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韩国对中美战略博弈的认知、因应与中韩关系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2 次 更新时间:2022-06-24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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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  

〔提   要〕韩国既是美国的盟友,又是中国的重要伙伴,在中美战略博弈日趋加剧的背景下,韩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选边站”压力。围绕对中美博弈的研判和因应,韩国国内存在着“亲美平衡论”、“中国便车论”、“独立自主论”、“现状维持论”和“超越外交论”五种观点的激烈争论。文在寅执政之初,基于中美并重的认知,韩国保持战略模糊,避免在两大国间站队;但到了执政后期,受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影响,文在寅政府在坚持中美平衡之余,对美追随的倾向也有所加强。来自保守阵营的尹锡悦担任总统后,受其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韩国内部保守化倾向增强以及俄乌冲突的影响,韩国向美国靠拢的态势可能更加明显,但基于中韩间紧密的经济联系、进步阵营在国会内的优势和韩国长期奉行的务实外交传统,维持中韩关系稳定发展的动力和可能性依然存在。


〔关 键 词〕中美博弈、中韩关系、韩国对华政策


〔作者简介〕张弛,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政治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中图分类号〕D822.331.26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韩国对中国认知轨迹变化与中韩关系发展策略研究”(20CGJ033)的阶段性成果。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战略博弈是这一变局下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展开对华战略竞争给双边关系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也使许多第三方国家面临左右为难的战略选择困境,韩国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韩国既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又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和战略合作伙伴,在对外政策上带有鲜明的“安美经中”色彩。中美战略博弈引发了韩国国内普遍的危机感以及围绕两强竞争的激烈争论。梳理韩国对中美博弈的认知及因应方案,不仅对把握韩国对外战略走向具有积极意义,还有利于在中韩建交30周年的重要时刻,推动两国关系的转型升级。


一、韩国国内对中美战略博弈的认知及因应之争


韩国与中美关系纠葛的历史由来已久。冷战时期,韩国始终坚定地站在美国阵营一侧。在相当长时期内,韩国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共”而非“中国”,鲜明地体现出意识形态对立对韩国对华认知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伴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和自身国力的增强,韩国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韩国越发认识到中国在经济、朝核等涉及本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试图在韩美同盟内部表达出更多的自主诉求。因此,金泳三政府在巩固与美日传统关系的同时增强与中、俄等国的交往,开展全方位外交。金大中政府提出加强韩美同盟、升级韩日关系、发展韩中关系、改善韩俄关系的“四强协调外交”。卢武铉政府标榜要做“东北亚均衡者”,主张“在强化美韩同盟的同时也要包容中国”。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主张“联美和中”,努力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并在两大国之间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的来看,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十几年里,由于中美关系的主流是接触与合作,涉及中美竞争的议题在韩国国内虽偶有提及,但并未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秩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实力相对衰退和中国实力迅速崛起导致的权力转移使美国逐渐以竞争取代合作,成为对华政策的主导面向,这使韩国明显感到大国竞争带来的压力。韩国学界普遍认为,自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美关系发生实质性转变,由合作大于竞争变为竞争超过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博弈的趋势做出两种不同的研判:一是受一些西方保守派學者的影响,认为中美正在滑向体制竞争的“新冷战”,强调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体制等领域上的不可调和性,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前景抱持悲观的态度;二是承认“新冷战”发生的可能性,但认为中美之间进行的是“有管控的竞争”,最终两国还是将走向“和平共存”。尽管在韩国学者们中第二种意见占上风,但“新冷战”论的影响不可小觑。韩国民调机构Kstat在2020年6月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多数受访者预测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但认为中美矛盾激化可能诱发世界大战的比例已达到了40%,许多受访专家也认为如果中美竞争不局限于经济而向全领域扩散,演变成为“第二次冷战”的几率很高。


诚然,2010年以来,中美战略博弈已成为韩国各界关注的重点,围绕两国竞争原因、内涵及影响的讨论屡见不鲜,但争论最激烈、也是最核心的议题就是韩国到底在中美博弈中采取何种对策。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韩国内部大体上给出了五种不同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为“亲美平衡论”,即坚持美韩同盟优先的思路,配合美国的战略对中国崛起进行平衡与遏制。宣扬这种观点的主要是韩国国内的保守学者和保守媒体,他们认为虽然经济上中韩保持合作关系,但两国国力差距巨大,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且对中国进行外部制衡是韩国的唯一选择。不过,在制衡中国的力度上,“亲美平衡论”的支持者们存在一些差别:相对强硬的一派人士视中国为潜在威胁之一,主张不断强化美韩同盟,将其安保功能扩散到半岛之外。而另外一部分人士则建议对华实施“软制衡”战略,避免军事冲突,仅通过加强对美同盟来对冲中国对半岛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亲美平衡论”不只在韩国学界和战略界有一定的势力,对社会大众也影响颇深,尤其在萨德入韩后进一步发展壮大。部分韩国学者坦言,近些年来“亲美平衡”的确成为了一般韩国民众的主流意见。


第二种方案是“中国便车论”,主要是参考东亚历史的经验来思考韩国的战略出路。美国著名韩裔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认为东亚历史上存在以中国为核心的等级型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比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更加和平稳定。因此,他建议以“容纳”战略来应对中国,认可、接受中国的崛起并搭乘便车。这种观点影响着一部分韩国学者以较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崛起,建议韩国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李相万就曾直言韩国政府部署萨德是战略误判,主张将韩中关系进一步升格到类似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并建言韩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分享其中红利。不过,需要看到的是,目前“中国便车论”在韩国国内的接纳度还十分有限。即便是主张搭乘中国便车的学者们,也坚持以不触动美韩同盟为前提。


第三种方案是“独立自主论”,强调韩国要依靠自身力量来超脱中美竞争,具体路径包括以下三条:一是“核武装论”,认为应通过拥核來应对朝鲜核威胁和确保自身安全。韩国国内赞成拥核的人士多数是政客、意见领袖及一部分官僚,他们拥核的声音虽很高,但实际上却不现实。二是“永久中立论”,主张韩国应成为一永久中立国,超脱于大国竞争之外。半岛光复后,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存在着主张中立的声音,特别是认为南北统一后的国家应宣布中立。中美博弈的加剧使一些韩国学者担心半岛重归冷战时期南北三角对立的格局,所以再次主张美军撤出、半岛中立。不过,因为永久中立与美韩同盟之间存在矛盾,且中立的前提又是南北统一,所以“永久中立论”中短期来看难以施行。三是“中等强国论”,认为韩国是名副其实的“中等强国”,应执行符合这一身份的外交战略,将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共存、多边主义等作为外交原则,在中美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减轻大国竞争的影响,确保不被迫陷入两难选择之中。


第四种方案是“现状维持论”,主张继续维持韩国既有的“安美经中”的外交架构:一方面通过巩固韩美同盟,在军事上牵制中国,另一方面继续在经济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现状维持论”的本质是一种中小国家的对冲战略,既与大国保持接触以谋求利益,又采取一些防范性措施以减少或规避来自大国的风险。“现状维持论”强调以韩国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根据议题性质和领域的不同,采取多元、灵活的政策,或追随美国,或联合中国,为本国争取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不过,当中美博弈相对缓和时,韩国在中美间回旋余地较大,能够通过维持现状来“左右逢源”;但随着博弈烈度的加剧,韩国的战略选择空间缩减,试图维持现状就会变得愈发“左右为难”。


第五种方案为“超越外交论”,由文在寅总统前特别助理文正仁提出。他承袭卢武铉“东北亚均衡者”的外交思想,主张韩国应摆脱“非美即中”的逻辑,通过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多边合作,建立超越阵营逻辑的国际新秩序。“超越外交”与“中等强国”外交有相似之处,都认为韩国应发挥作为大国间平衡者、协调者的角色,但“超越外交”看到了“中等强国”独立发挥作用时力不从心的窘境,主张应联合诸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区域强国,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在安全上以联合国为中心,在经济上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发出共建多边主义新秩序的呼声,并引导中美向这一秩序靠拢。不过,文正仁也承认,“超越外交”面临着韩国外交影响力有限、国内意见尚待整合和大国可能反对等因素的制约。


以上五种方案的存在反映出韩国在看待中美战略博弈这一议题时,应对思路主要分“追随大国”和“战略自主”两大派别。前两种方案属于“追随大国”,而后三种方案则属于“战略自主”。就影响力而言,“亲美平衡论”、“现状维持论”和“中等强国论”三种方案在韩国社会的影响力较大,其余方案则相对较小。不过,不同于“亲美平衡”和“维持现状”对中美竞争的直接回答,“中等强国论”更多地属于韩国整体对外战略构想之一。从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政策实践来看,不论是保守阵营的李明博、朴槿惠,还是进步阵营的文在寅,他们应对中美博弈的思路基本上都是在“亲美平衡”和“维持现状”之间左右徘徊。诚然,不同阵营执政时在两者中强调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大体策略都是既要维护好美韩同盟这个基础,又避免释放出清晰的选边信号。


二、文在寅政府应对中美博弈的策略及困境


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之时正值特朗普政府对华展开全面竞争之际,中美战略博弈给韩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对此,文在寅在上任伊始就表示:“韩国重视并将巩固发展与作为同盟和外交、安保基轴的美国的关系;韩中关系的重要性也在增加,我们必须积极利用中国对朝鲜具有积极影响的优势。”2017年11月特朗普访韩前夕,文在寅正式表态将在中美之间实施“平衡外交”,指出:“美韩同盟对韩国安全至关重要,必须继续坚持重视对美外交的传统立场;但中韩关系也非常重要,这不仅包括经济合作,还包括在实现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的战略合作方面。”可见,文在寅在任职初期,他对中美博弈的认知主要遵循“现状维持”的思想,将对美、对华关系摆在几乎并重的地位,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模糊,避免“选边站”,努力在美韩同盟和中韩关系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增进韩国的利益。


第一,针对萨德问题提出“三不”表态,主动修复中韩关系。朴槿惠执政后期执意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系统,对中韩关系造成严重损害,也使韩国的对外天平明显滑向美国一方。然而,萨德入韩后,特朗普政府对韩国非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和援助,反而胁迫韩国支付更高的驻韩美军军费,这使不少韩国人对美国的承诺以及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在此情况下,文在寅政府先以国会批准和环境评估为借口暂缓萨德部署流程,后又在2017年10月发表“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不参与美国主导的反导体系、不发展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所谓“三不”承诺,最后在当年12月实现总统访华。在文在寅政府的推动下,中韩两国高层交往逐渐恢复,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继续深化,双边贸易额止跌回涨,回到萨德风波之前的水平,赴韩旅游等民间交流也开始恢复正常。此外,文在寅政府还加强了在渔业纠纷、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中韩两国长期以来都比较关心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取得了签署建立中韩环境合作中心等一系列成果,进一步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回暖。


第二,在贸易投资、军费分担等问题上一定程度回应美国的诉求,防止美韩同盟出现动摇。文在寅在对中国伸出橄榄枝的同时,也释放美韩同盟牢不可破的信号。他在上任之后仅51天就访问华府,创下韩国总统上任后最快访美纪录。他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承诺5年内向美投资128亿美元,并向美采购总额为224亿美元的产品。虽然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在经贸、驻韩美军等问题上对韩施加压力、造成韩国社会的反弹,但文在寅政府还是在可以妥协的空间内,适度满足了美方的要求:重新修改了韩美自贸协定(FTA),方便了美国汽车、药品和农产品进入韩国市场;先后与美国达成第10份、第11份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协定,将每年支付的约8.3亿美元的费用提升至9.24亿美元和10.4亿美元。文在寅的上述措施,固然是为了争取美国对文在寅对朝政策的支持,但也有对美示好、避免被美国视为“亲中”的考量。


第三,推动“两新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印太战略”的对接,在合作的同时谋求大国间平衡。文在寅政府对外经济合作的构想主要包括“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三项,其中的后两项即所谓“两新政策”分别针对半岛北方的欧亚国家以及半岛之南的东南亚、南亚国家。由于中韩两国在朴槿惠时代就有“一带一路”对接“欧亚倡议”的基础,文在寅上任不久,便提出要将“两新政策”与“一带一路”相接。2018年4月,韩国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发表《韩国“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探析》政策文件,进一步就合作的领域、项目等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对华战略对接的同时,文在寅政府对美国“印太战略”在经历了拒绝排斥、谨慎接触两个阶段之后,于2019年11月与美国发布题为“韩美为增进‘新南方政策’与‘印太战略’之间的合作而努力”的简报,正式达成合作协议,与美方在经济、社会治理和安全三大领域展开对接。不过,文在寅政府在推动“两新政策”对接“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的过程中,特别重视规避碰触中美两国的敏感神经。例如对接“印太战略”时,安全合作的领域主要还是围绕非传统安全,对参加“四边机制” (Quad)等持比较消极的态度,避免刺激中国。


然而,随着美朝谈判进程陷入僵局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文在寅执政后期对中美博弈的认知出现了一些细微变化。虽然继续“现状维持”的原则没有改变,但是“亲美平衡”的色彩却有所增强:一方面,文在寅开始突出韩美间的价值观联结。他在接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Avril Haines)时表态:“韩美共享民主、人权、和平等普遍价值,韩美同盟已经超越安保同盟,成为价值同盟。”另一方面,文在寅政府也释放出试图增强美韩经济联系、降低对华依赖的讯息。韩国中小企业部部长朴映宣表示韩美同盟需要升级为经济联盟,产业通商资源部向国会议员提交的《中美贸易争端导致的韩中贸易结构变化》报告也呼吁“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将重要关键设施撤回韩国的政策来减少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在政策层面,文在寅政府增强了美韩同盟在涉华议题上的配合。文在寅在拜登上台后不久便高调访美,展现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韩美同盟的决心与姿态,美韩涉华合作因而也扩展至台海、亚太、经济、科技、国际秩序等多个中美战略竞争重点领域。文在寅政府的态度与政策之所以发生这种微调,原因包括以下四方面。


首先,中美博弈的烈度加剧限制了韩国战略选择的空间。过去一些观察家认为,韩国这样的“中等强国”可以通过制衡、追随、防范和接触等方式在中美博弈中扮演稳定局面的角色,保持“安美经中”的双重等级体系。不过,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詹姆斯·金(James Kim)以基本议价理论作为工具,分析指出在影响过渡期地区秩序的相对稳定性方面,中等国家的作用很小;在调和各种选择的影响方面,中等国家也不如大国有决定作用。他以萨德风波为例,證明韩国在很多重大战略问题上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的选择权,大国战略偏好的发散会制约韩国的选择。如果中美间的争议极大,韩国就不得不做出清晰的选择。许多韩国战略专家也认为,若中美竞争最终难以调合,韩国必须以美韩同盟为首要考量,站在美国一边。进入2019年后,特朗普政府对华的各种打压愈演愈烈,“印太战略”也最终成型。中美在安全、经济、科技等全领域竞争的开启使韩国选边的急迫性增强。


其次,美国对韩国施压和拉拢的力度增大约束文在寅的平衡外交。特朗普时期,美国利用韩国在半岛问题和日韩贸易摩擦上有求于己的契机,加大对韩施压。二次“特金会”无果而终后,文在寅迫切希望美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破解僵局,日韩贸易争端的爆发也迫使韩国寻求美国来居中调解;但特朗普在这两项问题上都持暧昧态度,不仅拒绝在弃核方式上做任何让步,而且表示日韩应自行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美国的表态加剧了韩国国内担心“被抛弃”的心态,2019年下半年起,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由“摸索对接”转向“和谐合作”。拜登上台后,不仅一改过去的施压政策,强调韩美在民主价值上的联结,而且终止《韩美导弹指南》,主动向韩国释放权利。他的一系列拉拢政策的确起到了一定效果,不少韩国战略界人士积极呼应,主张必须以民主价值和体制为中心,确立韩国的外交立场。


再次,对朝政策陷入困顿催化了韩国“选边”的倾向。二次“特金会”后美朝关系转冷,文在寅多次居中协调无果,不仅引发保守势力对其对朝政策的反击,而且使朝鲜对文在寅政府信心下降、南北关系随之降温。2020年6月,朝鲜以文在寅政府纵容保守团体在边境地区散发反朝传单为名,爆破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进入2022年后,朝鲜频繁进行导弹试射,甚至在3月24日试射“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灵活空间愈发减少。拜登上台后,美韩决定废除特朗普时期的涉朝工作组,代之以司局级官员对话,两国协商层级更高、更顺畅,在对朝政策上声音也趋于一致。而中朝关系的持续改善与美朝、韩朝关系的“高开低走”形成鲜明对比,部分韩国人士认为中国主张朝美对话和改善朝美关系只是外交辞令,真实意图在于管理中朝关系,最大程度拖延朝核问题解决,类似言论的发酵也助推了韩国对中美博弈看法的改变。


最后,文在寅国内支持率的下降与韩民间对华负面情绪的发酵也导致韩国立场出现动摇。文在寅在执政前期之所以能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一个重要砝码就是其超高民意支持率。文在寅刚就任时的支持率逼近90%,不过受失败的房地产政策、虎头蛇尾的检查制度改革和国内疫情反复之累,他的支持率震荡下行,2022年初的支持率仅在40%左右徘徊。民意支持的下降对文在寅政府内外政策的推行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与此同时,自萨德风波之后,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却始终处于低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韩国民间对华情绪更趋负面化。皮尤中心2021年春季的一份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对华的非好感度达到77%,75%的韩国受访者认为在中美之间,韩国应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而支持中国的比例仅为17%。北京冬奥会期间,韩国国内因“韩服争议”和“短道速滑裁判争议”引发民间对华负面情绪迅速扩散,这无疑对文在寅政府的对华认知倾向造成一定的民意冲击。


由于文在寅执政后期在中美间保持平衡立场出现松动,近两年来韩美针对中国的合作有所增多。第一,2021年5月21日美韩首脑会谈发表的联合声明首次提及台湾问题,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碰触中国核心利益。两天后,韩外交部第一次官崔钟建亦表示台海的和平及稳定直接影响到韩国国家利益,也关系着“新南方政策”与自由航行问题。台湾问题过去一直是中韩关系中极为敏感的议题,建交30年来,历届韩国政府都未有类似表态。上述表态的出现是韩国政策转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第二,虽然韩国一直在参与“印太战略”,尤其是Quad的问题上持审慎的态度,但自2021年3月郑义溶取代康京和任外长后,韩国政府态度开始微调,称:“如果是透明、开放、包容并遵守国际规范的,我们可积极与包括美日印澳在内的任何区域合作机制进行合作。”5月韩美联合声明中所提及的推动“新南方政策”与“印太战略”对接、促进人权与法治、保护自由航行、增进疫苗合作等内容,基本上服膺了“印太战略”对韩国的诸多诉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文斯·里维尔(Evans Revere)甚至称这份声明包含了Quad或者Quad Plus想要做的一切。第三,拜登上台后终止了《韩美导弹指南》,允许韩国发展射程800公里以上的导弹,起到了既拉拢韩国、又制衡中国的一石二鸟之效。韩国国内对此欢呼雀跃,部分媒体甚至呼吁应借机研发能够遏制中俄等周边国家的超高音速导弹。第四,韩国与美国高科技合作也日益紧密。2020年12月,韩国两家通讯业巨头KT、SK参加了美国“清洁网络计划”;2021年5月,部分韩企加入了“美国半导体联盟”。韩美联合声明中所提及的两国要加强合作的领域,如下一代电池、氢能、碳捕获与封存(CCS)、人工智能(AI)、5G和6G、开放式无线接入網络(Open RAN)、量子技术等皆是美国重点打压中国的技术领域。美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认为,韩国承诺对美技术投资和开展5G等高科技合作表明其在地缘经济学上已向美国倾斜。


综上,文在寅政府执政5年,其对中美博弈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从保持战略模糊到平衡与亲美兼顾的过程,对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也日渐增加。诚然,在整个任期内,尽力维持“中美平衡”的现状仍是文在寅政府政策的主基调,但对美合作的增强表明韩国正面临外部越来越大的“选边站”压力与内部越来越浓的保守化氛围。在以上内外双重动力的助推下,接替文在寅执政的下一任韩国政府在因应中美竞争时,其政策中美韩同盟的优先性会因此而进一步突出,美韩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和相互协作也将相应增强。


三、尹锡悦政府上台后的中韩关系走向


2022年3月,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在总统选举中以极微弱的优势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当选新一届总统。5月10日,他正式就职。尹锡悦来自保守阵营,其对中美战略博弈的看法与文在寅有相当程度的不同:竞选期间,他曾释放出比较明显的向美方靠拢的信号,如主张将韩美同盟的合作内容从军事向经济、科技、供应链、公共卫生等多领域拓展,将同盟合作的范围从半岛向地区甚至全球扩散,积极推进美日韩合作与加入Quad等。选前尹锡悦还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题为《韩国必须大胆向前一步》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对外政策构想。对于中美博弈,他批评了文在寅的战略模糊政策,斥责这种不选边的行为“让人错以为韩国一直在向中国倾斜,并疏远了长期盟友美国”。据此,尹锡悦认为韩国应与美国建立全面战略联盟,不能以牺牲自身安全利益为代价屈服于中国的经济报复。同时,尹本人及其外交团队也表达出试图通过巩固韩美同盟来增强对华交涉筹码的想法,他的外交幕僚金圣翰在大选前接受美国之音(VOA)的采访时表示,只有韩美同盟稳定发展且切实发挥关键作用,韩国才会得到中国相应的尊重。当然,尹锡悦也并非完全倒向美国而不顾及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他在当选后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亦表达出加强韩中合作的意愿。但相较于文在寅政府后期对中美博弈秉持的“现状维持为主、亲美平衡为辅”的看法,尹锡悦政府对中美博弈的认知可能会以“亲美平衡”为首要着眼点,在此基础上兼顾对“安美经中”现状的维持。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和韩国国内政情,未来的中韩关系可能面临以下三大挑战。


其一,尹锡悦政府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冲击中韩关系。尹锡悦在对朝政策上与文在寅存在较大分歧,他曾在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中称:“只有确保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才能阻止战争。”同时,他还主张继续保持对朝强硬制裁,绝不停止美韩联合演习,甚至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尹锡悦也把中断核武开发与彻底的无核化作为南北对话重启的前提。这使尹锡悦政府的对朝政策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而中韩两国长期以来均主张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围绕朝核问题的沟通与协调也是支撑中韩合作的重要柱石。一旦尹锡悦政府大幅调整前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对朝鲜采取强硬的姿态和行动,势必会加剧半岛紧张局势并削弱中韩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基础,进而会对中韩关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二,韩国国内保守氛围的增强与尹锡悦上任后是否会落实竞选政见也会为中韩关系增添变数。此次保守阵营之所以能够胜选,固然与文在寅一系列内政措施的失败直接相关,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近年来韩国国内保守氛围日趋浓重。皮尤中心民调显示,2018—2021年间,韩国民众对华负面观感连续四年升高,要求检讨对华关系、深化美韩同盟的呼声也不断提升。尹锡悦在竞选期间曾提出不再沿袭文在寅政府的“三不”承诺、谋求加入Quad等主张,其竞选团队的外交幕僚中也以赵太庸、金圣翰等“美国通”居多,而“中国通”阵营比较薄弱。因此,尹锡悦就任后在对华政策上会多大程度履行其竞选纲领将是左右中韩关系走向的重要指标。


其三,俄乌冲突引发的外溢效应将使中韩关系面临新考验。一方面,美国以俄乌冲突为契机,依据意识形态刻意营造出两个阵营对立的氛围,刺激了半岛遗留的冷战思维,使价值观因素对韩国外交的影响扩大。尹锡悦在就任演说中35次提及“自由”,誓言捍卫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些都成为其内外政策的核心关键词。由于中韩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较大差异,价值观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会放大两国间的分歧,推动韩国对美的战略追随。另一方面,鉴于美国已暗示中国若同俄罗斯进行交易或提供援助,必将受到经济制裁。一旦美国借机掀起对华次级制裁,势必要求韩国积极参与,这将使中韩关系面临巨大压力。


诚然,尹锡悦上台后中韩关系可能会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但需看到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一是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仍是中韩关系牢不可破的压舱石。尽管现在中韩两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关系比过去有所增强,韩国也有意在经济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不可否认,2021年中韩贸易额超过3000亿美元,顺差250亿美元左右,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达到24%,若短期内强行降低贸易依赖,将会对韩国造成工作岗位减少等难以承受的损失。此外,中韩经济合作仍有广阔潜力可以挖掘,特别是以中韩FTA第二阶段谈判和RCEP生效为契机,两国可主动促进经济合作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变,持续优化整体营商环境,为两国企业带来更多商机,这决定了短期内中韩关系是绝难“脱钩”的。


二是进步政党在韩国国会中的优势地位会对保守政府的对外政策实现一定程度的制衡。从选举结果来看,尹锡悦与李在明的得票率相差仅0.73%,且尹本人也非国民力量党的传统人物,他的胜选并不意味着保守阵营的政策主张得到了多数韩国民众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尹锡悦上任后将面临国会内“朝小野大”的局面,共同民主党的过半优势地位将对尹锡悦政府内外政策的施行产生相当程度的制约。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共同民主党的基本态度是协调发展美韩同盟和中韩关系,构建在中美间“创造性的柔性外交战略”。尤其在涉及萨德等中韩关系的敏感议题上,共同民主党反对被美韩同盟过度“绑架”,使中韩关系和韩国的安全、经济利益受到损失。因而,除非两年后国会选举中政党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否则进步政党的优势地位将一定程度上防止韩国对外政策过度倒向美国。


三是韩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务实主义外交传统也将为中韩关系起到“防波堤”的作用。韩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韩式儒家伦理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务实,这使得韩国人的定势思维面向实际,并成为民族的心理惯性。因此,韩国的对外政策始终带有鲜明的务实主义色彩: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掌权,历届韩国政府都坚信中韩交恶对双方来说都是弊大于利。尽管尹锡悦对华态度比文在寅政府强硬,但其竞选纲领中有与中国对话的计划,也承认中韩在经贸、朝核等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与目标。同时,就过去的经验来看,候选人在竞选时为争取选票而做出的某些表态并不意味着执政后一定会付诸实施。所以,尹锡悦上台后固然会加强韩美同盟,但也会基于务实外交的传统来避免中韩关系出现明显倒退。


有鉴于此,尹锡悦就任后,在应对中美博弈的问题上不会再像文在寅那般寻求平衡中美的“战略模糊”,而是可能表现出更加倾向美国的“战略清晰”;但中韩关系毕竟联系紧密、历久弥新,强硬的对华政策并不符合韩国的利益,尹锡悦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会调整为某种基于相互主义的实用关系。


四、结论


在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韩国国内围绕在两大国之间的战略选择上出现了尖锐的争论。在过去的5年,尽管文在寅政府竭力保持战略模糊,维持中美之间的平衡;但不可否认的是,韩国面临的“选边站”压力正越来越大,对美追随的倾向也有所增强。来自保守阵营的尹锡悦担任总统后,考虑到其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韩国内部保守化氛围的增强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中韩关系在未来可能会经历“调整”甚至“重启”。然而,中韩两国互为近邻,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外交上秉持务实主义,韩进步阵营仍掌握国会优势,韩国国内的战略选择之争在短期内很难以韩国全面倒向美国而告终。因此,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中韩两国应一方面努力在高科技产业、公共卫生、第三方市场以及地方政府交流等领域深挖双方合作的新增长高地,促进各领域合作能够行稳致遠;另一方面还应深耕公共外交,积极推动两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围绕敏感争议问题的坦诚交流与真诚和解,进而构建起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共同为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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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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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问题研究 2022年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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