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从“同路人”到“致命对手”: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认知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09: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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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通过对公开文献和近年来陆续解密的官方档案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知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并与其全球战略发展密切相关。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美国对外战略界对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关注迅速上升,但是对其背后的伊斯兰“圣战”思想了解甚少,其关注对象也仅限于伊朗和什叶派激进组织。为了满足美国全球战略需要,来自逊尼派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一度被视为对抗苏联扩张的“自由斗士”和“同路人”。冷战结束后,这些伊斯兰激进势力转而成为挑战美国单极霸权和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九一一”事件后,在“全球反恐战争”话语塑造下,“伊斯兰极端主义”被有意无意地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几乎变成了“恐怖主义”的同义语。近年来,随着美国重新强调“大国竞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已黯然失色。

  

   关 键 词:伊斯兰极端主义  美国  对外战略界  中东  战略认知

  

   2021年8月30日,美军宣布从阿富汗完成撤军。从20世纪70年代在“卡特主义”原则下支持阿富汗“圣战”抵抗运动,到“九一一”事件后在“反恐战争”名义下入侵阿富汗,再到近期从阿富汗仓皇撤军,美国阿富汗政策与其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知一样,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演变过程。在“九一一”事件前,国际社会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等跨国“圣战”势力背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鲜有关注。由于中东地区是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滥觞之地,而美国又是二战后在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域外大国,因此它对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关注要早于其他国家。其中,美国对外战略界在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上的分析、评估和研判对于制订美国对外战略和中东政策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而言,美国对外战略界是指由联邦政府内部的情报与中长期对外政策分析官员、对外战略智库专家及大学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等形成的决策咨询群体。①二战前,美国对全球范围内的总体安全战略研究“明显滞后于其对外关系的筹划水平”。②冷战以来,为了满足全球战略利益需求,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群体迅速成长,早期主要进行战略情报分析,冷战期间更多地聚焦于国际安全与国防战略研究,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侧重于对外或国际战略研判。探讨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于相关问题的认知,不仅有助于了解美国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规律,还有助于把握美国中东战略和相关决策背后的深层逻辑,对于理解错综复杂的中东局势、美国中东战略和全球反恐战争等也不无裨益。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演变过程,不仅相关档案和文献中的指称与内涵千差万别,而且所涉议题涵盖了相关个体、社会团体、社会思潮及社会运动等各个层面。③本文拟借助各种公开文献和近年来解密的官方档案,尝试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知及其演进过程。

  

   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战略伙伴”与“同路人”

  

   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于刚刚出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现象关注甚少。相对于意识形态驱动下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左翼和右翼极端暴力活动来说,伊斯兰极端主义并不是当时美国对外战略界关注的主要对象。随着70年代末政治伊斯兰运动迅速发展,美国对激进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界的影响极为深远。前者促使对外战略界开始关注激进伊斯兰运动带来的极端主义“威胁”,后者则为战略界提供了对抗苏联的新冷战工具。对美国来说,“伊斯兰主义提供了一种以第三世界自身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而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西方的两种现代化工程都是被谴责的对象”,“它意味着共产主义不再是唯一一种与美国权力对抗的综合性的、现代的意识形态。”④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关注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领域。

  

   (一)什叶派伊斯兰“圣战”思想及其活动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不仅在美国内部引发了“谁丢失了伊朗”的讨论,同时也促使美国战略界精英开始重新认识伊朗革命背后的激进伊斯兰运动。其中,什叶派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被美国情报和战略界认定为最重要的“威胁”来源之一。尽管美国情报和战略界非常关注“圣战”造成的威胁,但其对“圣战”的认识则非常有限。比如,中情局曾专门搜集了探讨“圣战”的公开文献,其中一篇来自美联社记者的文章指出,“伊斯兰吉哈德(Islamic Jihad)”是“最为神秘”的组织,但我们对其名字之外的内容所知甚少。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欺骗性代号,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恐怖组织”,并且与叙利亚和伊朗存在国际联系。⑤另一份题为“伊斯兰吉哈德”的材料则认为,这只是一批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极端组织的总称,而非一家独立的暴力组织,使用这一称谓的中东恐怖组织之间并不存在密切合作。其核心意识形态在于“殉道(Martyrdom)可以使人进入天堂”,因此从不惧怕死亡的威胁。⑥

  

   在这一时期的战略评估中,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是最受关注的什叶派“圣战”组织。中情局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真主党”是一个指代黎巴嫩境内亲伊朗的激进什叶派运动的通用术语,这一运动包括了三个伊朗支持下的相关组织,即伊斯兰阿迈勒组织、胡塞尼自杀组织和穆斯林学生联盟。⑦除此之外,中情局在另一份报告中又将“真主党民兵”组织和“乌勒玛(Ulema)大会”也列入其中,并认为许多真主党领导人把恐怖主义作为根除西方在黎巴嫩影响力并实现其他激进目标的手段。报告认为,与其他恐怖袭击相比,真主党造成的“威胁”更大,也更具毁灭性,这是因为其成员“愿意在行动中献身”。这种狂热性使之有别于其他恐怖组织,后者只是将暴力作为一种“精心算计的政治武器”,而什叶派自杀性恐怖分子则笃信:在伊斯兰名义下死亡后,可以在天堂获得一席之地。⑧

  

   (二)具有伊斯兰国家背景的所谓“国家资助型恐怖主义”

  

   所谓“国家支持/资助型(State-sponsored)恐怖主义”,同样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界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不过,这一时期的相关评估主要指向了伊朗、黎巴嫩、叙利亚、利比亚等被其认为具有“激进伊斯兰主义”倾向的中东国家。1980年,伊朗被美国国务院列入“资助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情局在1980年的评估中认为,尽管伊朗并非国际恐怖组织的“积极支持者”,但伊朗自身也从事了一些“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其中至少半数是由“伊朗官员直接实施的”。⑨1983年12月,里根总统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采访时表示:“政府资助下的恐怖袭击”是最为严重的事情,包括伊朗支持下的“圣战”组织,“霍梅尼曾多次发表言论,倡导在伊斯兰世界进行圣战,以推动此类原教旨主义。”⑩联邦调查局在其内部评估中更是忧心忡忡地指出:在狂热的什叶派革命中,美国被认定为其中的一个“敌人”,当前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可能很快会扩散到美国”。(11)中情局在评估报告中认为,伊朗对于“恐怖主义”的支持源自其革命认识,即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与非伊斯兰政权进行长期斗争是一项“宗教义务”。这一宗教动机为某些伊朗领导人使用恐怖主义手段提供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在此问题上,伊朗领导人的立场有三种:即主张将恐怖主义作为“合法”国家政策的激进派,主张“选择性”地使用恐怖主义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务实派,以及反对恐怖主义并主张非军事化外交的保守派与温和派。(12)1987年,中情局在另一份题为《伊朗的恐怖主义活动:跨部门情报评估》报告中也指出:恐怖主义战术是伊朗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政治武器”,它被用来促进“伊朗的国家利益并输出革命理想”。为此目的,伊朗领导人曾使用“恐怖主义”威吓海湾阿拉伯国家停止支持伊拉克,根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包括现政权的反对者。(13)同年3月,曾任美国驻欧洲高级外交官的罗伯特·H.弗罗威克(Robert H.Frowick)大使则指出:过去10年中,一个不详的变化是“更多国家愿意训练、装备和指导恐怖分子”,其中包括支持阿布·尼达尔(Abu Nidal)组织的叙利亚和利比亚。(14)

  

   此外,伊朗还被认为是真主党运动背后的主要支持者,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不仅激励了真主党运动,伊朗政府还“协助并教唆”黎巴嫩境内激进什叶派的行动。(15)不过,这些评估也指出:真主党本质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运动,有自己的政治议程。1982-1983年间伊朗曾为真主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如今该组织已经不再依赖伊朗而生存。“尽管伊朗为黎巴嫩真主党提供了物质支持,但伊朗官员并不总能控制其活动。”(16)还有评估认为,恐怖战术是过去几十年来黎巴嫩内战的标志,几乎所有民兵派系都使用绑架、暗杀和爆炸等恐怖战术攻击对手。如果黎巴嫩最终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国家,“真主党或会转而支持伊朗以恐怖主义手段向世界各地输出革命”。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只要卡扎菲等领导人继续执政,两国就会“继续使用恐怖主义作为政策工具”,但其目标选择将取决于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外交目标。(17)

  

   (三)阿富汗战场上的“伊斯兰抵抗运动”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对外战略界很快意识到其中蕴藏的潜在机会。同年12月26日,也即苏军入侵阿富汗次日,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影响深远的备忘录中,他认为美国应致力于使阿富汗成为“苏联人的越南”(Soviet Vietnam)。由于伊斯兰国家肯定会对苏联入侵表示关注,美国“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18)这份备忘录第一次将阿富汗局势提升到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高度,即发掘并利用阿富汗抵抗运动中的“伊斯兰因素”,支持包括伊斯兰“圣战”势力在内的阿富汗反对派以对抗苏联,这一思想奠定了美国阿富汗战略的基本框架。1980年1月23日,卡特总统在国情咨文讲话中表示:“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任何尝试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打退这种进攻。”(19)这一声明被称为“卡特主义”,它“标志着美国对苏联政策自‘尼克松主义’问世以来发生了新的转折”。(20)

  

根据这一原则,美国阿富汗政策涵盖了两个层面:一是动员伊斯兰国家反对苏联入侵。1980年,中情局在评估世界各国对苏联入侵的反应时,特意强调“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政党仇视苏联入侵(阿富汗)”。(21)中情局在1983年的另一份评估中指出:“无论军事结局如何,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一些敌视和猜疑已经产生,尤其是在伊斯兰国家,持续的战斗将会使这种敌视维系在较高水平。”(22)二是支持包括伊斯兰激进势力在内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甚至通过第三方盟友对其进行“圣战”动员和培训。巴基斯坦学者艾哈迈德·拉希德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超过10万名极端分子和巴基斯坦政府、阿富汗战争搭上了关系。”(23)同一时期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联科学院在呈递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阿富汗地下反革命的活动实际上是和泛伊斯兰敌对宣传结合在一起的”,它“把反革命说成是为伊斯兰教的自由正义和纯洁而斗争的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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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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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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