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伊举:理论、真理与后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4 次 更新时间:2008-07-02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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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伊举  

内容提要 后革命是指社会进入了以解决个人问题、全球和全人类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理论主要是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追求共识和要求表达自由的权利;真理也从一元性走向多元性,精神文化、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有了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新机制。

关 键 词 革命 后革命 理论 真理

本文所指的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指与政治相关的理论。讨论理论、真理与革命的关系已是老话题了,但本文将历史划分为革命与后革命时期,将理论置于这样的划分中去考察,可以对这个老题目写出一些与过去认识不尽相同的见解。

一、后学与后革命

在当今“后学”已成为时髦概念。资料显示,早在19世纪,在艺术界就有“后现代”(postmodern)画派的出现。进入20世纪,也是先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玩着“后(post)”概念,如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就有“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的提法。此后“后”概念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英国历史学家阿诸德·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就以“后现代”来指称进入全球性关系的现代西方文明。

“后”概念深入学术界并引起“后学”爆炸的肇始者应归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他在1973年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t society)。在此书中他宣称:“广泛地说,如果工业社会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①这一见解连同“后”概念很快传播开来,以至贝尔本人在三年后(1976年)也惊讶:“‘后工业社会’一词很快在社会学文献中流行——不论是好是坏,有待观察。”②

在贝尔之后,“后”概念迅速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术领域中扩展,被引进,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种种“后学”,如法国出现了以J·F·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美国的F·詹姆逊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各国繁多的后殖民主义、后人道主义、后社会主义等等。似乎有这样一种学术时尚,在20世纪初叶和中叶,学术爱以“新”概念自称,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殖民主义等等,而到了20世纪后期和末期,出现了称“新”不如称“后”那以强劲,有人说这是因为“新”是属于现代性的话语,“后”是属于后现代性的话语,后现代自然比现代时新。

在众多的“后”声中,“后革命”并不响亮,也不多见。后革命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意识,也是先从文化艺术领域中出现的。在文化艺术领域中,通俗文化,特别是流行音乐最能及时准确的反映人们受现实作用的心态和有待今后学术去澄清、论证的思想意识。时代的变迁对人们精神的影响会迅速的在通俗文化和流行音乐中反映出来。经历了革命的紧张和原始积累的艰难之后,人们渴望有另一种生活。后革命在通俗文化中表现为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把人们天性中的狂热从政治领域转为个人感性的领域。同时又把革命时期特别着重的思想观点和教育因素从通俗文化领域中转到专门的知识和学术领域,让感性领域成为一个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让人可以暂不受社会也不受思想观点控制的享乐领域。

在学术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对后革命的理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和在历史意义上展示的。一方面,他在《论现代性》、《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等论文中,认为在革命高潮的18世纪崛起的理性主义所开拓的道路至今未终结,理性对法律、政治、道德、社会的影响的积极意义应贯通到今天和未来。另一方面,他又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等文中提出,资本主义已进入后现代形式,国家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渗透而融为一体,异化已失去了早期资本主义那样的非人性的苦难的形式,人类解放的主题不再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去实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已使原先的革命阶级失去了革命的要求。哈贝马斯说:“任何革命理论都失去了它鼓动对象。今天即使还存在着批判的头脑,也没有它的心脏了。”③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讲,批判的武器,在后革命时期难以转为武器的批判,理论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声讨,不再可能像十九世纪和20世纪初那样转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

哈贝马斯看到了革命时期已存在的并不断成长的理性不会因革命时期的远去而失去意义和作用,但革命的理论则会随着革命时期的远去而渐渐失去曾有过的意义和作用。哈贝马斯要求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主张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不再从阶级斗争中去找解放人类的出路,而是提倡在普遍的对话、政治权利的普及、民主制的发展中去求出路。

在哈贝马斯之外,比较明确的提出后革命问题的还有美国的阿里夫·德里克。他著有《后革命气围》一书,将后革命概念用来论述当代问题。他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20世纪很流行的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三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等概念和理论已经过时,这些理论和概念不能确切表述当代世界。这是因为原先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已与资本主义妥协,原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现也加入全球化行列,历史进入后革命时期。德里克说,“把现在的形势描绘为后革命要比后殖民性更确切,因为历史现象的后殖民性的直接反应是革命,而当今后殖民主义回避革命,更倾向于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④

德里克的后革命概念与哈贝马斯的认识不尽相同。哈贝马斯多是从社会解放、人类解放角度去理解革命的远去,后革命的来临。德里克则多从20世纪世界革命、民族解放的角度看问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去讲后革命。另外,哈贝马斯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右边讲话,批评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开放,而德里克则从左边讲话,批评左派力量对资本主义、对全球化的妥协。

法国的米歇尔·福珂又以另一视角来表达后革命的认识。作为后结构主义的这位学者,反对哈贝马斯那种把启蒙思想、理性主义与社会进步等同。他认为权力、控制不仅只是以暴力为基础,现代社会是知识型的权力控制,权力通过知识,随知识漫延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旦存在权力关系,就存在着抗争的可能。但福珂不承认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结构,认为建立在此结构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现代主义的产物,不适合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福珂要求放弃争夺国家政权的传统的革命政治,反对按“革命规律”而动员群众统一进行的革命运动。他说:“不存在大拒绝、革命的灵魂一起反抗的源泉或者纯粹的革命规律。”⑤他提出的是多元的微观的身体政治。微观的身体政治包括话语政治与生命政治两方面,话语政治相当于社会民主,要求重视被主流话语压仰的声音,而生命政治相当于完善自我,要求把审美作为政治目标。

前述的J·F·利奥塔像福珂一样批判左派、批判现代主义。他认为现代主义提倡理性至上、追求绝对真理、寻求人类解放是宏大的乌托邦话语。生活的意义不是去找寻统一的共同目标,知识在当代已不是为这个统一的绝对的目标服务,而是便于追求个性、多样性、异质性,总之,在今天,人们渴望的是有更多的意义,而不是唯一的意义。

在苏联东欧事变之后,使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历史的革命时期走向终结,并从中得出历史进入后革命的时期。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此时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塌看作是一个自由民主新时期的开始。他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为依据,认为在革命时期终结之后,意识形态和理论也脱离了你死我活的对抗状态,自由民主成了大家共有的政治愿望。在福山看来,“虽然现代化理论之间……存在分歧,但没有人怀疑历史有方向性的,也没有人怀疑工业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它的终点。”⑥

从以上学者的思想看来,后革命并不是一个大家认识一致的明确概念。有的以现代性的退潮后现代性的兴起作为革命与后革命划分的依据,有的则以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的大事件来标志两个时代的区分,有的没有去截然区分两个阶段,而看作是一个无显着标志的渐进的变化过程。这种情况,反映了后革命和革命时期还是一个尚处于人们初步研究和注意的问题,有待于学界去作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所使用的“后”概念,主要是指一个事物已发生着与它的成熟形态有别的变革,明显的在向一个新的形态转变,然而我们尚不能看清这一新的形态,不能把握这一新形态的成熟特征和性质,只有用该事物已表现的成熟形态的“后”概念来表征这一正在转变的时期。

二、革命时期与后革命时期的区分

我们习惯于对革命的研究和讨论,对于后革命不仅未作过详细的研究和讨论,连这个概念也陌生。外国学者尽管有种种议论,也未给我一个我们的思维习惯可接受的明确观念。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按我们的思维习惯去探讨。

革命作为一个人类历史的现象主要是指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激烈的变革。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经历了好几种社会制度的演变,更经历了无数国家政权更替、新生或灭亡。这些变革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冲突中进行的。我们可以把人类的这一段历史称作人类历史的革命时期。

革命历史时期从阶级、国家出现到现代社会。在这之前的原始社会,可以称为人类历史的前革命时期,但这个时期不属于我们的讨论范围,所以我们只提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

暴力对抗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基本表现形式。革命成功或胜利带来的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有时这两种制度未变但政权发生的更替。革命的另一表现形式是有领袖有组织的活动,革命斗争不依靠有组织的暴力是不能成功的。即使自发的革命,在其发展中也会出现领袖和组织,否则革命会被迅速扑灭。最后革命必须有理论,而这理论应是改朝换代的理论、斗争的理论,否则它只是一种简单的暴乱。

革命的根本内因是利益冲突,包括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冲突。社会本身就存在着无数的利益冲突,但这无数中又有多种利益一致的关系。其中最普遍的利益一致是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因此阶级之间利益冲突、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形成为革命的根本内因。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所以《共产党宣言》如此描述已往的历史:“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⑦

这样,我们把以阶级斗争为根本内因(也包括民族斗争),以阶级解放或实现一定的阶级统治为目的(也包括民族解放或民族统治),并以激烈的对抗为特征的社会历史称为革命时期。

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阶级斗争(也包括民族矛盾)所推动的,这是对存在了的事实的总结。如果说今后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会由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去推动的话,那就只能是一种预言、推测了。然而,在《共产党宣言》以后的这一两百年间,虽然文明世界中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虽然出现过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它民族独立战争的激烈表现形式,但从整个历史趋势来说,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激烈程度和它的范围在20世纪后期愈来愈低落。在这一两百年间,人们在为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呐喊的同时,关于要求个人解放的呼声,关于人们有超阶级超民族的共同利益的言说日益响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颁发的各种政治宣言和宪法,各国政府的联合声明,联合国的各种决议,各种国际人道组织、人权团体、环保组织的文件,无不表明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日益个人化,解决环境、贫困、禁毒、安全、反恐、和平等向题无不具有超阶级、超民族、超国家的全人类性和全球性。这样,人的问题的重点,已从《共产党宣言》的那个时代以阶级、民族关系的重点转到当今以个人和全人类问题为重点了。如果我们把人的问题从小到大分为:个人、家庭、阶层、阶级、民族、国家、人类这样几个结合体,那么因重点的不同,革命时期的图形与后革命时期的图形就会显示不同的形状。

图示中每个框架表示每种人的集合体,框架的大小表示它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地位的重要性。由图示可知,在革命时期,人的各种集合体的总体形式如陀锣,中间粗大两头细,它表示,阶级问题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问题。在后革命时期的图示中,呈现的是哑铃形,它表示,人的组成的两头即个人和全人类的问题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问题。通过两个图示的比较可以看出,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在后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下降了。

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历史地位的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一两百年来,人类历史虽然也充满着暴力色彩,但是国家的法制化、民主化在政治动荡中愈来愈显示其主流地位。通过协商和民主机制,各阶级的声音有了表达的合法场合并通过民主程序而得到整合,对抗趋向妥协,斗争转为合作,政治问题的解决已从使用暴力转向为论据的应用、话语权的争夺。可以说,要求民主和完善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各主要政治势力的共识。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产权制度的变化。

市场经济在这一两百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人类主导性的经济形式,促成经济全球化的出现。这就使得现代企业要面对地区性的、全国性的、以至全球性的竞争。激烈的外部的竞争环境让企业处于生死存亡之中,从而使企业内部的资本与雇佣者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利益一致性,缓和了这两者的对抗与矛盾。同时,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又促成了许多超阶级、超民族的重大问题如环境问题、贫困问题、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有了新的情况,它们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把早前的阶级斗争现象排斥了或淹没了。产权制度也发生了变革,资本的个体性、私有性被公司制和股份制削弱,表现出了愈来愈强的国际性和社会性。资产所有权可以在内部结构上分化并独立为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使用权和经营权不仅可以流动,并且日渐成为经济活动的重心。同时公司化和股份制又使得流动中的各种形式的产权能细分,大股东和小股东在产权关系上都是持股人,都是股东。一个雇佣劳动者,他还可能是本企业的股东,也可能是其它企业的产权所有者之一。原先的雇佣劳动者,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使用权分离后,它从事的经营活动和生产活动就会从原先对所有者的从属地位转为经营者、承包者的主体地位。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中出现的这些变化,使不少个人具有多重社会身份,淡化了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也大大弱化了原先的阶级对立关系。

(三)国家对利益关系的调节。

整个说来,这一两百年来,国家日益在强化着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功能。这表现为,国家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同时又实行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通过非市场的行政手段对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弱势群众的分配。国家当然仍有镇压的职能,并未失去作为有组织的暴力工具的特点,但在现代的发展中,它更多强化的是调节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职能上。这样的结果也弱化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

至于民族矛盾和存在的问题,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种族统治制度的垮台,产生了许多新独立国家。在这些国家原有的民族矛盾在许多方面转化为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对外的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解放战争这种激烈的对抗形式在全世界已缩小为局部地区问题。此外,转化为国家冲突的民族问题现在有了多样化解矛盾的机制。全球化的经济虽然存在着不平等,但又有通过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使其具有双边或多边互利共赢的一面。政治上的冲突,由于联合国的作用,由于国际社会的形成有了大家承认的准则,可以化解和缓和冲突和矛盾。

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历史地位由于以上原因而下降了,同时也因以上的原因和其它原因,使超阶级、超民族的全人类问题突出,使个人争取更多更广泛的自由权利和安全保障的要求也突出了。解决这全人类的和个人的问题不可能再依靠革命的对抗的方式去解决,而只能是用改良的、改革的、协商的方式去替代。即使是政治上的变革,即使是制度上的变化,也不再是流血的暴力对抗,不再是革命时期那样“粉粹旧的国家机器”,而是在国家法制范围内进行,至多是法国式的“大拒绝”运动,捷克的“天鹅绒”式的温和变革。促使社会进步的具有使命感和时代觉悟的组织已不再局限于由某一阶级、某一阶层的人士构成,而是由各阶级、各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组成。这样,历史就从革命时期进入后革命时期。

后革命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几千年的文明史所作的概括。它相对于传统社会学中的成熟的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化的时期。这样的时期与革命时期不能以某一年某一事来划分,因在革命时期中已在孕育着后革命的基因,细胞了,而在后革命的内容已居上风时,社会中仍然残存着革命的尾巴或痕迹。

另外,革命时期与后革命时期的划分是依各国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的,并不是各国同步划分。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确实可以看作进入后革命时期,政治问题的核心已不是两个对立阶级的生死斗争,而是移民、环境、民权、恐怖主义之类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如津巴布韦还面临着如何剥夺农场主阶级使土地归民的革命问题。但从全球来说,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世界的影响强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全人类可以说已处于由革命时期向后革命时期转化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新变,不可能像一次政治运动那样迅速高潮又很快退潮。革命时期向后革命时期转化大概不会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

三、理论在两个时期的地位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⑧,革命导师的这个至理名言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并在文章中无数次被引用。确实,在革命时期,革命的理论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理论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人们对事物认知的理性化表述而已,所谓“理论水平高”也只是指认知的理性化程度高而已。康德曾说:“认知一对象必须能证明其可能性,或自其为经验所证实之现实性,或先天的由理性证明等。”⑨证明其可能性,证实经验之现实性以及先天或先验理性都是理性化的认知,皆可形成不同认识层面的理论。显然,作为理性化认知的理论,它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地位,也不追求特殊地位。

然而,在革命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出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需要,理论具有争夺特殊地位的趋向。其表现虽然多样,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基本情况:

(一)真理化现象。

革命时期的革命理论和反革命理论都有自称为真理的趋向。

革命时期对立的种种势力处于一种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这也反映在理论的形成和理论斗争中。在这个时期理论总是在“破立”关系中成长,“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反映了理论的生成发展直接源于理论斗争。任何理论在这时只有自称自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或者自己在接近真理⑩,在社会关系中取得圣神的、权威的以及科学的地位或外表,才有可能把对立的异己的理论置于反动的、荒谬的位置上,从而置于死地。这样,理论要表示自己的真理性比发展理论本身更重要,宣传、鼓动某理论是真理取代了理论本身的丰富和提高。宣传鼓动的成效,成为直接关系到某理论的生存和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及地位。

理论成为真理和理论只求能够生存这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本应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容存各种理论,但在革命时期这个空间被压缩为零。在革命时期,理论宣称为真理和理论的生存成为一回事情。革命时期的政治生存机制就是如此,只容一种生存,多种理论在对立斗争中不能自由相处,而只能留存一种,一种将取代多种,经过斗争而生存的即为真理。这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说的:“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就会不是要求新观点与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了。”

理论真理化是理论生存之必须,而真理化的理论又产生了自己的机制:排它性。在革命时期,真理是唯一的和普遍的,一个在斗争中战胜了、取代了其它理论而生存下来并被真理化的理论必然会追求其指导地位的唯一性和统治地位的普遍性。这样,在任何一次革命事件的初期,理论作为多种社会势力的反映尚还有一定的多样性,随着革命的进程,多样性会被一种理论取代,成为生存即真理的实证。这获得真理地位的理论,就会有这样的箴言了:当你意识到自己是真理时,你对敌对的异己的理论用不着去讲“和平共处”,而应将它们消灭之;你对与自己相似相近的理论也没必要去讲“和平共处”,因它们是多余的,应废之。

(二)权力化现象。

革命时期的理论斗争是社会各方势力斗争的反映,获胜的势力所认可的理论会转化为统治社会的意识形态,理论由此而权力化。

理论权力化在革命极端时期最显著,如法国的雅各宾专政时期、苏俄的肃反时期,被革命权力认可的哲学的、文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理论转化为统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排异排它,而且以组织的力量和政权的力量去镇压异己的理论,有人称为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实行革命专政。

理论权力化的另一方面是权力者宣称自己的思想观点为真理,是社会的统治理论。在革命的早期阶段,革命者、革命的组织、革命阶级在寻找理论。自发的革命运动未产生能引导其前进的理论,它们在知识界、学术界中寻找自己需要的理论。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早期著作中对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原因论得很详细。这个时期存在着一个革命势力与革命理论结合的问题。但如果革命胜利了,被认可的理论就会真理化、权力化。同时革命造成的权力者有了这样的条件:不仅可以宣称自己的思想观点为理论,而且能将其真理化、权力化。这样大权在握的革命领袖就成为革命思想家、革命活动家、革命组织家的合一。在革命运动的早期是由几个因素结合的革命,在革命胜利或革命发展的时期成为一个天才领袖表现的几种天赋和才能。所以,在革命中的政治,往往表现为领袖政治。

在革命时期,理论的真理化的重要途径是先经过理论的权力化。权力化是理论先在组织中转化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它对于该组织而言就具有至上的地位,不允许组织中有其它理论取代它。

在组织中权力化的理论可以动用组织关系以非辩论、非争鸣的组织手段、行政手段、强制手段而压制、排斥、取缔其它理论。理论通过权力化而宣称为真理的另一可能性是权力者认可的理论或者权力者本身的思想观点被宣称为真理。历史虽然不承认“强权即真理”,但在革命时期权力者的理论被宣布为真理是常见的。

这样,理论丧失了独立性和多样性,被宣布为真理的理论多是权力者的观点言论,而一般的理论多是对权力者的言论的揣摩、论证、体会和宣传。

理论的权力化的后果是理论的单一、理论源泉的枯竭、理论的教条化、说教化,话语世界和组织生活一样充满服从关系和目标要求,理论失去了创新机制。

(三)神圣化

革命时期的理论还有力求神圣化的趋向。尽管理论的最丰厚的源泉在生活本身,但因理论争鸣具有争夺权力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性质,理论就有让自己套上光环以便获得崇敬的地位,从而将异己的理论贬为世俗的、空想的、庸俗的的地位而否定之。

理论神圣化也是理论被宣布为真理的重要途径,因为神圣的理论不可能是荒谬的理论、低级庸俗和空想的理论,因为真理才有神圣的可能。

理论的神圣化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1)超人的渊源。

革命时期许多造反的和维护统治的理论多是从凡人之外、俗人之上去找渊源。“替天行道”,“君权神授”,“文武之治”,“伟大发现”等等,都是从天意、上帝、先圣或旷世天才中找支撑,使其理论具有神喻、天道或圣示的光彩。打着上帝或者古代先贤的招牌,是为进行理论斗争或夺取权力的服务,这在中外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中国的农民起义和王朝创建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时的罗伯斯庇尔也是不断用古罗马的圣贤来粉彩自己的。

(2)科学的光彩。

人类社会在这三百多年来是一个理性不断胜利的时期。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科学的成就和显示的威力,在人们心目中所获得的威信已在不少人那里取代了对上帝、对先贤的崇敬。这就使得在现代的理论斗争中有必要将自己说成是科学的,从而可以把异已的指为空想的或庸俗的。理论一旦有了科学的光彩,它也神圣了,成了不可对它作丝毫批判,而只能是加以崇拜的东西。这样的理论事实上是缺失科学精神的,因为科学精神就是要对未知领域作不断的探索,要对所有被认为的真理进行追问,对天才和权威敢于质疑的精神。宣布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是用科学的威信来拒斥了科学的精神,其结果理论也无从创新,成为殭化的教条汇集。

理论真理化、权力化、神圣化是革命时期理论的特色。当然这是从总体而言,这并不排斥有的理论突破这种特色,特别是一些先进的革命理论具有不断革新的品质。应该承认,革命时期的理论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仍具有相当的价值,成为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为后革命时期的一些理论所继承。这个时期理论真理化、权力化、神圣化的现象不是理论本身的什么缺失,而是历史舞台的布景和演出的情节形成了理论的这一历史特色。

在后革命时期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服务的社会基础已有很大变化。历史的发展主要形式不是通过对抗的你死和活的斗争来进行,而主要是通过民主程序、协商机制、国家调节去促进。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民族和阶级斗争问题,而是各民族各阶级共同的全人类问题及个人的进一步解放问题。理论在这个时期并不放弃真理,而要寻求真理,但不是通过权力化而自称为真理。同时,理论的生存权由于民主制的保障已不存在问题,因而在生存与真理之间有一块很大的容理论求新求异的空间。这样,在后革命时期,理论的一般性表现具有以下特征:

(一)个性化与多样化。

理论追新求异的基础在于有生存权的保障和有寻求真理的向往,其中生存权最根本。有了生存权,即使不是真理,而仅是出于好奇,出于探索的天性,甚至只出于个人的心血来潮,也会产生许多精神花朵。生存权作为所有的理论共享有的权利,目的和动机则各式各样,这必然会使理论出现个性化,而个性化带来的必然是多样化。

革命的历史时期,也有理论多样化的情况,比如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俄国二月革命时期。但从历史长河看,它们是思想专制统治时代的一个短暂时期,是政治集权一时松弛时的情况。一旦短暂松驰时期一过,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政权都会加强意识形态的统治,理论多样化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同时在这短暂时期,多样理论是处于一种争夺真理地位、争取与权力结合的对抗之中的。后革命时期的多样化不同,此多样化有不同于彼多样化的社会基础。此多样化不存在政治权力对理论的管制,不存在理论要依附于权力才能生存的情况。这里的多样化是后革命时期的社会机制所促成的。

(二)表现自我与追求共识。

在后革命时期,宣布自己的理论是真理或宣布自己的理论是对真理的追求依然存在,但很难是由权力化而真理化,这是与革命时期不相同的。其次,理论真理化并不是普遍现象,比较普遍的倒是宣布理论是自我的精神表达,而不管别人是否认可。

认为我表述的理论不过是我个人的思想观点和情感的显示比宣称我的理论是真理或走近真理更符合事实。多少自称为真理的理论,经过历史的冲刷后,最后被证明它也不过是个人的思想、臆想和空想的表达。理论的真理性由理论制作者、由当权者来宣称是虚称。它的地位只能由历史去断定,由后世人去评定。因此,将理论看作是自我表述,是自我精神的理性化显示比宣布其理论是真理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得多。

但作为显示自我的理论不可能是纯粹的内心独白或自我狐独的对话。如果是这样,那不叫理论,而只是自我的精神活动。理论必须有所表述,有其外壳,并以此为媒介去和其它人的思想感情相汇合。不管理论制作者在主观上是否愿其理论影响社会、影响它人,在客观上则是在寻找着它的交流者、共鸣者、欣赏者和对话者。因此,在后革命时期,理论虽不追求真理化,但却在寻求共识。共识是一种平等交流和补充的关系,真理化则是上对下的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真理化需要的是接受者的信仰,要求接受者服从,而共识是讨论和说服,是理解后的认同。

(三)要求权利重于追求权力。

后革命的政治机制出现了许多变化,其中一个内容就是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的关系出现了变化。后革命时期是国家进入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时期,权力受到了相当的制约。权力被制约最重要方面就是在法律上权利大于权力,权力来源于权利。而此时的权利在法律上更多是指公民的个人权利。这就是说,在民主制度中,公民的权利造就了政府的权力,不是政府的权力恩赐了权利给公民。其次,在权利与权力发生矛盾时,应是权利优先。最后,权利对权力的行使经过一定的组织和程序进行监督。显然,在这样的外因作用下,理论必然是对权利的要求重于对权力的追求。

权利是政治正义的一种重要显示,而政府权力的设置为的使权利的实现安全可靠。权力有强制性,甚至有暴力性,因而应给以一定的制约。权利无强制和暴力性,但有深沉的伦理性。权利是法律加以设立并保护人们对自由、平等、参与、表达等需要的正当行为。权利的这些含意符合于人的思想、情感、精神需要表现、交流、传播、吸取的性质。因此理论要求言论、思想、创作、出版、信仰自由等等权利重于追求权力有其深刻的内因。

我们看到,在后革命时期,理论更多是表现自我意识,从而出现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情况,要求权利那就是对这种个性化多样化的维护和发展,而追求权力,肯定会导致对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扑灭。后革命时期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必然是通过扩充和增设多种权利来促进人们精神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从社会变化的外因、理论的内因以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需要看,理论对权力的追求必然愈来愈弱,而对权利的要求愈来愈多,愈来愈强。

(四)表达自由与表达畅通。

革命时期实行的革命专政必然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大到“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的专政,从而达到“全面专政”。作为被革命认作与真理或权威理论有别有异的理论自然没有表达的自由,更无从谈畅通。而容许存在的依附于革命真理的或革命权威的诠释性理论有一定程度的表达权,但也谈不上畅通。革命政权在法律上一般也规定了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但表达思想言论的通道如电台、报刊、出版社被牢固地控制在政权手中。这些媒体机构,成了国家、政党的附属物,没有产业化和公共化,从而形不成公共生活领域。它们不是显示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平台,而是政权用来教育人民的工具。它们不是独立的处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中介,而是按组织纪律原则服从革命政权的宣传部门。

后革命时期的社会是完成了现代化并向后现代转化的社会。在这个时期,国家已经法制化和民主化,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依靠和对公民权利的器重超过了早前对组织的依赖和希求权力的庇护。在这个时期,个人可以以公民的资格参加各种选举和对重大问题的公决,参加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种听证会,参加司法陪审和民意调查,组织政治团体和政治活动等等。参与这些活动,也是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把个人的思想观点、理论见解注入了政治领域。另外,在这个时期,公共生活领域不仅发达而且相对于政治领域、市民生活领域有相当的独立性。发达而独立的公共生活领域又成为个人影响国家生活的另一重要领域。要形成发达而独立的公共生活领域,必须让传媒、出版、影视等机构既要产业化又要公共化,这样通过广播、电视、书刊、网络、公共娱乐等手段,个人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个人的思想的汇聚可以形成思潮,个人构成的理论可以有多种形式传播。因此,意见的自由表达,理论传播的畅通成为后革命时期理论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特色。但应该看到,在后革命时期,思想理论的生存、发展和传播的自由也不是绝对的。在政治领域中,民主权利并不能完全杜绝政治操纵,实力集团有可能利用民意而达到自己的特殊政治目的。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媒体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并受势力集团的控制,制造为某种利益服务的舆论。另外,公共领域虽然是个自由表达意见、理论的领域,但这种自由也要打折扣,因为人们听到的声音多为名流和权威的声音,在这里,话语霸权是现实,话语民主还是一种追求,一种向往。

四、对真理的检讨

在革命时期,真理具有至上的权威。真理的这种至上地位,必然要出自一个至上的源头。神学的宗教的理论自然是把上帝的意志、神的启示作为真理,这种真理又是由先知们的训诫来体现的。不信神的理论则把真理看作是圣贤之言,或者说它来源于离开人的一种绝对精神,或者说它源于现象后的某种理念等等,总之,它不来源于普遍的人,但要统治普遍的人。现在大家熟知的真理观则是把真理看作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而能对它作正确认识的在政治实践上都是以革命领袖、革命导师的思想、学说为本,说这些思想和学说揭示了客观规律。

革命时期的真理观虽然有唯物唯心之类的区分,但都将真理高悬在普通人之上、日常生活之外,具有极强的排它性、独尊性。各种理论不仅要以真理的面目出现,而且要势力化和权力化,以便在为真理的斗争中消灭各方、取代各方,达到唯我独尊。这样,真理就像革命时期的社会关系一样具有斗争的、专政的、统治的特色。

在后革命时期,人们对真理的认识随着理论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着。理论的生存环境由于民主制、法制的实行,由于社会的发展更多表现为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了。理论不一定要以真理的面目出现并要战胜异己才能生存。理论真理化的要求由此被削弱了,真理的至上权威也受到削弱。理论可以向现有的真理挑战,可以自成一系孤芳自赏,可以不去追求真理化而只求有所表达就满意。真理独尊地位的削弱带来的不是精神文化、思想学术的枯竭,反而是精神文化、思想学术的繁荣。

真理独尊地位的削弱还在于对真理的绝对性有了限定。这种限定在革命时期的后阶段已出现,但仅停留在真理对本身的谦逊上。

一般说来,把真理看作是上帝的意志、神的启示、先知的训诫、圣人之言,那是很难让真理谦逊一些的。但即使是当代的宗教政治理论也以新的历史时期的现实为出发点去重新去解释神意圣言而出现有民主色彩、生态色彩的神学政治理论。看似不可动摇的上千年的宗教指定的真理,也可以通过重新解释而加以补充和修正。看来,真理是可以变动的。

对真理绝对性的限定更多地表现在对真理的条件性和相对性的认识上。

真理是有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时代条件和环境条件。当时代和环境变化了,原有的真理将随着变化,否则原有的真理只能有历史意义而失去现实意义。这种条件性也就成为真理的相对性。相对真理虽然不一定要与绝对真理对立,但教科书上说,绝对真理是由一系列变化发展着的相对真理去体现的。黑格尔把它的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真理,但绝对精神要在一系列的逻辑过程中展开自己。于是绝对真理仍有至上的地位但不具体管事,它的展开形式即相对真理才具体管事,表现为对各种生活领域的指导和警示。

真理的上述变化,使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它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这样的定理中。真理不是一个被定量了的物件,而是一个随条件变化、认识能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认识系列。黑格尔说:“真理存在的真实形态,只能是真理的科学体系”。在他看来,知识系统就是科学。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真理不是某次某人对某对象的言论,而是人们在长久的认识过程中形成的不断修正和补充的知识体系。

真理的上述变化,使真理从完全的绝对转向绝对又相对,绝对使它继续保有至上的地位但不具体管事,而它的相对性则是紧贴现实,随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有具体管事的作用。

真理从绝对走向相对,也可以看作是真理的阶段性。阶段性也就是历史性,即真理在一个历史阶段内成立,在下一个阶段若不有所丰富和变改则将不成立。这种相对性仍属于一元范畴,是同一真理的演进,或另一真理对它的取代。这在革命历史时期是普遍的现象,被当为对真理的先进认识。

在后革命时期,真理不仅突现了它的相对性,真理也不仅削弱了它的势力色彩和权力色彩,而且还出现了真理多元化的趋势。

真理的多元性是在于后革命时期思想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而是协商,对话、自主、整合等关系。同一的对象、同一的问题可以容纳不同的认识、接受不同的表达,唯心的或唯物的,唯实的或唯名的,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只要认识达到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生存,还可以看作它们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表达真理。其次,在这个时期,各种真理观处于共存的关系。某种认识,从某个真理观看不认为它是真理,但从另一种真理观来看它是真理或在寻找真理。有的真理观认为,正确揭示了客观规律是真理,有的认为符合典著之论的是真理,有的主张为多数人认同的是真理,还有认为自我体验到一定深度的是真理,也有主张有用的知识是真理,等等。用多种真理观去看待种种认识,肯定会使许多认识具有真理性,甚至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可能皆有真理性,这就将出现真理多元化的现象。

真理的多元化还在于人类的思维水平的提高后产生的新认识。当代科学技术对我们的认识有许多启发。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主体性在当代物理学、生物学、宇宙学中的意义愈来愈重,人们受到启发而考虑到在经验之外的关系中,人的观察角度、观察工具、观察心态等主体性的东西在参与存在的显示。对这经验之外的存在的描述就会因不同的主体性而有不同。这样,你得承认这些描述具有多元的真理性。另外,媒体报导出现量子计算机,其最大特点是能在同时就某一存在显示多个现实。一个存在同时显示多个现实,早在神话和宗教中表达了。我国百姓崇敬的观音菩萨,常常是有求必应,能在同一个时间里以一个形态或多形态向自己的众多膜拜者显灵施恩。孙悟空尽管有七十二变,可他只能是以一元化的相对真理出现,即每一次变身只是一个形态,他是在时间变化的各阶段中来显示自己的化身,也就是在时间的各段中来显示多个相对真理的。一个存在能同时显现多个现实,这多个现实是一个存在有多元真理性的表现。

宗教和很多主义,在奉行一个存在只能有一个现实时就是坚持了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真理观,必然在其教义和理论上是排它的独断的,必然会宣布自己是唯一的普遍的真理。它的要求只能是你要作唯物主义者就必须拒绝唯心论,你是佛教徒就不能同时当基督徒,你相信科学你就不能信仰宗教等等。这也是宗教战争、主义格斗的一个原因。

后革命时期已使宗教和主义有了承认真理多元性的趋向。宗教已不再那样排斥科学,承认它在物质世界的领域中有它的真理性。而科学也开始与宗教对话,承认它在人的心灵生活中有它的价值。只要我们认识到存在的多层次多维性,不以某一存在层次和形式的真理作为绝对真理,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美国宇航员格伦坐飞船上天会感叹道:上帝伟大、科学伟大,也不会为一些人既是科学家又信仰宗教而大惊小怪了。

承认真理的多元性并不等于承认对一个对象、一个问题的所有认识都是真理。它只承认,在这所有的认识中只有达到理论水平的符合各种真理标准的才有真理性。同时,真理的多元性也并非一定要在所有的对象、所有的问题上都呈现,真理多元性的含意中,也包括对各种问题的认识并不是有固定的几条或一条真理。真理的多元性的重要意义是让理论有多条通向真理的途径,让理论不因真理独尊、专政而被压制,从而多了一条自由发展的条件。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不能把“后革命”当作“革命后”来看待。后革命不是指一次革命事件之后,而是指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个时期最明显的标志是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个时期显示出的大量的超阶级、跨民族的个人和全人类问题占据了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重大生活领域的主体地位。理论在此背景下,也从革命时期追求真理化、权力化、神圣化而转为更多是对表达自由的权利要求,对表达通畅的条件的要求;真理也从革命时期的一元绝对性走向一元相对性再走向多元性,从而使理论表达更呈现个性化和多样化,由此使学术思想,精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有了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新机制。作为比生活悄前一步的学术研究,不应忽视和回避后革命问题,应探讨它与理论的关系,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精神文化发展的新机制,以此对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作出应有的一点贡献。

注: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9页。

②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5页。

③见《西方马克思主义译文集》,党校教学研究丛书1986年,第221页。

④《后革命气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⑤福珂:《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⑥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页。

⑧《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1页。

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页,第二版序文注。

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织形态》中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页。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7页。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见《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0页。

作者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天益首发,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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