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光章:黄河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时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8 次 更新时间:2022-07-27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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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光章  


摘 要:黄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她激流奔腾,一泻千里,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充沛磅礴的创造力;她汇聚万流,裹泥携沙,奔流入海,象征着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胸襟和恢宏气度;她九曲连环,矢志向东,象征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她生生不息的密码深藏在不断革新的历史实践中。伴随着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对黄河文化多重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黄河文化蕴含的丰富旅游价值、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伦理价值、艺术和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等等,不断得到认识和挖掘。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推动黄河流域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续写黄河文化新的时代精神,黄河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也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黄河文化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将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关键词:黄河文化;多重价值;高质量发展


一、黄河文化——始终延续和革新的历史文脉

黄河为“百川之首”“四渎之宗”,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等九省区,汇聚渭水、汾水、洛水等大小数百条支流,蜿蜒5000多公里,形成浩渺广大的水体水系和广袤多样的流域自然环境,滋润哺育了华夏民族和黄河文化。黄河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有蓝田文化、许家窑文化、河套文化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考古遗迹,也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考古遗迹,表明农耕业出现、动植物驯化发展、陶器制作大量使用、金属冶炼萌发、原始宗教兴起。新石器时代晚期,“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成为华夏民族共主,被后世尊为“人文初祖”,华夏民族主体开始形成。文字出现以前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丰厚积累形成中华文化之起源,华夏民族形成也成为各民族融合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起源。

黄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黄河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成为凝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黄河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黄河流域史前文明像星星之火散落各地,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征的文化,比如河湟文化、中原文化、海岱文化。到夏商周上古三代,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持续居于主体地位,甲骨文的出现保障了文化的传承和积累;周公制礼乐、以德辅刑,奠定了以礼为治的教化传统。与此同时,黄河中游还有秦文化,下游还有东夷文化。到春秋时期,则形成了中原文化圈、邹鲁文化圈、齐文化圈、燕赵文化圈、秦文化圈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订六经,把上古文化传统的精华总结记录下来,前后相继、绵延不绝。到战国末期,逐步形成关中和关东两大文化系统的东西对峙。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秦以强力推行思想和文化上的统一,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伴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儒学成为中华文化之正统,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形成。此后,历经2000年岁月的浸染,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学所提倡的“天人合一”“民为邦本”“道出于天”“中庸之道”“大一统”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等等,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黄河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和包容力,持续向周边地区传播,并不断兼收并蓄四邻地区和海外各国的文化。商周时期,黄河文化已经同北方草原文化、东南海洋文化展开交流。汉朝开辟了从长安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从徐闻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力地促进了黄河文化与西域各国以及阿拉伯半岛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据有黄河流域,驱使士族和流民南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也引起黄河文化“衣冠南渡”,对江南地区的文化进步和中华一体化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黄河和长江两大文化区的联系。唐朝以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力量,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空前的影响,折服了北方的游牧民族、西南的吐蕃和南诏,并有力地辐射到新罗、日本、波斯、大食、东罗马、印度等地区。唐朝不仅对四邻各族和周围许多国家具有吸引力,自身也充满了自信,在对外交往中慷慨无私地输出,宽容大度地吸收,对外来文化如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等,以开阔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加以接纳、吸收和消化,使黄河文化达到鼎盛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主中原,迫使黄河文化向南撤退和发展,加速了与长江文化的融合;同时又被北方游牧民族所接纳,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最终完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体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逐渐失去独立的主导地位,但她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仍持续发挥着主导作用。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给古老的中国造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给以黄河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带来严峻挑战。面临这样的变局,先进仁人志士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救亡浪潮,经世运动、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都在黄河文化发展史上留下时代的印记,推动着黄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以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山精神、沂蒙山精神、大别山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是黄河文化在当时时代的继承和发展。红军长征在甘肃会宁会师,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立,红军西路军浴血河西走廊,延安大生产运动,红军东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等等,给近代以来的黄河文化的发展留下了鲜明的“红色”印记。红色文化中所包含的“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艰苦奋斗精神;“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爱国精神;“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大无畏精神;“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群众精神;面向群众、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奉献精神等等,从精神内核上继承并革新了厚重悠久的黄河文化,激发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等优秀的文艺作品。在民族危亡之际,革新后的黄河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汇聚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大合唱,重新走上崛起之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以博大的胸怀养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黄河也是一条忧患之河,她“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频繁决溢,为患不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带领人民从根本上改变黄河暴虐为害的历史。黄河治理思路由分区治理走向全河统一治理,确定了黄河治理的目标不仅要治理黄河水害,同时要治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和旱灾,并对黄河水利资源进行灌溉和发电等综合利用。一代代科学家和黄河科技工作者不断探索新的治河道路,先后提出和实施“宽河固堤”“蓄水拦沙”“除害兴利”“上拦下排”“调水调沙”等系列治河方略,建成了三门峡、龙羊峡、刘家峡、小浪底等水利枢纽,保障了伏秋大汛岁岁安澜,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黄河治理,实现了黄河70年不决口、20年不断流,先后抵御12次大洪水,创造了黄河岁岁安澜的奇迹。在治黄治沙的过程中,大河上下涌现出以焦裕禄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优秀儿女,他们以博大的胸怀、高尚的情操、执着的追求、兢兢业业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在中国治黄史和黄河文化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座新的丰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河流治理方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并先后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要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开展黄河文化宣传,大力弘扬黄河文化;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要大力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伴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二、多重价值——黄河文化时代价值的不断挖掘

黄河文化是一条不断延续并不断革新的历史文脉,始终鲜活,绵延至今。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文脉,需要对黄河文化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对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断进行探究和挖掘,这是决定着我们采取何种态度来对待黄河文化以及如何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的基本前提。

黄河文化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延续与革新,我们对黄河文化的认识也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黄河文化逐渐呈现出丰富的多重价值。

1941年,世界书局出版了陈鹤琴、陈选善主编的《黄河文化》,1943年又出版了顾缉明、卢冠六编的《黄河流域的文化》,这是比较早的研究黄河文化的著作。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建设》《改进》《史地丛刊》《东方杂志》《兴亚月刊》等发表了10多篇研究“黄河与中国文化”的论文。上述研究成果聚焦于探讨黄河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开启了对黄河流域文化研究的先河,标志着黄河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超星期刊收录的文献进行检索的结果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仅仅在1953年至1961年间发表过几篇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文。如第一部分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治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抒写了黄河精神的新篇章,但是黄河文化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却没有受到关注,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思想解放和时代变革的背景下兴起了“文化热”潮流。在这股潮流中,“西方思潮热”和“传统文化热”先后继起,“西学”和“中学”的对峙和选择又一次出现在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文化探讨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河文化的研究逐渐兴起,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但是还没有专门的著作问世。这些论文主要探讨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黄河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起源、黄河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等问题。

1988年,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两次播出,引起关于“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争论。《河殇》以“文化反思”为名,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使中国由“黄”变“蓝”,实现真正的“科学”与“民主”。这实际上是80年代开始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论调,也是近代以来流行的“全盘西化论”的一种翻版。《河殇》受到不少人的追捧,也引起了激烈的批评。在“文化热”的背景下,在“中学”和“西学”在新时期又一次交锋的背景下,关于“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争论,推动了对于黄河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尤其重要的是引起了对黄河文化精神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如何看待黄河文化的问题上升为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特别是如何看待党史和新中国历史的问题。发掘黄河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爱国精神等民族精神价值,树立民族自尊、自信,逐步成为引领黄河文化研究的主流方向。

黄河文化题材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歌曲、影视等大众艺术领域,走进大众视野。《黄土地》《黄河谣》等西部电影,开始“让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感到古老的黄河文化原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山西歌舞剧院排演了《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黄河水长流》三部大型歌舞,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演出。《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等西北风民歌风靡一时,抒发了人们对于黄河风俗风情的美好回忆和怀旧情绪。

20世纪80年代,国内旅游市场开始形成,1986年,国务院决定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正式确立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国家大力发展旅游业的背景下,黄河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开始显现出来。80年代中期,郑州市在已有的黄河游览区的基础上,提出了建“黄河文化特区”的设想。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的把黄河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开发的设想。各地政府开始认识到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不但能给经济振兴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增长点,而且对于宣传本地区和增进国际国内的经济社会交往有重要作用。因此,各地争相在开发利用文化旅游资源上做文章。河南的以古(历史文化)、河(黄河)、拳(少林拳、陈氏太极拳和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根(寻根觅祖)、花(洛阳牡丹花会)为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陕西西安的“古文化艺术节”;甘肃兰州的“古丝绸之路艺术节”等,在促进旅游、文化交流、经贸洽谈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这时,各地对于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由“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思路所主导,黄河文化资源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旅游开发和促进经贸活动。旅游业不可能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投资水平的限制,由于黄河流域多属于欠发达地区,除西安、敦煌、洛阳等少数几个点外,黄河流域的旅游业都还很不发达。

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初各地对于申报世界遗产并不积极,就黄河文化遗产申报来说,最初表现也比较“冷”。1987—1996年,黄河流域仅有甘肃敦煌莫高窟、山东泰山、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山东曲阜孔庙、孔府及孔林入选世界遗产。1997年,山西平遥古城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以前鲜为人知的平遥声名大噪,“在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后,旅游收入从每年18万元猛增到500万元”。国内旅游界都把平遥作为新的旅游景观纳入重要旅游线路之中,日本、东南亚、欧美的新闻媒体也把目光投向平遥,使平遥走向世界旅游市场。平遥旅游收益的暴暴增以及旅游品牌的国际化对推动沿黄各地发展旅游业产生了明显推动作用。黄河文化申报世界遗产越来越多,截止到2020年,黄河流域拥有世界文化类遗产19项,占全国总数41项的46%。

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开始研究酝酿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相关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探索西部开发的设想,黄河文化作为重要经济资源的价值得到重视。这时,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发展文化产业初步形成共识,进一步推动了对黄河文化作为经济资源价值的思考。比如,有学者提出了建立“黄河文化经济区”的设想,其中明确提出,“黄河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经济资源;“黄河文化”是我国一项巨大的潜在性经济开发资源。“只要我们转变思想,重新认识黄河文化和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就可以实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年,在习仲勋、彭正等一批曾在黄河流域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和沿黄河各省、自治区领导同志的倡导下,中国黄河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会成立,致力于促进黄河流域文化和经济的发展。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实施后,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相关地方政府发展规划中。

把黄河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来考虑,超越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超越了围绕旅游和经贸活动开发黄河文化资源的局限。黄河文化本身可以通过文学艺术创作、广播影视制作、文物复制销售、特色文化产品开发等方式进行产业化开发;也可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为经济活动赋予文化内涵,提升当地社会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环境。不过,受经济欠发达、经营管理人才和创意人才短缺等因素制约,沿黄各地在实践中主要还是侧重于做好依托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旅游产业,并争取使之发展成西部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随着各地对黄河文化的重视以及黄河文化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到1990年代,黄河文化研究的专著陆续问世。199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河乡土文化”系列丛书。黄河水利委员会于1983年3月成立黄河志编纂委员会和总编室,开始了大型多卷本《黄河志》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1994年出版的丛书第11卷——《黄河人文志》,记述了黄河流域的古文化、治黄人物、文物胜迹等黄河文化内容。

1993年7月,水利部主管、黄河水利委员会主办的《黄河黄土黄种人》杂志创刊。1994年,侯仁之主编出版了《黄河文化》一书。1991年,辽宁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其中的三晋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州文化等卷也都构成黄河文化研究的成果。1998年,山西老文艺家协会和山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支持创办了《黄河文化论坛》,不定期出版。1990年起,黄河流域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八省区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组织编写9卷本的《黄河文化丛书》,于2001年正式出版。2003年,李学勤主编的三卷本《黄河文化史》出版。这些研究成果对黄河文化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奠定了黄河文化研究、开发、保护和利用的基础。

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实践发生了重要变化。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从物质领域扩展到精神领域。2006年起,我国设立了“文化遗产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以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民间文化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工业遗产保护、20世纪遗产保护、乡土建筑遗产保护、文化线路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大遗址保护、文化生态保护等理念的提出和传播都大大丰富拓展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实践。日益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使得越来越多的黄河文化遗产纳入其中。甘肃的花儿、陕西的皮影戏和安塞腰鼓、河南的河洛大鼓和“黄河号子”、山东琴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兰州黄河铁桥(中山桥)和兰州自来水公司第一水厂、山西省的太原机器局、甘肃省的刘家峡水电站等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等文化线路遗产保护工作不断推进;全国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重点构建的6个片区中,西安片区、洛阳片区、曲阜片区、郑州片区等4个片区都集中分布在黄河流域。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水平的提升,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它承载的所有价值都将不复存在。因此,对于文化遗产的开发,必须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理念,既坚决禁止破坏性开发,也要防止建设性破坏。在这样的理念视野中,黄河文化蕴涵着的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伦理价值、艺术和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得到越来越全面、充分的挖掘和研究。在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规划和实践中,更加注重与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单一项目、单一形态的保护开发模式转变为文化与经济社会融合的综合性保护和开发模式。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提出了实现文化自信的文化使命。围绕上述两个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引领全党全国人民不断向优秀的传统文化汲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向革命文化寻找红色基因的精神力量,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创造新的精神力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黄河文化的精神价值格外重要地凸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论述,正是着眼于黄河文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坚定文化自信所具有的重要精神价值,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三、高质量发展——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延续黄河文化历史文脉、挖掘时代价值

对黄河文化形成、壮大、延续和革新的历史考察表明,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劳动人民在奋斗不息的历史实践中写成的,是一代代黄河儿女在伟大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伟大的文化。作为历史文脉,黄河文化不断延续、始终不绝的密码就深藏在不断革新的历史实践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以鲜艳夺目的“红色文化”续写并革新了古老渐颓的“黄色文化”;新中国治理黄河70多年的伟大实践,续写并革新了几千年丰富厚重却难以功成的治黄文化;黄河流域建设、改革和开发的伟大实践,延续和增进了黄河流域多民族的团结,改写了黄河流域人民贫困苦难的历史,使之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面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进步与文化进步的辩证法,阐明了历史进步和文化进步是统一的历史进程。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进步和文化进步相统一的进程中得以不断延续、不断革新从而生生不息、延续至今的。新时代的今天,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将续写黄河流域治理、保护和开发的新时代篇章,也将续写黄河文化新的时代精神。

我们对于黄河文化丰富的多重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经济落后时期,人们不大可能会认为人文活动留下的遗迹和传统是一种资源,是经济的发展才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对于黄河文化多重价值的认识,正是伴随着整个国家和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得到深化的。新时代的今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达到新的阶段,黄河流域中西部地区将进一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黄河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黄河文化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将在新时代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作者曹光章,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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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晋阳学刊》202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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