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光: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收入分层——基于宏观结构特征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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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光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数据分析发现:第一,在民族收入分层的产生机制方面,就业部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民族聚居度分别可以解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57%、22%、14 %、7%的收入差异。布林德-奥萨卡分解显示,产生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少数民族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存量欠缺,而非资本回报欠缺,表明我国就业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民族歧视。第二,民族聚居和就业部门对社会资本回报具有双重调节作用,但对人力资本回报没有显著影响。在党政机关和国有部门,聚居不会影响社会资本回报;但在私有部门,聚居会强化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而在农业部门,聚居会抑制社会资本回报。据此,政府通过进一步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以提升人力资本,加强族际交往以优化社会资本,加速城镇化进程以提高少数民族的就业质量,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 民族,收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空间聚居

  

   一、引言

  

   如何提升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平等政策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更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的目标。2021年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021)。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就需要在民族地区加快教育发展以提升人力资本,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提升社会资本,加速现代化建设以优化居住格局、产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从而进一步提升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最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现实来看,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西部地区。尽管这一群体仅占全国总人口的8.89%,但其绝对数量超过1.25亿人(国家统计局,2021)。有学者指出,这一数量超过欧盟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李实、古斯塔夫森,2002)。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出台许多政策法规以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涉及计划生育、教育、就业、提干和经济对口支援等,已经取得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分层机制和人们生活机遇的变化,学术界围绕“市场转型论”对政治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展开学术争辩,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西部劳动力市场中民族分层状况(Hannum, 2002; Hannum and Xie, 1998; 吴晓刚、宋曦,2014;洪岩璧,2010;马忠才,2015)。其中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当下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是否存在分层,以及如何解释产生分层的社会机制。

  

   对此,既往研究主要围绕两大解释机制:教育获得和部门隔离。有关教育获得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族际差异主要出现在高中升学阶段(Hannum, 2002; 洪岩璧,2010;马忠才,2016),而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族际差异微乎其微(洪岩璧,2010;马忠才,2016),可见高中教育的断裂成为少数民族教育获得劣势的重要来源。有关部门隔离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少数民族比汉族更可能进入农业部门(马忠才,2015);同时,在国有部门中因有来自政府的保护,民族不平等微乎其微,但在非国有部门中因市场力量的扩张,少数民族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吴晓刚、宋曦, 2014;马忠才、赫剑梅,2014;马忠才,2015)。此外,也有学者从地区分布和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少数民族的收入劣势(李实、古斯塔夫森,2002;李晓光,2020;李黎明、李晓光,2016)。综合来看,以往有关民族分层的研究要么聚焦宏观结构特征,要么偏重微观个体特征,而较少考虑结构特征和个体特征之间的互动过程。理论上讲,如果能将教育获得、社会资本、就业部门和空间聚居等因素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中,则会展示出更加清晰的民族分层图像。

  

   西方社会也存在族群分层,其中两个重要的解释机制是资本差异和空间聚居。尽管西方社会的族群或种族概念与中国的民族概念存在很大差异,但其解释机制对我国民族研究具有理论启发。以美国为例,其主导族群为白人,少数族裔包括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等。首先,西方学者从资本差异研究族群分层时发现,少数族裔不仅面临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欠缺,同时面临资本回报欠缺(Hall and Farkas, 2008; Siegel, 1965; Tomaskovic-Devey, Thomas, and Johnson, 2005),前者源于禀赋差异,后者来自种族歧视(同样学历的黑人比白人获得的收入更低)。我国少数民族是否也面临资本回报欠缺?如果面临,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存在民族歧视;反之,则不存在。其次,从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出发,西方学者发现在少数族裔聚集程度越高的区域和工作部门中,黑人比白人获得更低的报酬,特别是对高学历者而言(Tienda and Lii, 1987),其根源是职业隔离和劳动贬值(Huffman and Cohen, 2004),即黑人更容易从事黑人主导的职业(如保安、卡车司机等),但这些职业并不能带来收入优势。不同于西方社会因种族歧视导致的职业隔离和居住隔离,中国少数民族的聚居是因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而产生。那么,这种聚居对族际收入分层的影响和西方社会是否存在差异?

  

   为此,本文聚焦西部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收入分层,检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的作用。实证分析中,本文将基于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2010)数据,使用布林德-奥萨卡(Blinder-Oaxaca)分解探讨宏观结构特征和微观个体因素对民族收入分层的实际贡献,并检验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对资本效应的双重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

  

   本文将宏观结构特征和微观个体特征整合到同一框架,由此构建民族收入分层的综合性理论框架。这是因为,收入分层往往是由诸多宏观结构特征和微观个体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宏观结构特征包括群体空间聚居、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微观个体特征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更为重要的是,个体特征并非在真空中发挥作用,而是嵌入特定的宏观制度或时空情境中,这些制度或情境会反过来发挥形塑个体特征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厘清不同因素的独立效应和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不仅有助于加强人们对民族分层的认知,也有助于政府决策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图1是民族收入分层的一个综合性理论框架,观察可知,民族身份可能会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影响收入分层,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也会影响民族收入分层。但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分层的作用很有可能受到少数民族空间聚居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因此,图1呈现的理论框架通过综合宏观结构特征、微观个体特征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能够更加清晰地捕捉劳动力市场中民族收入分层的图像。

   (一)民族收入分层的产生机制分析

  

   1. 人力资本机制

  

   大量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个体收入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Willis, 1986)。经典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以教育程度、在职培训等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生产效率,从而提升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Becker, 1964; Schultz, 1961)。这一理论提出以来,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不仅成为经济学家研究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收入获得的理论支撑(Black and Lynch, 1996; Schultz, 1961),也成为社会学家研究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来源(Tomaskovic‐Devey, Thomas, and Johnson, 2005)。在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脉络中,学者们发现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影响收入分层:一是人力资本的存量差异,二是人力资本的回报差异(Buchmann, Diprete, and Mcdaniel, 2008; Jacobs, 1996; 姚先国、李晓华, 2007)。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强调,由于人力资本会产生劳动力市场收益,如果两个群体在人力资本拥有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则会成为群体之间收入差异的重要来源,这种差异也被称为禀赋效应。人力资本回报差异强调,当两个群体的人力资本存量不变时,如果群体之间在人力资本的回报方面存在差异,就会成为两个群体收入差异的重要来源,这种差异被称为歧视效应(姚先国、李晓华,2007)。

  

   人力资本的存量和回报差异,是检验民族收入分层的重要视角。美国有关人力资本和种族收入分层的研究发现,不同种族在人力资本获得和回报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这是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例如相对于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的收入更低且增长更缓,特别在高学历群体中种族收入差异更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白人更有可能获得管理岗位和高技能岗位(Tomaskovic‐Devey et al., 2005)。中国有关人力资本和民族收入分层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聚焦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教育获得差异,并发现少数民族在教育获得方面的劣势,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收入差异的重要来源(马忠才、赫剑梅,2014;马忠才,2015)。另外,有研究聚焦教育回报或教育收益率的民族差异,发现少数民族在教育回报方面整体要高于汉族(戴平生,2011),并且在高校扩招以后,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有所上升(方超、黄斌,2020)。但是,很少有学者将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和回报差异置于同一理论框架进行检验,并且忽视了就业部门之间的差异。据此,本文将在同一分析框架中检验各个民族在教育获得和教育回报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分析二者对民族收入分层的实际贡献。

  

   2. 社会资本机制

  

   社会资本是研究收入分层的另一个理论视角。经典社会资本理论认为,求职过程中动员良好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体地位获得(Lin, 2001),这既可能是通过传递异质性信息而实现(Granovetter, 1973),也可能是通过施加人情影响而实现(Bian, 1997)。在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脉络中,社会资本通过两种渠道影响收入分层,一是社会资本的存量差异,二是社会资本的回报差异(Lin, 2001)。首先,存量差异认为,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带来收入回报,如果两个社会群体在社会资本拥有量方面存在差异,则可能直接成为群体间收入分层的重要原因。这种存量差异,既有可能体现在社会资本的广泛性维度上,也有可能体现在社会资本的异质性维度(例如社会网络顶端和网络构成)上。其次,社会资本的回报差异认为,当社会资本的存量不变时,如果两个群体在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方面存在差异,也会成为群体间收入分层的重要来源。这种回报差异,既可能源于社会资本的质量差异,也有可能来自劳动力市场中的空间隔离和职业隔离,后者会限制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

  

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是检验民族收入分层的重要理论视角。西方有关种族收入分层的研究发现,少数族裔在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回报方面的差异是种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Pedulla and Page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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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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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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