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元正:让哲学引导社会进步——韩树英哲学思想与贡献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 次 更新时间:2022-08-14 0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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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元正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而在中国百年进步的史册上,有一位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百岁老人,他就是为让哲学引导社会进步而奋斗终身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韩树英。

  

   为中国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哲学人生

  

   1922年10月15日,韩树英生于辽宁大连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亲重视教育和自己聪颖好学,韩树英15岁以优异成绩考取大连中学。1942年,他又考取了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前身——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在日本留学期间,韩树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改称“新知识研究会”),进行革命活动。

  

   在“新知识研究会”,他阅读到了大量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其中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贫乏物语》、日文著作及译著《近代思想二十讲》《东洋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帝国主义论》等,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韩树英回忆说:“我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岁的弱冠之年。我本来是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为了追求救国的真理,阅读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包括一些哲学的书,及至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顿觉有如醍醐灌顶之感,豁然开朗,什么宇宙、历史、人生的奥秘,一霎时感到都被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破了。”1943年年底,韩树英决心回国投身革命。1944年,他进入山西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参与组建晋豫中学。1945年10月,韩树英奉命奔赴东北解放区,先后担任大连市立高级中学校长,大连市教育局副局长和大连市文教局局长。1950年,韩树英被组织推荐考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哲学专业学习,他师从中国老一代著名哲学家杨献珍、艾思奇,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学习了哲学专业知识。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了他的哲学教研生涯。韩树英的哲学活动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54年到196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韩树英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和中央高级党校任教,1961年任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成为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艾思奇的副手。这一时期韩树英开始在哲学领域崭露头角。他发表了《科学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确对待客观条件》《防止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和保守倾向》《哲学工作应该为现实斗争服务》等文章,在当时中国社会“左”的思想开始抬头的复杂状况下,坚持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立场。这期间,韩树英作为主要骨干成员,参加了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编写和定稿工作。此书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成功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提高全国全党的哲学基本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韩树英遭受打击迫害,直至1977年平反后才迎来哲学活动的高峰期。

  

   1977年到1979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前后,韩树英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后,胡耀邦同志主持党校工作。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在全党全社会展开。韩树英作为哲学教学的负责人,精心组织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他本人带头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文化部和很多省市部门作报告,对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配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开展,破除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在胡耀邦同志的提议和支持下,韩树英撰写了《“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1978年7月15日《理论动态》予以发表,7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转发。这篇文章不仅提出论证了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前提问题,而且矛头指向“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对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这期间,韩树英等同志于1977年12月首先对康生这个党内理论大奸进行了揭发批判。康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作恶多端,对中央党校和理论界危害尤甚。韩树英等同志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揭露康生的极“左”面目和罪恶,为全党对康生的最终历史定案作了思想舆论准备。

  

   1979年到1992年的改革开放初期,韩树英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和副校长,这是他教学活动和哲学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从1979年开始,韩树英在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之外,投入巨大精力主编了《通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两部理论著作。由于对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适应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这两部著作成了广大青年和干部群众的热门读物,多次再版发行,产生了广泛持久的社会影响。韩树英还发表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哲学问题》《矛盾、动力和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文章,用哲学观点阐述改革开放的各种问题,探索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寻找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有力地发挥了哲学变革推动社会变革的先导作用。

  

   1992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韩树英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以极大精力关注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更为强调和注重哲学引导社会进步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强大动力,攻坚克难,向纵深发展。面对改革深入发展出现的一系列难题,韩树英知难而进,先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农民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等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力图从哲学上为探讨和解答这些问题提供深层思考。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极富创见,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进入耄耋之年,韩树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历久弥坚,他多次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和接受采访,发表充满激情的讲话,寄语哲学工作者:“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让广大群众和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中国的前途命运。”

  

   回望韩树英的哲学人生,他不仅是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哲学家,而且是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引导中国社会进步的哲学家。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韩树英学贯中西学养深厚,但他始终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哲学研究坚持的方向。对此,人们往往首先提到,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编写工作中的作用和贡献。20世纪50年代末,中共中央书记处考虑到我国哲学教学中使用的一直是苏联的教科书,决定编写能够反映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教科书。党中央理论小组确定以中央党校人员为主,编写一本哲学教科书。艾思奇担任该书主编,韩树英作为艾思奇的副手,成为该书写作骨干和最终少数定稿者之一。1961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出版后,很快成为在全国广受欢迎的通用教科书,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流行的书籍。现在看,这部书虽然无法避免其在特定年代的历史局限,但确是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对于人们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韩树英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在1978年由他主持该书的修订再版,继续发挥这部哲学通用教材的作用。此后,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更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向了新的时代高度。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韩树英还极为重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生动运用和丰富发展。在他主编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他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研究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等一系列著述中,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主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都作了深入研究和阐述。他特别指出,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和重大任务,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哲学问题,并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时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发展原理的哲学理论和方法”。韩树英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根本特点的研究,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要求的深刻理解和独到阐述。

  

   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韩树英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问题;另一方面是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但前一个方面更为根本,因为没有前一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就无从谈起。因而他更为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实践问题。他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中的哲学,不是坐而论道的哲学,而是实践的哲学,哲学前沿问题要关注涉及国家、民族发展的根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探索和回答重大实践问题,这正是韩树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

  

   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期间,他发表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开展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真理的实践标准和科学的唯物主义路线》《真理标准讨论还要不断深入》《清理“左”的思想,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等文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分析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坚持真理标准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全面地揭示和展现了真理标准的理论蕴含;他从经济上的“唯意志论”、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个人迷信思想三个方面,全面清理思想路线上“左”的思想根源;他从哲学上深刻地阐明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全面地总结党在坚持思想路线问题上的历史经验,为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韩树英投入极大精力,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对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他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抓住了中国实现现代化最为关键的三个重大问题,即市场经济模式、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专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观点,引起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广泛重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现代化实践的重要作用。

  

关于市场经济模式,在1993年党中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后,韩树英就提出,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问题。他撰写了《日本模式中的国家、市场和企业》《要对市场经济进行比较研究》等文章,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多种模式,不同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进而,他提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只手相结合”,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大问题。他提出,我国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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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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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08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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