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丕亮:部门宪法的实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3 次 更新时间:2022-08-30 01: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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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丕亮  

   摘要:  部门宪法不是“宪法的部门”,不是部门法,“部门宪法”实为“部门宪法学”,它是宪法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路径,是宪法学的专题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部门宪法是“部门的宪法”,仍属于宪法,是特定领域宪法规范的集合,不应包括相关的普通法律规范。部门宪法的研究,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宪法的内涵,有利于促进宪法的实施,并可以推动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发展。部门宪法的建构应以宪法文本为基础,并根据全面实施宪法和宪法学发展的需要。部门宪法的研究应当始终以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即人权保护为核心及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部门宪法的研究可关注相关的普通法律法规及部门法,但其侧重点是宪法对它们的作用。

   关键词:  部门宪法 部门宪法学 部门法 宪法规范 宪法实施

  

   随着国家对依宪治国和宪法实施的重视[1]以及宪法学的发展,近些年来“部门宪法”逐渐成为宪法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学者们对部门宪法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关于部门宪法的不同认识也在增多,有些看法似是而非,比如“部门宪法是部门法”“部门宪法是宪法之下的法律部门”“部门宪法是介于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法律”“宪法性法律属于部门宪法”“与宪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属于部门宪法”“部门宪法是宪法分则,宪法与部门宪法的关系就类似总则与分则的关系”“部门宪法的提出,是为今后有朝一日启动宪法解释机制后的实践做理论上的准备”“部门宪法的研究重点是宪法总纲中的基本国策”“部门宪法将宪法与社会功能领域直接相连……直接作用于生活本身”等等,这些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部门宪法的研究初衷和方向。无疑,我们很有必要透过表面的现象,挖掘部门宪法的实质,以正本清源,推动部门宪法学的更好发展,并推进宪法的实施。

  

   一、部门宪法实为宪法学研究的新路径

  

   关于部门宪法,有学者将它视为部门法,或者宪法的部门。其实不然。“部门宪法”的提法源自德国,有关具体的宪法部门的探讨,比如“财政宪法”的概念早在19世纪德国就有学者提出,后来到20世纪初德国又有“军事宪法”“经济宪法”“劳动宪法”等的讨论。[2]在中文世界,最先倡导部门宪法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苏永钦教授。苏永钦教授在2003年前后最初提倡部门宪法时,是把“部门宪法”视为宪法学研究方法和路径的新探索,是“宪法释义学的一个新的尝试”“宪法释义学的新路径”:“部门宪法的想法其实就是在释义学发展到今天的现状基础上,再往前跨一步,看能不能从乱中整理出一个头绪。”[3]

  

   关于部门宪法是宪法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路径,许多学者指出了这一点。比如,我国台湾地区世新大学法学院张嘉尹教授指出:“部门宪法学的提出,就是想要为宪法释义学的稳定化发展,提供一个释义学工具。所以部门宪法学一方面是宪法解释与体系建构的方法,另一方面同时是一种新形态的宪法释义学。”[4]固然,对于部门宪法是不是宪法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路径的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5]

  

   部门宪法是怎么样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呢?它是一种专题化的宪法研究、类型化的宪法研究。所以,一些学者在讨论某个专题的部门宪法时,往往谈到某个专题的部门宪法学。例如,周刚志教授认为,财政宪法是指有关国家公共财政收入、支出以及财政监督方面的宪法规范与宪法制度,而财政宪法学是指有关财政宪法的宪法学专题研究。[6]朱孔武教授也强调,财政宪法学就是指有关财政宪法的宪法学专题研究。[7]又如,有学者认为,文化宪法是在宪法中涉及文化问题的系统化的理论,属部门宪法之一种。[8]

  

   如此看来,与其说是部门宪法,还不如说是部门宪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学者们所谈论的“部门宪法”实为“部门宪法学”,它是宪法学的专题研究,也可以说部门宪法是宪法学的分论或分支学科。

  

   二、部门宪法是特定领域宪法规范的集合

  

   “部门宪法”在实质上是指“部门宪法学”。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部门宪法学是以宪法体系中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的规范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所形成的学科体系,是对宪法学更为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9]无疑,“部门宪法”属于部门宪法学的研究对象。那么,作为部门宪法学研究对象的部门宪法又是指什么呢?

  

   部门宪法是特定领域宪法规范的集合或者总称。某一个部门宪法,就是某个领域的宪法规范的集合。对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陈新民教授就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国防宪法,或可称为‘军事宪法’。国防宪法的内容,应该涵盖宪法里所有与国防、军事有关的条款在内,而不仅限于编列在宪法基本国策的国防章节中的条文。准此,举凡人民服兵役的义务、军事审判权、戒严权与总统的统帅权,均属之。”[10]后来,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郭明政教授借鉴德国学者的观点,强调社会宪法是指与社会政策及社会法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宪法上的形式或实质规定。[11]廖钦福教授认为,“主导国家财政事项的最高法规范:宪法,所汇集而成的‘财政宪法’,成为部门宪法的重要一环”。[12]刘士豪教授将劳动宪法定义为“劳动生活基本秩序的宪法规范”。[13]又如,石世豪教授认为,何谓“传播宪法”,就文义而言,既可为“规范传播(相关制度或生活事实)的宪法”,亦可为“传播(部门)的宪法”。[14]陈淑芳教授认为,文化宪法是不包括教育在内之以狭义的文化概念为基础的宪法规范。[15]在德国,也有基本相同的观点。德国公法学界的通说认为,经济宪法“应该限制在它的狭义意思层面,即它的研究对象是宪法即《基本法》规定的经济规范”[16]。

  

   我国大陆地区也有许多学者持类似的观点。例如,已故的赵世义先生认为,经济宪法是调整个人与国家、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的根本法规范。[17]郑贤君教授认为,社会宪法仅指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宪法条款,[18]“宪法中大量的规范经济活动的条款是经济宪法的突出特征”[19]。任喜荣教授认为,社会宪法是与社会保障制度或社会保障法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宪法规范的集合。[20]王锴教授认为,文化宪法是文化问题在宪法上的具体表现。[21]沈寿文教授也认为,文化宪法是以宪法文本涉及文化的相关条款为基础而构成的宪法规范体系。[22]又如,陈海嵩教授认为,部门宪法的规范依据和内在范围应限定在形式意义上,由成文宪法上的相关条款组成。[23]张翔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后,与第26条等共同构成“环境宪法”这一部门宪法的核心内容,并与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第89条第6项等规定,形成了新的“环境宪法”的规范体系。[24]

  

   张嘉尹教授把这种来自于德国学者首先提出并用来指涉相关宪法规范所规制的特定领域之“部分宪法”(Teilverfassung)的“部门宪法”称为“主题宪法”,[25]非常贴切!在很大程度上,“部门宪法”概念也与美国宪法学上所谓“宪法领域”(constitutional sphere)的概念相当。[26]可以说,部门宪法是“部门的宪法”,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讲的“宪法的部门”。作为研究对象的部门宪法,在实质上是以特定主题为中心的宪法规范之总称,是特定领域的宪法规范的集合(当然还包括有关的宪法修正案和宪法解释中的宪法规范)。或者说,某个部门宪法就是某个特定领域的宪法规范之总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借鉴德国经验,认为部门宪法是宪法分则,宪法与部门宪法的关系“类似总则与分则的关系”。[27]这一说法不太准确,因为各个部门宪法不仅包括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等“宪法分则”中的相关条款和内容,还有宪法“总纲”(主要起宪法总则作用)甚至“序言”中的相关条款和内容。

  

   三、部门宪法是否应包括相关的普通法律规范?

  

   (一)学界的一些观点

  

   关于部门宪法的范围,有一些学者认为,部门宪法除包括宪法中的有关规范之外,还包括相关的普通法律规范。比如,有学者认为广义的经济宪法,除包含宪法中涉经济性的法律规范外,还包含对于整体经济秩序而言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例如竞争法规范、规划法规范等。[28]又如,有学者虽然强调“部门宪法完全是宪法的相对独立的部门”“是宪法的若干个基本组成部分”,部门宪法直接调整宪事法律关系(即“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但同时又自相矛盾地认为,完整形态的部门宪法是由根本法宪法典、整体性基本法和部分性基本法、非基本法、行政法规等“四个位阶、五个方面”构成的宪事规范体系。该学者还强调部门宪法“是介乎于宪法与普通部门法之间、高于普通法律部门的法律”。[29]

  

   还有学者把宪法性法律也归类为部门宪法,认为部门宪法的规范不应局限于“形式宪法”的范围,需扩展到本部门领域内的一切实质性宪法规范,包括宪法性法律等。[30]

  

   另有的学者甚至把与宪法相关的普通法律法规也视为部门宪法。例如,有学者强调部门宪法是立宪主义思维在部门法领域的体现与载体,“反家暴法就是婚姻家庭领域的部门宪法”[31]。在日本,也有一些学者把日本的《文化艺术基本法》视为文化艺术领域的“部门宪法”,即“文化宪法”,认为它具有“宪法补充法”“准宪法”的属性,但也有很多学者反对此观点。[32]

  

   在我国台湾地区,部门宪法有狭义与广义、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划分之说。例如,葛克昌先生从广义、狭义以及实质意义等多个角度来界定“财政宪法”,[33]但同时他强调“是以一般而言,财政宪法仍限于宪法法典中有关财政之法规范。”[34]然而,也有个别学者将一些基本法视为部门宪法。比如,有学者认为:“教育基本法可说是一部实证的教育宪法”[35]。

  

   上述看法把部门宪法的范围扩大到宪法之外,这也是一些学者把部门宪法视为部门法的重要原因,很有必要予以重新推敲。

  

   (二)部门宪法并不包括相关的普通法律规范

  

显然,将部门宪法扩张到所谓实质宪法乃至与宪法有点关系的普通法律法规,会导致部门宪法的认识混乱。对此,苏永钦教授曾经指出:“实质宪法的承认则势必将破坏特别修宪机关与程序所要严格区分的法律位阶,这真是实质宪法说的致命缺陷……未来探讨部门宪法,应该就以形式意义的宪法规范为其法源,避免实质意义的提法”。[36]张嘉尹教授也赞同在发展“部门宪法论述”时采用形式意义的宪法概念。[37]刘士豪教授也认为:“虽然有认为以实质意义的部门宪法讨论更能突显‘部门’独立存在的意义或价值,但是这种宪法的膨胀,容易使宪法内容变得不明确,甚至言人人殊”。[38]在我国台湾地区,部门宪法仅限于宪法规范,成为主流说法。又如,吴秀明、杨坤樵在讨论经济宪法时强调:“经济宪法乃排除位于普通法位阶但对于经济生活或整体经济秩序有根本性重大影响之法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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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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