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涛:孔子故里的纠纷解决与权利的儒学容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 次 更新时间:2022-09-01 23: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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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涛  

  

   摘    要:传统儒学能否容纳自西舶来的权利观念,近年来又引发了争论,本文持肯定论。提出此种结论的例证,是出现在孔子故里的一项借儒调解举措和一件典型案例。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原本就可以助益于儒家无讼观的达致,孔子故里恰恰诉诸送儒下乡,深究其里还可以发现迎儒下乡。送迎互动涵涉儒学渗透论和实践论,凸显着儒学的民间积累型质,蕴含在其间的儒学论说路数,意在借用精英思想的觉悟提升集体无意识。外来权利观念不仅可以被纠纷化解的儒学氛围所容纳,甚至还可以被儒家历来一直关注的历史经验所容纳,但极易成为不道德的遮羞布,通常只会成为当事人的备胎选项,促使传统的克己复礼框架实现古今演变。正是此种框架锁定了外来权利在中国的存身位置。

   关键词:调解;历史经验;民间;无讼; 克己复礼

  

   自清末以来,中西交接,传统儒学能否容纳自西舶来的权利观念,始终存有争议,近年来又发生了一场争论。【1】有的学者认为,既然西方的若干权利理论早已指明任何人天生都具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不论古今中西,那么先秦儒家的原有论断何尝不能据此获得崭新的诠释。譬如,仁即人,意指把人当人看,就等同于承认任何人天生就是权利主体;义即宜,意指合宜或者正当,就等同于承认任何人都有权利受到公正对待。【2】追溯至西方,思想家洛克曾在其《政府论》下篇多次使用权利话语解读《圣经》文意,但《圣经》中又何尝有过可以对译为权利的语词。同样的道理,传统儒家哪怕没有直接阐发权利意旨,但不意味着全然没有权利观念。【3】不难看出,此种论断无非是要倡导借西释中乃至以西溯中,让中西实现深度对接,同时还要依凭中与西的当今相遇借今释古乃至以今溯古,让今对古的延续获得通达展现。有的学者则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念毕竟诞生在西方,借用西学阐发传统儒学难免会陷入时代错乱。【4】由此反观肯定论,所要表达的何尝不是中与西在本土的必然相遇,关键问题就在于,那样的相遇是否只能引出先秦儒学与权利的直接对接?需要反思的正是,若要避免陷入错乱,是否只能把儒学封锁在传统社会?有的学者指出,权利观念虽不是本土原产,但本土社会能够容纳它。【5】至此又不得不追问,能够容纳外来权利的难道只是本土社会?儒学自身是否能够为外来权利提供存身的位置?本文认为儒学的确能够容纳外来的权利,不妨以一件具体事例和案件作为例证展开探讨,第一部分首先展示儒学的出场曾借力于地方政府的助推。

   一、 孔子故里的借儒调解

   经由古今转型,传统社会与儒学的原有绑定遭遇瓦解,儒学到底能否参与当代社会的制度建设,甚至是否早已彻底隐身于史,历来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无论其他地方是否依旧存留着人们对孔子和儒家的历史记忆,曲阜恐怕需要另当别论。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1月视察曲阜时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尤其儒家,自古以来就极为关注人的道德品格。如何化解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道德失范问题,曲阜作为孔子的故里,可谓资源丰富。【6】此番强调不仅包含着对孔子和儒家的历史记忆,更是凸显出了孔子和儒家与曲阜的地缘联系。其间的主旨关切正是,要勇于乃至敢于突破古与今的时空壁垒,让儒学在当代社会发挥出相应的作用。如何借用儒学化解道德失范问题,孔子故里应该首当其冲拿出有效的策略。

   以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此番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动力,曲阜市委市政府经过认真研究,于2014年4月初发布了相关文件,建议各村居成立名为“和为贵”的调解室,大力弘扬优秀儒家文化,依靠群众力量通过非诉讼渠道化解各类纠纷,并且倡导调解工作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室内配备各种能够助益化解纠纷的标识标语。各村居调委会在村内选聘的调解员,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调解纠纷不收任何费用,办公场所和工作经费由设立单位自行解决,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社会更加和谐。【7】据《论语·学而》记载,孔门弟子有若曾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调解室的冠名正是出自于此。因儒家、传统儒家文化和儒学皆以孔子和孔门弟子作为核心叙事人物,而且都以《论语》中的言论作为主要内容,并不存在实质性区别,就此可以做等同化处理。

   显而易见,如何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实到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曲阜市委市政府把各类纠纷的发生视为社会上道德失范现象的一种主要表现或者集中体现,甚至直接把纠纷的发生归因于一方乃至双方当事人在道德上失范,方才想要借用儒学予以化解。缘何要在非诉讼调解上做文章,无疑需要关注调解与诉讼原本就具有极大的差异。诉讼的开展自当需要依法而行,即便法官会在法庭上展开不涉法律的情理言说,开庭和具体审案等诉讼程序的前后铺排仍是需要依法而行。尤其到了最终判决阶段,更是需要依据法律,岂能依据儒学做出判决,因而若要让儒学作用于纠纷化解,就只能诉诸非诉讼调解。

   出台于2010年的《人民调解法》第21条有言,调解员调解纠纷应当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点明了调解原本并不以言谈儒学作为必要。如果说其他地方的调解同样需要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即情理言说难免会成为调解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曲阜市委市政府打造的纠纷化解模式所具有的特色,就在于倡导调解员要借用儒学言说情理。加之墙上标语的内容若是出自《论语》等文本,那就更是把儒家所言视为情理乃至道德的组成部分,甚至不再考虑当代社会的道德和情理与传统社会的儒家所言是否等同。说到底,无论今如何不同于古,正是当下对历史依旧有所需求,方才滋生出了古为今用的叙事逻辑和应对策略。

   更重要的是,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其实未必不能发生在诉讼过程中,而且还可以表现为法庭内调解与法庭外调解。关键问题在于,无论是否需要让当事人置身法庭,通常都要由法官担任调解员,仍是不免大面积涉法。曲阜市委市政府所要助推的无疑是要让调解发生在民间,由双方当事人都认可的第三人或者村干部担任调解员。既然如此,何尝不能在当事人或者调解员的家中,甚至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进行,设立调解室的意义就在于,搭设出特定的空间,让当事人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全身心地投入与儒家面对面的氛围中。无论是否自觉接受墙上标语,都不能无视它的强势存在和高调渲染,在有意无意间即可把儒家所言植入自己的脑海,促使调解牢牢地绑定儒学,以至于不得不具有浓厚的儒学意蕴。室内的空间布置原本就不是随意的,见于《论语》等各种儒学文本,儒家所言纷繁复杂,浩如烟海,能够出现在标语上的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无法契合调解的那些,早已被过滤掉。不难看出,曲阜市委市政府的举措堪称送儒下乡,致力于让传统儒学与当下纠纷发生深度对接。

   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曲阜市委市政府还曾强调调解工作要以法为据,并且要求调解员具有法律知识,至此又点明了借儒调解并不是全然不涉及法律,因而高举儒学的意义其实只是想要为儒学的出场开拓空间和提供机会。法律上的制度描述若是以权利作为核心用语,那就是把儒学输送到了与权利共存的空间,致力于让两者相遇,甚至要通过空间布置让权利接受儒学氛围的容纳。鉴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包括纠纷解决在内,所凭借的资源主要诉诸舶来的权利观念,以此为背景,曲阜市委市政府所打造的借儒调解无疑颇具有新意。无论是否具有推广的价值,都不能否认曲阜的做法足可以成为共商共讨的样本。借儒调解到底要如何化解纠纷,仅凭送儒下乡是否足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不妨再借助于具体事例展开探讨。

   二、 纠纷解决的典型案例

   据报道,借儒调解的举措问世不久就取得了极佳的效果,截至2014年11月中旬,全市各村居调解室调解和预防纠纷共计420件,其间还出现了一件在报道看来值得大书特书的典型案例。事情发生在小雪街道武家村,村民孔某家的一棵树的树枝,自然生长,延伸到了邻居家的屋檐上,捅破了瓦。邻居曾几次三番告知孔某,怎奈始终无果,就自己动手砍断了树枝。孔某发现后,与邻居发生了争吵。双方来到了调解室,孔某看到了贴在墙上的标语“德不孤,必有邻”,就想起了去年自己的老母亲在街上突发脑血栓,全靠邻居及时帮忙送到医院,方才挽回了生命,反思了一番自己的举动,备感羞愧,主动向邻居赔礼道歉,化解了纠纷。【8】标语内容出自《论语·里仁》。显而易见,正是标语和一段帮救往事,在孔某案中起到了化解纠纷的作用。尽管标语并不是可以要求当事人做出某种行为的教义或者律令,更不是法律,但它的确成为了孔某考量自身行为的标准和参照。

   具体说来,往事作为一种发生在过往的客观事实,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再发生改变,但在纠纷发生的过程中遭到了忽视乃至遗忘。当孔某面对标语时,便触动了记忆的神经,把它提取到了眼前,让它与纠纷发生了如同冰火的碰撞,终因标语对它具有明确的指涉性而发生了直指当下的结合。标语无疑成为了往事再现的引擎、媒介和记忆的支撑,而且堪比路标,引导着孔某做出了再次或者重新解读。在解读中,甚至可以将之视为对邻居的帮救行为做出的理论化表达,同时构成了反思自身及道德羞愧感的评判依据,彰显着当事人已经把儒家所言中的德字彻底视为可以用来考量当今之事的道德。

   正如学者所言,作为一种常见的经验现象,人们有时会被平常遇到的某些事所打动。道德感动所强调的正是,要不断地身临其境和将心比心,在设身处地的情境中,激发出道德自我。【9】既然孔某感念邻居,势必就会将之视为有德之人,珠玉在侧,自己非但不曾主动砍树枝,反而还要不依不饶纠缠于区区树枝被砍,难免会被视为缺乏德性或者德行的具体表现,纠纷的产生终究是因为自己没有像邻居那样注重品行。自惭形秽的发生其实就是将自己与邻居做了比较,并且把邻居视为榜样式人物,受到了感召,以至于想要仿效,以便于同样成为有德之人。

   何谓仿效,包含着模仿或者效法的意味,即模仿他人过去已经做出的成功范本。在起点上,指向行为的可复制性。其间的潜台词正是,他人能够做出的,我何尝不能做出,同样的行为可以出现在许多人的身上。在过程中,指向规范的可挪移性,即他人何以能够做出某种行为,必是因为受到了道德等规范的支撑,在我复制他人行为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支撑着他人行为的规范挪移到我的身上,而且可被挪移的规范能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产生等量齐观的效力,方才引致出了和支撑起了同样的行为。在终点上,指向人际交往秩序形态的重新整合,即我与对方以前如何交往不等同于眼下如何交往,经由行为复制和规范挪移,我的言行举止毕竟已经雷同于榜样式人物。榜样即便不曾在眼前,其实还可以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若是就在眼前,无疑能够让心中所思获得眼前所见的确证。如此一来,在孔某的认知中,儒家所言、帮救往事与当前的纠纷解决实现了严丝合缝的有效对接。相较于标语的出现极力凸显着送儒下乡,让帮救往事对接标语便是要迎儒下乡,标语与往事的并现涵涉着送儒下乡与迎儒下乡有所互动。

   有必要强调的是,调解固然在孔子故里获得了助推,但曲阜市委市政府并不是要推行一项具有强制性的措施。当事人即便没有意识到可以前往县级市基层法院或者其派出机构乡镇法庭提起侵权诉讼,也未必不能从调解员那里获知,以便于充分考虑如何化解纠纷。更何况,本案的化解原本就是于法有据。出台于2007年的《物权法》第84条有言,应当按照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和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第92条有言,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至此就透露出了法律的确是要通过界定权利的方式调整相邻关系,即相邻双方皆为不动产权利人,不应彼此侵害。《民法典》第288条和第295条,亦有类似规定。

当事人缘何不曾借助诉讼伸张权利,无疑需要关注其间的利弊取舍。其一,在村内调解除了无需交费,还可以免于在村庄与法院之间奔波,能够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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