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演说之于现代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22-09-18 12: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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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一

   演说在晚清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

   讨论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是不是舶来品,名词考辨不重要,关键是如何看待传统中国公开表达个人立场及政治见解的缺失。关于演说技能的培养及研究之所以在古希腊罗马占据重要位置,那是由其政治制度决定的。在民主政治之下,城邦的所有重要事务均须通过公开辩论,由集体来决定,那么,“说服”便不仅仅是语言能力,更是政治工具。推展开去,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演说,也都构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1]。周作人曾谈及为何在古希腊“演说术”或“修辞学”特别重要,那是因为:“这种学问在雅典民主时代特别发达,因为它在那时政治上很有实用,最重要的两点是在法庭里,两造曲直所由分,全得需要辩论,其次是在议会里,一场演说苟能抓得人心,立即大见成功。”[2]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与文化氛围,不要说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专制时代,就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也都没有出现过。不管是战国的纵横家言、汉代的盐铁论争,还是南宋的朱张会讲等,都不能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相提并论。这里的关键不在文学修养,也不在辩论技术,而在政治制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众多关于演说学的论著,都必须直面这个难题,即一方面,“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3]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确实不怎么擅长演说,“战国时代也有纵横捭阖的游说家;六朝时代也有言论隽永的清谈家;但不曾产生出一个Cicero,一个Lincoln”[4]。至于原因,大都将其归因于秦汉以降长期的政治及思想上的大一统:“灭绝百家,而思想一;思想一,则竞辩不行;竞辩不行,则语言不进”;“二千年来之国教,几以缄默少文为主旨,讹缪递传,牢不可破”。[5]也就是说,关键在政治制度,而不是种族、人性、修辞能力或文化差异。

   西学东渐大潮的汹涌、社会结构的变异,加上朝廷管控能力的下降,这才促成了公开表达政见的“演说”在晚清的迅速崛起。因此,可以辨析晚清的演说思潮与清代宣讲《圣谕广训》的联系与区别[6],但不适合生拉硬扯,建构从古到今的“中国演说史”[7]。在我看来,演说不仅是一种“说话的艺术”,更牵涉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传统。因此,近代中国几次“演说”高潮的出现,得益于晚清的制度转型、五四的政治抗争以及抗战的社会动员。

   当然,公众场合的演说,并非照搬家常聊天或友朋对话,而是包含某种特殊技巧,确实需要专门训练。据黄炎培追忆,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元培就着意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引领他们“成立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理由是“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8]也就在这一年,黄炎培结识了同窗好友穆湘瑶的弟弟穆藕初,两人志气相投,日后共同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商科大学等。据穆自述:

   辛丑、壬寅间,对外事件接踵而起,新党人物在沪上大见活动,对俄、对日同志会等风起云涌,而演说之风遂大盛。余追随其间,觉事事不如人,因此益自发愤,遂联络同志数十人,每星期学习演说。为时一年,向之讷讷不出诸口者,一变而为畅所欲言矣。余之畏葸羞缩之气质,因之而生一大变化。[9]

   从早年生性腼腆,不敢当众发言,到成为上海企业家中最擅长演说者,穆藕初这个变化气质的过程,好友黄炎培乃至其师蔡元培的影响隐约可见。

   可这并非蔡元培的个人爱好,在中国最早办私立大学(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的马相伯,以及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也都特别重视且擅长演说。[10]虽然清廷未雨绸缪,1903年弹压京师大学堂师生抗俄集会后,在第二年《奏定学堂章程》的《各学堂管理通则》中特别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11],但此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根本无法阻挡。此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抗争、学术普及以及文化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我们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启蒙与革命、战争与建设、生活与教育、运动与娱乐时,无法完全忽略那些不同历史时期或高亢如云、或低回婉转的“声音”。

   二

   我所见到的关于清末民初演说场景的描写,没有比黄炎培的《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更精彩的了。1914年10月13日午后二时,黄炎培驱车至崇文门外花儿寺街火神庙,现场观察一场演说。先是外部环境的描写:“庙古而屋未破,山门双辟,旁悬牌立旗,大书‘今日讲演’字样。门外小桌陈教育画数十种,皆出售者,每纸铜圆一枚,观者如堵,以一职员司之。入门,廊下悬巨幅滑稽画,一人张大口作高呼状,左右简章数条。大殿古佛一龛,讲者听者分东西向。讲坛一,黑板一,讲桌一,讲鞭一,其下设座容数十人。”接下来进入正题,简要介绍演说的全过程,并略加评述:

   讲题似为劝戒烟,于三十分时间,记其讲演之内容如下:

   人之知觉,脑之作用(画图),鸦片,纸卷烟,兴奋之功用,烟精(画图),卫生上之损害,经济上之损害。

   讲音与讲态,以余评之,俱可予以七十以上之点数。有时兴酣,以鞭击桌发大声,听者肃静,时颔其首作领悟状。既而第二讲员上,仍前题而出以滑稽,四座精神复一振焉。[12]

   地点是京师的古庙,背景有巨幅滑稽画,演说者“有时兴酣,以鞭击桌发大声”,也有“出以滑稽”,让四座精神为之一振的,此等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说书。这正呼应了此文开头京师名记者黄远庸的提醒:清末民初,京津地区以演说为主干的通俗教育之所以推展十分顺利,与此地民众喜欢听说书有直接关系。[13]

   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吸引广大听众并收获满堂掌声,此举说易不易,说难也不难。关键看现场氛围,以及演说者能否顺应民心(听众的趣味)、拿捏得当。大才子郭沫若曾在回忆录中用戏谑口吻总结此等演说技巧:

   我是经过五卅潮涤荡过来的人,在那高潮期中讲演过好些次,不知不觉之间也就把那妙窍懂到了。的确的,你总要目中无人才行。尽管有多少群众在你面前,他们都是准备着让你吞的,你只是把他们吞下去就行了。怎样吞法呢?我告诉你,你的声音总要宏大,语句总要简单,道理总要武断。愈武断,愈有效果。最好要办到一句便是一个口号。喊口号的方法你总是知道的吧?那照例是要有宏大的声音的。但一味的宏大也不行,你总得要有抑扬,而且要先抑而后扬。一句话的表达要这样、一场演说的表达也要这样,——再说一次,总要先抑而后扬。在落尾处你把声音放大,在愈武断的地方你愈把声音放大,包管你是要受着热烈的喝彩的。千切不要贪长,千切不要说理,千切不要先扬后抑,这些都是催人睡眠的东西。懂得这些妙窍,尽管有多少群众都不够吞,人少,少得仅仅四五十人,等于一口稀饭了。[14]

   作为实例,郭沫若还记下自己当初那次演讲的具体内容,全都是大话、空话、套话,逻辑混乱,比拟不伦,语句简单,道理武断,但效果极佳,一句一鼓掌,讲完还有董事拉着他的手说,你今天讲得可真好!

   此等新潮的教育手段与娱乐方式,敏感的小说家自然不会错过。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借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驰骋想象:六十年后,中国人在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庆典,同时在上海开大博览会,不只展览商务、工艺,而且演示学问、宗教——“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15]。借助于演说,“西学”迅速“东渐”,“群治”得以“改良”,这点没有人怀疑,只是对当下国人的演说水平,小说家大都不敢恭维。也就是说,演说确实很重要,但国人还没掌握好此传播文明之利器。[16]

   正面描摹演说场中的“声音”,以及讲者与听众如何互动,还有由演说引出的时代风云和人生百态,小说家们做了很多尝试。有的立意很好,但笔墨跟不上,描写呆滞,变成了纯粹的说教。[17]如需推选一个精彩的演说场景,我倾向于吴趼人《新石头记》第十七回“味莼园两番演说,长发栈一夕清谈”。

   熟悉现代中国小说的,肯定记得老舍《赵子曰》中慈眉善目的张梦叔教授演说“女权”,现场如何一片混乱[18];而钱锺书《围城》第二章中,游学归来的方鸿渐应邀在中学演说,更是出尽洋相。先是“醉眼迷离,翻了三五本历史教科书,凑满一千多字的讲稿,插穿了两个笑话”;临上场又换错了衣服,只好鸦片呀梅毒呀胡扯了一通,“不到明天,好多人知道方家留洋回来的儿子公开提倡抽烟狎妓”。[19]

   与此类讽刺笔墨相对应的,是大量正面描写演说场景的中长篇小说。那是因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五卅,再到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一旦涉及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比如茅盾的《虹》、蒋光慈的《短裤党》、萧红的《生死场》等。最典型的演说场景,不妨举《倪焕之》《大波》《八月的乡村》三部作品为例。

   若论有意识地借“演说”推动情节发展、凸显人物性格,当推叶圣陶1928年起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先是第2节提及倪焕之因校长的演说而深深感动,虽然“他讲朝鲜,讲印度,讲政治的腐败,讲自强的要素,实在每回是这一套,但学生们没有在背后说他‘老调’的”[20];后面第23节则“对于日来说教似的自己的演讲,他不禁起了怀疑”[21]。但最核心的是正面描写倪焕之的两场演说:呼应五四运动(第19节)与参与五卅集会(第22节)。作者饱含深情,详细描述演说者的动作、言语及精神状态。前者是“他点(踮)起了脚,身子耸起,有一种兀然不动的气概;平时温和的神态不知消隐到那里去了,换来了激昂与忧伤,声音里带着煽动的调子”[22];后者则“焕之开口演讲了。满腔的血差不多涌到了喉际;声音抖动而悽厉;他恨不得把这颗心掬示给听众。……鼓掌声呼喊声却警醒了他。他从沉醉于演讲的状态中抬起头来,看见各色的纸片正纷纷地从高空飞下。一阵强烈的激动打着他的心门,他感觉得要哭。但是立刻这样想:为什么要哭?弱虫才要哭!于是他的脸上露出坚毅的微笑”[23]。

   至于下面这段文字,可谓形神兼备,是我见到的现代中国小说中描写“演说”最为精彩的:

   第二个登台的是倪焕之。近来他的愤激似乎比任何人都利害;他的身躯虽然在南方,他的心灵却飞驰到北京,参加学生的队伍;他们奔走,他们呼号,他们被监禁,受饥饿,他的心灵仿佛都有分。他一方面愤恨执政的懦弱,卑污,列强的贪残,不义,一方面也痛惜同胞的昏顽,乏力。……他恨不得接近所有的中国人,把这一层意思告诉他们,让他们立刻觉悟过来。此刻登台演讲,台下虽只有几百人,他却抱着临对全中国人那样的热情。他的呼吸很急促,胸膈间似乎有一股气尽往上涌,阻碍着他的说话,致使嘴里说的没有心里想的那么尽情通畅。他的眼里放射出激动而带惨厉的光;也可以说是哀求的表情,他哀求全中国人赶快觉悟;更可说是哭泣的表情,他哭泣中国已到了不自振作强邻鄙视的地位。他的一只右手伸向前方,在空中画动,帮助说话的力量;手掌是张开着,像待与人握手的姿势,意思仿佛是“我们同命运的同国人啊,大家握起手来吧!”[24]

   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像叶圣陶这样认真且成功地描摹演说场景及人物心理的,不是很多;但借助“演说”驰骋想象,推进情节,则比比皆是。

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中有不少关于演说的正面描写,尤其是保路运动中同志会演说、革命党人关于革命的论述等,演说地点则兼及茶馆、街道、公馆、办公场所等。如未完稿的《大波》第四部第一章“不平静的日子”,介绍南校场演说会的前因后果,带入观众的视角与现场氛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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