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走向何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7 次 更新时间:2022-07-10 14: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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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  

   2022年,中日两国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自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关系以来,努力建设和推进两国“睦邻合作”关系、实现“世代友好”,让两国记取日本侵华战争的教训、保证两国“永不再战”,一直是中国对日关系的基本方针。2021年10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与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的电话通话中,语重心长地提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然而,从安倍晋三、菅义伟到岸田文雄,近十年来日本对华战略呈现出明显质变的态势。受两国久拖不决的钓鱼岛主权争端以及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刺激,日本政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认识越来越趋向于全面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扩大与区域内外国家的防务合作、在美国“印太战略”下直接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防卫法案的涉华解释也越来越具有直接军事对抗的性质。从2013年推出系统性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到2021年日本前副首相麻生太郎将台湾冲突直接同日本集体防卫法中的“国家兴亡事态”挂钩,日本安保外交和军事战略的“中国指向”已经完全确定。冷战结束30年后,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军力发展规划和安保法制体制已经完成从“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到完全“制衡中国”为主体的转变。岸田文雄在自民党总裁竞选中甚至直言不讳地公开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目标是“对付中国”。我们无须惊讶日本地缘战略的这一战略性变化,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就曾明确指出,随着大国崛起带来的力量对比实质性变化以及“安全困境”效应的深化,地缘上邻近大国对崛起大国采取战略、军事和外交上“制衡”(rebalancing)战略,是常见的战略选择和地缘政治演变态势。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岸田文雄政府执政时间有多长,在当前美国对华全面展开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将通过制定和推出新的防卫法和国家安全战略、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协作、扩大对地区内国家的防务援助等方式,进一步凸显国家安全战略与防卫法的修订和更新。其结果是,日本的安保法制将会加速摆脱二战后日本宪法规定的“非战条款”。或早或晚,中国很可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摆脱“和平宪法”限制、以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实力扩军备战并顽固地以“制衡中国”来重新定义其“国际贡献”的日本。尽管日本出于对华经济利益,提出从“竞争”到“协调”的日中关系,但很难改变日本“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对华针对性。这是在东亚区域安全秩序调整中,中国不得不重新正视和长期面对的新挑战。

  

   一、新冠肺炎疫情难以拉近中日关系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日两国高层保持频繁互动,就抗疫、防疫等展开积极沟通和协商,曾一度开创了中日关系中的“疫情外交”,为两国关系注入了难得的温情。

  

   202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东京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共同主持中日第八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此次对话正值中日两国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刻,双方就携手抗疫交换意见。杨洁篪指出,加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增进国际协调合作至关重要,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中方愿同包括日本在内的有关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密切沟通,分享防疫经验,协调防控措施,更好地维护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北村表示,中方的抗疫经验对日方具有积极借鉴意义;日方愿同中方加强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同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上指出,密切各国卫生、海关、交通、移民等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探讨建立通畅的联络机制,就疫情信息、防控措施、出入境人员管理等进行密切沟通,形成防控合力,遏制疫情蔓延;分享诊疗经验,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积极开展药物、疫苗等研发合作;各方应当就医疗物资的生产、需求和供给保持协调,为商业采购相互提供便利。9月,习近平主席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持续拓展共同利益、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是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本质要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成为各国共同政策选择;中日双方可以相互支持,实现共赢。菅义伟表示,日方高度重视中国,把日中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对世界和平繁荣亦不可或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日本政府和民间积极向中方提供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大量防疫物资,以助力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到控制而日本的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时,中国不仅同日本有关部门通过视频会议或电话会谈来交流各领域疫情防控和治疗新冠肺炎的诊疗经验、提供无偿援助和全力满足日本对医护用品的商业订单,包括医疗口罩、防护服以及核酸检测试剂盒等紧缺的医疗物资,向日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2020年2月大阪府曾向上海市和江苏省捐赠1万套防护用品,爱知县丰川市向江苏省无锡市捐赠4500只口罩;在大阪和丰川疫情告急后,中国有关地方火速行动,立即向大阪捐助7万只口罩,向丰川市捐赠5万只口罩。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指出:“每当遭遇重大灾害时,中日两国总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支持对中日关系起到了明显的升温作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一中日邻国之间守望相助的情感再度被“激活”。2020年2月10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自民党干部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针对在中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自民党将向中国提供支援资金,自民党内的国会议员每人将向中国捐款5000日元。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共计397人,其中众议员284名、参议员113名,以每人5000日元计算,支援总金额约为198.5万日元。在民间层面,两国民众纷纷为奋战在一线的医疗机构捐赠紧缺防疫医疗物资,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其中涌现出了不少感人事例。中国留学生洪喆得知高知县出现病例时,主动联系宿毛市方面表示要寄送口罩。他在通过电子邮件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尽管数量有限,但希望多少能帮到宿毛居民,回报曾经热情款待过我的人们。”此外,一名刚满14岁的日本女孩怀抱募捐箱,在路边不停向捐款人行90度鞠躬来为武汉募捐。日本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基本对策方针咨询委员、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成员、东邦大学教授馆田一博先生指出,在疫情初期日本尚无感染病例时,中国及时发布大量疫情信息,包括学术论文、感染者胸部图像及新冠病毒遗传基因信息,日本据此开发出病毒检测试剂。同时,日本参考中国患者病历、治疗过程,筹备了日本的应对方略。在具体合作方面,中方在网站上较早公布了日文版的治疗方案,日本感染症学会以此为参考制定了本国的治疗指针。在日本防护物资缺乏时,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紧急援助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对日本医务工作者提供了重要帮助。疫情暴发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支持、帮助与合作确实增进了中日两国民众的情感交流,为两国关系注入了难得一见的温情。

  

   然而,疫情期间未能停止的钓鱼岛海域海警船进入之争和特朗普政府大肆炒作的“新冠溯源论”迅速恶化了日本政界和民间开始出现积极势头的“中国认知”。2020年11月,日本“言论 NPO”网站发布了一份中日联合民调。据民调显示,当被问到“对中国的印象”时,回答“不好”和“算是不好”的受访民众,在日本高达89.7%,比2019年民调结果增加5个百分点。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回答“差”或“算是差”的比例达到54.1%。从日本相关机构的民意调查结果来看,将近九成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尤其是看中国取得了抗疫的胜利,而日本每况愈下,一部分日本人对中国愈发不具有好感,不承认中国的抗疫方式,完全不谈要从中国吸取一定的抗疫经验。2020年2、3月中国疫情比较严重时,还有不少日本人积极支援中国抗疫;但到日本情况危急、中国反过来支援日本时,对于这些信息日本国内却报道得非常少。这反映出日本国内对华好感度仍在低位徘徊。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具体来说,一是中国发展迅速,中日实力差距拉大。截止到2021年末,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是日本的三倍,再加上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的长足进步,日本对于中国崛起的安全和战略担心在其政治和政策精英层中不断增强。日本还没做好准备去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二是日本媒体与美西方的媒体和舆论基本同调。在信息化时代,美日欧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在视角选择和问题判断上几乎一致。日本长期的“脱亚入欧”的观念、制度和心态传统,决定了日本的“西方国家”定位。三是中日两国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争议。2020年下半年,日本媒体多次密集报道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中方采取这一举措,是为了驱离试图登岛的日本右翼势力船只,但日本媒体和政府却动不动就指责中国“入侵”,对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有很大的煽动性和伤害性。

  

   此外,中日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两国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往往采取不同做法,日本国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其根本原因是“历史演变中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近20年里出现了“中日同强”局面。这在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尚属首次。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的研究,日本对华政策中的“竞争—合作”光谱定位将大幅倾向于竞争一侧,中日关系下滑态势将加剧。

  

   随着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日本对外加强与美国的安全与军事合作、对内积极修宪扩军,两国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调整进程中的努力事实上在越走越远。2020年的“疫情外交”也只是两国关系近年来难得的“温情”闪现。“以民促官”、大力开展民间交流在改善两国关系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两国的力量对比、安全认知以及利益选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事实面前,2020年“疫情外交”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变化非常有限。正如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指出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日两国民众相互理解存在短板,日本社会存在的一些对华片面认识对日本民众对华感情造成消极影响”。这也从另外一个视角说明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严峻性。

  

   二、菅义伟政府全力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遏制行动

  

   菅义伟上台后,迅速加强同印太地区和欧洲地区重要国家的安全合作,为特朗普政府疯狂的对华疫情报复和战略抑制充当直接的帮手。中日关系没有因为“疫情外交”而继续改善,根本原因就是日本政府在美国采取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对美 “一边倒”。2020年,日本在推进“印太战略”、强化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简称“四边机制”)及扩大与域内外国家的访问合作等领域表现得十分活跃。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和对华战略压制政策最积极、最重要的帮手。

  

日美同盟既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也是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基轴。菅义伟政府高度重视日美同盟,致力于通过高层互访、举行联合军演等手段来加强日美同盟。对日本而言,“保护其和平的并非宪法第九条,而是自卫队和基于《日美安全条约》的美军威慑力”。2020年10月,日美两国在日本冲绳县及周边海域举行代号为 “利剑-21”(Keen Sword 21)的陆海空联合军演。在为期11天的军演中,日美两国共计出动4.6万余人的兵力,动用了数十艘舰艇和300余架战机,这是菅义伟上台后日美两国首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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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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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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