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华:“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理路

——以蔡元培之“序”、陈寅恪与金岳霖之“审查报告”为中心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22-08-29 22:28:40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史  

许春华  

  

   摘    要:20世纪初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创建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蔡元培为胡适所作之“序”,陈寅恪、金岳霖为冯友兰所作“审查报告”,意味着对“中国哲学史”的不同理解。蔡元培以“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对应于“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发达史”。金岳霖以“中国哲学的史”“好的哲学史”,对应于“在中国的哲学史”,明确了“中国民族的”、“中国哲学的”在“中国哲学史”中的主体地位。陈寅恪“同情之了解”的态度与方法,坚持“思想”比史料更根本的学术信念;金岳霖突出“论理学”与“讲道理”的论证方式,确立了“中国哲学史”中“哲学的”特质。这种“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理路,有益于推动中国哲学本土叙事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 “中国的”; “哲学的”; 本土叙事;

  

   20世纪初期,随着“哲学”进入中国,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创建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形态。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亲自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两位大师级学者陈寅恪、金岳霖亦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撰写“审查报告”。三位先生的“序”和“审查报告”,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或赞同或批评,体现出一代学人对“中国哲学史”的不同理解,梳理和阐释这种不同理解的思想义理与学术价值,便是本文的任务。

   蔡元培之“序”和陈寅恪、金岳霖之“审查报告”,篇幅不长,可谓专论中国哲学的短文。从中国哲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20世纪中晚期以前,对于蔡元培之“序”和陈寅恪、金岳霖之“审查报告”的整体研究成果,与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研究及对蔡元培、陈寅恪、金岳霖思想的研究相比,确实不成比例。原因何在?简明先生说:“也许是由于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先生在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和作为哲学家的金岳霖先生在哲学和逻辑学所取得的成就过分突出,而使人们无意中忽视了这三篇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短文的缘故吧。长期以来,这三篇‘审查报告’没有引起学术界,特别是哲学史界的足够重视。”【1】这种说法当然也可以包括蔡元培之“序”。20世纪晚期以来,关于蔡元培之“序”和陈寅恪、金岳霖之“审查报告”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主要围绕中国哲学史学科构建进行探讨。其主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把陈寅恪、金岳霖合在一起,并立足于陈寅恪、金岳霖学科的不同,阐释他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创见【2】;另一种是把蔡元培、陈寅恪、金岳霖分别开来,或者强调他们在推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中“哲学的”的意义,或者突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内在冲突【3】。这些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以分别探讨为主,也有把陈寅恪、金岳霖串并讨论的论著,但极少把蔡元培之“序”和陈寅恪、金岳霖之“审查报告”合并讨论的,因而便很难寻绎三位先生的共同之处。从所持观点来看,论者更多强调三位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的“哲学的”贡献,而对其“中国的”的主体地位则不够明确、不够突出。

   本文在上述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以下两点加以推进。其一,从形式上来看,尽管蔡元培之“序”,陈寅恪、金岳霖之“审查报告”,三者的学科立场、研究方式、叙述方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面对的是共同的评述对象,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评述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中国哲学史”如何构建的问题。这意味着蔡元培、陈寅恪、金岳霖三位先生并没有局限于自己的学科,而是作为“中国哲学史家”【4】,一起对“中国哲学史”作出判定,因而完全可以把三者作为一个思想整体来看待。其二,从思想价值来看,蔡元培之“序”,陈寅恪、金岳霖之“审查报告”,是三位先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共同评判,这种评判体现出他们对“中国哲学史”的不同理解,有些观点甚至与胡适、冯友兰截然相反。这种不同理解实际是三位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创见,透显出一代学人对“中国哲学史”的忧虑、省思、期许,其中既有对“中国哲学史”中“哲学的”构想、省思,也充满了对“中国哲学史”中“中国的”忧虑、期许。

   一、“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形态

   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哲学”由日本传入中国,学术界亦开启了重新阐释中国思想传统、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的历程。当时出现了四种影响较大的《中国哲学史》,陈黻宸《中国哲学史》(1916年初版)、谢无量《中国哲学史》(1915年初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18年初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1931年初版)。

   就这四种《中国哲学史》而言,陈黻宸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具有较多的共同性,他们从中国的早期文明开始讲起,普遍重视“《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儒家“六经”中的“哲学”。如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从伏羲、神农讲到周太公,罗列了早期中国的圣贤多达31位,其所选材料,多出自儒家经典文献。陈氏《中国哲学史》“总论”云,“故上观于《庄子》道术方术之辨,而下参诸太史公《六家之旨》与刘氏父子《七略》之义,辑为此篇。”【5】主张以传统的“道术”对应于西洋“哲学”,“欧西言哲学者,考其范围,实近吾国所谓道术。”【5】尤为推崇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为“道术”之首,“儒术者,乃哲学之极轨也。”【5】再如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一编《上古哲学史》中,专设第一章《哲学之渊源》和第二章《六艺哲学》,然后再讲孔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其中第一章《哲学之渊源》有三节,第一节“邃古哲学之起源”,第二节“唐虞哲学”,第三节“夏商哲学”;第二章《六艺哲学》有三节,第一节“总论”,第二节“易教”,第三节“五学之教”。

   两者相比较而言,陈氏《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式,因其过于不够“哲学”,历来不被学界所看重。而谢氏《中国哲学史》,乃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哲学史。在《绪论》中,谢氏对于哲学及哲学史都作了说明。第一,西方哲学,犹如庄周所论“道术”,“哲学之名,旧籍所无,盖西土之成名,东邦之译语,而近日承学之士所沿用者也。虽然,道一而已,庄周论道术裂而后有方术,道术无所不统,方术则各明其一方,道术即哲学也,方术即科学也。”【6】中国哲学传统中所谓“儒学”“道学”“理学”,“西方则谓之哲学,其实一也。”【6】这就指明了中国亦有与西方哲学相对应的“哲学”。第二,从哲学内容上看,中国哲学传统亦与西方哲学大致相同,“所谓哲学之分类,今昔略有不同。近世学者,论其大别,率分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三种。吾国古有六艺,后有九流,大抵皆哲学范围所摄。”【6】第三,从哲学史传统看,谢氏认为远自孔子,即有相关记述,《论语·尧曰》论述尧、舜、禹执中之传,《系辞》载伏羲至尧舜之取于《易》道者,“宜是哲学史之滥觞也。”6稍后庄子之《天下篇》、荀卿之《非十二子》、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刘向之《别录》、班固之《艺文志》,再后记述学派之源流者,如朱子《伊洛渊源录》、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皆类似于西方哲学史之体例者。陈氏、谢氏对《中国哲学史》的这种处理方式,源于他们的“哲学”学科意识不够强,分析“哲学”的味道不浓,也许正因如此,使得他们可以“更多地立足于中国传统来看待‘哲学史’的写作问题。”【7】

   与陈氏、谢氏之《中国哲学史》相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稍微晚出,但是在哲学问题的厘定、哲学史料的选取、哲学史的架构等问题上,明显与前两者不同。第一,在关于哲学问题上,胡适、冯友兰沿用古希腊哲学的划分方式,将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所谓哲学史即是把这些哲学问题及对应的哲学方法,按照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依据一定的主线选录而叙述之。第二,在选取哲学史料的问题上,胡适认为,哲学史中史料的真伪是基本前提,由此提出审定史料的五种方法:一是史事,二是文字,三是文体,四是思想,五是旁证。进而又提出整理史料之方法:一是校勘,二是训诂,三是贯通。其中思想仅仅属于审定史料的方法之一,而且地位也排列在后。相对于胡适的“胆识”来说,冯友兰则显得相对“谨慎”,提出凡探讨哲学问题、贯彻哲学家思想体系之“新见”、有哲学中心观念贯穿、以理智的辩论证出、表现哲学家人格之文献,皆可选为哲学史料。第三,在框定哲学史之范围问题上,胡适、冯友兰否定了孔子、老子之前存在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胡适认为,老子时代之前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文献,并非没有思想,而是缺乏“哲学家之哲学”的系统性,“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孔子的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我们可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8】冯友兰则明确反对“经”“子”皆可为哲学史之材料的观念,断定孔子时代之前的《诗》《书》《左传》《国语》等文献,其中的“鬼神”“术数”“天”等观念只能说明“有宗教而无哲学”【9】。

   这四种“中国哲学史”尤其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突破了中国哲学传统的学术范式,在创建专业化、系统化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上,有其不可替代的开创性地位。蔡元培亲自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从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四个方面,对《中国哲学史大纲》大加赞赏,断定胡适“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10】陈寅恪、金岳霖两位学界大师,亲自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撰写“审查报告”,陈寅恪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取材严谨,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11】金岳霖则认为,哲学史的书写不需要“成见”,也不需要“主张”,“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12】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一种“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12】,这一点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截然不同,“冯先生这本书,确是一本哲学史而不是一种主义的宣传。”【12】蔡先生充分肯定了胡适及陈、金二先生对于冯友兰对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的开创性贡献均作出了肯定性评价。

   二、蔡元培:“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

   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说明了编撰“中国哲学史”的两点困难:第一,材料问题,受清儒考据学的影响,认为周秦时代哲学史材料的真伪难以辨别;第二,形式问题,古代学术的记述,没有编成系统的、纵向的“史”,《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诸子略”都是横向的、平行的记述。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13】蔡元培认为,胡适深受汉学传统的影响,又留学于美国,这两个材料问题、形式问题,在胡适的手中自然迎刃而解。

不过,蔡元培在充分肯定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这种理解既受到了陈黻宸与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影响,也是对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学科形态的一种纠正。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之“序”中,蔡元培明确提出了“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以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相对应。后者源于胡适、冯友兰在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时,提出的“哲学家之哲学”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史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232.html
文章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