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玲玲:政治极化与西方民主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22-07-04 23: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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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玲玲  

   【内容提要】 政治极化已成为窥视西方民主运行困境不可或缺的视角,是当前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政治极化现象弥散到西方民主体制的方方面面,表现复杂。研究表明,政治极化背后的驱动因素包含社会经济不平等、人口结构变迁、种族文化冲突、媒体影响等带来意识形态分化以及政党认同的结构性变迁,同时受制于一国选举制度的设计,然而相关结论在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仍不甚明晰。政治极化既可能带来强政党以及政治精英更明确的政治立场,从而激发民主参与,形成更有力的反对派,使民主更好地运转,也有可能撕裂多元力量之间的民主共识,破坏政治妥协,进而形成政治僵局降低政府效率,甚至导致民主倒退与崩溃。然而,究竟怎样的条件可以激发政治极化带给民主的积极效应并遏制负面效应仍是未知的议题。这给美国政治之外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提出了理论与系统实证研究的双重挑战。

   【关键词】 政治极化,民主,政党,意识形态

  

   过去十年西方国家民主质量持续倒退,① 尤其是2016年以来,脱欧风潮,右翼激进政党在欧洲大选中崛起,特朗普对美国民主的冲击等一系列政治新动向极大地考验了西方选举民主的韧性。此间,西方民主运行的困境伴随着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即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分化: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文化激烈冲突,进而折射在民主政治运行中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上。极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观察西方民主运行逻辑不可或缺的视角,该视角与精英政策制定、选民意识形态定位、政党认同,以及公民文化等现代代议制民主运行的核心议题相连,在学术界激起诸多争论。目前对政治极化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美国民主政治的研究领域,而比较政治学界针对欧洲、亚非拉民主的学术关注远远不够。②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勾画当前政治极化的基本状况,展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极化现象的基本特征、背后的动因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并指出比较政治学界如何有可能在政治极化问题上做出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学术探索,以期更好地理解当前政治极化现象与民主运行之间的内在牵连。

  

   一、概念的辨析:何为政治极化?是否存在?

  

   政治极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就提出了“极化的多元主义”(polarized pluralism)的概念来分析意大利的政党体系,并纳入其经典的政党与政党体系分析框架,③用来探讨政党体系中政党极化的政策立场和意识形态定位如何作为迎合多元社会的选民取向、建构自我生存的状态而存在。④但这一概念此后运用不多,直至20世纪90年代被美国媒体讨论和学术研究引用之后便铺展开,到新千年之后逐渐流行,成为分析美国政治生态的重要视角,⑤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得到一定的推进。从概念上来说,政治极化一般是指不同的政治行为体包括政党、政治代表、政治候选人、普通民众、媒体等在政策立场阐释、投票行为、政治观点等行为与价值上相差甚远,最终造成向极端发展的对立姿态。⑥但是,究竟如何对此概念进行量化衡量并以定量的方式展示,学者们思路不尽一致,直到现在仍然在发展中。

  

   从萨托利开始,一般认为极化的状态是呈现“双峰”(bimodal)分布的U字格局。但有学者认为,正态分布的倒U型中也不一定不存在向两端极化的可能,因此提出了衡量极化中所谓静态的“水平”(level)与动态的“趋势”(trend)之间的区分。⑦不过,“水平”和“趋势”这两者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后者也是通过测量和对比不同时期的静态水平获得的。在实际研究中,如何测量在特定时间点上的极化水平仍然是关键。然而,最大的争论并不在于对极化水平的衡量本身,而是所谓的“政治极化”概念中“政治”究竟所指何在?到底是哪些政治行为体在哪些不同的政治维度或议题上的极化呢?前者最重要的分野是政治精英与普通大众的政治极化,而后者主要指在意识形态、党派认同以及与各国政治运行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议题上的分化,这两个维度的组合形成较为复杂的政治极化概念以及对其的测量。

  

   在美国政治中,衡量政治精英/政党体系极化程度的主流思路是测量国会当选代表的意识形态差距。运用该指标测量政治极化程度最经典的是基于美国国会历届代表投票记录编码形成“意识形态数据库”(DW-NOMINATE Scores)。⑧作为在国会行为主义研究中非常成熟且随着国会投票记录不断更新的数据库,该数据库自建构以来几乎被应用于所有有关美国参众两院以及两党政治精英的政治极化实证研究中。但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数据库”这样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指标可直接利用,出现了多元的测量方法,例如早些年较为简练的方法是计算议会中“极端政党所占席位”。⑨该测量方法只适用于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跨国比较研究,无法展开以政治精英为分析单位的行为研究。因此,不少研究仍然通过直接测量政党或代表在“左-右”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定位来确定极化程度,这可运用调研数据或专家评定的方法来进行编码。⑩新近,有研究探索测量政治精英极化程度的新路径,比如对政治精英的辩论和演讲进行内容分析。11相对于以上所列出的锁定描述个体政治精英的极化状态的思路,有些学者转向从“关系”(relational)维度进行测量,利用社交网络的方法解析立法机构代表们如何相互合作提出议案,或者考察政治精英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从而在他们互相交往的逻辑中测量极化趋势。12

  

   对公众极化的描述,主要集中于其意识形态距离以及对政党认同的分化。“美国选举研究数据”(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社会公众调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等成熟数据库被大量用于分析美国选民在各个维度上的极化趋势,包括意识形态、种族、经济、个人权利、政党认同,以及新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态度等政治化的议题。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对多党制政党体系下极化衡量指标应用相对广泛的是对立法机构中政党意识形态的衡量,利用“比较选举制度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 CSES)这样的跨国数据计算公众对政党意识形态感知(perception)的差距。13然而,依据意识形态单一维度指标来测量政党体系或政治精英极化程度的方法一直受到批判,学者们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改进测量方法。一些研究试图糅杂“左-右”意识形态之外的维度(比如,宗教-世俗、体制支持,以及物质主义等)形成混合指标,14在政治行为极化与意识形态/议题的极化之间做出区分,15或者加入社会经济、道德原则、政治选择等元素来更精确地描述公众的极化状态,16这一过程伴随着政治极化概念的精细化,“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意识形态感知极化”(perceived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17等多种概念被定义、被测量。18总之,目前的研究正以更宽阔的视野、更精确的表述来全面审视西方民主中的政治极化。19

  

   以上所呈现的对政治精英、政党以及大众政治极化的多元定义与测量方法造成实证结果的复杂性。尽管关于政治极化的研究日渐繁荣,但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关于政治精英及大众是否真正走向了极化是存有争论的。早在2008年菲奥莉娜(Morris P. Fiorina)和艾布拉姆斯(Samuel J. Abrams)的综述文章就引用了大量前期研究,对美国政治正在走向极化的观点基本上予以否定,到2014年菲奥莉娜仍然坚持这个基本观点,20并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21还有研究表明,即便政治精英分化走向极端,美国民众的态度仍然是稳定的,22调研数据中呈现的所谓极化的结果与对极化测量的偏误和对沉默的大多数选民的忽略有关。23不过,自从2016年特朗普裹挟着右翼民粹旋风卷进美国政坛并获得总统选举胜利之后,美国社会以及政治中的撕裂基本成为媒体和学术界的共识,这也符合此前认为美国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分化的主流观点。24纵观美国的历史,政治极化实际上从美国建国之初的国父一代就已开始,但根据“意识形态数据库”中的历年赋值, 当前的政治极化程度已经达到美国历史的顶峰,在一定程度上正挑战着麦迪逊式民主设计中的盲点。25

  

   相较于美国政治领域政治极化深入而精细的描述性呈现,比较政治学领域对当前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极化状态的理解远不够清晰。过去若干年的研究零星展示了各国政治精英与大众的极化状况,例如,讨论墨西哥大选中政治精英与选民极化结构的差异,26各国社交媒体中的政治分化,27欧洲各国政治极化的整体趋势28等。其中,过去近二十年对于欧洲激进左右翼政党的讨论相对成熟,29但这些讨论并没有直接纳入政治极化的话语体系,而是更多地沿袭了欧洲政党研究的传统。总体来说,比较政治学领域有关政治极化的研究往往将这些国家或地区内的极化现象视为既有的现象直接考察其后果或阐释原因,30并未深入考量各国政治极化现象的基本特征。近年来随着全球民主局势的恶化,政治学界开始打破政治极化研究中的美国研究与比较政治学之间的壁垒,试图广泛地展开全球比较,以展示民主危机中的各国政治互动的全球基本规律,31但这样的研究刚刚起步。

  

   二、政治极化作为因变量:什么因素导向政治极化?

  

   既然政治极化获得广泛关注,那么这背后究竟有哪些驱动因素?其中的因果机制是怎样的呢?在美国,首先需要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始于罗斯福新政,支持民主党的“新政联盟”在美国大选中开始分崩离析,尤其是南方州的白人选民转向保守的共和党。32这一结构性变迁对于理解美国当前政治生态极为关键,这是两党的意识形态在经历二战后一段共识期之后逐渐向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端滑行的开始。但是,美国社会此间在种族、经济政策、文化战争、外交等一系列议题上所出现的社会分化远不止南方州白人的政治认同转型,而是整个社会价值和态度基于这些议题的整体分化,并最终落脚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大分化。33那么,社会收入、种族等不平等究竟如何转化成政治上的极化呢?这一问题同样适用于其他议题的分化向政治极化的转化问题,这涉及选民与政治候选人之间的互动逻辑以及选举制度基本设计所产生的影响。

  

根据中间选民理论,立法代表以选区的中间选民取向为其国会行为的基本取向,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中间变量,即收入、种族等议题的不平等直接导致国会代表所在选区选民的意识形态分化,在以竞选获胜为主要理性的逻辑下,政党政策必然要回应所在选区选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例如低收入人群可能更加倾向于高水平的再分配政策,将意识形态推向左倾,立法代表为获得连任就会积极响应这一诉求。在这一思路下,选民的意识形态分化可以从总统选举中的两党初选就开始影响政治候选人的取向,34因为当选民意识形态呈现双峰分布时政党更可能偏向提名意识形态倾向更为显著的候选人,意识形态站位相对中立的候选人因无法迎合两端选民的取向,其竞选的动力也更弱。35尽管相关实证结果并不稳健,36选民意识形态分化给中间选民理论提出了理论挑战,这是对该理论前提假设的否定。如果说在意识形态相对单一的民主党或共和党选区,中间选民可以轻松认定,那么对于意识形态撕裂的选区,中间选民则具有不确定性。已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单一选区的代表(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比意识形态极化选区的代表更容易极化。37这与“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的不公正划分选区的视角产生了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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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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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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