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翠梅: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及其应对:框架理论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 次 更新时间:2022-07-03 13:24:23

进入专题: 污名化     框架理论     他者意象     话语架构     中国国际形象     国际秩序    

王翠梅  

   内容提要:中国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西方污名化中国的浪潮此起彼伏,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污名化是社会舆论阴影下施污者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个体或群体形象的负面建构。其中,施污者的框架建构是理解污名化过程的关键所在,受众的框架共鸣是评估污名化影响的基本指标,受污者的反框架是去污名化斗争的重要举措。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正是通过框定中国的“他者”意象及其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威胁”,架构种种涉华负面话语以煽动国际社会共同打压中国,进而建构一种“污名化中国”框架。这一框架虽缺乏可信度,但极大损害了中国国际形象,乃至危及中国核心利益。百年变局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一言一行,西方或将趁机加大污名化中国的力度。中国要做好进行长期去污名化斗争的准备,揭露西方污名化中国框架的狭隘性,推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提升中国主体性框架的国际传播力。

  

   关 键 词:污名化  框架理论  他者意象  话语架构  中国国际形象  国际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不懈努力。与此同时,中国深化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顺应全球发展新要求不断拓展国际合作新模式,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然而,一个吊诡的现象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强势论”等污名化中国浪潮此起彼伏,涉华议题上的污名化论调不绝于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国家的政客和媒体更是将新冠病毒与中国刻意联系起来,借疫情将污名化中国的浪潮推向新高峰。

  

   纵观历次污名化中国的浪潮,基本上都是西方炮制或推波助澜的产物,都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面对“挨骂”的局面,我们需要冷静思考: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成机理?中国该如何评估及应对这种“污名化”?对此,学界虽已展开诸多研究,但整体上仍有待深化。以西方借疫情污名化中国的浪潮为例,既有研究大体遵循两种路径。第一种为批判研究,多以报纸评论文章的形式,侧重于揭露施污者的险恶用心,笼统地将其视为傲慢与偏见、权力与话语的产物。①第二种为实证研究,以期刊论文为主,主要按时间线梳理该浪潮的演变过程,从国际结构、国内政治、个人特质等层次探讨施污者的行为动机,以及从战略定力、议程设置、国际传播等维度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②综合来看,目前多数成果要么重描述性分析而轻规范性分析,以就事论事的评论或策论为主,要么重回溯性分析而轻前瞻性分析,以谈短期内应对策略为主,较少关注中国去污名化的长远方略。因而,需要更为深入地探究西方污名化中国浪潮的生成、影响与应对。

  

   污名化是社会舆论阴影下施污者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个体或群体形象的负面建构。其中,施污者的框架建构是理解污名化过程的关键所在,受众的框架共鸣是评估污名化影响的基本指标,受污者的反框架是去污名化斗争的重要举措。以框架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既能对污名化的生成、影响与应对展开学理分析,也有助于改变中国“挨骂”的现实处境,更好开展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因此,本文将首先梳理对污名化的既有研究并阐述框架理论视角下污名化的生成、影响和应对,进而剖析西方建构的“污名化中国”框架,评估“污名化中国”框架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共鸣程度及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最后探讨百年变局下中国的去污名化路径。

  

   一、污名化:既有研究与本文视角

  

   污名化是一个古老的现象,近年来引发学界关注,既有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一方面,不同学科就概念界定、生成机理及去污名化路径给出了不同答案,为理解污名化现象提供了多重视角。另一方面,不同学科的污名化研究路径泾渭分明,对污名化负面影响的科学评估有待加强,去污名化的目标与实效之间也存在落差,凸显出既有理论和实践的不足。③鉴于此,以框架理论重新审视污名化的生成、影响及其应对,可以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有益尝试。

  

   (一)对污名化的既有研究

  

   污名(stigma)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在古希腊时期指在奴隶、罪犯、叛徒等特定人群身上标示其社会等级、身份地位的刺身或烙印,意指这类人道德地位的不寻常和不光彩,具有贬抑性意涵。④社会心理学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用以分析那些不被社会接纳之人的处境,⑤但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界定。1963年,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分析了诸如躯体畸形、精神疾病、越轨行为等受污者的不名誉特征及其受损身份,提出污名是社会建构的越轨标签。⑥所谓“越轨”,是指对某一社群或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一套既定规范的不遵从。当某一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被人们视为越轨行为时,该行为体就会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⑦戈夫曼的污名概念阐述具有开创性意义,对后来众多学科的污名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琼斯等人认为,污名化的过程始于人们对偏离社会规范的越轨状态的感知和标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记号背负者的整体印象,实现了污名化研究从静态解说到动态阐述的超越。⑧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另辟蹊径,提出了以危险道德化、政治化来解读污名化的新路径。⑨社会学家布鲁斯·林克和乔·佩兰是污名化研究的集大成者,认为污名由标签、刻板印象、认知区隔、地位丧失和歧视五个要素共同构成,而且权力因素在污名化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⑩

  

   就污名化的生成机理和去污名化的路径选择而言,不同学派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社会学派在早期继承了戈夫曼的越轨解释路径,以标签理论来阐述社会如何经由语言、符号不断建构受污者越轨标签的过程。(11)1967年,戈夫曼再度对污名进行解说,将个体互动中的不名誉特征归咎于社会规则和公共秩序的缺陷。(12)此后,社会学派逐渐超越微观解读,开始将污名视为社会结构的产物,(13)认为结构性或制度性歧视使得受污者及其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受限。(14)此外,污名还会助长、加强和再现社会的不平等。(15)概言之,社会学派先是聚焦于微观层面的越轨标签建构过程,后来逐渐转向宏观结构的视角,将污名归因于规则缺陷和社会不平等,并提出了赋权运动以及变革社会规范的去污名化处方。显然,社会学派认为污名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受污者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其所开出的去污名化处方便可见一斑:一来赋权运动中对“弱者”身份界定的失焦和弥散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16)二来变革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无疑是蚍蜉撼树。

  

   社会心理学派秉持个体主义和社会认知的视角,将戈夫曼针对污名的社会学解读与本学科的偏见研究相结合,认为施污者往往是基于“正常”与“异常”的标准,以偏概全形成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刻板印象,进而在社会互动中歧视并排斥受污者。(17)此外,也有学者从社会排斥的功能出发,解释人们避免与特定人群接触进而对其生存机会加以限制的现象。(18)社会心理学派的多数研究并未反思施污者的错误认知和不当行为何以发生,而是聚焦于受污者的不名誉特征何以不名誉。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在受污者身上寻找污名根源的做法,将污名的产生归结为受污者的问题。因此,社会心理学派更强调受污者在去污名化实践中的作用,主张受污者应以正确的方式给施污者提供完整而准确的信息,以改变后者有偏差的社会认知。然而,以社会代指的施污者常常处于隐匿、模糊甚至缺席的状态,(19)凭借受污者的一己之力来提供全面的信息谈何容易,更遑论纠正施污者的刻板印象了。

  

   历史学派引入时间维度和权力概念,聚焦于一直处于隐匿、模糊、缺席状态的施污者。例如,早期西方殖民者将麻风病与东方世界和黄种人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一疾病是对道德不洁者的惩罚。(20)借疾病污名化特定个体或群体是西方强权的产物,是殖民扩张历史的组成部分,殖民者往往以文明与野蛮的区隔将躲避患者的观念灌输于殖民化过程之中。(21)就去污名化路径而言,尽管历史学派使得某一污名化现象中的施污者具象化,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去污名化处方。

  

   人类学派基于“我者”与“他者”的分类来解读污名化过程,认为群体分类影响行为向度。面对危险,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被排斥的个体或群体当作替罪羊。(22)与此同时,特定文化中污名化现象的形成与维系机制要从地方道德世界中去寻找,作为道德体验的污名往往因不同文化的价值、情感差异而存在差异。(23)此外,污名化大多源于施污者对危险的感知以及对未知的恐惧,当人们感知到自身的道德秩序受到威胁时,更倾向于通过污名化而将危险归咎于特定的他者。(24)因此,人类学派更加强调从“我者”即施污者的角度出发,缓解危险感知,防止错误归因。同时,以危险道德化、政治化解读污名化的路径也暗示消除危险源才是去除污名最为直接的方案。然而,作为道德体验的污名在跨文化视野下难以真正消除,在危险应对中寻找替罪羊的做法更是难以杜绝。

  

   综合来看,既有的污名化研究大多是基于各自学科的一维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仔细推敲可以发现,不同学科中的污名化研究其实具有一个基本共识,即污名化是社会舆论阴影下施污者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个体或群体形象的负面建构,对受污者有着负面影响。一方面,受污者因污名而遭遇制度性的社会排斥与隐蔽性的社会歧视,(25)无法扮演既定的社会角色,也无法发挥既定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污名内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潜在风险不容小觑,会导致受污者的社会退缩,甚至将其推向“不归路”。社会歧视与标签内化的结合使得受污者处于异常被动的处境。因此,深化污名化研究不应该被学科界限所束缚,而应该以主要问题为导向,着力探讨污名化的生成、影响与应对等议题,以一种新的整合路径探寻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二)框架理论视角下的污名化

  

   框架理论(frame theory)(26)发端于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一书,(27)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28)在被引入新闻传播领域之后也得到广泛应用。(29)按照戈夫曼的观点,“框架”指涉一种“解释图式”,能够帮助人们“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那些发生在他们的生活空间和整个世界中的事情。(30)之所以用框架理论来审视污名化,是因为框架理论在污名化的生成、影响与应对方面具有无可匹敌的解释力。

  

首先,施污者的框架建构是理解污名化过程的关键所在。正如罗伯特·恩特曼所概括的,“框架一个事件的意思是,将这件事所认知的某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31)一方面,“选择认知事实的某些方面,使其变得突出”,(32)有“框定”之意,界定了“再现”的范围。当然,这里的“再现”不是透明玻璃式地反映社会现实,“更像是一面哈哈镜,变窄加宽,延长和缩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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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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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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