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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燕王朱棣承继大统，登皇帝位，是为明成祖。
明成祖在挥舞着权杖恣意屠戮建文旧臣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在“靖难之役”即在帮助他夺取皇位过程中的有功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论功封赏，这些涉及官职爵位、金银财帛的封赏往往泽及后代，是光宗耀祖的勾当，因此绝不会有人拒绝。反之，受封赏的朝臣将领都会把皇帝所赐予的荣誉地位像牌位那样供奉起来，意以珍视他们所拥有的特权、地位与荣耀，将它们依仗为未来的安全和利益保障，依仗为进一步向上攀援的稳固基石。
有一个人，是明成祖要特别感谢、更是要特别加以封赏的，这个人就是姚广孝，即道衍和尚。明成祖心里明白，没有姚广孝，他下不了举兵发起“靖难之役”的决心，更无法在三年多的浴血奋战中战胜强大的朝廷军队，无法如愿以偿地攻陷南京城，更无法进入奉天殿，如愿以偿地坐到皇帝龙椅上。
明成祖万万没有想到，在封赏姚广孝这件事上他遇到了麻烦：姚广孝对任何封赏都辞而不受，“明成祖让他续发，意在使其还俗，姚广孝坚持不肯。明成祖赐给他宅第，他也推辞不要。明成祖赐给他两个漂亮的宫女，他一个多月未接近她们，也不与她们说话，明成祖只好将这两个宫女召回……明成祖赏赐给他的金帛无数，但他都散发给了宗族乡人。”最后，姚广孝只接受了一个僧录司左善世的僧官官职。
“他平时住在僧寺，上朝时着朝服冠带，然后仍穿僧家淄衣。”“只是到他死了以后，明成祖才得以尽情地对他进行追封，追赠他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容国公、谥恭靖’。在明成祖所封赠的文臣当中，没有哪一个能与姚广孝的这种封号相比。”（上述引文均自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
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的一天，八十四岁高龄的姚广孝因病重不能上朝，五十八岁的明成祖乘车亲自前往他所居住的庆寿寺看望他。这时候，犹如他们以前在生死存亡时节需要做生死存亡选择的危急时刻那样，彼此之间已经没有了君臣之分，就像生死与共的朋友，说了很多不能跟其他人说的话。两个人都明白，这很可能是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马皇后病逝、他们相遇相知三十六年以来的最后一次谈话了。临别之际，明成祖问姚广孝：“先生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姚广孝恳求说：“溥洽已被关押十六年了，可能的话，就把他放了吧！”明成祖答应了姚广孝的请求，马上下令释放了溥洽，道衍顿首表示感谢，随后——也许一两天，也许三四天，我没有查据太清楚——姚广孝在他一直居住的庆寿寺溘然长逝。
溥洽是谁呢？溥洽（1346年－1426年）是专门为皇帝做法事的主录僧，我不知道其职务与明成祖后来让姚广孝当的“僧录司左善世”是否同等官职、同等作用，但这不妨碍我们形成这样的见解：姚广孝濒死之时为溥洽向明成祖求情，理由绝非僧人与朋友间“同类相怜”这样简单，我写作本文，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个极为重要的情节想开去，从而才产生出议论一番“道衍之道”的想法的。
为了使读者便于理解我后面的议论，我把描述这件事的《明史》中的原文抄录在下面——
“十六年三月，入观，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广孝顿首谢。寻卒。” （《明史》卷145·姚广孝传）
我希望读者细细品味并牢记这段文字，我后面的很多议论都与这段记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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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与姚广孝相识的机缘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马皇后去世以后出现的。
众所周知，马皇后跟朱元璋是患难夫妻，在朱元璋打江山的过程中，一直起着别人无法替代的呵护、体贴这位未来皇帝的作用，对于马皇后的去世，朱元璋何等悲伤是可想而知的。朱元璋妃嫔众多，因此子女众多，共有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诸子中除长子立为太子，第九子和第二十六子早死，其他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国。”（吴晗：《朱元璋传》，1965年，三联书店）是时，朱元璋已经当了十五六年皇帝，“形势正在起变化”，这些被封王的儿子，尤其是颇具实力的诸王，尽管已经立了太子，然而在至尊至上的皇位问题上，仍旧难免受到人性难以抗拒的诱惑，所以都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心思，总是千方百计寻找着可以着力和钻营的机会与缝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不会放过由于马皇后去世而对父皇表达孝敬与忠诚、并顺便到京城察言观色以判断形势的机会，于是纷纷进京，参加马皇后的安葬仪式。
葬礼以后，皇子们似乎是哀情未尽，为表达孝心，纷纷要求父皇再委派一些僧人跟他们一起回各自的藩府去，继续为逝者诵经祈福。朱元璋看儿子们对马皇后如此深情，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下令让负责全国宗教事务的管理机构僧录司推荐僧人。当时僧录司的左善世（官职）是一个叫宗泐的高僧，这个人是姚广孝的好朋友，于是他就向明太祖推荐了姚广孝。在给诸皇子分拨被推荐上来的僧人的过程中，朱元璋恰巧——我认为是恰巧——把姚广孝分拨给了燕王朱棣。
那么，宗泐又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向朱元璋推荐姚广孝呢？
宗泐（1318-1391）也是临海人，与我在《想起了方孝孺》（2022-5-5）中议论的方孝孺是同乡，但他们两人并没有交集，或者说，我没有了解到他们之间有什么交集。与宗泐有交集的，反倒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征江南有道僧人，宗泐为应召到南京的僧人之一，于是他们相识了。
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这里所谓的“有道”，应当是指有德行修养和知识见解的人，不妨理解为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人才。印象里，明太祖和明成祖两朝在经营国家的过程中，都曾经大规模征集知识分子以及民间人士进入体制内为国家服务，并没有把他们完全地视为防范对象乃至于国家的敌人，尽管他们设立了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锦衣卫和东厂，尽管他们把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推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给他们以后的时代造成绵延不绝的灾难性影响。换一句话说，我们不能由于明太祖、明成祖搞特务统治、大规模屠戮功臣而否定他们曾经在重视人才、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彼时自有彼时的缘由，皇权自有皇权的逻辑，这不是我们用现今的几句观念性话语就可以概括得全、解释得清楚的。
宗泐被太祖征召之后，就居留在了首都南京城的天界寺。宗泐谈吐风雅，精通诸子百家，善诗，工书。洪武九年（1376年），太祖到天界寺视察，曾经与宗泐有过比较深入的交谈，太祖非常欣赏宗泐的博学，将其称之为“泐秀才”。出于对人才的渴望，明太祖甚至打算让宗泐蓄发，以便在朝廷任职，宗泐则表示无意于仕途，希望终生从事佛教事业。太祖理解宗泐的心愿，尊重并同意了他的选择。
以后，宗泐潜心注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等经卷，经太祖批准颁行全国，由此，宗泐的道法益盛，声名日隆。更值得一提的是，“洪武十年（1377年），宗泐奉太祖之命，往西域求经，率三十余人，涉流沙，翻葱岭，遍游西域，到达印度，得《荘严宝王经》及《文殊经》。往返十四万余里，历时五年，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才回到南京。同年，朝廷设僧禄司，授宗泐右善世之职，为十方禅林之所领袖，仍居天界寺。又奉诏作赞佛乐章，得太祖嘉许。太祖的马皇后既薨，临葬日大风雨雷电。太祖甚不乐，召僧宗泐至，曰：‘太后将窀穸，汝其宣偈！’宗泐应声曰：‘雨落天垂淚，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宣已，帝大悦，顷忽朗霁，遂启车而行。诏赐宗泐白金百两。”（转引自洪运斌 洪昌国：《詩僧释宗泐和他的诗》，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朔方论丛》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
宗泐就是在这个时候向明太祖朱元璋推荐姚广孝即道衍和尚的。出于对宗泐的信赖，太祖自然会接受他的推荐。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姚广孝就不但走进了明王朝的政治中心，更是走进了决定未来历史方向的燕王朱棣的事业中心。
我之所以要说到宗泐这个人，是因为我想特别强调，无论宗泐还是道衍（姚广孝），都是那个时代既有学识修养，又有政治眼光，更有道德情怀的高级知识分子，“僧人”的身份不足以概括和说明他们的品质和素养。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修养和情怀，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远在作为政治家的朱元璋和朱棣之上的，也正因为这样，在明太祖和明成祖书写的历史中，我们才总是能够从字迹下面隐隐约约看到这两个人的笔势，而他们的笔势与明太祖、明成祖的书写又有极为显见的不同。
篇幅所限，通过对宗泐的简单介绍，指出无论宗泐还是道衍，都在明代最初两任皇帝那里获得了赞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就够了。我下面还是回到专门议论道衍上来，即如标题所示，查究一下道衍在所谓的“道衍之道”中，信守了什么，坚持了什么，他所信守和坚持的“道”，对于现时代、尤其是对于我们的现世人生具有怎样的启发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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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145卷·姚广孝传》介绍说：“姚广孝，长洲人，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袁珙惊叹的是：“我靠！这是哪里来的怪异和尚？三角眼，外表就像是病虎，丫的性情必然喜欢杀戮，纯粹是刘秉忠之类的人物！”
听了袁珙的惊叹，道衍为什么会“大喜”呢？这是因为袁珙——这个人也是明初的一个奇人，精通相术，后来成为了道衍的朋友，在辅佐明成祖尤其是鼓动明成祖起兵的事情上也曾经发挥重要作用，后来在明成祖朝官至太常少卿——提到的刘秉忠是元代一位著名的高僧，曾经辅佐元世祖成就帝业，很显然，道衍乐于成为刘秉忠那样的在政治上有大气象、大作为的人。袁珙没有看走眼。道衍的这一心愿，他的好朋友宗泐更是知之甚深。换一句话说，宗泐和袁珙一样，深知这个长相怪异的家伙胸中自有丘壑，他的抱负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宗泐之所以向明太祖推荐道衍，一定与他对道衍的这种了解有关——这就是说，宗泐亲手把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送到了朋友希望走的那条道路上。
历史在其必然性链条中，总喜欢镶嵌进去一两个偶然性的链环，在我们议论的这件事情当中，这个链环就是我前面说的，道衍“恰巧”在嵩山寺遇到了袁珙、明太祖“恰巧”把姚广孝分拨给了正需要一个主心骨帮助他拿主意的燕王朱棣，结果两个人一见如故，甚至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快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密友——用我们这些俗人的话说，两个人当时就对上眼儿了，就像陷入到恋爱中的人那样，相互怎么看怎么觉得对方好。这里所说的“怎么看怎么觉得对方好”，体现在只要道衍来到燕王的府邸，两个人必定遁入密室聚谈，至于究竟谈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记载，也不可能记载，我们却可以依据某些外在迹象乃至于当时或者后来的传说，揣度一二。
《明朝小史》亦名《明宫史》是一部不同于《明史》之类正史的史书，也可以称之为稗史吧！这部书的作者是明代崇祯年间的文人吕毖，可以说是与道衍同时代的人——尽管他们从空间和时间上说已经相距二百多年，但仍旧同属于明朝。明亡以后，就像历史上很多在改朝换代的时节所选择的那样，作为知识分子的吕毖为了逃避政治风雨的纷扰，也逃离现实“隐”了起来，到灵岩山当了一名道士，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去了。这个人很有文学才华，写了很多著作，其中《明朝小史》即《明宫史》最为著名，清代甚至还被收入到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修的《四库全书》里面。《明朝小史》行文简洁清晰，隽永安逸，精美醇厚，读之很有滋味，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找来看一看。
《明朝小史》记载了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姚少师广孝，当文皇为燕王时尝侍宴，时天寒甚，王出对曰：‘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应声曰：‘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文皇大喜，凡有大计，与姚谋焉。”意思是有一天姚广孝往燕王府赴宴，席间，两个人编楹联取乐，当时天气寒冷，燕王说了一付楹联的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随口就对出了下联：“世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我们或许不能把这件事视为真实发生过，出于后人附会的可能也是有的，但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所描述的心理氛围的角度，去把握当时的事态——燕王听过姚广孝对出来的下联以后，“大喜”，从此以后，凡是有重要事情需要决断之时，燕王都要把道衍找来，到密室里进行磋磨。
那么当时他们究竟磋磨些什么呢？
磋磨燕王怎样应对迎面而来的生死危机！
危机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以七十一岁高龄病世、他孙子朱允炆继皇帝位成为建文帝以后即刻开始的。之所以即刻开始，是因为朱允炆不仅在成为建文帝之后，更是在继位之前即当皇太孙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被他爷爷封藩的叔叔们未来对他的皇位必将构成的重大威胁，很早就和太常寺卿黄子澄（这个人曾经是太子也就是朱允炆父亲朱标的伴读，与朱允炆十分亲近，很自然为建文帝所倚重）讨论过这方面事情：“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明史》141卷·黄子澄传）
朱允炆很显然是接受了黄子澄的见解的，后来他在跟爷爷朱元璋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表达的实际上也是黄子澄的意思。朱允炆的原话是：对强势的叔叔们，首先“‘以德怀之，以理致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太祖曰：‘是也，无以易此矣。’”（转引自晁中辰《明成祖传》：尹守衡《明史窃》卷三）太祖的意思是，也不能说你的办法不是好办法，然而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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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么，朱允炆继位以后，便马上针对这件事开始了具体的筹谋和部署：“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谓曰：‘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顿首曰：‘不敢忘。’退而与泰（当时齐泰是兵部尚书）谋，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谋定，明日入白帝。”（引文同上）
这就是说，为了更好地让黄子澄作为谋臣参与国政，朱允炆又加爵他为翰林学士，黄子澄以新身份与兵部尚书齐泰密谋，拟定了“先从实力较弱的周王削起，以剪掉实力最强的燕王的羽翼，最后再收拾燕王”的方案，并且于第二天将方案报给了建文帝。建文帝并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或者说，至少在这件事上，他是早有主见的，因此同意了黄、齐的方案。
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不说战略性至少也是战术性的失误。我们甚至有理由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建文帝在此之后遭遇的所有挫折失败，直至丢掉江山，在一场宫廷大火中不知所终，都与他在这个关键时节所犯的这个关键性错误有关。错在哪里呢？错在没有“擒贼先擒王”，错失了最早打掉军事实力最强的燕王的机会，这个机会一去不复返了。
那段时间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我们看《明史》卷145·姚广孝传的记载：“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我们已经说过，在此之前道衍已经极尽所能地劝说了燕王，警示他再不反就没有机会反了。当燕王把他的顾虑再次向道衍说出来以后，道衍的回答是果决而且在观念上是颠覆性的：“我只知道天意，说什么民心不民心！”道衍似乎比燕王更具有“反”的意愿与决心，他几乎有点儿迫不及待了！
从情势上说，道衍的焦急是有理由的，因为此时此刻建文帝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八月，周王橚有罪，废为庶人，徙云南。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明史》卷4）意思是：建文帝首先废掉了燕王的同母兄弟周王朱橚；紧接着齐王朱榑、湘王朱柏、代王朱桂、岷王朱楩也相继遭到削废。除此之外，在削减和约制燕王军事实力以及密切监督燕王举动方面，建文帝也动作频出地调兵遣将，目的无他，就是要掏空燕王所节制的部队，削弱他的军事能力，准备在时机成熟之时，对其发起决定性的一击……这一点，道衍看得清楚，身在局中的朱棣看得更清楚，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帮助他下决心罢了。
然而从朱允炆方面说，尽管看起来咄咄逼人，其实这一切早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他反而打草惊蛇，让燕王及早有了警觉，为自己争取到了难得的备战时间。这就是我在前面引文中所说的，道衍协助朱棣暗中操练带有死士意味的反叛人员，单等着起兵那一天的到来。你说朱允炆文弱也罢，宽柔也罢，平庸也罢，总之，他从一开始就错误地判断了他的这位四叔，他不知道燕王迟早是要反的，无论有没有“羽翼”，无论军事上处境有利还是不利，朱棣都不会安身于在北平做一个混吃等死的藩王，他认为南京才是他真正的安身之地，皇位本该就是他的。这既是朱棣的命数，也是朱允炆的命数，更是大明的命数。
让我们再强调一遍：建文帝朱允炆忙来忙去，所取得的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朱棣和道衍都迫在眉睫地认为，刀已经悬在项上，再不反就没有机会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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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起兵之前心里其实是很虚的，原因有二：一、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以消泯个性自由为前提的“正统”的观念由来已久并且极为坚固，这种观念不仅牢固地存在于帝王将相的脑袋里，就连普通民众也在他们的生存中都固守着这种观念，因此，所谓“篡逆”从来都是大逆不道、会被灭九族的勾当，不陷入死境，任何人都难以做出这种选择；由此又连带着产生了第二个原因：起不起兵，朱棣不能不考虑民心向背问题，而在当时，建文朝在与洪武朝的对比中，民意是好的，建文帝基本上是受到朝野拥戴的。这两种情形，沉甸甸地压在燕王心头，即便是拥有雄才大略的朱棣也难以决断，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如前所述，道衍不但尽最大努力鼓动了燕王朱棣起兵，并且通过训练死士亲身参与了实际上的兵变阴谋。这就是说，在推翻朱允炆皇权的问题上，道衍不但有言，更是有行；他既是策动者，又是实行者。由于我上面已经说到的原因，即使我们今天也很容易想象，无论道衍或是燕王，他们所为之的“篡逆”有多么凶险，成功则罢，万一失败，那可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勾当，不抱有必死的信念，人是无法下这样大的决心的。
“篡逆”真的这样危险吗？真的这样危险。我们多说几句吧。
在皇权专制主义时代，从来都有所谓“十恶不赦”的说法。最早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北齐，尚书令、赵郡王等奏上《齐律》十二篇，“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那时候还没有“十恶”的概念，然而到了隋开皇初年，随着佛教的兴盛，统治者将佛教中的“十恶”之名引入律法，以之代替了《齐律》中的“重罪十条”，“十恶”之罪名遂正式出现。《隋书·刑法志》第二十五卷记载：“开皇元年……更定新律(指《开皇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十恶不赦”不仅成为历代皇朝的法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和骨架，漫漶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正统”的观念，其实也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除了前述之外，《明朝小史》还说到一件事：“帝初与姚少师广孝共谋举事，语未几，檐瓦飘坠地而碎，帝以为不祥，色殊不怿。少师曰：此祥也。帝骂曰：汝何妄言？少师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黄瓦耳。帝乃喜，是日谋乃定。”意思是燕王与姚广孝正在密谋何日起兵，话还没说完，屋檐上的瓦片突然坠落下来，摔了个稀碎，朱棣不免有点儿心惊肉跳，以为这不是好兆头。
关于这件事，《明史》145卷·姚广孝传说得更详细些：“建文元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变。诏逮府中官属。都指挥张信输诚于成祖，成祖遂决策起兵。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大惊。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兵起，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曰‘靖难之师’，道衍辅世子居守。”
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年代，迷信在所难免，这也是起兵之前和起兵之后朱棣身边总是簇拥着袁珙、金忠、袁忠彻（袁珙的儿子）之类的相术之士（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了明成祖朝的高官）乃至于“颠士”（看起来有些疯疯癫癫的人）的主要原因。举事之前屋檐掉瓦这件事的严重性，是远超今人想象的，它给燕王造成了大面积的心理阴影。此类事情，关键看怎样解释，而道衍的解释恰如其分：“这是祥兆啊！天上的飞龙，必然伴之于风雨，这是上天要为殿下把房檐瓦换成黄瓦了！”燕王悬起的心才终于落下来，于是谋定了起兵的日期。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在死生之地奔行，需要极大的胆魄，更需要极高的智慧，这两点，燕王朱棣都有。然而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即使是朱棣这样杰出的军事家，也不能没有高级参谋人员的出谋划策，道衍所起的正是这样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把雄才大略的朱棣视为这场历史剧的总导演，那么道衍毫无疑问起着副总导演甚至是执行导演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引导着战争进展的方向与节奏，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它的胜负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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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元年七月五日（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也就是朱允炆继皇帝位仅一年零两个月以后，退无可退——也可以说是随时准备发起进攻——的燕王终于铤而走险，正式起兵，开始了这场前后跨四个年头、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的极为残酷的争夺皇位的战争。
我们欣赏一下朱棣的起兵檄文——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受祚以来，惟知循法守分。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迫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天行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照鉴予心。”（《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
这就是说，他之所以起兵，是因为“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因此他是打着“靖难”（即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清君侧”，俗话说就是剪除皇帝身边的奸臣）的旗号，开始这场战争的，燕王的矛头所指，主要是黄子澄、齐泰二人，只是随着战局的发展，也就是在当朝皇帝朱允炆与朱棣的军事力量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他才不再掩饰夺取皇位、将朱允炆取而代之的意图。
无论在这场战争的初期还是战争进行过程之中，在燕王朱棣身边，或者说，在朱棣的决策层中，道衍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看《明史·姚广孝传》中的相关记载（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在原文后面加上了我对某些重点环节的翻译和介绍作为强调）——
“建文元年六月……成祖遂决策起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曰‘靖难之师’，道衍辅世子居守。”燕王出兵在外的时候，道衍协同世子朱高炽在北京留守。这里的所谓“居守”，实际上是军事意义上的防守。事实上，在“靖难之役”的整个过程中，尤其是前期，北平不断遭到建文朝军队的围攻，有时候战斗甚至是非常惨烈的。道衍不仅辅佐着世子，同时还眼观着整个战局，不断用书信的方式给燕王以提醒和指导。
“成祖围济南三月，不克，道衍驰书曰：‘师老矣，请班师。’乃还。复攻东昌，战败，亡大将张玉，复还。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败盛庸，破房昭西水寨。”当朱棣在河北、山东一带出师不利损兵折将之时，道衍给燕王发出书信，告诉他部队已经很疲乏了，希望燕王尽快回京休整，燕王听从了他的建议；燕王攻取东昌之时，又遭遇重大挫败，大将张玉阵亡，部队士气受到很大挫折，燕王只好退守北京，然而道衍审时度势，却在此时一再劝说燕王此乃生死关头，绝对不可以松懈，一定要一鼓作气尽快发起进攻。燕王按照道衍的意图再次出兵，终于大胜前不久给燕军造成很大阻遏的建文军勇将盛庸和房昭。
“道衍语成祖：‘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从之。遂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燕王在河北、山东周旋日久，打得并不顺利，耗费了很多时间，损失了很多兵将，道衍又劝告燕王说：“不要计较河北、山东一城一地之得失，现在南京城内兵士孤单羸弱，守卫空虚，应当直驱南京，只要占领南京，在南京号令全国，各地即可传檄而定。”这是一个极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可以说这是整个“靖难之役”的转捩点，极为有效地加快了燕军的征战步伐，为整场战争奠定了最终的胜局。
“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整个“靖难之役”的一个总结，它说出了要害，也说出了道衍在朱棣心目中的分量。尤其是末句，真可以说没有道衍就没有明成祖的天下了，道衍之功，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这样，我们就要回到开头所说的，朱棣成为明成祖之后，对有功的功臣将领大行封赏，惟独道衍谢绝了一切高官厚禄、金银财帛的封赏，只接受了管理佛教事务的部门僧录司的左善世的职务，简直有一种“轻轻的来，轻轻的去”的洒脱之感，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我想，明成祖朱棣对此一定更有感慨。明成祖始终把道衍留在身边，遇到重大问题，仍旧向道衍讨教，他更是让道衍成就了很多文化上的重要事业，比如作为监修官主持重修《明太祖实录》，与翰林学士、内阁首辅解缙等人纂修《永乐大典》，等等。
道衍作为那个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深度参与了国家政治，却也没有失去知识分子的情怀和本分，勤奋写作，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著作，譬如《逃虚子诗集》十卷，续集及补遗各一卷，《逃虚类稿》五卷、《道余录》《净土简要录》《佛法不可灭论》及《诸上善人咏》各一卷，等等。
这是一个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我们今天的书写与历史人物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书写一定会有显而易见的不同，这是因为，时空变了，我们所聚焦的人和事的视距变了，历史人物在当时看得很庞大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也许会变得十分渺小；而他们没有看到的，在我们这里却极有可能放大成为具有满满的画面感的东西，它甚至有可能僭越历史，成为我们经验世界的一部分。道理很简单：就和我们现在思索和议论的所谓“历史”一样，我们不过是被时间沉淀下来的某种精神物质，我们活该是看得到过去的人没有能力看到或者说没办法看到的东西的。
这就是说，笔者撰写这篇文章，不是要简单地复述历史故事，我想从历史故事中，从历史演变的情节中，提取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具体来说，我很需要弄清楚：道衍作为一个出家人，作为一个拥有渊博学识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为什么非要鼓动燕王朱棣起兵？为什么非要亲身参与到血腥的宫廷政治斗争里面来？他究竟想要谋求什么？这里面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因果关系？我没有从典籍中找到答案，这或许与中国文化讲究内敛有关，那就是人一般不解释自己的行为，道衍只是凭着被称之为“道”的东西，在做他想做的事情。难点在于，道衍从来没有解释过他所信奉的“道”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任何可能与历史人物直接对话，也就只能靠猜想来揣度他真正的心愿、动机与意图了。
既然是猜度，就难免会有误差，这或许也是历史人物最具无力感的事情吧？
7
集权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家天下”，不管谁当了皇帝，老子就是天下第一，老子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怎么着吧你？！这种社会的政治情状，必然辅之以政治暴力，这是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统治集团不断施行政治暴力的基础中的基础。无人可以反对，即便是方孝孺，反对的也仅仅是在他看来属于“非正统”的、“篡逆”的朱棣，他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卖给了“正统”的朱允炆的，而这种对自己的出卖和抵押，能换出来多少钱来呢？换不来多少钱的，反之，他不仅把自己，同时还把873名被列入“十族”里的家人和朋友全部带向了死亡。如果方孝孺先生是一个明白人，朱棣那句“谁来当皇帝，是我们朱家的私事”，对他的伤害就应当是最大的，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事实上抽掉了他为之奋斗终生并搭上了“十族”人性命的事业的全部意义，那里瞬时间变得一片空茫，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用我前面说过的现实视角与历史视角相区别的方式来论说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方孝孺先生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谁才是皇家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具体地说，除过朱棣和朱允炆，其他人都是伴舞者，都是跑龙套的人；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情形：只有朱棣和朱允炆以及其他朱姓家族的人才是真正持有这个皇朝原始股票的人，其他人都是打工者。
道衍的情况又如何呢？
“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帝往来两都、出塞北征，广孝皆留辅太子于南京。五年四月，皇长孙出阁就学，广孝侍说书。”（《明史·姚广孝传》）意思是，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又给姚广孝加官为资善大夫（不必担任固定职事的散官），并让他当太子朱高炽的老师。明成祖从来没有改变过对道衍的尊重，每次与道衍交谈，都称他为少师，而不直接叫他的名字。即便在此时，道衍也只是居住在寺庙里，上朝时穿朝服，退朝以后仍然穿黑色的僧衣。后来明成祖往来于南京、北京之间，数次征伐蒙古，姚广孝都留在南京，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
永乐五年（1407年），姚广孝又奉命教导皇长孙朱瞻基，直到——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道衍因病不能上朝，明成祖前往庆寿寺看望他，明成祖问：“先生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道衍恳求说：“溥洽已被关押十六年了，把他放了吧！”明成祖答应道衍的请求，释放了溥洽，随后，这个不平凡的僧人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四岁。
看样子道衍的结局要比方孝孺好不知道多少倍，简直有云泥之别了。但这并不能改变道衍与方孝孺一样，也是朱家王朝打工者的事实。他们不持有一分钱的皇朝股票，唯一不同的是，道衍从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意识到了他自己最可能的结局，因此他知道进退，知道保全——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很多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道衍和方孝孺也像绝大多数朝廷官员那样，只是利来利往、蝇营狗苟、为稻粱谋的庸人与小人呢？不是，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信念和信仰的人，不同点仍然在于，方孝孺在他开始的地方没有精神能力看到这场戏剧的尾声，而道衍却从最开始就预料到了必然性的结局。他后半生所做的一切谢绝赏赐的行为，都是为了保全自己，他做到了。
这不是我的臆测。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道衍请求明成祖释放的宗泐是因为被怀疑协助建文帝出逃——尽管明成祖处心积虑地描述说朱允炆死于宫廷大火，并且按照相应的规制为他举行了葬礼，但是无论明成祖自己还是朝中大臣，甚至于以后数百年以来的学者和历史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建文帝并没有死，他的确是在一些人的帮助下逃出南京去了——而被逮系入狱的，他已经被关押了整整十六年。我当然愿意相信道衍的求情仅限于宗泐对他的知遇之恩，愿意相信他仅限于是在对宗泐尽老朋友的情分，然而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一个在前后二十多年（如果再算上朱元璋洪武朝三十一年，就是整整五十多年）时间里目睹了在高大巍峨的宫廷之内涌动着滔滔血海、不断上演人头落地悲剧的人，应当知道自己最终有可能得到的是什么了，这或许与他最初的愿望与理想背道而驰，然而这有什么办法呢？个人命运从来都不是能够纯粹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在这方面，应当说，道衍比方孝孺更机敏也更有睿智，这既与信念无关，又与信念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设问：如果道衍确切地知道宗泐就是放走朱允炆的那个人呢？如果宗泐正是给道衍用数十年时间必欲置其于死命的人提供活路的人呢？我们该如何理解道衍所做的这个最终的选择呢？
唉！命运有时候会极为神奇地简化为技巧问题。
道衍是极少数从残酷岁月中沉淀下来，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之一。
8
明王朝历经明太祖和明成祖两朝，把中国集权专制主义推向了顶峰；朱元璋和朱棣，这对性情极为相似的父子，做的好事和坏事几乎完全相同，我很怀疑他们是被同一种极为神秘的力量推着往前走的，不走都不行。方孝孺和道衍这两个人物，同样是这种神秘力量“推着走”的，他们以常人所不备的悲怆和圆熟站立在历史舞台的某个地方，不能不吸引我们的目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感叹。这种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皇权高于社会并严厉控制社会，就是社会丧失自身的机能，就是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你刍狗能折腾出多大的名堂呢？折腾不出多大名堂的。即便是道衍和方孝孺这样杰出的人才，亦是如此。
那么，除了他们之外，比如朝廷中的绝大多数人，又走了什么样的路呢？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毋庸置疑，人性像宇宙万物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但是，从我们的祖先最初成为人类以来，人性的这种变化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作为实际的目标，我们能够从起源到现在、乃至到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把人性看成是不变的。”（《汤因比论汤因比》，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与此相对应，我们无奈地看到，历史的实际书写完全没有诗意——在皇权与社会完全脱离乃至于背离的情况下，我们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眼前也就只有一条道儿可走，那就是犹如一位学者所言，只能沦为普遍的犬儒主义和利己主义者了。
为什么要“犬儒”？为什么要“利己”？不舍呀！不舍来自于“利出一孔”国家政治控制机制的高官厚禄呀！不舍因依附而来的荣华富贵呀！因此，一个王朝，你要是想让它从上层发生“革命”，自觉自愿地给老百姓让出权力，不是像与虎谋皮，你就是在与虎谋皮——试想，你本事再大，你能跟老虎商量，让丫把那身斑斓的皮毛剥下来给你做一件皮氅么？你办不到的！
有人调侃说，有什么样的朝，就有什么样的民；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民，就有什么样的朝。数千年以来，在这片皇天后土之上，历史戏剧一次次反复上演，有时候内容、情节竟然完全相同，均是拜此所赐啊！我们回过头看，至少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两朝，就反映了几近相同的轨迹和规律，不过是翻了一次烧饼而已。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慨然曰：中国本质上没有历史，只有朝代轮回。这个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八竿子打不着的对中国抱着某种程度偏见的德国人所强调的，大概也是这个东西吧？虽然黑格尔说这话时尚是集权专制主义在中国甚为稳固的时候，然而即使今天的我们对这句颇有冒犯的话也心有戚戚焉，想起来竟真的有几分那个了。
所以，毛泽东才确切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遗憾的是，至少在我们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人民还没有机缘成为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他们连“人心思变”这最初等的事情都还没有想到，遑论其他！在道衍、方孝孺的时代，人民还得忍受无尽的等待的时间。一个社会只有民心思变却已发生，并且经历和完成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任何一点儿火星都有可能引燃燎原大火，“民”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真实存在的拥有全部政治权利的个体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确然地说，这个社会确乎发生了“革命”，任何其他形态的历史展现，不好意思，我们只能说，黑格尔那句话没有错，仍旧是轮回。
现在我可以为本文写几句作为归结的话语了。
我愿意相信，道衍赴汤蹈火所做的，其实是一种飞蛾扑火式的救赎——既是对江山社稷的救赎，又是对他自己的精神寄望的救赎。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所谓的“道衍之道”，实际上是“向死而生”的，“死亡”成为了一种“新生”的涅槃。不同的是，他“成功”了。“成功”了，他反倒觉得没意思了，在明成祖的大肆封赏中，悄然而退，退回到了起兵之前做和尚的安宁之态……历史的悠长意味，真是咀嚼不尽、回味无穷啊！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即将到达陕北，他站在岷山之巅，遥望着远处高大巍峨的昆仑山，忽然诗兴大发，口出《念奴娇·昆仑》一首，其前阙曰：“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字面上看，诗人胸中气吞宇宙的万千气象跃然纸上，然而我们细品，是不是可以从字面下面感受到某种从历史沧桑深处氤氲而出的寂寞与悲凉？我想，当功业垂成的道衍走出明成祖坐稳了皇帝宝座的奉天殿的时候，一定有与彼时的毛泽东几近相同的心境吧？
2022-5-16
作者附记：此文《道衍之道》（2022-5-16）为“读史札记”中的第二篇，第一篇是《想起了方孝孺》（2022-5-5）），下一篇为《皇权的逻辑》，敬请喜欢的读者关注。陈行之谨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