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美国高等教育的公平与卓越》威廉·鲍恩等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by William G. Bowen, Martin A. Kurzweil, and Eugene M. Tob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Susanne C. Pichl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453 pp., $18.95 (paper)

《入学的代价：美国统治阶层如何积挤进名牌大学》丹尼尔·戈尔顿The Price of Admission: How America\'s Ruling Class Buys Its Way into Elite Colleges—and Who Gets Left Outside the Gates by Daniel Golden Crown, 323 pp., $25.95

《多元化的麻烦：如何学会喜爱身份忽略不平等》沃尔特·迈克尔The Trouble with Diversity: How We Learned to Love Identity and Ignore Inequality by Walter Benn Michaels Metropolitan, 241 pp., $23.00

《没有灵魂的卓越：名牌大学忘掉了教育》哈利·刘易斯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by Harry R. Lewis Public Affairs, 305 pp., $26.00

《表现不佳的大学:坦率看待学生到底学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德里克·博克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 by Derek Bo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13 pp., $29.95

《思想的力量：美国自由学习的改造》唐纳德·莱韦尼 Powers of the Mind: The Reinvention of Liberal Learning in America by Donald N. Levin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99 pp., $39.00

第一章

在去年感恩节前的星期二，学生报纸《哈佛红》（The Harvard Crimson ）发表了经济学专业二年级学生的抗议文章，主张取消感恩节所在周的所有课程。他写到因为很少学生喜欢周末后度假前这段时间泡在学校，因此，哈佛应该像耶鲁那样取消“反家庭不友好”的上课一直到周三的规定。这个学生没有想到圣诞节假期前短暂回家再返校的旅行对有些同学来说是多大的经济负担。[1]

这个事实非常说明问题。哈佛大学90%的学生来自收入超过全国中位水平的55000美元的家庭，负责招生工作的哈佛领导几个月前在《哈佛红》报纸上说在哈佛，确定“中等收入水平”的标准是110,000到200,000美元。对于这些学生，当然还有更富有的同学，乘飞机回家甚至飞到墨西哥坎昆（Cancun）或者巴巴多斯岛（Barbados）度假都不成问题。

有钱人家的孩子到美国最富裕的大学上学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历来如此。但是如今的学生总体上说比从前的学生更有钱了。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在11个名牌大学的样本中，来自全美家庭收入最低四分位点的家庭的学生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大概在10%左右。但是在这同一时期来自最高四分位点的家庭的学生比例大幅度提高，从原来的三分之一猛增到一半。如果校园附近商店和饭店的大幅度增加能够说明问题的话，这个趋势如果不是加速前进，至少仍然在继续。如果该样本再扩大到前150所大学，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人数就下降到3%。[2]总而言之，美国名牌大学里穷人孩子很少，富人的孩子越来越多。

所有这些好像和常春藤大学或者其他名牌大学冠冕堂皇的招生原则相冲突，因为他们口口声声宣扬的只看学业和素质不问家庭背景（need-blind）。这意味着在决定是否录取的时候不考虑报考者的学费支付能力。因为该政策常常伴随着承诺为不能支付全部费用（当今的常春藤学校45000美元）的录取学生提供充足的奖学金，所以是相当昂贵的。它需要学费减免的体系，依赖按规定支付学费和其他费用的学生帮助享受费用减免的学生，要求学校大量投资来确保奖学金所需要的资金。

这些值得称道的承诺是普遍对自由主义充满敌意的社会中自由主义再分配的残余形式。但是实际上，不管经济状况只看学业和素质只是一个口号，除了说明报考者的来源外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报考者多数来自格林威治（Greenwich）或者密执安州格罗斯角（Grosse Point）等富裕地区,大学可以不用花多少钱就能维持这个政策。

美国名牌大学低收入家庭学生减少是什么原因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报考者减少了。正如威廉鲍恩，马丁·库茨威尔（Martin Kurzweil）和尤金·托宾（Eugene Tobin）在他们的书《美国高等教育的公平与卓越》中指出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就在“认知能力动机和期望，尤其是熟悉大学录取过程方面落在别人后面。”[3]许多人在正式竞争开始前很早就失去上名牌大学的希望了。

这些让人气馁的事实的起因和后果是复杂的，社会因此而付出的道德和物质代价将是巨大的。道德成本就是宣扬的机会平等理想和不平等加剧的现实的巨大鸿沟，所谓物质成本是“从来没有理由相信所有优秀考生都能够不需要帮助支付无论多么高昂的学费，正如鲍恩和同事说的“整个社会需要大学培养出来的所有人才。”

最富有的大学能够而且应该在招收贫穷学生方面做得更好，需要花费更多的钱来发现和资助贫困生。这些学校应该削减图书馆中的豪华休息间，宿舍区的豪华设施，这些似乎在说大学摆明了就是要讨好娇生惯养的学生，或吸引更多类似学生。大学可以对教授们要求更严格一些，不那么慷慨地奖励教练和管理者。就像从全国和全世界搜罗运动员一样，大学应该聘请更专业的招生官员到老城区和乡下选拔人才。

与此同时，如《纽约时报》奖学金之类私人慈善捐款已经参与确定公立学校“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学生，为他们提供部分奖学金，指导和暑假打工机会，帮助他们了解招生程序。有些获得大量捐款、心底善良的大学比如阿默斯特（Amherst）、哈佛、北卡罗莱那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以及最近普林斯顿等都开始朝向恢复公平的方向努力。[4] 阿默斯特的年轻校长安托尼·马克斯（Anthony Marx）努力从贫穷的地方的学校大量招生，阿默斯特还从地方社区学院中招收杰出学生作为插班生。[5]别的大学也开始停止从前有利于私立和富裕的郊区学校的录取项目，还有些大学对来自最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采用资助替代给予贷款的方式。[6]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和安德鲁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主席鲍恩想让名牌大学加大给予贫穷家庭考生明显的优惠，这些已经克服了种种困难“进入可以信赖的候选行列”。[7]他实际上是在呼吁对贫穷学生的赞助性措施。

第二章

尽管这些建议被校长和学校董事会讨论，或至少人们希望他们辩论这些，但是大学的口头宣传和实际做法之间的巨大差距让人觉得它们越来越虚伪。美国大学近来倾向于被敌人和朋友描述为左派的阿拉莫（Alamo），是拒绝与政治和公众生活中自由派合作的自由思想的最后堡垒。但是在这些自由派来自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进去的大学的情况下，他们献身平等和民主的证明书又有多大的可靠性和说服力呢？

最近一些尖锐批评大学的书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中丹尼尔·戈尔顿的《入学的代价：美国的统治阶层如何挤进名牌大学，将其他人被排斥在外》的抨击最为猛烈。[8]它举例说明了鲍恩的观点：

如果人们相信有钱人不管有没有水平就可以进入名牌大学，而有能力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反而被拒之门外，民主合法性的意识就会受到破坏。

这正是为《华尔街杂志》撰写教育文章的戈尔顿相信的观点。在他看来，虚伪的味道已经臭不可闻了。他认为精英大学抛弃了非常聪明大有前途的学生，为特别有钱的人预留名额，整个过程简直就是针对富有的白人子弟的赞助性优惠措施。

为了说明观点，他举了一系列肮脏的故事试图显示有钱人如果扭曲制度达到自己的目标。这让我想起一个很可靠的故事，纽约市私立学校的高中毕业生和他的升学辅导员（college counselor）的会面。这个辅导员试图帮助他们准备大学面试，问到如果人家问你选择这个大学希望给学校带来什么样的贡献时怎么回答，一个学生说“我非常开朗活泼”，另一个说“我非常热心社区服务”。一个年轻人说了简单的一句“图书馆”让讨论出现了出人意外的逆转。辅导员有点惊讶，问到“图书馆，你的意思是什么？”“啊，我爸爸答应为我愿意上的大学捐款盖图书馆。”戈尔顿的书等于是指控大学在排队等候爸爸的捐款呢。

他列举了大学的名字。杜克大学表现尤其糟糕，其次还有布朗、哈佛等常春藤院校。他还列举了接受这些学校好处的名人，明星，政客，投资银行家，风险企业家,他们对母校都非常慷慨。按照戈尔顿的说法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孩子甚至朋友的孩子报考这些学校时得到事实上的优惠照顾。有些情况是令人震惊的，学校发展部传递给招生办一个条子要求录取竞争力很差的考生。

但是这样的条子常常遭到拒绝，虽然可能有些情况下确实按条子的吩咐录取了，同样真实的是，私立大学有合法的利益照顾忠诚的校友群体，这对于它们筹款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就包括为贫穷学生提供经济资助。考虑到报考名牌大学的考生人数大量增加，（超过两万人已经不是罕见的情况），校友子女或者其他特权家庭都比从前更困难了。

比如在耶鲁，在1960年的时候，校友子弟报考的话录取率超过三分之二。从那以后，这个比例下降了一半，所有这些名牌大学都在激烈争夺聪明勤奋学生。[9] 戈尔顿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但是只暗示了耶鲁等名牌大学里面学生的高考试成绩和名牌中学。考虑到这个信息，他所谓的家庭背景的影响看起来非常反常的。不是提供证据显示“精英掌握了永久占据优势地位的艺术，”相反，原来拥有传统家族优势甚至非常富裕的家庭要想让孩子进入他们曾经求学的大学也变得非常困难了。《入学的代价》是个专门揭发丑事的道德故事，里面坏蛋多，英雄少。其中一个英雄是“加州理工学院,戈尔顿说比任何别的名牌大学都更接近纯粹按照学生素质来录取。[10]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是个伟大的学校，它的录取标准是非常纯粹的。但是它培养青年科学家的核心任务很难成为其他大学的榜样。

正如戈尔顿指出的，加州理工学院在2008班级里录取了一个黑人学生，里面女生只有30%。它的招生录取官员自己承认非常痛苦地发现必须拒绝一些充满激情和才华的考生，因为他们来自非名牌高中，缺乏高级选拔性课程的成绩证明其科学天赋。更灵活的录取政策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给这样成绩单上有缺陷的学生一个机会。虽然加州理工学院不是他们求学的好地方，并不意味着他们被所有名牌大学拒之门外。

而且，如果名牌大学完全根据分数和考试成绩决定录取与否，只能确保学生都来自有钱人家庭，这正是戈尔顿反对的地方，因为考试成绩和家庭收入的密切相关关系已经有好多研究证明了的。[11] 戈尔顿在指出我们当今的大学录取制度存在严重问题是对的，但是通过考试和分数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正确的办法。

第三章

伊利诺斯大学英语教授沃尔特·迈克尔非常不满，但是他对存在问题的看法不同。他的不满不在大学招生或者发展部门,而在学术界的整个文化。在他看来，在阶级差异日渐扩大的情况下，这个文化已经位于逍遥自在和虚伪之间。他在《多元化的麻烦：如何学会喜爱身份忽略不平等》中说穷人

成为名牌大学里的濒危物种，不是因为大学设置穷人配额，也不是因为穷人上不起学，（哈佛大学借款给你甚至白给你钱），而是因为他们进不去。

正如鲍恩和他的同事表达的观点，这确实是真实的。迈克尔增添的内容是许多学界自由派人士自我欺骗、企图掩盖这个让人尴尬的事实，支持这个趋势或许非常不明智的。

他的意思是学术界左派（他尖刻地称为“所谓的左派”）花费精力攻击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虚幻的敌人。他相信这些从前的魔鬼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至少在学生来源的狭隘社会分层中没有歧视。结果，“进步性政治”常常包含对早已过去的糟糕事情的不满。但是迈克尔没有停止责骂“所谓的左派”陶醉在早已取得胜利的美好岁月中。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掩盖真正的问题，把阶级差别藏在“多元化”的烟雾和噪音下面。学界左派已经成为政治右派奖励富人惩罚穷人的帮凶。

迈克尔对多元化的鼓噪感到厌烦，我们很难指责他。过去，将少数民族排斥在大学门外的障碍是公开的种族歧视，外部身体特征和内在能力和素质之间的所谓联系（肤色，面部特征，或者身体类型等）[12] 但是现在，这种伪科学被戳穿了，“种族”这个词倾向于被当作文化的同义词来使用，一种建立在让人怀疑的或者至少不完善的前提基础上的对等，我们的祖先决定了很多，能够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迈克尔说“这种用文化代替种族的思维方式的问题在于用从前的种族俗套模式建立起新的文化俗套模式。[13] 非洲裔美国人就应该更喜欢爵士乐布鲁斯（blues）而不是勃拉姆斯（Brahms）。亚洲裔美国人被归结为一个类别，虽然他们可能自认为是老挝人或者基督徒，不管怎样，他们应该喜欢工程而不是诗歌。

迈克尔认为用文化观点代替种族理论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变化。为了实用的和分析的理由，他想让左派忘掉不管是种族的还是文化的多元化，（多元化就像痛风，是有钱人的问题）关注贫穷问题吧。一个讽刺性的诗篇（摘自另一个英语教授、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迈克尔·伯鲁波（Michael Berubé）。此人在最近的书中非常巧妙的表达了迈克尔的观点）。可能被称为《隔壁有钱人之歌》，名牌大学的多数学生都会唱：

我很遗憾我的先人对你的先人做过的事情，

那是肮脏的暴行，

请注意态度的变化

在我的斟满的酒杯上。[14]

且不说“我的人”和“你的人”到底是谁在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声称多元的种族背景，这种伴随歉疚和骄傲等感情的混合就像汽车不过是炫耀的工具而已。

除了种族歧视，学界左派痛斥的另外一个对象是性别歧视，正如哈佛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引起的风波，他指出男人和女人在智力水平上可能存在生理上的差异。迈克尔认为当今常春藤大学里面女生占一半，四个女校长（很快包括萨默斯的继任者,著名的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越来越多的女教职员的情况下，性别歧视也是一个虚假的敌人。他写到，在曾经是男人俱乐部的世界，女性主义就好像是“想让你呼吁的东西听起来像说华尔街女性和沃尔玛女性都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一样。”实际上前者很少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后者很多是歧视的受害者，不过最大的歧视是贫穷。总而言之，迈克尔说学界左派故意偏离了核心问题，平等机会的最大障碍不是种族或者性别问题，而是阶级差异。

迈克尔坚持常常引起学界冲动的三大社会罪恶—种族，阶级和性别中阶级已经从讨论中消失了，确实如此。但是在试图把阶级拉回来讨论时，他显得过于急迫地想消除其他两个罪恶。比如，他写到“那时因为他们缺乏家庭财富，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让黑人无法进入名牌大学”。这有点太武断了。它没有承认种族歧视长久的和微妙的恶劣影响，虽然不是大学的政策上，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就表现出来。虽然穷人的孩子进入或者名牌大学的优越文化中获得成功非常困难，但是对于那些既要跨越种族障碍又要跨越阶级障碍的学生就更加困难了。但是他坚持说“赞助性行动解决了已经不再存在的问题。”鲍恩不同，希望根据阶级为基础的优惠招生措施成为补充，而不是取代根据种族为基础的优惠。[15]

至于女性遭遇的歧视和劣势，迈克尔指出比如家庭暴力之类问题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是贫穷女性遭遇的问题。这里他也是言过其实的。他没有承认大学生活中的男性主导地位的残余，尤其是在某些科学领域，在招收和提拔女性专业人员方面非常缓慢。他也没有考虑比如儿童保护的要求，能够阻碍有钱的女性在事业上的发展。[16]

虽然如此，他的主要观点是公正的，学界自由派更喜欢轻飘飘的种族和性别问题而不是棘手的社会问题比如廉价外国劳动力对美国工人家庭的影响，地方所得税资助的公立学校体系里巨大的不公平，或者更接近大学本身的问题，自己的大学为什么不能招收和资助贫穷的高才生。我遇到很少的教授有兴趣仔细关心本校的招生政策，即便他们慷慨激昂谈论众多社会问题。[17]

迈克尔的著作涉及应该加快关于多元化在学术界及其社会上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等让人振奋的问题。他喜欢嚷嚷，甚至有点不诚实。但是在好的地方，他回顾了欧文·豪（Irving Howe）表现出来的对“幼稚的”新左派作为特权子弟在革命旗帜下前进的恼怒，而试图奋斗过上体面生活的老左派传统队伍只能看着游行队伍前进。

第四章

不管鲍恩，戈尔顿，迈克尔的口吻或者权威性有怎样的差异，他们都同意美国大学不是抗拒而是推动全国性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这不仅体现在大学录取学生方面，而且体现在大学的内部结构（校长工资在几个学校已经越过百万美元门槛），名牌大学的财富远远超过竞争者。（哈佛大学每年300亿美元的捐款现在已经比有些常春藤竞争者总体上的捐款还多。）

理想的大学，或许更好的词是想象中的大学如果不是灭绝了至少在慢慢消失。哈佛19世纪的伟大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所说的认为“奢华和学术是糟糕的结合”。大学已经成为臃肿和扩张的新机构，用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50年前使用的词汇已经不合适了。当他描述自己的“多元大学”（multiversity）是“由于共同的停车苦恼而集合在一起的一系列独立的学术承包商。”[18]这个“多元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大公司，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迈克尔·克罗（Michael Crow）称为“综合性知识企业”（CKE），是公司，政府，大学的一个联合体。其校园的研究、咨询核心作用越来越小，带来金钱和地位的国际市场的成分越来越大。对大量教职员来说，在校园附近停车不如接近机场更重要。

与此同时，全世界尤其是中国成立了新大学，美国大学需要从财政上和物质上扩张迎接挑战。所有类型的大学都参与其中，包括哈佛（获得250英亩的土地奥斯顿（Allston）查尔士河对岸的土地）哥伦比亚大学（在洽商购买北曼哈顿人口稀少的地区），主要的州立大学（卡罗莱那州立大学正在兴建百年校园(Centennial Campus)），甚至有曾经是60年代后反文化的前哨，相对小型的大学如罗切斯特大学（Rochester）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Santa Cruz）。

即使在最富有的大学，如小班讨论、个人导师等经过长时间证明了的自由教育的模式受到冲击，金钱和名声的强烈激励正在把教授们从教学推向科研。在这种增长和发展的影响下，大学招生的书很知趣地把重点放在大学从哪里招收以及如何录取学生。同样重要的问题如学生入校后到底在大学学习了什么东西，就不是人家关心的问题了。

尤其是在最名牌的大学里出现的情况是学生获得强烈的自我满足感。（迈克尔猜测赞助性行动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强化占优势的富裕白人学生的观点---他们仅仅因为是白人没有被录取）哈佛前校长陆登庭（Neil Rudenstine）与哈佛新生见面时总是告诉他们，虽然进入大学的第一天感到紧张、胆怯、无用，但哈佛将把他们培养成为自豪的，充满自信的，准备好对付任何人任何事情的人才进入社会。但即使成功的考生也会被整个申请过程弄得焦虑和情绪低落，把高中学习阶段变成追求卓越的狂热拼搏。可怕的矛盾在于因为名牌大学拒绝了越来越多有才华的学生，从人口统计的事实看许多好学生被排斥在常春藤学校之外，竞争的狂热让录取的价值越来越高，让被排斥的考生感到伤害和沮丧。

把这个体系向更明智和更平等的方向调整会遭遇很大困难。首先，大学招生体系帮助人们认识到招生模式改革的历史是产生意料之外后果的典型。今天的个人文章、面试、推荐等形式本来要确保学生性格、兴趣以及来源的种族和民族等的多样化，它是在20世纪初期设计出来，恰好是为了相反的目的：辨别和限制不大喜欢的考生，尤其是犹太人考生。[19] 半个世纪前引进标准化考试体系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打破特权阶层的孩子垄断名牌学校，从全国选拔最杰出学生，以迎接苏联威胁。名牌美国大学的任务从帮助有钱人孩子完成学业转变为美国培养杰出人才。[20] 今天标准化考试已经变成有钱人的工具，他们有很多的手段如昂贵的学校，SAT私人辅导教师等大幅度提高自己孩子的成绩。

这些讽刺和矛盾有多少被校长和封闭的董事会办公室管理者们讨论了呢，根本没有。戈尔顿，迈克尔甚至鲍恩都没有。寻找他们关心的证据的其中一个地方是在大学校长或者前任校长和教务长的书的稳定流（steady stream）。其中最近的例子来自杜克，耶鲁，普林斯顿，密执安，威斯利（Wesleyan）,艾莫雷（Emory）等名牌大学的现任或者前任校长。典型的情况是重新修订后的演讲文集，这类书倾向于是被过滤过的，管理者，校友，老师，学生，或者易受影响的大众等都是校长必须讨好的人，不敢得罪，所以非常谨慎。[21]

这些书里很少关于招生录取的内容，但是偶尔人们可以得到不和谐的甚至矛盾的激情。比如哈佛学院前教务长哈利·刘易斯（被萨默斯刷下来）抒情性地写到大学运动员作为生活在同学身边的年轻天才，生活在让人艳羡的，与普通生活的平庸乏味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而鲍恩哀叹显示运动员糟糕学业成绩的可怕统计数据，认为“当今形式的大学体育代表了对学术价值和教育卓越的独特威胁。[22] 威斯利和艾莫雷前任校长威廉·切斯（William Chace）甚至在《纽约时报》发表检讨自己从前行为的署名评论文章，称为“诚实的谈话”，他一直想对即将到来的新生说而从来没有胆量说出来的话。比如，他写到：

入学竞争激烈的大学（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来自家庭收入在上层的家庭。只要告诉我高中毕业生的邮政编码，我就可以告诉你他可能会上什么样的大学。[23]

最具有实际内容的校长著作是从1971年到1991年任哈佛校长现在是临时校长的德里克·博克写的《表现不佳的大学:坦率看待学生到底学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博克描述的大学形象如果不是机能障碍，至少是远远低于应该有的水平。他怀疑专业设置的连贯性和目的，描述海外研究项目简直就是海外游览观光，批评大学教师根本不关心学生是否学到了什么东西。总体上说，指责老师们忽略教学方法研究。他的很多观点是令人信服的，及时的，但是当他试图说高等教育宗旨的时候，他能做的最好事情是求助于当今支配地位的“批评性思考”陈词滥调，这个说法好像意味着有能力思考复杂问题。这个目标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它毕竟是工具性的，把学生作为接受培训的解决问题者，然后安排在社会中需要他们的地方。

第五章

不管是外边的批评家还是大学内部的管理者，这些书中没有一本详细谈论渴望知识和智慧带来的振奋，从新角度考察老观念的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正如鲍恩，戈尔顿和迈克尔坚持认为的，只有少数弱势学生能够进入名牌大学学习是丢人的事，同样紧迫的问题是芝加哥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莱韦尼注意到的：（斜体是他添加的）

我们时代高等教育的丑闻是声称提供教育的机构中这么少的人关注大学教育者声称要提供的教育到底是什么。

在《思想的力量：美国自由学习的改造》中莱韦尼已经探讨了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创立时期的芝加哥大学课程设置辩论的历史。他是个严肃的老师，不断针对世界和具体的学科发展上不断的变化而改变的故事，莱韦尼非常醒目地称为“人性力的培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承认教育是没有尽头的，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说的“学校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组织起来保证不断增长的力量而确保教育的继续维持。”它要求学生明白过去和现在，了解历史，科学，和当代社会的实质内容以便让那些知识瞄准未来难以预料的挑战。它要求老师和学生合作培养（博克推荐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正如伟大的芝加哥人文主义者理查德·麦克科恩（Richard McKeon）写的，学习文学和艺术为了培养“欣赏艺术，文化，和智慧价值，相对于随机联系起来的常常忽略欣赏的思考。”它要求大学向学生清楚说明培养的目标，大学老师尽到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责任。

莱韦尼显示伟大的研究型大学一直努力维持和刷新这些标准和目标。他描述不同学科的老师如何合作针对诸如“罪恶”或者“语言和全球化”等内容的“大问题”课程。他讨论了芝加哥大学只根据成功完成困难的综合考试而不是积累够了多少学分后而授予学位的简要实验。他描述了芝加哥大学一著名教授生物学家约瑟夫·施瓦布（Joseph Schwab）在讲解哲学文本的课程中回避“乱哄哄的课堂讨论，冲动的表现，激烈的发言，或一个又一个学生的提问等”喜欢“让一学生坐在发烫的座位上一会儿，尽可能彻底和创造性的拷问他，然后再转向另外一个的“经过控制的讨论”。

在当今大学，这种亲密的和深刻的教育受到威胁，已经很少见了。芝加哥校友李·舒尔曼（Lee Shulman）,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主席回忆坐在施瓦布课堂上的情景（冰冷潮湿的手,汗津津的额头,专心听讲的行为）今天，表现出这些症状的学生很可能放弃这个课担心成绩太差，老师很可能在学期末给他很低的分数。[24] 而且，如果任何“通才教育”要获得成功，教授需要不仅对学生严格要求，而且要对自己严格要求。愿意投入自己当学生时没有认真对待的课程和课本，或者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不幸的是，尤其是在名牌大学中的刺激和奖励机制对这种教学非常不利，大课比小课成本小多了。一个越来越专业化的老师很可能对通才教育关注很少，也不大可能对于通才教育到底是什么达成共识。即使对那些关心的人来说，花时间在本科生教学上也是不划算的，在大学里著作和科研成果才是获得提升和提高待遇的筹码。对于学生来说，思考的机会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竭力竞争获得职业学校的一个地位，这些地方认为分数是最重要的。正如哈佛前教务长哈利·刘易斯概括的内容：

学生上大学只是希望经济上成功，所以大学面对艰巨的任务，但是它们既没有给学生提供大学教育的连贯观点，也没有提供指导该如何自己寻找人生更大一点的目标。

鲍恩，戈尔顿和迈克尔的书重新关注教育的对象当然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根本问题是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教育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的方法就是询问美国大学能否反映最好的民主传统，对每个人的评价不是根据他的出身，他所属的团体，而是根据表现出责任和自由的独立的个人。

招生录取的大门开得更大些是实现那个目标的一个必要步骤，但是决不是充分的。大学只有在直面学生应该学习什么的问题后才能真正履行自己的责任。这是多数大学校长，大学排行榜的制作者和高等教育著作的作者们更愿意回避的问题。

Notes

[1] Adam A. Solomon, \"我们要放假：哈佛学生感恩节星期不应该上课”The Harvard Crimson, November 21, 2006.

[2] 数据来自鲍恩等《美国高等教育的公平与卓越》。11所大学是柏纳德（Barnard），哥伦比亚，欧柏林（Oberlin），宾州大学,普林斯顿，斯密斯（Smith）, 斯沃摩尔（Swarthmore）,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利（Wellesley），威廉姆斯（Williams）和耶鲁。当这个样本扩大到前146名大学，正如《高等教育记事》卡琳费舍尔(Karin Fischer)“名牌大学落后于穷人的需要” May 12, 2006),数字下降到3%。鲍恩还报道说19所大学里只有3%的学生是来自低收入家庭。(p. 163).

[3] 要了解贫穷孩子在早期就被甩在后面的细节，可以参看Betty Hart and Todd R. Risley, “早期的灾难：三岁时就有三千万词汇差距”《美国教育家》2003年春。

[4] 2007年元月，普林斯顿宣布学费冻结一年的决议更多是象征性的，没有实质意义，因为随之而来的是饮食住宿费用将近20%的增长。虽然这个决定让有钱的学生更容易上得起普林斯顿，但是它对不那么有钱的大学可能倒退的影响，被迫跟进。学费收入是学生获得经济资助的主要来源。冻结学费因此就对捐款提出了更多要求，而捐款往往有其他用途也很难满足这个要求。(参看Scott Jaschik, “普林斯顿冻结学费” InsideHigherEd.com, January 22, 2007和David W. Breneman“普林斯顿冻结学费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什么”InsideHigherEd.com, January 29, 2007)

[5] 参看“校园革命”《商业周刊》February 27, 2006.马克斯让人称道的倡议代价高昂（他估计需要一百万美元的捐款才能给每个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讽刺性的是，它可能危害该大学的声誉，因为招收成绩相对比较差的贫穷学生，阿默斯特可能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里被广泛阅读的大学排行榜中位置下降。

[6] 从前的招生项目优先录取私立学校或者富裕的郊区学校的学生，他们有经验丰富的大学顾问游说进入名牌大学，因为申请早，通常意味着如果录取就要承诺一定上这个学校。申请者就无法对比各个不同大学提供的经济资助的差异，而这个过程对于贫穷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学倾向于否认提前录取的学生对有钱人有利，但是当哈佛临时校长博克宣布哈佛将取消提前录取项目时，他承认“现在的这个过程表现出已经占优势的人的优势地位。”参看《纽约时报》2006年9月12日Alan Finder和Karen W. Arenson的文章“哈佛停止提前录取，称赞对弱势群体的壁垒”。

[7] 根据招收的运动员，少数民族，提前录取，校友子女等现行享受优惠的数据，鲍恩提议给予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像校友子女一样的优惠。

[8] 应该说戈尔顿是30年前我在哈佛工作时的学生，一个我尊重和佩服的人。

[9] 这个录取的比例仍然是非校友子女考生的三倍。因为耶鲁校友子女通常在学业上得到充分准备，和整个考生对比可能产生误导。

[10] 戈尔顿也羡慕纽约市的进科学与艺术库帕联合会 （Cooper Union），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学校，不收学费，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山区伯利尔学院（Berea College），一个由废奴主义者牧师创建的人文艺术大学，也不收学费，局限于招收全家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伯利尔支付部分费用通过要求学生在校园维护和管理方面做些工作。这两所大学都非常好，但是它们的招生模式和独特的招生措施其他学校来模仿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11]比如，2004年，来自家庭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学生的平均SAT成绩是1115，而收入在3万到4万美元的家庭的学生成绩是960。参看鲍恩等《美国高等教育的公平与卓越》p. 82, 迈克尔《多元化的麻烦》p. 98.

[12] 比如犹太人的录取配额的历史，他们曾被看作独特的种族，在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的书《入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招生秘史》(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 2005)中有详细的描述。戈尔顿引用逸闻趣事和考试成绩的不同证明在私立名牌大学存在针对所谓新犹太人的亚裔学生的配额。

[13] 迈克尔在他从前的书《我们的美国：本土主义，现代主义和多元主义》(杜克大学出版社, 1995)）中追溯了从种族到文化的转移的历史。在本书中，他根本没有提到赞助性行动的回降，最近在比如加州和密执安州进行的全民公决在公立大学的录取中取消种族问题上的照顾。戈尔顿暗示，尽管贬低这个观念，名牌大学设定招收亚裔美国人的数量限制，他没有表明立场是否他们受到事实上的配额的约束。

[14] 迈克尔·伯鲁波《人文艺术的人文性在哪里？课堂政治和高等教育的偏见》(诺顿出版社, 2006), p. 93.

[15] 种族问题确实仍然存在。非洲裔美国人大学生的学业比他们的SAT成绩预测的结果要差，“随着SAT成绩的提高，预测和实际情况的差距就更大。”参看Douglas S. Massey等人的书《河水的源头：美国名牌大学新生来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3), p. 16）这个趋势显示能力和成绩的下降，其中的解释包括俗套的脆弱性——源于害怕满足少数民族智慧水平低劣的俗套偏见的期待而不认真学习。(p. 206).

[16] 玛丽安·梅森（Mary Ann Mason）和马克·高顿（Marc Goulden）在“婚姻和产后忧郁症：重新定义大学里的性别平等”《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鉴》 Vol. 596 (November, 2004)发现很少针对学界女性的系统歧视的证据,但是确实发现获得教授职务的女性在“婚姻和生育小孩方面的低比例。”选择结婚和生小孩的谋求教授岗位的女性中的高损耗率。

[17] 安德鲁·德尔班科“招生录取辩论中教师在哪里？”InsideHigherEd.com, October 12, 2006.

[18] 艾略特的话引自黛博拉·罗德（Deborah L. Rhode）的《探索知识：学者，地位和学界文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 p. 16;还可以参看克拉克克尔《大学的用途》(1963;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 p. 15.

[19] 参看卡拉贝尔的《入选》尤其是第3章，和第4章。

[20] SAT的故事来自尼古拉斯·勒曼（Nicholas Lemann）的《大考试：美国精英政治的秘史》(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 1999).

[21] 除了本文标题上提到的这些书之外，最近出版的类似书还有南那尔·凯欧黑恩（Nannerl O. Keohane）的《更高基础：现代大学的伦理和领袖》(杜克大学出版社 2006)，密执安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哈罗德·夏皮罗（Harold T. Shapiro）的《更大目的：高等教育和社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5)和现任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 Levin）的《大学的运作》(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3)

[22] 鲍恩在和李·舒尔曼合著的《人生游戏：大学体育和教育价值》(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

[23] 威廉·切斯在“一知半解代价高昂”《纽约时报》2006年9月5日, 在切斯的学术回忆录《100学期：我的学生，教授，大学校长的经历以及我的学习过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6)中记录了他作为英语教授越来越强烈的感受，他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讲解员”带领学生参观画廊以便让他们有可以聊天的材料。

[24] 学生评教的最新研究发现学生倾向于对“给成绩宽松的老师和长得好看的老师”打分数高，对于女老师或者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出生的老师打分数低。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大型调查发现“教授评价和实际上的学习之间没有相关关系。”参看InsideHigherEd.com, January 29, 2007

译自：“Scandals of Higher Education” By Andrew Delbanco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