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祎楠: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国家现代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 次 更新时间:2022-07-26 08: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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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祎楠  

   如何理解中国国家自身历史发展道路的现代性?这是历史学与政治学共同关心的问题。进入21世纪,伴随着对于“中国道路”等命题的热烈讨论,学者们聚焦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以此说明西方“现代性”政治模式在解释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局限,并证明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同样可以孕育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基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尝试从“认识论(epistemology)”的维度探讨中国国家现代性问题。本文并不只是要回答诸如现代性是什么,中国的现代性是什么,中国是不是现代国家,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国家等问题。中国国家现代性并不仅仅是关于历史事实是什么的问题,更是关于历史经验“如何”成为历史事实的问题。因此,本文聚焦于研究者“如何”呈现中国历史道路的现代性,并尝试将这一过程纳入学理分析——这便是本文提出的从“认识论视野”探讨中国国家现代性问题的含义。具体来说,本文将首先简要分析以往学术界对现代性研究中的历史“目的论”的批评,以及伴随此种批评而兴起的“历史经验主义”的研究特点及其塑造的学术生态。接下来探讨“历史解释”意识的兴起如何促使历史学与政治学者反思其研究得以成立的认识论基础。沿着认识论的思考路径,本文提出现代性研究中的“认识模式”问题,并将结合具体著作,分析认识模式的差异如何使现代国家发展道路以不同的面貌得以呈现。

  

   一、超越“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经验主义”的局限

  

   历史目的论(teleology)将西欧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机制(如民主化、理性官僚制、公共领域的形成)作为人类走向现代国家的普适性发展道路。持“目的论”的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缺少(或具有)机制中的哪些特点,因而中国无法(或可以)发展成现代国家。比如,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提出,中国在唐宋时期最大的变革在于君主专制体制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朝廷与地方社会的疏离。内藤湖南认为,此种特征延续到20世纪初的中国,因此中国无法自发走向现代国家。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判断来自于他心目中对现代国家如何生成的固定认识。他相信,现代政治必然产生于国民推翻君主专制政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并以此普适标尺衡量唐宋间的历史变革,发现了君主专制的出现和强化。当然,历史目的论并非等于历史停滞论。比如,另外一些学者强调传统中国已经具备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某些特点,在清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发展出类似欧洲近代早期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两种理解虽然对中国古代历史中有没有“现代性”各执一词,但都是以“目的论”的方式看待历史的。

  

   时至21世纪,中外学界对历史目的论的批评日益激烈。与此种批评相伴的,是历史经验主义的兴起。“历史经验主义”学者批评“目的论”阻碍了对中国真实历史经验的探究。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经验的复杂性是任何西方理论框架没法概括的。历史经验主义者将“理论”与“历史经验”视为截然二分的领域。历史经验的发现依赖于中国史学古已有之的基本方法,如考证学、史料文献学等。经验主义者相信他们可以探寻历史经验层面的客观真实。而作为主观观点的理论要想成立,必须被这些客观经验所支撑。他们发现,所谓“理论”都很难得到经验百分之百的证明,因为中国历史的丰富性使得研究者可以找到各种经验材料去反驳某种理论。在“实证”思路下,理论难以找到容身之所。当然,所谓“理论”在历史经验主义看来,就是对历史某些整体特征的概括性描述:如“传统中国发展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国自南宋开始精英着力于地方活动以获得资源”,“中国具有和欧洲近代早期类似的公共领域”等。由于历史学者可以通过丰富的资料证明“理论”存在的错误,他们对“理论”也就难以建立起信任的态度。这样的怀疑进而促生一系列研究伦理:研究者只承认对具体历史经验研究的合理性,并有意无意地排斥对诸如“现代性”等理论命题的研究。更有甚者,通过划分出所谓“本土/外国”“经验/理论”的界限,学者得以在自我想象的中国历史“真实客观”经验中遨游。不可否认,历史经验主义切实推进了对某些局部历史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具体政治经济制度内容的考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历的还原等。但是,在历史经验主义看来,任何关于现代性特征的理论判断都无法概括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讨论现代性如同“玩理论”,必然会被历史经验研究推翻。

  

   对于政治学来说,历史经验主义引导学者将“历史”视为构建理论的证据库。学者或者将历史资料转化为测量变量的数据库,或者是挑选历史资料证明某些理论概念。一种学术知识生产的“分层”想象由此产生。在此种分层结构中,历史学家被认为是只负责历史经验事实的考证、审核,而政治学者则负责将这些事实“上升”成为理论概念。居于“高端”的政治学者也切身感受到某种无奈,特别是当历史学家挑战他们的研究缺乏经验证据支持,或者是由于“不懂历史”运用了错误的经验证据时,这样的分层、挑战和无奈实际源自于“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经验事实”的划界与隔膜。这种学术职业生态(ecology)成为现今历史学与政治学互动的重要样态。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学术生态正在出现。在历史学中,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历史解释”的可能性。他们或是从阐释学角度反思历史经验组织背后的理论前见与历史解释的关系,或是思考如何将历史事件、人物互动关系等因素纳入历史解释之中。同样,在政治学中,持“历史转向”主张的学者开始关注历史文化系统在建构政治行为过程中的底色性作用。政治学与历史学在“历史解释”问题上产生思想交汇,新的学术生态开始孕育。

  

   历史解释工作使历史经验主义在学理上面临实质性困境。历史解释需要学者不仅仅搞清“是什么”。在构建历史解释时,他们需要把各种“是什么”的片段历史经验资料组织起来,形成对现象(如事件、制度)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的解释。这一工作的核心是建立历史经验现象之间的关联。因此,学者必然需要回答:为什么我们以“如此方式”将历史材料组织起来是合理的?为什么如此组织资料可以使历史叙事具有因果性?他们进而需要回答:历史过程中何种实质性的特征可以成为解释历史结果的原因?研究者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理论视角展现这些实质性特征?要想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便不能再滞留于自我想象的“历史客观真实”之中,而是需要将“真实”本身纳入反思与学理分析,需要自觉探究“历史解释何以可能”这一认识论问题。具体来说,学者无法再执着于“客观历史经验能否印证理论”的争论,他们需要讨论历史经验“何以能够”生成历史解释。这必然意味着,学者需要承认任何所谓的“客观”经验都难以将其自身假定为真实,因为研究者构建“客观化了的经验”(特别是历史解释)的学理过程本身才是历史的真实。要想揭示此种历史真实,学者需要看到理论视野对经验构建过程的引导作用。本文提出的“认识模式”便属对理论视野的分析路径,它使“理论视野”成为可以被明晰分析的范畴。此种分析并非研究者的放飞自我,而是严格运用国际社会科学理论语言说明历史解释中“认识模式”的特点。这本身就是与国际学术共同体建立连接的过程。对认识模式的分析,打破了历史经验主义所构建的关于“客观历史经验”与“主观历史理论”的分界,以及由此分界促生的学术生态。在“认识论”视野中,历史学与政治学找到了新的交汇空间。他们不再以等级分工相互看待,而是在对认识模式的反思与创新中相互启迪、“共同成长”。学者们也将不再拘泥于“本土”和“国外”的分野,而是共同探寻可以将自身研究过程纳入明晰分析与讨论的国际理论资源。

  

   在认识论视野中,研究将不再聚焦于如何找到片段性的历史经验证明或证伪现代国家的抽象特征(如代议民主、公民政治等),而是转为关注不同研究以何种“认识模式(epistemic modes)”解释中国国家现代性的问题。“认识模式”指的研究者以理论组织历史事实以使之具有整体意义的方式。本文讨论的认识模式包括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研究者基于对社会行动的何种存在论(ontological)认识来构建具有解释性的历史叙述?历史离不开作为行动者的人,历史叙事总是围绕人们如何行动而展开。这里的行动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群体等。无论是将历史人物视为采取“策略手段”以满足“目的动机”的行动者,或是将人们对世界意义的不断理解视为解释行动的基础,研究者都是在依照他们对社会行动的基本认识叙述历史。他们可以将历史讲述成如“宫斗剧”一般的策略性竞争,也可以展现历史人物如何在对世界意义的图景中看到彼此的角色和位置。同样的历史资料,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存在论视角,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意涵。

  

   第二,研究者如何展现历史因果过程的历史质性?所谓历史质性是历史蕴含在历史过程之中,促成各种历史现象生成的历史实在(real)。历史质性并非可以直接测量和感知,而是学者以自身的理论视角表现出的历史实在性特质。历史质性是历史过程的理论“意义(meaning)”:研究者运用理论说明历史过程“意味着什么”。要想完成这一工作,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比较、理论构建等方法,来合理地说明为什么某种理论可以概括历史因果过程的实质性特征。所谓实质性特征并非是可以推广的规律。对历史质性的展现也并不是要说明此种质性可以在大量的样本范围内得到验证。历史质性的研究是要展现历史案例所具有的理论特质,即说明此案例如何在某一理论系统中具有最强的典型性——或者说最能体现此种理论的内涵。这一过程同样是在展现案例的“一般性”意义,但此种“一般性”并不在于已知案例得到的理论认识可以推广到对其他案例的解释中。所谓一般性指的是,研究者运用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理论知识来表现案例的意义,从而使案例成为可以被共同体理解、反思和讨论的对象。此外,无论研究者是否同意对历史质性的某种展现,他们都相信对历史质性的理解是多元的、包容的。每一束理论都照亮了历史的一部分,也便遮蔽了另外的部分。作为历史真实的“质性”并非只是被照亮的那部分,而是研究者不断照亮历史的“过程”本身。

  

   第三,研究者如何展现历史质性所具有的生成历史现象的因果力量(causal power)?此种“力量(或者称权力)”并非指的是一个实体(entity)依靠自身物质资源、合法性等优势使另一个实体服从意志的过程。历史质性所具有的权力在于其促生历史结果的力量。此种权力过程是依赖研究者的学理分析才能展现出来的因果过程。研究者需要分析一系列看似分散的历史现象是如何被共同的历史实在之质促生的。要想进行此种分析,研究者需要说明历史质性如何通过历史行动者显现其作用。历史质性能够解释越多的具体现象,其因果力量也就越强。

  

   下面我们通过对两部著作所蕴含的认识模式的分析,说明这些模式如何塑造了学者对中国国家现代性的不同理解。

  

   二、历史质性:中国国家现代性的展现方式

  

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将“历史目的论”作为对话对象。作者强调不能简单地用所谓“帝国”转向“民族国家”这一西方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来衡量中国历史,进而否认中国可以发展出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体制。作者提出解释现代国家能否产生的三个历史“质性”机制:一是地缘政治,即面对外来国际挑战,国家统治者能否制定相应的目标以应对;二是财政动员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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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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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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