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以群观之:荀子的公共性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22-08-30 00: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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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承  

  

   摘    要:荀子公共性思想体现了儒家公共治理的现实性一面。荀子从人的群体性来审视人的存在与发展,他正视人的利欲与差异,为了维护“群”的最大利益,强调通过“先义后利”的选择来保证公共性价值的优先性,主张以“隆礼重法”的方略来促成公共生活的有序与稳定。同时他还认为在保证秩序的同时,还要努力实现“裕民富国”的群体性目标。在荀子那里,“群”是保证个人战胜自然获取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个体在“群”中要做到“先义后利”,而且要遵守礼法的要求以达到群己和谐,还要通过各司其职的尽责来实现“群”的富强并使之持续发展。

   关键词:荀子; 公共性; 群; 先利后利; 隆礼重法; 裕民富国;

  

   作者简介:朱承,男,1977年生,安徽安庆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宋明理学

   良好的公共生活离不开健全的制度保障,从古及今,“礼”与“法”从制度层面为公共生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保障。在中国哲学史上,荀子因重视人性的现实欲求、强调人的群体性存在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倡导“隆礼重法”的公共治理手段,而在儒家公共性思想发展历程上有着独特地位。就儒家公共性思想而言,如果说孟子代表了理想主义儒家的取向,那么荀子则代表了现实主义儒家的取向,他从现实主义立场回应了公共生活何以必要、个体如何更好地参与公共生活、良好的公共生活何以可能、理想的公共生活应该如何等问题,与孟子从“四端”到“四海”的理想主义推断形成比照【1】。章太炎在《诸子略说》中指出:“然则论自得之处,孟子最优,子思次之,而皆在天趣。荀子专主人事,不务超出人格,则但有人趣。若论政治,则荀子高于思孟。”【2】萨孟武也曾说:“孔子思想乃透过荀子,而实行于政治之上,荀子之功似比孟子为大。”【3】对于现实公共治理来说,荀子“以群观之”的视角以及与之相关的“先义后利”“隆礼重法”“裕民富国”等主张,在儒家公共性思想发展脉络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精神实质往往为后世的公共治理所实际运用。

   一、“明分使群”:公共生活的前提条件

   在自然状态下,个体的自然性存在无所谓“礼”与“法”,个体在原子式的独与天地往来时无须接受礼法的规约,礼法只有在人的共同生活中用来协调人际关系、利益纷争时才显得有必要。荀子倡导“隆礼重法”,意味着相较于人类抽象而孤立的个体存在,他更加重视人的现实而互联的公共性存在。换言之,荀子讨论人的问题,不是孤立地看待个体之人,而是将人放在共同生活和公共交往的背景下来予以思考,所谓“以群观之”【4】。

   人为万物之一,就其自然性的存在而言,人与水火、草木、禽兽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人为何最终能成为万物之灵?这是因为人在基本自然属性之外,还具备了其他自然物所不能具有的社会属性。在这些属性中,在荀子看来,最高阶的是“义”,而“义”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立的个体性存在而是群体中的一分子时才能彰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特别强调人的“群体性”存在的重要性,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兼具了水火、草木、禽兽的自然性特质,但由于人能够主动地结成群体,从而可以凭借群体力量在自然竞争中取得优胜的地位。另外,每个人还都具有追求个体生存和自己利益的本能,“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具有自然本能且“好利而恶害”,但是不同个体为什么能聚集在一起而不会彻底陷入彼此屠戮、共同毁灭的境地的呢?这是因为人还具有公共性的“义”。正是由于公共认同之“义”的存在,人就不再孤立地认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是把自己放到共同体里来考量,故而人与禽兽草木不一样,能够结成群体并战胜了其他自然物,成为了“最为天下贵”的存在物。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形成有力量的群体,是因为人们能够重视差异前提下的共处。他指出:“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按荀子所言,人之所以能够共同生活,是因为正视了人的差异性(“分”),并通过人的道德理性(“义”)来使这种差异性处在可控的范围,凝聚成公共力量来顺应自然、增进福祉。只有与其他同类存在者共同存在并发现不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分”的意识才能产生。比如说,同为个体性的人,其中有男人、女人之分,老人、小孩之分,健全者与残疾者之分等,除此之外,还有因为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差异,荀子认为要正视这些差异的事实性存在,并按照一定原则进行差等性的利益分配,才能使人的群体性存在状态得以延续。正视差异性并不是为了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分裂,而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在差异性的基础上使人有序相处及进行社会分配,这个原则就是“义”,也即能保证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规则。人与人在共同生活中能和谐相处,就可以形成战胜自然的合力,从而安享自然馈赠与社会安宁。

   在荀子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结成共同体通过公共生活来应对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制定或者约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如孝悌、忠顺、统治与被统治等差序伦理,以此保证有差异个体之间的有序性公共生活,并以之来避免争乱、离弱等消极状态,从而实现生活的和谐与人群的共同进步。就此而言,“群”的存在构成了人生存和发展乃至构建文明社会的前提条件,“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荀子·王制》)人在群体性的共同生活中,以“分”(差异性)来确定生活秩序,保证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自然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正确地以“明分之道”来处理公私生活,就能实现理想秩序,孝悌和顺治就能实现。在荀子看来,统治者(君)应该是最善于处理共同生活之道的人。“群道”(指导人们共同生活之道)如果处理得当,那么公共生活就能保证秩序,百姓的生活、生产就能得到更好发展。荀子描述道:“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荀子·王制》)“群道”也即公共生活之道能够得到贯彻,良好的秩序才能得以实现。人们在统一意志领导下,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共同体。这个统一的意志来源于善于协调公共生活的君主,因为善于制定适应公共生活的政令,故而他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并且让“百姓一、贤良服”。公共生活是人必须要过的生活,也只有良好的公共生活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故而能够领导人们过良好的公共生活的人才是具有合法性的“君主”。可见,荀子“君者,善群也”这一论断既明确了君主的职责,也强调了君主的合法性来源。

   由上可见,在荀子思想里,关于人们的公共生活的起源与样式,可以概括为:为了战胜自然而获得生存,人必须结成群体来共同生活。而每个人都要追求各自的利益,难免互相争夺,但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个体的争夺而趋向混乱,这是因为人们重视共同生活中的差异性事实,需要共同体的权威来制定生活规则、引导公共生活,以此明确每个人的位置,使其对未来生活有着明确的期待,这样良好的秩序就实现了,人们也因此能战胜自然而存续、发展下去。关于这一点,荀子有一段概括性的话语足以表明: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荀子·富国》)

   在这段话里,荀子再一次指出,“群”是人类生活的出发点;由于“群”以及“群”所关联的差异性分配,使得人类社会能够在差异中实现和谐。关于荀子的“以群观之”思想,杨国荣教授曾指出:“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群’构成了某种社会本体并呈现形而上层面的优先性。合群以社会的组织和建构为现实内容,其内在指向是社会的有序存在和运行。”【5】“群”是人生存的必然样式,“合群”则是人们为了更好生活所采取的理性选择。为了“合群”,人们要正确看待每个人的利欲与差异。人们必须结成共同体才能在自然中生活下去。但人有好欲争利的个人偏好,因此必须正视人的个体差异性。而“分”就意味着差异性,在荀子看来,尊重差异性是良好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前提,所谓“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荀子·王制》)。王先谦解释说:“此皆名无差等,则不可相制也。”【6】也就是说,如果以无差异的眼光来看待公共生活中的人,表面上是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但实际上则可能导致社会的无序化。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只是实然状态,而不是应然状态,应然状态是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让所有人都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由此,善于领导公共生活的圣王就是要按照差异来安排公共生活。那些礼乐生活中的差异,除了生活的实际用途之外,还有实现贵贱、轻重“分割而等异之”的公共用途。人们明确了差异,对自己的身份有明确的认知,也就对自己能获得的嘉益分配有了预期,从而能够过有秩序的良好生活。

   在荀子的思想里,“明分使群”的认知,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既接受群体性存在的事实,又能够正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让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都能接受“礼义”对这种差异性的调适,从而维护稳定社会秩序,延续群体的存在与发展。群体性、差异性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前提,公共治理必须从这一前提出发,才能引导人们实现良好的公共生活,所谓“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正确认知群体中的差异性,通过“礼义”来主导“富贵贫贱”之差等,使处在不同分位的个体对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以及通过公共生活而获得生活资源都有着明确的预期,这就是好的公共治理,“有差等然后可以为治也”【6】。

荀子对于人与世界的认识,特别强调人以群体性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之中,因此必须从社会性、公共性的视角来审视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不是孤立抽象地看待人的存在。这正如社会学学者景天魁所指出的,荀子之学是“群学”,也即是先秦的“社会学”【7】。从社会性角度理解荀子思想,最为重要的就是“明分使群”的公共性认知。要而言之,在荀子“明分使群”的思想中,“群”即意味着人们要在一起过公共生活,并通过互相协同来获得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资源。人与人结成群体,是人之公共生活的开始。但人与人有着个体差异性,同时自私自利,因此会导致人与人之间无序地争夺,其结果可能是群体的分崩离析、互相戕害,而个体之人也会最终受害。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人要正视群体生活中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分”)。个体的差异性既具有自然意义,如年龄、性别、资质等,也具有社会意义,如爵位、身份、地位等。只有正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并制定礼法原则来明确依据差异性进行的社会资源分配,使得不同个体对自己在公共生活、群体生活中所能获得的资源有着明确预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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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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