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世界上人口、经济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成员国人口呈现慢增长或负增长趋势,人口老龄化梯度化发展;移民流动改变了域内的人口分布;RCEP自然人移动规则及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进一步促进了域内人口流动。RCEP成员国间劳动力规模、工资、受教育年限、健康投资等差异较大,对女性人力资本的开发不足,各国面临程度不同的劳动力供给风险;在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成本方面,澳、新、日、韩等国家呈现“双高”特征,缅、柬、老等国家则是“双低”特征凸显。中国出海企业需综合考量RCEP区域劳动力供求状况,合理布局产业投资;加强教育培训合作,为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关键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人口状况;劳动力状况;人力资本;投资布局
一、引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是世界上人口、经济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生效实施三年多来,持续推动区域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与市场深度融合,显著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和协同发展。在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频繁挥舞“关税大棒”挑战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背景下,RCEP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通过深化与RCEP其他成员国的投资合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正成为中国企业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劳动力是影响企业国际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RCEP成员国涵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各国经济实力悬殊,人口和劳动力状况差异也较大。2023年,RCEP成员国总人口超过2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中国人口规模最大,达到14.2亿;其次是印度尼西亚,人口为2.8亿;人口规模最小的是文莱,只有约45万人。各国人口密度也有所不同,中国“地广人多”,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而新加坡、韩国、日本“地少人多”,其中新加坡人口密度达到7851人/平方公里,是韩国的14倍以上。
RCEP自2011年提出、2013年开启谈判至2020年签署、2022年生效以来,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现有研究多关注其规则解读及其对域内外贸易、投资、经济、福利等带来的影响,部分研究虽然关注到劳动力因素对RCEP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但多数仅将其作为生产要素纳入经济模型,缺乏对RCEP各国人口发展趋势、劳动力状况和人力资本水平的系统性评估。因此,本文试图在深入分析RCEP成员国人口总体状况的基础上,对其劳动力状况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比较,旨在为企业在RCEP区域的投资布局提供参考,并丰富人口和劳动经济视角的RCEP相关研究。
二、RCEP成员国人口总体状况及发展趋势
(一)各国人口增长放缓或进入负增长阶段,发展中国家仍具人力资源优势
总体上看,RCEP成员国将先后出现人口粗出生率下降、粗死亡率上升,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慢增长或负增长趋势。日本自1980年以来一直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的国家,2005年即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韩国自2019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2023年总和生育率跌至0.72,为全球新低,其人口自然增长率预计于2043年低于日本,成为RCEP成员国中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的国家。由于日韩两国人口基数较小,负增长将加剧两国人口危机,日本距人口最高峰时期已减少约350万人,而韩国人口不到日本的一半。中国虽然于2022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但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其人口规模还将长期居RCEP国家首位。新加坡和泰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趋势与中国相似,预计人口负增长出现约晚于中国5—7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人口负增长出现较晚,约在21世纪中期及以后。其中,菲律宾未来可能超越日本,成为RCEP成员国中人口规模居第三位的国家。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随着经济和医疗水平的提高,RCEP成员国人口预期寿命和年龄中位数也将持续增长。到2030年,除缅甸外的所有RCEP成员国人口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将超过70岁,除缅甸、菲律宾和老挝外的RCEP成员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超过30岁。此外,各国均呈现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趋势。2020年以来,韩国是RCEP成员国中少儿抚养比最低的国家,老年抚养比将在2050年左右超越日本,成为域内该比例最高的国家。
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韩国和新加坡自21世纪初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如今形势愈加严峻。中国虽然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稍晚,但老龄人口规模大,并且老龄化速度快,少子化问题日渐凸显。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冲击更大,将导致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快速减少,迫使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口加速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劳动节约型技术亟待提升,这对产业转型升级提出更高、更快的要求。澳大利亚、新西兰老龄化发展相对较缓,人口规模较小,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一样面临人口规模缩减、生育率长期低迷和深度老龄化问题。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老挝等中低收入国家仍处于人口自然增长阶段,处于“人口红利”风口期,成为高收入国家潜在的劳动力补充来源。
(二)各国移民流动与政策调整,改变了RCEP成员国人口分布状况
2023年,RCEP国家中移民净流入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新西兰和泰国。其中,澳大利亚作为传统移民国家,长期依赖外来移民弥补人口不足,其海外净移民人口甚至超过本国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新西兰同为移民国家,但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就业市场有限、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等,其移民热度不如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挑战,也在逐步放宽移民政策,日本移民主要来自亚洲国家,其中来自中国的移民规模最大,其次是越南和韩国;在韩外国人中,来自中国、越南和泰国的人数位居前三。新加坡作为亚洲移民的热点国家,从开埠伊始即实行开放的移民政策,2024年其非居民人口同比增加5%,是该国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马来西亚和泰国则因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宜居的气候、签证的便利,吸引了大量移民流入。
移民净流出国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较为充沛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其中中国人口净流出数量最多,其次是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然后是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一些RCEP成员国之间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中低收入国家的失业和贫困人口往往通过跨国移民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在此背景下,这些国家的政府、雇主、劳务中介机构以及社会关系网络逐步形成了跨国移民体系。例如,菲律宾政府将海外家政劳工(俗称“菲佣”)视为“国家名片”,各部门协同推动移民输出,其中,教育部(DepEd)设立家政培训学校,劳工部(DOLE)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并与其他国家签订劳务定向协议。与此同时,移民输出国也设置一定的政策门槛以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例如,越南除获得工作许可豁免的外国人外,工作签证仅限外国专家、技术工人和董事及执行官可申请;2023年,缅甸政府将海外就业服务机构的执照保证金由2500万缅币上调为1亿缅币,提高了海外就业服务机构的准入门槛。
总体来看,RCEP各成员国根据自身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制定移民政策,对移民政策的调整普遍较为谨慎,但整体趋势显示,人口净流入国家正逐步放宽对高技能人才和特定技能人才的引进门槛,而人口净流出国家的移民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益。
(三)RCEP自然人移动规则及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为域内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RCEP中“自然人临时移动”章节(第九章)及其具体承诺表(附件四)列明了允许临时入境自然人的类别、资质及入境手续,优化了移民出入境管理措施,在多个方面促进了区域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一是对自然人入境停留期限做出较长时间承诺,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老挝承诺商务访问者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期限不超过90日,澳大利亚对商务访问者和公司内部流动人员做出的承诺时间更长,日本更是对公司内部流动人员、合同服务提供者、投资者、专家做出了可达5年的停留期限承诺,彰显了其劳动力市场更高的开放水平;二是扩大自然人的准入类型,中国、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国将安装和服务人员(IS)类别自然人纳入承诺范围,将“配偶及家属”条款单独列出,体现出协定的包容性和前瞻性;三是提升自然人移动便利化,要求各缔约方“尽快处理”移民和延期申请,并规定各方应“致力于”接受以电子格式提交的移民手续申请,接受经认证文件的复印件可以代替原件;四是消除针对自然人移动的限制措施,规定不得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以及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自然人总数;五是提升透明度;六是加强教育、资格证书等资质互认。
在RCEP框架下,自然人移动规则与投资及服务贸易规则紧密结合,为区域内的专业人才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例如,中国允许已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代表机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与中国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并以该协议为基础相互派驻律师担任顾问。日本、韩国均对医疗、护理、研发等行业实行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开放,允许相关行业人员流动。
RCEP在自然人移动及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承诺,进一步凸显了各成员国在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策略:发达国家逐步放宽对自然人移动的限制,吸引更多高技能人才和专业劳动力流入,以应对老龄化、产业升级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则在享受区域开放带来的经济机会的同时,仍保留了对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保护措施,以减少劳动力流失,维护本国就业稳定。通过促进域内人员往来和要素流动,RCEP为成员国企业优化供应链布局提供了便利。
三、RCEP成员国劳动供给及劳动力成本分析
(一)各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不同,发达经济体劳动力短缺问题严重
劳动力人口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RCEP成员国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存在显著差异。2023年,中国劳动力人口达到7.75亿人,占RCEP区域劳动力总量的60%。印度尼西亚劳动力人口为1.41亿人,是东南亚最大的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人口红利阶段,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较充足的劳动力支持。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劳动力人口分别仅为0.69亿人和0.3亿人,而且随着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峻。越南、菲律宾、泰国的劳动力人口在0.5亿人左右,缅甸、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的劳动力人口在0.1亿人到0.3亿人,劳动力资源相对有限。其他国家劳动力人口均不足0.1亿人,其中文莱仅有23.2万人,劳动力规模最小。
(二)各国劳动参与率具有层级差异,部分东南亚国家劳动力供给潜力尚未充分挖掘
劳动参与率是衡量一国劳动力市场活力及人口红利能否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指标。2023年,柬埔寨和新西兰的劳动参与率最高,均达到83%,其次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均超过80%,反映出这些国家较强的劳动力市场活力。越南、新加坡、泰国、中国、韩国的劳动参与率在70%以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的劳动参与率介于65%和70%之间。老挝、菲律宾和缅甸的劳动参与率较低,其中老挝和菲律宾近三年呈现上升趋势,而缅甸则与此前基本持平。2023年,菲律宾劳动年龄人口约为0.76亿人,在RCEP国家中居第三位,但由于其劳动参与率低,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人口规模仅为0.5亿人,排名降至第五位。这表明,尽管菲律宾仍具备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但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可能会削弱其人口增长和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对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类似地,印度尼西亚虽然拥有较为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体量,但不足70%的劳动参与率意味着其劳动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三)各国工资水平差距显著,发展中国家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RCEP国家之间存在的工资水平差异,使得部分国家形成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吸引外资企业到当地投资和经营。如表1所示,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文莱、韩国、日本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水平较高,中国位于中等水平,但与日本等高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差距明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柬埔寨、菲律宾、缅甸、老挝则处于更低水平,凸显其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四、RCEP成员国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分析
(一)各国教育投资差异显著,劳动力数字技能发展不均衡
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有利于提高个体人力资本水平。RCEP各成员国的教育投资均呈增长态势,但投入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就人均教育经费而言,2021年新西兰最高,达3541.1美元;其次是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文莱、日本等高收入国家,均超过1000美元;马来西亚、泰国、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则在100到500美元;其他成员国低于100美元。
在入学率方面,RCEP成员国小学入学率都在90%以上,中学入学率大多在84%以上,仅柬埔寨和老挝中学入学率相对较低,分别为54.8%和56.9%。各成员国在高等教育入学率上显示出较大差别,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日本、新西兰等高收入国家高于79%,中国也达到了72%,而其他国家均低于50%。这表明RCEP成员国居民基本上接受了中小学教育,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较低,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受教育层次存在明显分化。
在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均高于10.7年,大多国家在8.1到9.2年,而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则低于6.5年。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和劳动力质量。由此可见,在RCEP成员国中,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国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对其产业升级和利用外资形成一定制约。
此外,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国家通常更容易适应数字化转型。这一指标不仅能够体现信息获取能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水平和竞争力。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文莱、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的互联网普及率均超过94%,而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缅甸的互联网普及率均低于67%,表明其数字基础设施的可及性较低,这可能导致劳动力的数字技能落后。
(二)各国健康投资差距显著,居民预期寿命差异大
健康投资有助于降低劳动者的健康风险,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提升劳动效率。与教育投资趋势类似,RCEP国家的人均卫生支出整体呈增长趋势,但各国间的投入差距明显。2021年,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韩国的人均卫生支出超1500美元,文莱约611美元,中国约320美元,泰国约215美元,其他国家不足100美元,其中柬埔寨、老挝、缅甸最低,分别约为32美元、29美元、12美元。从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重来看,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占比最高,分别达到9.2%、8.2%、7.7%,中国处于中等水平。
RCEP成员国健康投资的不同,使其人力资本水平也存在差异。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韩国等国居民的预期寿命较高,均超过82岁;菲律宾、老挝、缅甸等国居民的预期寿命相对较低,均低于70岁。较低的预期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
(三)各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均低于男性,女性人力资本开发利用整体不足
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加强女性教育、健康和职业发展投资,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还能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RCEP多数国家的男女比例接近1,表明人口结构相对均衡。然而,女性劳动力人口占比普遍不足50%,其中,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文莱的女性劳动力人口占比甚至低于40%。并且,RCEP成员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普遍低于该国整体劳动参与率。这些情况表明RCEP区域内的女性人力资本价值尚未充分实现。
为进一步衡量女性在商业和法律领域的平等权利,采用女性商业与法律指数得分作为评估指标。结果显示,新西兰(97.5)、澳大利亚(96.9)得分最高,表明其在法律层面为女性提供了较强的权利保障,有助于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优化人力资本配置。然而,马来西亚(60.6)、缅甸(58.8)、文莱(53.1)得分较低,表明其对女性的法律保护相对薄弱,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发展受限。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得分介于70.6和88.1之间,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商业与法律层面对女性提供一定支持,但仍有提升空间。在教育方面,RCEP多数国家的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男性,性别教育差距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进一步揭示了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RCEP成员国人口发展的梯度特征保障了域内产业国际化布局的人力资源支撑。具体来看,日本、韩国、中国和泰国已相继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越南、菲律宾等国仍处于人口增长期,这反映出RCEP区域内人口发展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高收入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普遍面临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而越南、菲律宾、老挝、缅甸等中低收入国家,因劳动力成本较低、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正逐渐成为潜在的劳动力补充来源。这一人口梯次发展趋势与各国不同的产业发展层次相适应,为区域内产业转移和投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
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在美国提高原产地要求、新增劳工价值规则、加征关税等外部压力影响下,全球产业布局正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RCEP推动亚太区域产业重构的作用愈加凸显。随着RCEP深化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推进,中国和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3年,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直接投资达269.7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5%。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大了对RCEP国家的投资布局,东南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海外员工人数占比最高的区域。然而,研究显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对人才市场了解不足、招聘渠道效率偏低、高端人才难以获取和劳动力质量不符合预期等问题。因此,应综合考量和分析RCEP国家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移民流动、劳动参与率及人力资本投资状况等,并据此调整和优化投资布局及相关配套支持政策。
(一)综合考量RCEP成员国劳动力市场状况,提高投资针对性
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约占RCEP区域劳动力总量的86%以上。菲律宾、老挝、缅甸等东盟国家凭借低工资形成了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劳动参与率仍然偏低,因人均受教育年限少,劳动力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高收入国家则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成本较高的双重挑战,制约其产业发展。因此,中国企业在RCEP区域内进行投资布局时,应结合各国劳动力市场特征,综合考量劳动力供求状况,灵活调整投资策略。对于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本地化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对于劳动力供给紧张但素质较高的国家,则可以将投资重点放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同时,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指导和支持,提供详尽的区域人口与劳动力市场分析报告,帮助企业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提高企业决策科学性。
(二)基于RCEP成员国间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及结构差异,加强教育培训合作
RCEP成员国中的发达经济体在教育和健康投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长,高等教育普及率更高,为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教育和健康投资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削弱了原有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数字化时代,这些国家面临数字技能落后和信息鸿沟加剧的风险,这将阻碍其数字化转型进程,影响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进一步拉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差距。此外,区域内女性人力资本开发整体不足,对女性的权利保障仍不充分,可能会限制其就业机会和经济参与度,影响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随着亚太区域价值链重构加速,未来的产业发展愈发依赖高素质劳动力,中国应在全面提升本国人力资本水平的基础上,深化与RCEP成员国的教育和健康合作。推动中国高校与RCEP成员国高校建立合作机制,联合开发符合区域产业需求的课程体系,设立跨国联合学位、短期交换和技能认证项目;借鉴“鲁班工坊”等成功经验,鼓励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设立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培养技术工人,提升劳动力素质;探索开展RCEP区域内跨国医护人才交流项目,支持中国医疗机构与区域内国家合作建设联合医疗中心和远程医疗平台。此外,中国应支持RCEP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使更多劳动者具备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应进一步优化女性就业支持政策,完善法律法规,保障女性在招聘、晋升、薪酬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
(三)加强高素质劳动力有效供给,为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在人口进入负增长、老龄化程度加剧的背景下,虽然中国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力资源储备相对充足,但还应把握RCEP区域内人口发展和流动趋势,积极利用区域内人力资源互补优势,优化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为企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提供更加稳定、充足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保障。一方面,国家应优化移民管理政策措施,推动职业资格互认,提升劳动力流动效率与配置能力。探索推进RCEP区域内过境免签、短期工作与居留制度便利化,简化出入境手续,促进区域内人员有序流动;同时,健全海外引才支持保障机制,为急需紧缺人才设立“快速通道”,吸引更多高素质劳动力流入。积极推动与RCEP成员国建立职业资格互认机制,尤其是在工程、医疗、教育、信息技术等领域,降低跨境就业门槛,提升劳动力在区域内的专业性与流动性。强化“双自联动”,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试先行”政策试验田作用,设立跨国人才合作平台,吸引更多RCEP成员国的优秀人才来华创业就业。另一方面,企业应把握RCEP区域合作机遇,加强与RCEP成员国在产业和人力资源层面的协同布局,以规避贸易摩擦风险。依托RCEP框架下自然人移动、投资与服务等相关规则,深化跨国投资合作,充分利用RCEP成员国在劳动力供给、技能水平和用工成本上的差异化优势,提升产业链与人才链的协同匹配效率。鼓励企业创新用工形式和协作模式,广泛运用数字化手段,发展远程办公、在线协作等灵活就业模式,打破地域限制,拓宽国际人才交流渠道,提升用工灵活性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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