民族聚居度,分析区县层次聚居度如何影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


表4为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影响资本效应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模型组A纳入的是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的比较,观察可知:第一,在不同的工作部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于提升收入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第二,无论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还是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人力资本与少数民族聚居度(区县)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意味着少数民族聚居并不会影响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但在农业部门,随着少数民族聚居度的上升,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会下降。第三,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对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无显著影响;但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对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效应(系数为0.009);而在农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对于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系数为-0.007)。


表4模型组B纳入不同少数民族和汉族。结果显示,纳入不同少数民族之后,无论在哪类工作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人力资本收入效应的调节作用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表明少数民族聚居不会影响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但是,空间聚居会显著调节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并且在不同工作部门调节效应的方向存在差异: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调节效应不显著,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部门调节效应的方向为正,在农业部门调节效应的方向为负。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结论的稳定性,本文做了一系列敏感性分析。首先,本文检验了少数民族隔离度对资本效应的调节效应,由此评估少数民族在不同区域的居住隔离程度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针对102个区县计算出各个少数民族的居住隔离度,随后将其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交互,表5模型组A为实证分析结果。观察可知,少数民族隔离度不会显著影响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无论是党政机关和国有部门,还是私营和个体经营部门,抑或是农业部门,少数民族隔离度和人力资本的交互项都统计不显著。但是,少数民族隔离度会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在党政机关和国有部门,少数民族隔离度不会影响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在个体经营或私营部门,少数民族隔离度会显著地正向提升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但在农业部门,少数民族隔离度会显著地负向抑制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由此可见,考虑各个少数民族在不同区县的隔离度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其次,本文使用多层次模型检验了双重调节效应。这是因为,少数民族聚居度是一个区县层次的变量,而收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是个体层次的变量,因此更加合理的统计模型应是多层次模型。为此,本文采用了多层次随机系数模型,其中高层变量为102个区县,个体层次变量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变量,建模过程分别纳入区县层次少数民族聚居度和个体层次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交互项,由此评估空间聚居对资本效应的调节作用。表5模型组B为实证分析结果,观察可知:无论在何种工作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都不会影响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但是,少数民族聚居对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在党政机关和国有部门统计不显著,在个体经营和私有部门显著为正,在农业部门显著为负。这些研究发现与表4中一般线性回归结果高度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那么,如何解释以上发现?首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提升收入水平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有差异。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主要为其生产功能,这一过程较少受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影响,因为个体主要是将教育、生产技能或工作经验以生产要素的形式投入劳动力市场,最终转化为以收入等形式的产出回报。但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主要为信息传递和人情效应,这一过程比较容易受少数民族聚居的影响,例如聚居尽管能增强信息传递通道,但降低了信息的异质性,即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是具有共享性和重复性的。

其次,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受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调节。在政府力量主导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由于少数民族成员得到制度庇护,社会资本对其收入的作用空间较小,因此在这些工作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效应无显著影响。而在市场力量主导的私营企业、个体经营的工作部门,高度的市场竞争性使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取显得尤为重要,此时社会资本就有了较大的作用空间,而少数民族聚居能够提升族群内部社会资本,并且促使有价值信息在族群内部流动,由此在市场力量主导的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对于社会资本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都相对较弱的农业部门,高度聚居尽管可以提升少数民族成员的交往范围,但由于整体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无优势,因此这种高度聚居并不能有效提升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资本;同时由于农业部门市场竞争性较弱,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也就受到限制。因此,在农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产生了负向影响。


五、结语


民族收入分层及其产生机制,是分析民族关系的根本维度之一。本文通过提出一个考察民族收入分层的综合性理论框架,重新评估了西部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收入分层及其产生机制。通过对CSSC2010样本数据分析发现:第一,就业部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民族聚居度分别可以解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57%、22%、14 %、7%的收入差异。第二,布林德-奥萨卡分解表明,这些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欠缺,而非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回报欠缺。第三,少数民族聚居度对于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存在调节效应。在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在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而在农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回报产生了抑制作用。以上结论虽然在不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异质性,但整体趋势是稳健的。


为何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具有调节效应,而对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提升收入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其生产功能发挥收入效应,而少数民族聚居度对这一过程并无实质影响,因为个体只需将其教育或技能以生产要素的形式投入劳动力市场,就可以直接转换为以收入等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回报。然而,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传递信号和施加影响来发挥其收入效应,少数民族聚居度对于这一过程具有直接影响。例如,少数民族聚居度的提高,尽管可以加强信息传递,但是会严重限制信息异质性或者有效信息,因为绝大多数的有价值信息具有重复性,是可以被族群成员共享的。


第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会受到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调节。在政府主导的就业部门内部,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是受限的,因为少数民族本身已经受到政府力量的庇护,其聚居过程很难强化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和收入效应。但是市场主导的就业部门则完全不同,由于高度的市场竞争,对市场信息的控制和占有显得格外重要。在此情况下,少数民族聚居会加强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因为聚居过程会强化族群内部的社会网络,从而导致许多重要信息在族群内部流通。然而,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都相对薄弱的农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尽管可以扩大族群内部往来,但受到整体族群成员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聚居过程很难有效提升社会资本的质量,同时由于低度的市场竞争,聚居会限制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就业部门和少数民族聚居是我国西部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收入分层产生的重要来源,其作用机制却有异于西方社会的族群不平等。首先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看,美国少数族裔既面临资本欠缺也面临资本回报欠缺,但我国少数民族主要面临资本欠缺,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民族歧视。其次,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社会,少数民族或族裔均有聚居现象,但西方社会的少数族裔聚居主要为社会排斥的产物,其后果是聚居压抑了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入效应。而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是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使然,并不会导致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贬值,同时在政府力量较弱的私营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反而强化了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尽管如此,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依然是少数民族收入劣势的根本来源。面向未来,政府通过继续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以提升人力资本,加强族际交往以优化社会资本,加速城镇化进程以提高少数民族的就业质量,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项目“社会网络视角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 2021-GMG-03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郭小弦、陆瑶、马忠才、吴晓刚、王建、姚远、张伊雪在本文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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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光: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Li Xiaogu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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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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