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 王净宇:美国对华经贸的“脱钩”与“再挂钩”:思想渊源与现实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22-06-03 23: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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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   王净宇  

  

   中美两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的对华经贸政策不仅关乎双方的经济利益和经贸关系,也是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Tai)针对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愿景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再挂钩”(recoupling)表述。从“脱钩”到“再挂钩”,拜登政府将如何调整前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是当前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拜登政府的“再挂钩”是在其前任政府“脱钩论”基础上的调整,因此要理解拜登政府的政策选择,就必须对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的对华“脱钩论”进行回顾与辨析。其中包括对“脱钩论”的思想渊源进行归纳与分析,以及对两任政府“脱钩”与“挂钩”表述变化背后的经济逻辑进行梳理与剖析。特朗普政府的所谓对华“脱钩论”作为一种主动为之的政策行为,深受美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中美经贸关系“离心力”与“向心力”相互作用的背景之下,拜登政府“再挂钩”的表述更多只是一种对特朗普极端政策的阶段性和局部性回调,“脱钩”与“挂钩”并存将是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重要特征。

   一、美国对华经贸“脱钩”的主要表现

   经济学意义上的“脱钩”概念并不新颖,但自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爆发以来,中美关系中“脱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极大拓展,其含义已远超经济周期同步性和敏感性范畴。就美国对华经贸“脱钩”的主要表现来看,“脱钩”作为一种主动为之的政策行为,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重要手段,虽然短期效果有限,但仍呈常态化发展态势,并具有长期影响。

   (一)“脱钩”是美国主动为之的政策实践

   以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为分界线,中美经贸关系中“脱钩”的表现已经由学术语言描述的一种客观经济状态转变为美国政府主动的政策行为。

   第一,2018年之前,“挂钩”和“脱钩”作为一种学术表述,通常被用来描述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同步性和敏感性增强或减弱的客观现象与发展趋势。托马斯·赫尔布林(Thomas Helbling)和皮特·贝雷辛(Peter Berezin)最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使用“脱钩”(decoupling)一词,用来形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速呈现的相反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学者对于中美两国经济协同性的关注程度不断上升,逐渐开始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使用“挂钩”和“脱钩”的概念。例如,陈继勇通过GDP、各产业产值、城镇就业人口等7组数据,对改革开放至国际金融危机前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虽然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整体偏弱,但在金融危机前一直显示出逐渐“挂钩”的趋势。李晓则进一步通过经济周期同步性、贸易密度和金融联系等多个维度,构建了度量中美经济脱钩程度的指标体系,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呈现出平缓“脱钩”的新趋势。以上研究基本上将“脱钩”作为一种客观状态进行评估和测度。

   第二,在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开始后,随着博弈的不断升级,降低相互依赖程度、减少双方交流与联系开始成为美国政府主动为之的政策选择。“脱钩”概念由此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政策实践,涉及内容也由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延伸。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多次提出完全脱钩、切断关系、结束依赖等概念,将降低对华经济依赖作为其重要的经济政策方针。王悠、周琪、刁大明等学者把发起和推动对华“脱钩”视为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特征;夏立平、倪峰、王国明等则认为,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美国将会继续推动科技、国际制度、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对华“脱钩”。由此可见,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脱钩”已经表现为美国政府主动语态下的政策行为。

   (二)“脱钩”是美国对华施压以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政策手段

   对于一般国家来说,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度对外“脱钩”,减少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本来是一种规避风险的理性经济选择。张宇燕就曾判断,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造成世界产业链“客观”断裂,原本决心以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向世界开放的经济体,出于最小化产业链断裂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使产业链进一步走向“脱钩”。

   但是,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在中美博弈竞争的过程中更注重中美之间的相对利益而非绝对利益。美国对华“脱钩”的政策意图远不止于自我保护,而是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改变竞争格局、对华施加压力的战略考量。具体来说,苏庆义就把中美脱钩解释为美国破解“萨缪尔森陷阱”的政策手段,认为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投资限制和科技封锁等“脱钩”政策本质上是为限制和打压中国技术发展,帮助美国在高端产业领域赢得竞争优势。同时,对华“脱钩”政策也是美国在中美经贸谈判中争取筹码的重要手段。因此,相较于数据上相互依赖程度的下降,对华“脱钩”作为杠杆和工具,会对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实际影响。

   (三)美国对华经贸“脱钩”具有长期性

   从短期视角来看,美国对华“脱钩”的直接影响有限,“脱钩”仍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由于中美已经互相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深度连接,两个经济规模如此庞大、相互依存如此深厚的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脱钩”,既不理智,也不现实。2018年以来,相对于“脱钩论”,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相互依赖的实际下降程度较为有限。以经贸摩擦中双方博弈最为激烈的贸易领域为例,虽然受2018年两国相互加征关税等措施的影响,2019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相较2017年下降了近8%,两国对彼此的贸易依存度也分别由14.2%和14.8%下降至11.9%和12.9%,但这一数字在2020年迅速反弹至12.7%和15.3%,中美两国作为彼此重要贸易伙伴的身份并未因“脱钩”政策得到改变。

   从长期视角来看,“脱钩”目前虽然并未能改变中美经贸依旧联系紧密的总体特征,但将其工具化、常态化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却不容小觑。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演变、全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无论是出于大国博弈的考虑,还是出于降低自身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需要,都不会轻易放弃遏制中国发展、降低对华经贸依赖的目标。因此,虽然当前和今后美国政府会根据自身选民基础和中美竞合的现实情况调整对华经贸“脱钩”的范围和力度,但“脱钩”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势必会得到长期保留。

   二、美国对华经贸“脱钩”的思想溯源

   虽然“对华脱钩论”的相关表述在2018年后才呈现明显的爆发式增长,但对外“脱钩”的思想在美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出现。从思想溯源的角度来说,其受到美国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领域中“美国学派”“孤立主义”“美国例外”等经典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这些传统思想的回潮构成了推动美国对华“脱钩”的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文化背景。

   (一)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脱钩”的理论基础

   在美国政府采取的对华“脱钩”政策中,始终可以看到美国学派经济思想的影子。美国学派强调生产率优势、重视国内市场、鼓励贸易保护的经济思想为美国近两届政府对华“脱钩”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一,美国“对华脱钩”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限制和打压中国的技术发展维持美国自身的竞争优势,这种对于技术优势甚至技术霸权的追求,基本继承了美国学派强调生产率优势的核心观点。事实上,美国学派不但把生产率看作国民财富增进的主要源泉和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根源,而且也把发展科学技术和加大资本投入视为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方式。资本和技术早已替代劳动力甚至替代土地成为影响生产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但只有美国学派在19世纪早期突出地强调了这种替代对国家竞争力的深刻影响。受到这种“生产率立国”思想的影响,美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和资本积累,不但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还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过程中保持了自身优势。因此,在新产业革命的背景之下选择在科技、市场等领域对华“脱钩”,通过牺牲绝对收益追求科技领域的相对优势,可以视为美国为保持生产率优势作出的主动调整。

   第二,“脱钩论”的基础在于美国对其国内市场的自满,这与美国学派强调国内市场和内向型工业化的观点相呼应。在19世纪英国通过殖民体系主导世界市场的背景之下,美国学派认为美国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足以满足专业化分工的需要,对外贸易对于美国来说不仅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受欢迎的。受此思想的影响,美国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着眼于国内市场而非海外市场的内向型工业化的经济思想。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美国国内贸易规模达到了对外贸易规模的20倍左右,一度超过了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总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容量大大刺激了美国的大规模生产,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成为美国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脱颖而出的重要依托。利用国内市场完成对英国反超的历史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美国政府的对华“脱钩”政策提供了依据。

   第三,美国当前对华“脱钩”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对中国采取以惩罚性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政策,这与美国学派保护主义的政策主张一脉相承。早在形成之初,美国学派就认为美国的萌芽产业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面对英国发达的制造业的竞争难以生存,因此只有通过高关税保护,使自身经济与英国经济“脱钩”,美国才有可能摆脱经济依附,实现国民经济的独立自主和快速发展。在美国学派贸易保护思想的影响下,美国贸易政策在1860—1934年间进入“第二阶段”,通过限制进口保护特定产业免受外国竞争成了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一时期,关税壁垒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策工具。[18]在当前制造业生产优势消失的背景之下,美国通过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政策与中国脱钩的做法与其曾经的政策选择如出一辙。

   (二)孤立主义的政治思想:“脱钩”的思想根源

   美国政府的“对华脱钩”不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其背后也有美国孤立主义的政治思想根源。事实上,作为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每当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其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就会再次兴起,并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当前的“脱钩论”正是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孤立主义传统政治思想的最新体现。

   第一,作为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新大陆国家”,美国极易受到孤立主义的诱惑。20世纪之前,孤立主义一直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处于主导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中,孤立主义思想则通过战争初期的中立态度使美国保存了自身实力,最终帮助美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国家利益;二战后,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全球主义取代孤立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思想,但只要对外政策出现失误,这种“通过拒绝对其他国家和国际事务承担义务,以保持自身行动自由不受妨碍”的孤立主义思潮总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回潮。

   第二,美国的孤立主义不是消极和被动的防御性政策,并不追求与外界的绝对隔绝,美国政治思想中主流的孤立主义从来就不是闭关锁国式的全面封闭。尤其是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孤立主义的思想内涵也在不断拓展。美国孤立主义思想中被视为“内部”和“底线”的核心利益范围一直都在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的“脱钩”,还是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建立“民主同盟”的对华围堵,都可以被视为不同范围孤立主义思想的体现。

第三,现阶段美国对华“脱钩论”正是本轮美国孤立主义回潮的表现之一。具体来说,受到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国内矛盾增多、对外政策受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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