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等城市陆续被收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和持续扩张已经结束，全球反恐已经进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从该组织发展规模、主导思想、流变特征来看，它源于“全球圣战主义”思潮，其本质是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糅合。“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的军事溃败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的彻底消亡，或是其所倡导的“萨拉菲圣战”运动将销声匿迹。未来，该组织不仅会改变方式继续在这一地区活动，甚至还有可能改变活动方式并加速在全球扩散，乃至形成新一轮恐怖活动浪潮。为应对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恐怖活动威胁，国际社会需要科学、理性地认识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
关 键 词：全球反恐 后“伊斯兰国”时代 “跨国圣战” 国际恐怖主义 Global War on Terror “Post-Islamic State” Era “Transnational Jiha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自2014年6月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caliphate)并宣布建立“伊斯兰国”以来，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开始取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成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主战场。2017年以来，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等重要据点陆续被收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存在和持续扩张已经成为历史，全球反恐正在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换言之，近年来一直盘踞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将不再是全球反恐的核心目标和重点关注。但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的军事溃败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的彻底消亡，或是其所倡导的“萨拉菲圣战”运动将会销声匿迹。相反，该组织会改变活动方式并加速在全球扩散，乃至形成新一轮恐怖活动浪潮。因此，探讨该组织演变的历史脉络、发展特征与未来前景，对于我们理解未来中东局势和国际反恐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就其自身属性而言，“伊斯兰国”与一般暴恐组织有着明显区别，集中体现为它是打着伊斯兰“圣战”的旗号，其活动具有前所未有的跨国性，一些学者由此将之称为“跨国圣战”。所谓“跨国圣战”，指在行动和组织层面，其活动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具有明显的“跨界性”(trans-border)特征，如组建跨国网络、进行跨国渗透、开展跨国袭击等；在思想层面，它在“萨拉菲圣战”的思想和旗帜下，倡导开展“国际性”联合“圣战”，并追求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主权之上的国际主义目标——“哈里发国家”。关于“跨国圣战”现象，目前学界关注比较有限，也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只是笼统地称其为“圣战分子”或“外籍战士”，完全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当然，对于这一概念界定的困难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事实上，二者的区别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对于这些从事“跨国圣战”活动的武装人员即“外籍战士”、“外籍武装人员”或“外国武装分子”(Foreign Fighter)来说，“圣战”意识形态往往是驱动其为之战斗和献身的核心动机，这一特质使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外籍战士”。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圣战”名义下的跨国武装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中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的暴力冲突。1990年，具有所谓“圣战”特征的武装冲突仅占5％，到2014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至40％。①其二，在“外籍武装人员”当中，虽然可以通过是否领取报酬来判定是否属于“雇佣兵”或“圣战分子”，但是这一点并不能绝对化，因为一些非官方的宗教组织往往也会对这些武装人员提供某种生活资助。其三，尽管大多数“外籍战士”在激进化以后会首先选择奔赴战区作战，而不是在其母国发动袭击。但“自愿参战”往往是个人参与极端军事暴力的“敲门砖”，而“当今大多数‘跨国圣战’组织都是外籍战士动员的伴生物”。②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外籍战士”或“圣战老兵”在战争结束后返回母国，策划或参与了当地的恐怖活动。由此可见，“跨国圣战分子”应属于“外籍战士”中的一部分，但并非所有的“外籍战士”都属于“跨国圣战分子”，只有那些具有强烈“圣战”诉求的“外籍战士”才是“跨国圣战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一些激进伊斯兰教法学家的歪曲和宣传下，“圣战”思想已被简化曲解为以真主名义进行的武装暴力活动，成为不少极端暴力组织的重要理论工具和思想来源。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外籍战士”、“跨国圣战分子”是否从事国际恐怖活动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已有为数众多的激进“跨国圣战分子”在“圣战”名义下从事暴力恐怖活动。“伊斯兰国”的兴衰与“跨国圣战”运动的源起与演变密切相关，本文将尝试在全球“跨国圣战”运动的历史视野下，探讨“跨国圣战”运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导思想、流变特征、国际影响等，特别是其对国际恐怖活动发展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后“伊斯兰国”时代全球反恐的影响和前景。
“全球圣战主义”的滥觞：阿富汗抗苏战争
当代全球性“跨国圣战”运动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阿富汗抗苏战争，它是阿富汗民族抵抗运动的副产品。1979年12月25日，由于对阿富汗阿明政权反苏政策不满，苏联当局直接出兵喀布尔，扶植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卡尔迈勒取而代之。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伊斯兰世界和欧美各国纷纷谴责和反对。1980年1月23日，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中公开警告苏联：“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任何尝试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打退这种进攻。”③这一声明后来被称为“卡特主义”，被认为是美国调整对苏政策的重要信号。1月底，伊斯兰国家外长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并中止了阿富汗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资格。
阿富汗战争很快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东地区逐渐盛行的“圣战”思想和“泛伊斯兰运动”(pan-Islamist movement)产生了共鸣，并为之提供了付诸实施的机会。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影响极为深远，此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趋于式微，伊斯兰主义开始崛起。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所提出的伊斯兰“圣战”理论开始广为流传，影响尤为深远，其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关于“蒙昧状态”的划分，人类社会因为没有遵守真主的神圣律法“沙利亚”而处于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蒙昧状态”(jahiliyyah，al-hākimīyyah)，故而应予推翻；其二，“真主主权”高于世俗国家权力，应当以“武装圣战”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其三，“圣战”具有不同的特征，不仅仅是“防御性的”，它可以是长期的、分阶段的，可以在伊斯兰教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各种不同形式。④此外，库特卜旨在唤起穆斯林民众对自身国际处境的认知并促进全球穆斯林团结的“泛伊斯兰运动”也开始流行。由于埃及、叙利亚等国对当地穆兄会的压制，大批“穆兄会”精英来到沙特希贾兹地区(Hijaz)⑤避难。与此同时，一些国际性宗教机构如伊斯兰世界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国际伊斯兰大学等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并在麦加-麦地那-吉达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伊斯兰宗教机构聚集地”。⑥这些泛伊斯兰主义者利用1973年全球能源危机后急剧增加的石油财富设立了各种慈善机构，试图通过援助伊斯兰世界的人道主义危机来实践其泛伊斯兰团结的理念，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则为此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首批来到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并非“外籍战士”，而是那些以希贾兹为基地的慈善机构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他们又被称为“阿拉伯阿富汗人”(Arab Afghans)。1980～1984年，约有数百名人道主义工作者先后来到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以帮助滞留于当地的阿富汗难民。他们主要来自希贾兹地区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比如伊斯兰世界联盟、国际伊斯兰大学等，这里也因此而成为“1987年前向阿富汗提供沙特籍战士最多的地区”。⑦与此同时，一些暴力极端分子，乃至“以赴阿富汗参战为条件从监狱中释放的犯罪分子”也从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约旦等国来到了阿富汗。⑧曾参与阿富汗作战的苏军将领A.利亚霍夫斯基将军称，除了巴基斯坦和伊朗顾问之外，战争期间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数量大约为2500人”。⑨美国学者劳伦斯·赖特也认为，“反苏战争期间来到此地(白沙瓦地区)的外乡人最多也没有超过3000人”。⑩实际上，来此参战的各类“圣战”分子远不止此，只不过很多人还未来得及参战，苏军就撤出了阿富汗。
在这些“阿拉伯阿富汗人”当中，就包括了后来共同创建“基地”组织的阿卜杜拉·阿扎姆(Abdallah Yusuf Mustafa Azzam)和本·拉登。阿扎姆出生于英国托管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1981年来到巴基斯坦参加“圣战”活动。他一方面利用自己与希贾兹地区泛伊斯兰社团的密切联系，为阿富汗“圣战”活动招募人员、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又以宗教学者的身份著书立说。阿扎姆进一步发展了库特卜的“圣战”思想，其有关“圣战”理论的阐述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对传统教义中的“进攻性圣战”(offensive jihad)和“防御性圣战”(defensive jihad)、“集体义务”(fard kifaya)和“个人义务”(fard ayn)等概念做了进一步拓展，提出在阿富汗抗击苏联入侵既是穆斯林的“集体义务”，也是全体穆斯林的“个人义务”(11)；二是大力鼓吹“殉道”(Martyrdom)思想，通过援引经典和渲染所谓的“圣迹”来宣扬“以身殉道”。对于生活在贫困和屈辱中的不少阿拉伯青年来说，“以身殉道在他们鲜有回报的生活之外提供了另一种理想的选择”。因此，“召唤许多阿拉伯青年来到白沙瓦的，并不是在阿富汗战争中获胜，而是死亡。”(12)三是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通过“圣战”夺回被异教徒占领的土地，包括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等，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他也因此而被冠以“现代全球伊斯兰‘圣战’之父”。1989年2月，苏军撤出阿富汗不久，阿扎姆在伊斯兰堡的一次演说中表示：“我们将会战斗，打败我们的敌人，在阿富汗这块银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阿富汗将会扩大，‘圣战’将会传播，伊斯兰将会在其他地方战斗，伊斯兰将会打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建立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将会联合起来，最终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13)阿扎姆的思想对于当代全球“跨国圣战”运动的影响非常深远，一些学者曾评价说：尽管其他人也在进行外籍战士参战动员，但是“没有人像阿扎姆这样成功”。如果没有阿扎姆和来自希贾兹地区的泛伊斯兰主义者支持，“对于阿富汗人的国家层面支持或许依旧，但外籍战士数量肯定会减少，有关外籍战士思想的影响力也会大为减弱。”(14)
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阿富汗抗苏战争一开始就得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美国对于阿富汗“圣战”运动的支持有3个明显特征：一是美国避免与苏联发生正面冲突，采用较为隐蔽的方式在阿富汗对抗苏联人，这也正是里根政府采取“低烈度冲突”(low-intensity conflict)的初衷所在。正是在这些政策思想主导下，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逐年增多。到1984年时，仅美国中情局每年对阿富汗的资金援助就达2.5亿美元，1987和1988年更是高达近4亿美元。(15)这还不包括大量价值不菲的先进武器，比如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狙击步枪等。二是通过美国盟友间接介入阿富汗事务。沙特等海湾国家一方面源源不断地提供有意慷慨赴死的激进“圣战”分子，另一方给予大量金钱资助，为任何愿意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参战的人提供免费机票；巴基斯坦则利用毗邻阿富汗的优势，对这些“外籍战士”进行战术技能训练和意识形态教育，来自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军事装备和各类援助也通过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发送到这些“圣战”分子手中。相关统计表明，在1982～1992年间，来自43个国家的大约3.5万名穆斯林和阿富汗战士一道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另有成千上万人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接受了与战争有关的教育。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训练营为至少8万～9万名阿富汗人提供了为期10天到3个月的培训。(16)三是借助伊斯兰的旗帜将阿富汗抗苏战争宣传成一场“圣战”。里根总统不仅多次赞扬并接见这些参与抵抗运动的“圣战”人员，还称其为“自由斗士”、“具有美国国父一样道德的人”。这一点甚至还可以从苏联解密档案中得到证实，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联科学院在当时呈递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都曾提到，“阿富汗地下反革命的活动实际上是和泛伊斯兰敌对宣传结合在一起的”，它“把反革命说成是为伊斯兰教的自由正义和纯洁而斗争的运动”。(17)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曾经作为“外籍战士”的“阿拉伯阿富汗人”和阿富汗一起很快被国际社会所遗忘。直到“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才重新开始聚焦于“基地”组织和本·拉登所藏身的阿富汗，并试图重新认识和评估当年的阿富汗战争。(18)简言之，“阿拉伯圣战士”的参战或许并未对阿富汗抗苏战争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美国对阿富汗抵抗组织的援助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它推动了极端的伊斯兰主义从阿富汗向中东乃至全球蔓延开来，并逐步形成了“全球圣战主义”。其一，它不仅将毛杜迪、库特卜等伊斯兰“圣战”理论家们的思想付诸实践，并且由阿扎姆等人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圣战”思想，为日后全球“跨国圣战”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其二，来自中东和其他地区参加“圣战”的穆斯林激进分子或是在阿富汗接受了战火的锤炼，或是在巴基斯坦接受了三军情报局提供的军事训练。他们不仅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必要的军事技能，也密切了彼此间的联系，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网络，为全球“跨国圣战”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和组织基础。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留在塔利班武装力量中的“阿拉伯阿富汗人”大约有0.8万～1.5万人，分别来自沙特等中东国家，其中约有3000～5000人效力于本·拉登麾下。(19)巴基斯坦学者艾哈迈德·拉希德则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超过10万名极端分子和巴基斯坦政府、阿富汗战争搭上了关系。”(20)其三，它是第一次跨地域性国际“圣战”。其动员规模、地理范围、复杂程度和国际影响等都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国际“圣战”活动，并由此开启了全球“跨国圣战”运动的一个新时代。正像一些学者评论所说，“阿富汗圣战是一场‘全球化了的’冲突，它早在‘全球化’这一词汇风行之前即已开始。其中涉及了大量外国代理人、合作者、雇佣兵、间谍、挑唆者、军事顾问、国际军火商、医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21)其四，各类“跨国圣战者”所参与的阿富汗战争开创了人类暴力冲突的全新范式，那就是跨国性“圣战”运动与民族国家内战之间的有机融合，以及战争的非军事化和私有化。由于各类武装组织的卷入，人们已经很难区分士兵和罪犯、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也使得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22)的经典论断失去了意义。在以“非军事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所谓“新战争”中，平民既成了战斗人员，也是受害者。它们不同于等级森严、令行禁止的常规军队，很少接受军令的约束，甚至“从未听说过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这些战斗人员所采用的暴力尤为残忍，而且往往“不加区分”。(23)不幸的是，此类战争形态随后迅速向全球主要热点冲突地区扩散。
“跨国圣战”运动的异化：“基地”组织勃兴
1989年苏联撤出阿富汗后，参与阿富汗战争的各类“跨国圣战分子”开始迅速向全球扩散。特别是1992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跨国圣战”运动进入了以构建真正的全球性网络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苏军从阿富汗正式撤出不久，庞大的苏联帝国也在1991年轰然解体。这两起影响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极大地鼓舞了来此参战的国际“圣战”分子。在他们看来，这是其“战胜一个信奉无神论的超级大国”的最好证明。(24)换言之，“既然一场‘圣战’就能摧毁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他们完全可以用另一场‘圣战’将另一个超级大国击倒在地，顺带把本国的政府一并推翻……只要一代战士能够不畏牺牲、献出热血和生命，一个新的乌玛世界就会再次降临人间。”(25)正是在这种宗教极端思想的激励下，越来越多的极端分子走上了“跨国圣战”之路。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正是在阿富汗战争后期建立并成长起来的“跨国圣战”势力中的典型代表。
1988年夏天，本·拉登带领追随者在白沙瓦创建了“基地”组织。该组织成立后不久，苏军即从阿富汗撤出，“基地”组织成员很快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1989年2月苏军撤离时，本·拉登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约有1万～2万人。其中，来自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摩洛哥、叙利亚等地的“阿富汗阿拉伯人”大约3000名，其余成员分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等地。(26)从“九·一一”事件后获取的档案可以看出，“基地”组织领导层曾经就未来去向问题进行过一系列争论。一些人试图去“解放”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还有的人准备打击“异教徒”阿拉伯政权。比如，对本·拉登影响甚大的艾曼·扎瓦希里就一直强调推翻阿拉伯世界“腐败政权”和“叛教政权”的重要性。这说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阿富汗圣战士们仍未将斗争矛头转向美国”，大多数人“也未被说服去推翻腐败的阿拉伯政权，而是继续聚焦于‘解放’被占领的穆斯林土地”。(27)1990年8月，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其后美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最终促使“基地”组织改变了立场。
根据本·拉登的公开声明，他认为美国在沙特驻军是“美国十字军及其盟友的军队对两大圣地——伊斯兰教奠基之所、启示之地、圣训之源，以及全体穆斯林祈祷之地的入侵”。(28)这一声明既是“基地”组织面对抗苏战争结束后新形势所做出的选择和回应，也是本·拉登等人“圣战”意识形态进一步演化的产物。就现实而言，大多数“基地”组织成员在战争结束后即面临严峻的现实困境：其一是“圣战者”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些阿拉伯人大都不受母国欢迎：他们还没去阿富汗的时候，就已经被母国政府视为格格不入者与极端分子。”尽管这些阿拉伯国家政府鼓励并资助他们前往阿富汗参战，但并未期望他们会在战争结束后回来。一些国家拒绝这些“圣战者”回国，曾经支持“圣战”活动最为积极的沙特当局将这些“圣战者”投入监狱，或是进行为期两三天的审讯。巴基斯坦也不再欢迎他们，于是“他们成了一群没有国家、漂泊无定的宗教雇佣兵”。(29)其二是圣战者身份的转换问题。在抗苏战争过程中，这些“圣战者”无不身披荣光，他们曾被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媒体誉为“穆斯林勇士”和“自由斗士”。然而，他们在战争中的付出和曾经作为“英雄”的神话在战争结束后旋即变得毫无意义，巨大的落差让不少人心理上无法接受。其三是这些“圣战者”的生活来源问题。随着抗苏战争宣告结束，无论是来自欧美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援助都随之减少，甚至连本·拉登自身的经济来源也开始受到各种限制。
在意识形态层面，“基地”组织虽然继承了赛义德·库特卜和阿卜杜拉·阿扎姆等人关于“圣战”的思想理论，但又和后者存在着一些明显分歧。特别是后来本·拉登在以扎瓦希里为首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影响之下，将“圣战”思想进一步激进化、扩大化、暴力化。比如，阿扎姆强调支持阿富汗人的“圣战”，而扎瓦希里则主张组建独立的阿拉伯武装，而不是混在阿富汗内战派系当中。又如，阿扎姆反对违反伊斯兰教义，针对平民发动袭击，而扎瓦希里则倡导针对敌人采取“无差别攻击”(Indiscriminate Attack)。简言之，“基地”组织所倡导的“圣战”思想主要有3个特征：其一，以打击“十字军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同盟”的名义，号召发动针对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圣战”，而非关注于阿拉伯国家内部的腐败政权或是迫切地建立一个“乌玛”。1998年2月，本·拉登和扎瓦希里等人在以“世界伊斯兰阵线”名义发布的声明和教令(fatwa)中指出：美国在中东发起战争并驻军的做法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屠杀穆斯林并占领耶路撒冷的关注”，“(通过‘圣战’)从他们的手中‘解放’阿克萨清真寺和神圣的麦加清真寺，使他们的军队离开伊斯兰的土地，打败他们，使之无法威胁任何一位穆斯林”。(30)其二，任意曲解并滥用发布“圣战”的权力，“使‘圣战’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历史上的“圣战”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发布命令，本·拉登既非宗教领袖，也不是合法的政治权威，却随意“以伊斯兰的名义宣布和发动‘圣战”’。(31)其三，曲解伊斯兰教教义，将“防御性圣战”的概念随意扩大为全体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并将“圣战”对象扩大到了无辜的平民群体。在前述声明中，本·拉登等人声称：“伊斯兰历史上的乌莱玛都会同意，一旦敌人摧毁了穆斯林的国家，‘圣战’就是一项个人义务……任何穆斯林，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存在可能，就应杀死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无论其为平民还是士兵，这是一项个人义务。”(32)如果说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圣战”组织主要是通过游击战来抗击外敌入侵的话，那么“基地”组织则完全突破了常规战争和游击战争的规则，沦为了一个完全不择手段的国际恐怖组织。
在活动策略和袭击战术方面，对于前述“圣战”思想的最广泛应用便是“无差别袭击”，尤其是自杀性攻击手段的大量使用。在历史上，“自杀性恐怖主义”(Suicide Terrorism)和“自杀性攻击(Suicide Missions)”并非新事物，近代俄国的“民意党人”和二战时期日军所谓的“神风”特攻队员都曾采用过这一战术。罗伯特·佩普指出，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在于进行“政治胁迫”(Political Coercion)。绝大多数自杀性恐怖袭击并非狂热分子孤立的随机行为，而是一个有组织团体“为实现其特定政治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一部分”。(33)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一做法在恐怖袭击当中并不盛行。1981年12月15日，伊拉克什叶派极端分子利用汽车炸弹袭击了伊拉克驻贝鲁特大使馆，造成包括大使在内的61人死亡、110人受伤。1983年10月23日，一个自称“伊斯兰圣战”的组织使用两辆汽车炸弹袭击了位于黎巴嫩的国际维和部队营地，造成241名美国士兵和58名法国伞兵遇难，整个营地被毁，美国和法国最终不得不撤出了黎巴嫩。这两起自杀性袭击的巨大影响和惨烈后果对后续恐怖活动影响深远，它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一个自杀性恐怖袭击的时代，采用此手段的极端组织、袭击数量、受袭目标等都出现了增长。据统计，1980～1993年的恐怖袭击数量一般每年不超过7起，只有1985年高达22起。1991～2000年，从事自杀性恐怖袭击的暴力团体增加了3倍，平均每年约有4.5个极端组织采用此一战术。2000年后，这一数字更是迅速攀升。2001～2007年4月，平均每年有12.3个恐怖组织采用这一战术。(34)在此过程中，“基地”组织所鼓吹的“萨拉菲圣战”思想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因为“萨拉菲圣战思想更像是意识形态而非宗教”，它不仅唤起了穆斯林对于其当前国际处境的危机感，同时构建了一种作为“乌玛”共同体成员的认同，并提出了解决当前困境的出路，即开展“武装圣战”。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与“猛虎”组织所采取的传统自杀性袭击相比，此类萨拉菲“圣战”组织所发动的自杀性袭击代表了一种自杀袭击的新模式，即“殉道”的全球化。(35)
在组织管理和行动运营层面，“基地”组织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跨国运营模式。其核心成员大约3000人，主要由“阿富汗阿拉伯人”组成。在决策层面，设有“舒拉委员会”作为其决策咨询机构；在管理层面，主要通过军事委员会(负责军购和军训)、资金和商业委员会(负责公司运营和筹资)、新闻委员会(负责出版圣战杂志和对外宣传)等机构来执行。此外，“基地”组织还通过提供资金、装备、训练，派出顾问等方式支持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1992～1996年，本·拉登共建立并装备了23个训练营，受其支持或资助的恐怖主义组织涵盖了中东、非洲、东南亚、中亚乃至欧美的广大地区。这些组织“犹如‘基地’组织的连锁店一样，只要按公司的配方进行生产就可以了。他们的行动不需要征求总部意见，且事实上可能也从未联系过，就能够生产恐怖活动产品。”(36)通过采用现代跨国公司的管理方式，借助被严重异化的“圣战”意识形态为纽带的松散跨国结盟，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不仅将触角伸向了全球各地，也使国际恐怖主义进入新阶段，“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基础就此奠定”。(37)至此，这个依旧打着“圣战”旗号的伊斯兰武装团体，已经彻底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信条和传统，异化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跨国恐怖势力。
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糅合：“伊斯兰国”崛起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后，“基地”组织等一批打着“圣战”旗号的国际恐怖势力在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击下疲于奔命。然而，美国在伊拉克推行的“政权更迭”和不期而至的“阿拉伯剧变”为这些跨国“圣战”势力与当地反叛武装进一步结合创造了机会。2014年6月，“伊斯兰国”(IS)正式建立和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的举动将第三波“跨国圣战”运动推向巅峰。
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针对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2003年3月20日，小布什政府在以“反恐战争”名义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又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在伊拉克实施了“政权更迭”。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不仅在国内形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也使其内部的政治平衡、教派矛盾和种族冲突随之凸显。一方面，作为萨达姆时期执政精英的大批前复兴党人在新的政治安排中处于被边缘化地位；另一方面，什叶派出身的新政治精英也无意推进真正的政治和解，而是对这些前执政精英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造成以国内两大教派为分野的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与此同时，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领导下的“统一和圣战组织”迅速坐大，并于2004年9月宣誓效忠本·拉登，更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2006年6月，扎卡维等人被美军击毙。几个月后，由“伊拉克‘基地’组织”、“伊斯兰圣战旅”等组成的“圣战士舒拉委员会”宣布成立“伊拉克伊斯兰国”，该组织主要致力于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它的建立“旨在表现一种质变”，即“叛乱组织转变成为负责统治一片领土的军事政治参与者”。(38)
2010年底，阿拉伯剧变发生，叙利亚由于国内抗议活动逐渐升级为内战，其东部与伊拉克接壤的哈塞克、霍姆斯、戴尔祖尔等省形成了巨大的真空地带；当年5月，藏匿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地区的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基地”组织在全球“圣战”运动中的领导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与此同时，驻伊美军也于当年底从伊拉克全部撤离，其国内反叛势力和“圣战”武装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减少。所有这一切都为“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会。2010年5月接任“伊拉克伊斯兰国”主要领导人的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大肆扩张，升级了其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行动。到2014年，该组织已经夺取了叙利亚境内的阿勒颇、拉卡、戴尔祖尔和伊拉克境内的安巴尔、尼尼微、迪亚拉等广大地区。路透社在2014年10月的一份评估中指出：该组织控制区的资产超过了2万亿美元，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29亿美元。(39)2014年6月底，巴格达迪宣布建立“伊斯兰国”，自称是全球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在宣布“建国”的同时，该组织还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治理架构。巴格达迪的两名副手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l al-Anbari)和阿布·穆斯利姆·土库曼尼(Abu Muslim al-Turkmani)分别掌管叙利亚和伊拉克事务，并有一个7人组成的“舒拉委员会”提供决策咨询。其下是内阁层级的委员会，包括财政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内务委员会、沙利亚委员会，以及情报机构和媒体中心。
早在宣布“建国”之前，该组织就因发展目标、权力分配和行动方式等开始与“基地”组织产生龃龉。巴格达迪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并自称“哈里发”的行为，更是彰显了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分歧。其一，尽管双方都以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紧迫性上明显不同。在理论上，“基地”组织同样支持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但本·拉登和扎瓦希里把这视为一个长期目标。尽管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伊拉克“基地”组织，但他们并不赞成在伊拉克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家”，也从未对控制领土表现出多大兴趣。(40)与此相反，扎卡维和巴格达迪一开始就把建立“伊斯兰国家”作为其“圣战”的目标，巴格达迪在2012年7月的讲话中表示：“我们将不再悖逆真主，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坚持这一信仰和道路，这一点从未也永远不会被取代或放弃。”(41)其二，双方对于“圣战”目标的选定也有着明显不同。“基地”组织坚持以打击“远敌”为核心目标的全球“圣战”战略，将其首要敌人锁定为美国，认为后者对于中东地区“腐败的独裁者”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如果以美国为袭击目标，就会迫使其撤出对这些政权的支持，从而为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奠定基础。(42)相比之下，“伊斯兰国”主要关注在本地区的武装斗争，其首要目标是作为“近敌”的伊斯兰世界“叛教者”(apostates)，特别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和伊拉克阿巴迪政权。因此，该组织对于攻击西方目标毫无兴趣。它“并不倡导对抗西方的战略战争，也不是西方主要城市‘九·一一’式恐怖袭击的已知策划者。”(43)其三，双方对待什叶派穆斯林态度迥异。“基地”组织同样把什叶派穆斯林当成是“叛教者”，但并不主张将其杀死，认为这种极端做法将会损害更广泛的“圣战”运动，分散对于美国的注意力，并造成“穆斯林在残杀穆斯林”的恶劣影响。然而“伊斯兰国”组织不仅把什叶派穆斯林视为“叛教者”，还将其作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首要目标。扎卡维甚至认为，什叶派对于逊尼派的历史仇恨不可能克服，“来自什叶派的危险要大于美国人，它们对于伊斯兰国家的损害和破坏性也更甚”。(44)“伊斯兰国”刻意挑动教派矛盾的做法既来自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仇恨和偏见，也源自其谋求全球逊尼派穆斯林支持的现实需要，客观上却加剧了两大教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快速崛起，除了其借助前述有利时机外，还得益于其有效的军事策略和国际动员。在军事层面，“伊斯兰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策略超过了以往所有的跨国“圣战”武装。关于“伊斯兰国”溃败前的真实军事力量，各方根据不同信息来源，给出了不同的评估数据。美国中情局估计约为2万～3.1万人；叙利亚人权观察人士认为，仅叙利亚境内就高达5万人；俄罗斯总参谋长认为大约为7万人；巴格达安全专家希沙姆·哈希米(Hisham al-Hashimi)认为，总数大约为10万人；而库尔德军事领导人则认为，总数大约为20人。(45)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足以让历史上出现的其他跨国武装力量相形见绌。与此同时，“伊斯兰国”通过吸纳前萨达姆时期的1000多名复兴党军事精英，并夺取伊拉克政府军遗弃的军事装备，完全具备了开展常规地面作战的能力。与此同时，它还能娴熟地开展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或是开展无差别的自杀性袭击。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尽管这些战术已为“基地”组织、塔利班等所用，“但是没有哪个极端势力能像执行总体战略规划那样，采取如此广泛的军事战术”。(46)在“伊斯兰国”庞大的武装力量当中，还有着为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战士”和“国际圣战分子”。根据美国苏凡集团(The Soufan Group)2015年12月发布的评估报告，约有2.7万～3.1万人参加了“伊斯兰国”，它们来自全球至少86个国家。(47)2017年10月，该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中认为，从2014年6月“伊斯兰国”宣布建立“哈里发”前后至今，已有超过110个国家的4万人参加了“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斗。(48)从历史上看，如此规模庞大的跨国动员，在战后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无论是在人员数量，还是在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它都已远远超过了当年的阿富汗战争、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这一方面得益于“伊斯兰国”有效的国际化宣传和跨国运营，更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网络的大规模应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所造成的普遍的反美情绪，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交流便利和反全球化、反西方情绪。(49)
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国”在意识形态、运作方式、国际影响等方面已经完全超越了“基地”组织，它既代表了新一轮全球“跨国圣战”运动的顶峰，也是这场“跨国圣战”运动中所产生的“超级怪物”，其本质是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糅合。特别是由于其理论建构能力和跨国动员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基地”组织，它对整个国际安全的危害和影响也远非“基地”组织所能比拟。面对“伊斯兰国”所展现的这些特征，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传统的恐怖主义定义或许已经不再适用于该组织。
后“伊斯兰国”时代全球恐怖主义发展态势
随着2017年以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的持续失利，该组织所代表的“跨国圣战”势力被迫开始了新一轮转型，全球“跨国圣战”运动以及作为其最激进势力的国际恐怖主义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
2017年10月17日，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军”收复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首都”拉卡。在此之前，该组织在伊拉克境内的重要据点摩苏尔已在7月被攻下，据称其最高领袖巴格达迪也在摩苏尔之战中遇袭身亡。12月9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过电视讲话宣称：已经彻底清除了“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境内的存在。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驻叙利亚空军基地时也表示，鉴于主要作战任务已经完成，俄军会分批从叙利亚撤离。显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和持续扩张已经结束，全球反恐已经进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所谓后“伊斯兰国”时代，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及其影响已经彻底消亡，或是其所代表的全球“跨国圣战”运动已经偃旗息鼓，而是指其作为一个超大型跨国军事政治实体的存在已经终结，短期内要想重现昔日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举动已不复可能。该组织不仅会通过化整为零、改变效忠、转入地下等方式继续在这一地区活动，未来还将通过其跨国网络和“圣战老兵”返乡加速在全球扩散，乃至形成新一轮恐怖活动浪潮。与此相对应的是，近年来以“伊斯兰国”为主要打击目标的全球反恐战争也将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就目前情势来看，未来“伊斯兰国”组织及其追随者的发展前景不外以下几种可能：其一，通过改变效忠(baya)加入其他“圣战”组织。一旦该组织所谓的“哈里发”巴格达迪被证实死亡，一些成员和海外组织将会改变效忠，转而投奔诸如“基地”之类的其他国际“圣战”组织。倘若更具“魅力”的拉登之子哈姆扎取代曾经驱逐过巴格达迪的扎瓦希里，那么投奔“基地”组织的人可能会更多。其二，转型为地下组织。留在当地的残余势力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如果巴格达迪的确已经死亡，该组织也可能会推举出新的“哈里发”，也可能会因为权力斗争陷入内讧当中。但不管怎样，“即便是领土被压缩，无法继续公开存在，该组织领导层肯定会寻求海外支持者，包括返乡的老兵们的支持，以维系‘伊斯兰国’组织的名号。”(50)其三，通过跨国网络向全球扩散。根据苏凡集团发布的最新报告，截至2017年10月，已有至少33个国家的5600名“伊斯兰国”“圣战”老兵已经返回故土(参见表2)。如果考虑到许多参战人员是通过非法的秘密渠道出入境，其实际数字应当更高一些。俄罗斯总统普京2017年2月表示，在来自俄罗斯及中亚诸国的9000名“外籍战士”当中，返乡者约占10％。激进化意识网络(RAN)在7月份的评估中也指出，约有30％来自欧洲的“外籍战士”已经返乡。其中，来自英国、丹麦和瑞典的返乡老兵可能已接近50％。(51)
尽管国际社会对于这些返乡的“外籍士兵”是否会对自己的母国和藏身地构成威胁一事存在争论，但其中一些人肯定会继续在伊斯兰世界或其他地区从事“基地”和“伊斯兰国”所宣扬的“暴力圣战”活动，这一点早已在阿富汗“圣战毕业生”身上得到了证实。事实上，过去两年来，伊拉克和叙利亚周边的中东国家，以及邻近的欧洲国家正在成为“伊斯兰国”进行渗透和发动外围袭击的“重灾区”。联合国反恐办公室(UNOCT)在2017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由于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此前的阿富汗战争和波黑内战，来源地又极为广泛，外籍恐怖分子(FTF)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跨国安全问题”。这些前往叙利亚战区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激进化，或是接受战斗技能训练，被灌输极端思想，建立社会关系网，形成共同的忠诚，进而形成“未来自主性跨国恐怖组织细胞的基础”。(52)
与“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及其“圣战”老兵的“有形存在”相比，另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或在于其所宣扬的“萨拉菲圣战”意识形态的全球扩散，及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取得的军事成就的激励作用。这种无形的潜在影响，并不会因为“伊斯兰国”的军事失败或领导人死亡而迅速烟消云散。其一，“伊斯兰国”所鼓吹的通过“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以“建立横跨整个世界的帝国”思想及其实践，不仅超越了“阿富汗圣战”和“基地”组织的理论想象和阐释，也是对全球激进“圣战”势力的极大鼓舞。一方面，“在建国的理论和实践上，‘伊斯兰国’遥遥领先于其他组织。”(53)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倡导通过“萨拉菲圣战”建立一个“哈里发帝国”，也即现实中的“人间天堂”，而不是单纯地以自杀性“殉道”换取身后进入天堂的入场券。这一思想及其实践，无论是对于其他“跨国圣战”组织还是对于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而言，都有着较强的感召力。其二，就军事层面而言，“伊斯兰国”将常规军事战争、游击战和恐怖袭击3种方式融为一体的军事策略，不仅超越了战区与非战区的地理限制，也打破了士兵和平民、和平与战争的传统分野，大大超出了以往军事家们对于武装冲突的传统认知和想象。这种类似于“超限战”的战略战术及其实践，势必会为今后包括武装内战、“跨国圣战”、国际恐怖组织等在内的其他暴力团体所效尤，并将加剧未来国际暴力冲突的烈度和广度。其三，“伊斯兰国”以“跨国公司”加“准政府”的管理运作模式，以社交网络作为跨国活动空间和宣传战平台等做法充分发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并使其获得了与自身实力无法匹配的成就和影响力。就此而言，“伊斯兰国”在此领域的实践和经验，同样会为其他跨国犯罪集团所借鉴和仿效，只不过这些影响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慢慢体现出来。
毫无疑问，“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失败会削弱其在“萨拉菲圣战运动”中的影响力，全球“跨国圣战”运动也将会面临新一轮洗牌。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和“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之间围绕全球“萨拉菲圣战运动”领导权的争夺仍将继续下去。尽管“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和跨国网络方面仍有强大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地”组织可以马上取而代之，轻易地重获“跨国圣战”运动的领导权。这部分是因为在“九·一一”事件以来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基地”组织的核心架构和指挥层已经连遭重创，部分是因为在西方国家强势的战略传播和反恐话语塑造过程中，“基地”作为反西方先锋的形象已经被严重削弱。加之“基地”组织在网络空间和信息技术应用，以及对外信息传播方面都远逊于“伊斯兰国”，其未来能否重新获得全球圣战运动领导权还存在一些未知因素。
从全球反恐的角度来看，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事逐渐平息，未来二者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地位和关注度将会有所下降，但其周边地区的中东国家仍将是全球反恐的重点关注所在。其一，伊拉克和叙利亚周边地区不仅是“外籍战士”的主要来源，也是近年来“伊斯兰国”着力渗透的重点区域。随着战事结束，越来越多的“圣战”老兵开始返回故土，其对当地安全局势的影响也会随之增加。2017年11月25日，“伊斯兰国”西奈分支在埃及北西奈省一苏菲派清真寺内制造了恐怖袭击，造成305人死亡、128人受伤。(54)这足以表明，其各地分支仍有能力发起协调一致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其二，“阿拉伯剧变”以来，阿拉伯世界各国大多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不少国家还未能从政治与社会震荡中恢复。除了“伊斯兰国”肆虐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外，也门、利比亚、突尼斯等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暴力冲突局面。无论是经济发展迟缓、民生凋敝，还是国内政治动荡、暴力活动频发，都将继续为“跨国圣战”势力提供非常有利的外部生存环境。其三，除了中东阿拉伯各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转型影响之外，整个中东地区目前还处在地缘政治均势和地区秩序同步瓦解后的重建时期。(55)一方面，美国因近年来相对实力下降，干预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开始同步减弱，其在中东反恐和其他国际热点事务中表现得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并在新一轮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中获得相对优势，其参与塑造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意愿也明显增强，这也是当前中东地区的代理人战争、教派冲突和“跨国圣战”活动难以平息的重要原因。
余论：后“伊斯兰国”时代全球反恐何为?
我们对于恐怖活动的思考并不能局限于恐怖活动现象本身，而是要在更为宏大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视野下来认识这一问题。全球“跨国圣战”运动正是我们理解当今国际恐怖活动的一个关键所在。尽管“跨国圣战”并不等同于国际恐怖主义，但它却在客观上为当今国际恐怖活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组织基础。从战后历次“跨国圣战”运动的历史发展来看，每一次“跨国圣战”运动都会伴随着更为激进的“圣战”思想阐释，更大规模的跨国动员，以及更为残忍、血腥的恐怖活动浪潮。随着当前全球“跨国圣战”运动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未来全球反恐形势或将更为严峻。一方面，失去常规作战能力和固定控制区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或会更多地依赖于“无差别”的恐袭手段，大量曾经在此参战的“圣战”老兵也正在像“阿富汗毕业生”一样快速向全球扩散；另一方面，受其“建国”成就激励的全球各种恐怖势力、追随者和模仿者仍会信守其激进且被异化了的“圣战”信条，采取其惯用的恐怖手段开展活动。这将意味着除了传统恐怖活动之外，未来或将出现更多孤立的、无组织的“独狼”恐怖活动。
为应对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国际恐怖活动，第一，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国际恐怖主义现象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根源，进而采取科学的应对之道。面对“跨国圣战”运动所诱发的国际恐怖主义，首先要在意识形态层面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利用正确的教义阐释与科学理论逐一揭露并批驳极端主义“圣战”理论的荒谬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还要通过深入的文明对话与交流化解不同宗教与文化之间的误读与隔阂。正像卡恩斯·洛德所说：“从长远看，不摧毁激进伊斯兰主义，或至少瓦解其关键机构和政治力量的其他来源，是不可能在反恐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56)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比如，英国政府在2009年6月公布的《英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我们当前反恐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应对‘基地’组织背后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激发了暴力恐怖主义。”(57)为此，英国政府已将阻止“激进化”作为其反恐政策的四大支柱之一。
第二，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建立一个高效、广泛的跨国反恐合作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无论是国际恐怖活动，还是“跨国圣战”运动，都具有明显的“洼地效应”，总是会流向社会治理能力低下、安全防范薄弱、极端思想浓厚、同情者和支持者较多的“洼地”；另一方面，部分民族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对于“跨国圣战”和国际恐怖势力的工具性利用与支持也是其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后冷战时代，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支持对于反叛势力至关重要。1990～2001年，约有73％的恐怖势力在其他国家而非目标国开展活动。(58)对大多数现代主权国家而言，在自己领土上打击恐怖犯罪活动是国际法赋予本国政府的基本权利，但对于超越自己边界的恐怖活动则往往无能为力。当代国际恐怖势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以境外为基地开展活动，从而使自己免于被受害国报复的风险。“更糟的是，由于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恐怖分子走向国际化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59)对此，国际社会不仅要深化对于国际恐怖主义危害的认识，摒弃以邻为壑的侥幸心态，更要加强国际合作，构建一个最广泛的国际反恐合作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反恐中的“洼地”，使恐怖势力最终无处遁形。
第三，以全球反恐战争为契机，在新一轮国际格局转型过程中建立一个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揆诸历史，当代“跨国圣战”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无不与某些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黩武主义有关。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跨国圣战”运动浪潮，同样与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政权更迭”政策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国际反恐合作首先要摒弃一些超级大国长期奉行的“双重标准”和单边主义政策，尤其是西方国家在“九·一一”事件后以“反恐战争”名义所建立话语霸权和行为霸权。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还要在反恐合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等国际事务中充分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诉求，承担起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并提升反恐能力的国际责任，以调动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的积极性。简言之，通过深化全球反恐合作，在新一轮国际格局转型过程中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而消除造成“跨国圣战”运动和滋生恐怖主义的国际土壤。这种努力既是在国际反恐领域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新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应有之义。(60)
注释：
①James D.Fearon,“Civil War &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Daedalus,Vol.146,No.4,Fall 2017,pp.20-21.
②Thomas Hegghammer,“The Rise of Muslim Foreign Fighters:Isla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Jiha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3,Winter 2010/11,p.53.
③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970-1979)》第十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2页。
④Ahmad S.Moussalli,Radical Islamic Fundamentalism: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of Sayyid Qutb,Beirut,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1992,pp.205-208.
⑤又译为“汉志”，位于沙特西部沿海地区，辖区内因拥有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而闻名于世。
⑥Thomas Hegghammer,op.cit.,p.80.
⑦Ibid.,p.85.
⑧H.Sidky,“War,Changing Patterns of Warfare,State Collapse,and Transnational Violence in Afghanistan:1978-2001”,Modern Asia Studies,Vol.41,No.4,2007,p.863.
⑨[俄罗斯]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508页。
⑩[美国]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张鲲、蒋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11)R.Kim Cragin,“Early History of Al-Qa'ida”,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51,No.4,2008,pp.1052-1054.
(12)[美国]劳伦斯·赖特：前引书，第117～119页。
(13)Bruce Riedel,Deadly Embrace:Pakistan,America,and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Jihad,New Delhi: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dia,2011,pp.24,33.
(14)Thomas Hegghammer,op.cit.,pp.86-88.
(15)Bruce Riedel,op.cit.,p.27.
(16)Ibid.,pp.24,33.
(17)《苏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敌对宣传的基本方针给苏共中央的报告》附录(No.06102，1980年8月5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关于阿富汗形势的分析报告》(No.06009，1981年5月)载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3～454页、555～580页。
(18)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支持阿富汗“圣战”与苏联入侵之间并无联系，理由是美国在此之前已决定介入阿富汗事务，但并不否认这一政策与当今国际恐怖活动之间的关联。See John Prados,“Notes 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Afghanistan”,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9,No.2,2002,pp.466-471.
(19)H.Sidky,op.cit.,pp.862-863.
(20)[巴基斯坦]艾哈迈德·拉希德：《塔利班：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钟鹰翔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
(21)H.Sidky,op.cit.,p.852.
(22)[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2～45页。
(23)H.Sidky,op.cit.,p.872-873.
(24)Ibid.,p.867.
(25)[巴基斯坦]艾哈迈德·拉希德：前引书，第131～132页。
(26)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Library of Congress,The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Terrorism:Who Becomes a Terrorist and Why? San Bernardina,CA,April 17,2015,pp.116-117.
(27)R.Kim Cragin,“Early History of Al-Qa'ida”,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51,No.4,2008,pp.1056-1057.
(28)Usama Bin Ladin,“Declaration of War”,August 1996,in Barry Rubin and Judith Colp Rubin edited,Anti-American Terrorism and the Middle East:A Documentary Reader,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37.
(29)[美国]劳伦斯·赖特：前引书，第185页。
(30)World Islam Front,“Statement:Jihad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February 23,1998,in Barry Rubin and Judith Colp Rubin edited,Anti-American Terrorism and the Middle East:A Documentary Reader,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50.
(31)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47页；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第35～41页。
(32)World Islam Front,“Statement:Jihad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February 23,1998,in Barry Rubin and Judith Colp Rubin edited,Anti-American Terrorism and the Middle East:A Documentary Reader,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49-151.
(33)Robert A.Pape,Dying to Win,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New York:Random House,2005,p.21.
(34)Assaf Moghadam,The Globalization of Martyrdom:Al Qaeda,Salafi Jihad,and the Diffusion of Suicide Attacks,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8,pp.38-40.
(35)Ibid.,pp.26,46-49.
(36)汪毓玮：《恐怖主义威胁及反恐政策与作为》(上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25～126页。
(37)美国“9·11”独立调查委员会著：《“9·11”委员会报告》，史禺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38)[英国]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姜奕晖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39)Jean-Charles Brisard and Damien Martinez,Islamic States:the Economy-based Terrorism Funding,Thomson Reuters,October 2014,p.3.
(40)Daniel L.Byman and Jennifer R.Williams,“ISIS vs.Al Qaeda:Jihadism's Global Civil War”,February 24,2015,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isis-vs-al-qaeda-jihadisms-global-civil-war,2017-11-20.
(41)Cole Bunzel,“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alysis Paper,No.19,March 2015,p.7.
(42)Daniel L.Byman and Jennifer R.Williams,op.cit..
(43)[英国]查尔斯·利斯特：前引书，第10页。
(44)Cole Bunzel,op.cit.,p.14.
(45)Malcolm Nance,Defeating ISIS:Who They Are,How They Fight,What They Believe,New York:Skyhorse Publishing,2016,pp.42-44.
(46)[英国]查尔斯·利斯特：前引书，第10页。
(47)The Soufan Center(TSC),Foreign Fighters:An Updated Assessment of the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into Syria and Iraq,December 2015,p.4.
(48)Richard Barrett,Beyond the Calphate:Foreign Fighters and the Threat of Returnees,The Soufan Center(TSC),October 2017,p.7.
(49)参见王震：《“9·11”以来全球反恐战略困境探析》，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16～28页。
(50)Richard Barrett,op.cit.,p.15.
(51)Ibid.,pp.7-10.
(52)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Counter-Terrorism,“Enhanc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eign:Terrorist Fighters Phenomenon in Syria”,July 2017,http://www.un.org/en/counterterrorism/assets/img/Report_Final_20170727.pdf,2017-11-10.
(53)[英国]查尔斯·利斯特：前引书，第11页。
(54)郑凯伦：《突遭重大恐袭 埃及反恐形势再起波澜》，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11/25/c_1122010695.htm，2017-12-15。
(55)一些国内学者称其为“三期叠加”现象，即地区政治秩序崩溃后的重建期、地缘政治力量均衡的重构期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发生了重合。参见李绍先：《“三期叠加”的中东大乱局》，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23/c_128559614.htm，2016-12-25。
(56)[美国]奥德丽·库尔思·克罗宁、詹姆斯M.卢德斯等：《反恐大战略：美国如何打击恐怖主义》，胡激、李莎、耿凌楠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189页。
(57)Cabinet Offic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Kingdom:Update 2009-Securit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June 2009,p.78,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29001/7590.pdf,2016-05-19.
(58)Daniel Byman & Peter Chalk et al.,Trends in Outside Support for Insurgent Movements,Santa Monica,RAND,2001,pp.9-17.
(59)Navin A.Bapat,“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rrorist Campaigns”,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24,No.4,September 9007,pp.265-267.
(60)参见王震：《关于全球反恐战争转型问题的再认识》，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5期，第47～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