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文艺与复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3 次 更新时间:2007-03-23 00: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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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①民族复兴与文艺复兴  

  

  近来关于“文艺复兴”的系列文章,我都读。放下报纸,出门打车,一路琢磨几位学者的意思,似乎大有道理,又难欣然同意;有点想不下去,又很愿意想下去。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多么令人神旺的话题啊!如今,全世界都会同意: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可是,“复兴,为何是‘文艺’?”刘军宁先生这一问,问得好———要来说圆,却是费周章。

  话说这“文艺复兴”,实在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梦。当年胡适曾将五四运动定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那豪情,距今远了;建国初胡风高呼“时间开始了”,更有开天辟地之慨,那豪兴,也距今远了;1979年“文革”收束未久,《光明日报》整版报道北京机场壁画,我记得通栏大标题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即将来临!”当下看得我心惊肉跳,这一惊,也竟倏忽过去快要30个春秋。前年听说机场主事者嫌旧壁画碍事,曾动议撤除,虽未实行,那绘有沐浴女子的著名壁画旁早经堆满餐厅的零乱杂具,不成样子了。

  所以当刘军宁先生忽然庄严宣称:“事实上,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还是忍不住亢奋了好几秒钟,远远望见一幅耀眼的图景———看哪!中国千百所艺术学院的教授与博士群,灿然诞生了波提切里、多那泰罗,中国作家协会无数写手中,凛然走出一位但丁或薄迦丘,中国社科院或国家智囊团悄然藏着一位马基雅维里,中国财富排行榜大腕堆里傲然稳坐着一位———也许一大群———倾囊襄助文艺的美第奇,而全中国千万座大兴土木烟尘陡乱的城市中,可别小看哪!有那么几座甚至会变成佛罗伦萨或威尼斯……打住。我知道这比附何等浅薄可笑,我也知道以上几位学者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但还是管不住自己的生搬硬套,这一搬套,遂由亢奋转而平静。

  “中国”与“文艺复兴”,确是大可借题发挥的话题,但也是歧义丛生而极难把握的话题。

  

  ②名词与形容词

  

  我们若是谈论意大利半岛500年前那场真的文艺复兴,便是以“Renaissance”作“名词”解,而西方的有关专著与确论,实在太多了,好歹比我们谈得详实而透辟;若是以“文艺复兴”作“形容词”发挥,则近于瞻望中国“文艺盛世”的可能性,大可不必理睬古希腊、拜占廷和意大利种种文化渊源和历史背景。去年,我因文艺复兴展首次来华接受访谈,其中一问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文艺爆发时代?”以下请容我摘录自己粗略的应答:

  中国文艺史跨朝代的复古与振兴,多有史迹。论性质、形态、因果关系、影响的幅度,很难找出哪一阶段能够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对应——这不是说我们不如人家,正相反,借金观涛先生关于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论,中国文艺的生发衍变相当早熟、平顺而自然。鉴于现代中国的政经滞后,“超稳定结构”论在1980 年代带有负面评价与反思的性质,但于中国古典文艺史,我以为此论可以是正面的、肯定的——在世界范围各大文明中,恐怕找不出这样恒长稳定而延绵不息的生命体。

  以公元年表推算,欧洲文艺复兴全程约略相当于中国的明初、明中期、明晚期,此前的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早已逝去。所以欧洲人念及文艺复兴,仿佛很古,其实很年轻,犹如俊朗的少年;中国的明季虽然很近,其实岁数很老,已是中国文化的晚境。譬如以明四家———沈周、唐寅、文征明、董其昌 ———与文艺复兴三杰横向映照,不论在工具、美学、精神、境界诸方面,均难寻获对应点:文艺复兴人信奉耶稣教,画圣经故事,明四家读老庄,玩禅宗,一律画山水,你说怎么比?再说文学。意大利是要到13世纪但丁手里,这才由古拉丁语转型为意大利语,出现像样的文学。欧洲中世纪大约始于公元四五世纪之间,华夏时在魏晋,魏晋诗文,前有两汉上至春秋的大统,之后一路润泽隋唐,论文字语言的超迈成熟,中国比意大利不知早多少百年。至于魏晋的书法更是无可超越,西方根本没有。

  倒是北魏及隋唐的佛像与中世纪雕刻彼此有一拼,两皆朴厚而魂灵出窍……回看绘画,13世纪的乔多是文艺复兴艺术公认的太师爷,可是乔多要是亲见早他将近900年的顾恺之画艺(4世纪左右),或走进敦煌(4世纪至12世纪左右)洞中瞧一眼,不免心手见绌,岂不羞煞。顾恺之之后,我们每世纪仅选一人,不及其余,则6世纪的展子虔,7世纪的吴道子,8世纪的李思训,10世纪的董源,11世纪的赵佶,12世纪的李唐,13世纪的钱选……在所谓“漫漫长夜”中世纪,中国最富于传奇性的画家早就出现过了。

  我猜,以上说法立刻会招致诘问:我中华文艺固然伟大,但可曾催生“人的觉醒”、确立“人的尊严”?又可曾光照世界,为人类贡献新的价值观、铺展新文明?呜呼!话要是这么说,我便无词以对——“觉醒”、“尊严”、“人”,这些词语和价值观全部来自西方,而古老中国为了换取民族复兴,早已朝向全盘西化与现代化转型。华夏文明的光荣,只是记忆,很难是活泼的价值。近来不是有位法国人傲慢否认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么,理由很简单:“中国并不输出价值观。”假如这话惹我们大怒、不服,那就另说,倘若冷静而同意,那么,“民族复兴”确实不等同 “文艺复兴”。换句话说:除了经济奇迹与庞大的人口,要论“价值观”,新世纪未见得怎样在乎我们。

  而我们非常非常在乎新世纪。从甲午战败到坐拥核武器,从庚子赔款到外汇储备逾万亿,中国人咬牙回应了被西方逼出来的大部分命题。这些命题之所以是西方摊牌,可以说,确实肇因于500年前那场“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现如今,中国国力强盛而蓄势“崛起”,倘若现代化还剩一道命题有待交卷,那就是文艺复兴揭示的价值观:“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以及,取西方说法:“彻底解放的人”。

  假如我不曾误会,刘军宁先生的破题是否即这样一层意思?

  

  ③因果错置与问题错位

      

  但迄今七八篇文章,三四个回合,几位学者说法各异:一路是高度认同文艺复兴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救赎意义,另一路,则力主“道德重建”与“社会再造”。好在二者的焦点都落在“人”的问题,正与近年的社会话题相呼应———从教育领域聒噪多年的“人的素质问题”到煞有介事的“国学热”;从腐败案例令人惊怵的 “人心问题”到司法改革呼之欲出的“人的绝对价值问题”———例如取消户籍制与“死刑”的审慎核准及存废之议———当然,还包括民间日渐警醒的“维权意识”和施政纲要中“以人为本”的频频提起……总之,在改革开放种种话语资源中,我们从“制度”、“文化”之类大字眼,到“经济发展”、“和平崛起”等等大方针,兜了好几圈,说了数十年,终于轮到“人”这个“关键词”。

  然而作为药方,别的“关键词”也就围上来:有说“启蒙”大课总得补上,有说“道德”才是切迫的正题……此刻放下其他意见,单是来顺一顺秋风先生的说法。

  譬如他耿耿于“社会再造”,很可尊敬。其实呢,我们全都活在早经“再造”的社会中,其初端,即五四那场“新人文运动”,如今再来新他一新,绕不出 1919年前后那些老命题,也对不起1949年大功告成的革命。又譬如“道德重建”说,尤为可敬,但是别忘了,要论“重建”的力度与规模,莫过于上世纪 50年代新政权成功铲除黑社会,禁赌禁娼整整三十余年:我们,就是传统“道德”被剧烈“重建”后的几代人。此下的故事耳熟能详:1960年代“学雷锋”与 “破四旧”,1970年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980年代“反污染”、“五讲四美三热爱”,直到今天的“八荣”与“八耻”……秋风先生既是主张“再造”与“重建”,可有更猛的药剂么?

  我知道这样问法不“道德”:政府“运动”非属民间自发,民间的道德风气还靠教育、法制、习俗、礼仪等等大框架与大功夫,其间,缺不得文艺来浸润。然而秋风先生主张“大可不必有太多的文艺情怀”,指的是什么文艺?看看咱官办作协的会员人数,世界第一;美术院校的数量与生源,绝对世界第一;全国的联欢会歌舞会音像娱乐卡拉OK厅加上超女超男大比赛,即便撵不上世界第一,也将是全球最大的娱乐业市场,至于时尚杂志学术期刊,多得数也数不清,而近年一部部国产大片再怎样招非议,票房也持续攀升,动辄数亿……无怪乎秋风先生痛感“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过剩”,证据是“个人早就从传统习俗中释放出来”,性观念开放得“无以复加”,远甚当年意大利,于是他慨乎其言:“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近乎放纵的个性解放,那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所需要的,就不是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或者法国式的启蒙运动。相反,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场对这些运动的反动。”

  这是何其正义的昏话,又是何等乖谬的书生气:原来遍中国人欲横流、全社会道德失范,不因世代的匮乏与压抑——且不说至今还有多少亿人仍在异样的匮乏压抑中——也非信仰崩解,人心无可依凭而无所顾忌,总之,当今社会目所能及的种种失落与畸变,竟是“个性解放”惹的祸,还居然起因于“过剩”的“文艺复兴”?!

  但我同情秋风先生的逆论,为什么呢?就为这类“因果倒置”难脱书生论世的大尴尬,好比我才听说文艺复兴“悄然来临”,即刻悬想中国将出达·芬奇,真是骨子里的乡愿与自欺。

  为什么中国西化一路到现在,我们总是轮番地“空欢喜”或“瞎着急”?只为各国文化受制于历史渊源,不然不成其为文化;历史逻辑一旦切换空间与时差,便不成其为逻辑。西方的“因”未必在中国成正“果”,中国的“果”,也难一五一十核对种种西方的“因”。至于秋风先生有关欧陆历史纵横谈,倒是没说错,譬如中世纪并非那么“黑暗”,启蒙运动太过刚愎自用,英荷的宪政实验更具理性,北欧宗教改革不让于南欧的文艺复兴……可是取这类书本常识振振有词论中国,稍不留神,可就问题错位,倒果为因。

      

  ④问题与主义

      

  今次刘军宁先生拈来“文艺复兴”一词谈中国,其实是1980 年代迄今国中“文化批判”添一新说法,其中牵扯东西方文化的是非与得失,大致还是五四以来申辩再三的老问题。有道是“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但此番各位论者的“主义”仍从字面纸背透出来,有涉“自由主义”和“新左翼”、“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

  早听说国中知识界有那么三两种无伤大局的“主义”。我不是学者,读书少,乐意对各种主义偏听偏信,同时将信将疑。当我对有些事物喋喋批评,即被划归“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当我沉缅于文化记忆或美学偏爱,自知偏向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偶尔痛陈社会不公,我涉嫌轻率的道义感略约近似“新左翼”……这回围绕“文艺复兴”书生谈,我愿向刘军宁、崔卫平与李静诸位的题中之义和弦外之音,起立致敬!长久置身千千万万接受过现代洗礼的西方人群,我持续目击什么是远自佛罗伦萨开启的伟大价值;同时,真奇怪:当薛涌先生主张“走回中世纪”,我暗自心仪这美丽的梦话,因数度造访意大利,文化惊艳多在前文艺复兴时期——至今,地中海沿岸随处是中世纪教堂、深巷、钟声、Plaza,恬静如昔,民风淳厚,我这才悟到现代诗祖师爷叶芝先生的梦魂牵绕,何以是晚岁的诗作:“航向拜占廷”—— 而听得薛先生叫嚣“向历史要回孔夫子”,还主张以中世纪为参照,重新“解释并发挥”我们“上古的先王之制”,说实话,这反动透顶的呓语正合我的私意……至于秋风先生三篇大作的理论絮叨也颇有典有据,不消说,他和每位中国书生一样,柜子里塞满译自欧美诸家的高论和主义。

  我肯定错置并误解了以上种种说法。是我无知,但也恐怕是“主义”的问题。即便在西方,所有“主义”统统遭遇始料不及的大问题:文艺复兴人何曾梦见两百多年后法国人会接续“人文主义”命题,闹一场启蒙运动;启蒙先贤又怎会预知“唯理主义”与“科学主义”悍然招致两百年后的世界大战;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与“共产主义阵营”再怎样神机妙算苦心孤诣,岂料新世纪的新灾源,是“极端民族主义”和跨国“恐怖主义”。

  或为祸,或造福,祸福相生,险夷莫辩,反正时空切换,“主义”随即出问题。我曾请意大利画展的中国观众留心:正是达·芬奇精美素描中的各种兵器,后来变成列强轰开大清国口岸的洋枪洋炮,现如今,则小小温州数万旅欧移民的区区皮鞋生意,足使地中海国家商务部官员大伤脑筋;马可·波罗曾携元朝的钱票请12世纪意大利某公国君臣过目,满座啧啧称奇,到了21世纪,不知源出哪位西方经济学家的哪种“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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