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共产党人“心学”的文化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2 次 更新时间:2022-06-11 20: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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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深刻认知和把握共产党人的“心学”,必须弄清楚其深厚而广泛的文化基础。

   历史文化渊源

   “修身养性”“心学”是我国传统文化治学、修身的重要内容。20世纪以来,提到“心学”,研究者多会想到是“陆王心学”,且认为宋代陆象山开其端,明代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实质上,陆王心学可以看作是狭义之心学。陆九渊讲学,强调“心即理”,主旨在“发明本心”,且喜言“心体”“心之体”,这也许就是后人视象山为宋明心学之开山的缘故吧!然而在象山一生讲学中,未曾提及“心学”一词,其弟子杨简等亦然。可以说,是王阳明对心学作了实质性的表述:“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

   元代吴澄传承宋儒理学之旨,把心学揭示之功归于宋初之大儒,指出“以心为学,非独陆子为然”,“心学之妙,周子、程子发其秘,学者始有所悟”,确认周敦颐、二程之言为“万世心学之纲要”。进而,又对心学之归于尧、舜、文、武、孔、孟之正传,做了进一步阐发:“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外围之城或墙)也。此一心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孟子之传……邵、周、张、程朱子,盖莫不然”。按吴澄所说,不只是宋明理学,所有儒学精髓即是心学,此可谓中义之心学。

   若把心学放到中华传统文化层面考察,则道家、佛家亦重心学。心学这一称谓,在道家典籍中出现甚早,南北朝(北周)时期问世的《无上秘要》就曾引录《洞真太上隐书经》:“夫仙者心学,心诚则灵;仙道者内求,内密则道来”。至清代仍绵延不绝,如《古书隐楼藏书》:“天仙之学,心学也。”心学一词,也曾见于南北朝的佛学著作中。佛家思想主张“心生万法”“心生种种法生”“一切唯心造”……应该说,此为特殊的唯心的心学。因此,明代主张三教归一的林兆恩认为,心学是“三教之源”:“故孔子、老子、释迦为万世而生,以开心学之源,而天下之道亦未始不同归而致一矣”,“心一,圣人也,在道家谓之仙,在释家谓之佛……不思不勉,曰圣、曰仙、曰佛者,皆心也”。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三足鼎立之学释解“心学”,此可谓广义之心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心学隶属传统文化“内圣外王”中“修身养性”之内圣范畴。各家思想与修养目的各异,对心学这门学问宗旨的表述也就有所不同。建立在传统人天整体观理论基础上的心学,旨在通过反求诸己的认知实践,驾驭、升华心之体、性、用的全面素质,达成自我境界的提升、自我智能的提高,并推己及人,做利国利民之事。

   科学文化基石

   心学之“心”,指心、神对待的心身整体(或称神、形整体)的“心”,用我们熟悉的语汇讲,就是意识内容及其本体。运用此“心”,需要对它真正的“体”和“用”有科学的认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大师们从哲学上对意识本质的论述,对我们今天讲共产党人的“心学”有很强的科学指导意义。

   我国传统文化心学中的“心”,如《荀子·解弊》所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又如中医《内经·灵枢》所述“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统括这一列精神活动的,似乎都是指心的“用”的层面而言,心的“体”则被认为是“气”。《内经·灵枢》中说:“神者,正气也。”朱熹亦曾明确指出:“心者,气之精爽。”这就揭示了心学修养的物质基础在“气”。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016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都提到研究“意识本质”是当代前沿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神意(心)的体性的认知,有着丰富的内容,若能进行全面研究、整理,以形成古典心意认知实验学,对揭开意识本质的真面目,很可能起到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

   “心学”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对精神(意识)的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意识问题的根本性观点,为“心学”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恩格斯和列宁都明确地指出,“意识”(精神)是“人脑的产物”,“物质的最高产物”。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此文是据毛泽东于1937年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的记录稿整理而成)中的“意识论”部分,开宗明义指出:“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发展之一形式,是一定物质形态的特性。”这就从整体上明确了意识的物质属性。1943年,毛泽东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中指出:“思想离不开物质,精神现象是大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参见《毛泽东年谱》),括号中直截了当的称述——“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具有重大意义。这种观点剔除了意识的神创论,杜绝了意识的二元论,实质上也排除了西方所谓“物理主义”的干扰,为“心学”发展及其科学研究奠定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尽管辩证唯物主义大师阐明了意识物质性的方方面面,但科学至今尚未能揭示出意识本具之科学真面目。这是当代科学局限于“物理主义”的自然科学物质观的结果。欲识庐山真面目,就必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物质观建立更高层面的科学物质观:建立新的科学范式,从“意识不是具有重量和伸张性的东西......意识是运动的物质之内部状态”(毛泽东语)入手,克服研究意识的瓶颈,使之对意识的科学研究进入“精神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轨道。亦唯如此,方能最终破除对传统哲学“心学”所谓“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认知。

   中国哲学史学家张岱年先生对“气”之论述,架起了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以至意识(心)论的桥梁。他认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说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与近代物理学所谓“场”有近似之处)为一切之根本;气是无生命、无意识,而为生命和意识的基础的客观实体。心学修养为什么强调“气”呢?因为“气”是修身养性的根据。《管子》早就指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敬守勿失,是谓成德……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宋代施德操认为,“其气之充于吾身也,睟然见于面,盎然发于背,沛然见于周旋动作之间。古人之大有为于世者,皆出于此。”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强调:“圣贤君子以心御气,而不为气所御;以心移气,而不为气所移。气听命于心,圣贤也;心听命于气,众人也。”因此,儒学家可能更多突出心念(意识)的作用及其功能,直接关注对心(神、意、志)自身的修养,有时候忽略或者不谈对“气”的修养。

   了解“心”(精神、意识)的物质基础,或者说其本身的物质性,即可使心学修养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此外,马克思主义对意识能动性、主动性作出明确的强调,这亦使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对改变、修正、优化自我身心有了更加辩证的理解与掌控。“自由的人”是什么?是“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通过“自我认识”、“了解自己”,发掘出自己的内在“尺度”、“本质”、“本性”,真正在自然、社会、自身三大领域成为“主人”。这一自由之境的实现是有条件的:除了要认识和利用“外部自然的规律”,还要认识“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恩格斯语),这样才“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心学”,建立在对内外在世界规律的认知与运用上,与主观唯心论或机械粗糙的庸俗唯物论决然不同。

   现实文化根脉

   毛泽东指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把“改造自己”同“改造世界”并提,并将之与理想社会制度的追求与实现联系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后在实践形式上形成的新突破——不仅指向客观世界对象(自然界与社会),也指向主观内在世界。“改造自己”可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心学”的初期表达。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杰出领导人关于共产党人或领袖个人的修养理论(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张闻天的《论青年的修养》等等),皆可归于此说。这就改变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作为少数人修身养性学说的心学对象,使之成为建设革命政党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

   “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出现了诸如“自觉按照、自觉遵守、自觉参加、自觉行动、自觉维护、自觉服从、自觉接受、自觉防止、自觉净化、自觉防范、自觉检查;自我批评、自我解剖、自我约束;加强自律、廉洁自律、自主行使、自身建设、反思自身”等大量带“自”的要求术语,这种以反求诸己为内容的执政党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心学”丰富资源的采纳、汲取、融汇。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有关话语指出:“‘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这段话中的“心”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理解:一是“初心”。党的主题教育中的“初心”,又称“初发心”,即源于佛家思想文化用语。佛家修行与共产党人的目标有重大差异,但修身方法未尝不可以相互借鉴。共产党人把党的奋斗目标作为誓言,反复锤炼印证,在意识深层打下烙印,宗旨牢记,关键时刻发挥出巨大功效。二是“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出自道家老子《道德经》),倾听人民心声,中国共产党人把“民心”“修之于身”,获得了无穷的力量源泉。三是“本心”。王阳明有一句切身体会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为此他认为必须把良知本心修养出色,才能为做社会事业打下“内圣”之修根底。明代另一位心学大师陈白沙同样指出,“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就是说将此“心之体”修养出来,时时明了,对付脱缰的野马(喻意心念难以驯服)口中就有了一个“衔勒”套上,懂得了前行的规则和方向。我们共产党人今天讲的“立根固本”之心,显然是以“初心”“民心”等“大道”公心为“本心”的。

   如何修好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学”?其一,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不下数十次的“知行合一”理念。“心学”不是“玄学”,不能空谈心性。仅“知”还不行,不与“行”结合的“知”并非“真知”。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不抓实,再好的蓝图只能是一纸空文,再近的目标只能是镜花水月。”实干才能爆发出积蓄的内在巨大能量。其二,在做事上处理好“有我”与“无我”的关系。既需要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也需要一种超脱的“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将“有我”与“无我”结合起来,就是修养共产党人“心学”于事理上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其实,“共产党人的心学”也是一种“自我革命”——不仅仅只是把“害群之马”从执政党队伍中“摘”出来,同时更是通过党性教育,变革广大党员精神状态,焕发意志恒心;革去昨日之旧我,变为今日之新我。

“共产党人的心学”的修养,不只是每名党员个人的要求,也是对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整体规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自我的欲望把自己推向覆灭。不少盛极一时的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能够鉴于前朝覆灭的教训,注意励精图治,注重反贪反腐,以争取民心、巩固江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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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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