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双:废纸·档案·感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2 次 更新时间:2022-05-25 00: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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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双  

   我父亲沈昌文在一篇纪念陈原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他们之间的交流常常要借力于外文。“同我讲外国话时多半是彼此工作中出现的无可奈何的事情。”何以“无可奈何”?按照我的理解是因为某些意义是在外语和母语中间产生的。比如,我爸写道:“有时,我向他汇报,什么什么难事经过斡旋,总算解决了。……于是,他突然冒出一句爱说的拉丁文,‘Eppur si muove! ’(它仍然转动着!)”这个据说源自伽利略的谚语,就此在语言之间产生了效应。“于是,每次听了这话后我都是信心大足,从容地准备迎接下一个春天的来到。好在我在出版界始终都是小人物,无论地球是否muove , 在我的身子底下也没有火刑的煎熬。”(沈昌文:《陈原的几句外国话》,二00四年十二月)

  

   我爸很知道如何利用语言“之间”的空间来创造自己的意思。比如他曾非常得意地把“后現代”“后殖民”等带有“post”的字眼,戏称为“邮政局派”的理论,这是重复过很多遍的笑话。除了嘲笑某种食洋不化的人(比如说他的女儿)掉书袋之外,仔细想想可能未必是在抖包袱。也可能“邮政局派”这样的用词直截了当地体现了他对邮政系统由衷的热爱和致敬。王强对他的描述是准确的—“思想的邮差”。只是我有时也纳闷:这“思想”是先于“邮差”而存在还是因“邮差”而存在?

  

   编辑这个职业就是一种媒介。我爸在八九十年代《读书》杂志的工作,以及他的编辑理念经很多人包括他自己的综合概括之后,已经被上升成某种“思想”。但是对我这样的亲人来说,我爸永远是一个无法被抽象化的具体的生命。他每天有好几个小时就是一个“邮差”,是自制名片上那个手里提着两包校样的笑呵呵的废纸搬运工。

  

   经历了二0二0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用既有的话语叙说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了,因此才会出现类似“社交距离”这样似是而非的新字眼。我爸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辞世而去,我觉得这就如同一个足智多谋的“邮差”拒绝继续扮演“媒介”的角色,不愿意帮助我们重新建立和睦的关系了。我爸的死伴随着这个世界的断裂,反而让我重新思考“媒介”这回事儿。当我终于能够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看到散落在书桌上的剪报,看到整理了一半的书籍,看到他的眼镜、放大镜、胶棒,我总在想,这个“邮差”想要传递的最后一封信是什么?他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

  

   哲学家阿多诺曾经参与编辑了朋友本雅明的书信集。他在序言中说道:“瓦尔特·本雅明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他的工作的媒介。”(Walter Benjamin the person wa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o completely theme d i u m o f h i s w o r k . ) 有点拗口,但是仔细想想说得通。按照惯常的思维,工作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手段,所以工作是人的“媒介”才对。但是在阿多诺的眼里,本雅明的生命反而是一个“媒介”,因为它是“一个为了使得某些内容得以在语言中呈现出来的场域”(“an arena ofmovement in which a certain content forced its way, through him, into language”)。在这里我要向我爸表示道歉:在此搬弄外文并不是要做“邮政局”的事儿,而真是觉得没有比这几句英文能更加准确地表达我父亲生命的阐释了。我爸一辈子停不下来,比如一九九七年他在与黄集伟的对话中,曾形象地说道:“我今年六十六了,我发觉我的经验、知识还有精力三方面到了我一生的巅峰……下午我总是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去,我老是骑车。我老是在想:我要是骑到半路骑不动了,我‘打的’吧。可我没一次骑不动过。有时候骑到了,我还是想骑到北大去看看万圣书园吧。”(《四十七年的喜悦与两个小时的孤独:黄集伟与沈昌文对话》,《知道》176—177 页)一个骑车骑到停不下来的人—这个略带滑稽的形象对他挺适合的。我爸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活动的场域”(arena of movement),它的存在意义仅仅是为了使得“某种内容”(a certain content)冲破禁锢,得以表达。我们以前在家里曾经时常善意地嘲笑我爸的邋遢外表,这包括年纪大了之后经常在手臂腿上出现的血迹和伤口。这大概是他走在外面不小心摔了跟头留下的印记。(注意,他对黄集伟只是说了骑车停不下来,并没有讲到中途是否摔了跤。)我妈在及时给他处理伤口的同时总是忍不住要骂上几句。我在一边时常纳闷:他怎么可以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身体对他来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现在借用阿多诺的用词,我可以说,他的身体甚至生命根本就是一个“场域”、一个“媒介”,若不是为了表达“某种内容”,要这个“劳什子”有什么意义呢?

  

   我是多么渴望他那滔滔不绝得意洋洋略带浮夸的叙述,能够再一次像大雨一样把我浇个透湿啊!我曾经在这样的大雨里感到透不过气来,但是现在却非常怀念。有很长一段时间,大概也因为他逐渐耳聋,我们之间的交流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是他一个人独白,讲他又见了什么人,有了什么新的策划。男人需要听众,尤其是成功的男人。只是现在我意识到,如果某个人的一生都仅仅是他工作的“媒介”,甚至是“借口”的话,那么就让他畅快地表达这个“内容”,让自己暂且做一个被动的而又投入的听众,又有什么不可呢?现在没有机会了。只有他留下来的一些物件儿,或许从中能拼凑出“某些内容”。

  

  

   我爸虽然喜欢把自己描述成与时俱进的“不良老年”,他实际上是一个离不开废纸、剪刀、糨糊、信封、曲别针的老派写字人。我上小学的时候被他带到人民出版社的资料室“打工”,最频繁做的工作是把用过的信封拆开,翻过来,制造新的信封。我对《读书》的最初记忆也是和纸张有关,有好几年,每个月的某一天他都要伏案看稿写字熬一个通宵,早晨一摞整整齐齐的校样,由一根尼龙绳牢牢地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这就是下个月的杂志了。这样的记忆使得多年之后看到谁在书桌边写字裁纸,动用剪刀糨糊,都会令我怦然心动,引起无限的怀旧之情。

  

   他去世后家里还有不少到处收集来的成捆的校样。那是用来给我做剪报用的。剪报——这是十几年来我和他之间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了。他听力日益衰退之后,已经不大可能在电话上与我进行长时间的复杂的交谈。于是,每次打电话回家,他重复次数最多的话就是“我现在在替你打工”。他指的是最近十几年来他以我的名义做的最为勤奋的事情—制作剪报。

  

   “以我的名义”是因为这项工作虽然因我而起,其实不能说是为我的意志而转移。我的确亲自促成了这件事现有的状况。本来他习惯性地把他读到的文章裁下来,贴在旧校样的后面,再连同几本杂志寄给我,这样做持续了有四五年。后来,我工作单位的秘书有点招架不住每周都会收到的跨洋海运包裹,委婉地提出可否减少包裹的数量。而我又一直担心老爸把退休金的相当一部分直接付给了邮政总局。于是想了想觉得最好的办法恐怕是说服他接受新的文件处理技术—扫描。

  

   这个我爸倒是学得很快。他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制作PDF 文本,并存在电脑终端或者移动硬盘上。有趣的是,对于一个“旧媒体”出身的人来说,“新媒体”的出现并没有让他放弃一个老编辑的看家技术。他对于剪刀胶水的依旧钟爱体现在每一张扫描之前的底稿上。那是在废校样的背面,把杂志报纸上的文章裁下来重新排版而构成的。读报,分类列表,剪报,重新排版,扫描,之后存储到硬盘上,这个过程他重复了很多年,直至临去世前二十四小时。从某个角度甚至可以说是这件事情最后要了他的命:据家人回忆,他去世前两三天,执意要出门到拐角的小店里买胶棒,家人反复劝阻不成,终于导致感冒肝昏迷以至不治。在他所有扫描的历史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一页重新排版过的文字有次序颠倒的现象,只是最后做的一些文档上漏掉了出处。这证明他的脑子从来没有退化到不能处理文字的地步。难道是另一个世界也需要文字?

  

   也许可以看成是我对他“思想操练”(这个词据说是费孝通老先生对于不甘寂寞的老人参加文化活动的描述)的贡献,我曾经不时给他提出一些挑战:比如我要求他每份剪报都要标上出处和页码,或者隔三差五地给他一个课题,要求他关注某个方面的信息。这些建议他都欣然接受并立即付诸实施。但是总体看来他的剪报内容过于庞杂,范畴过于宽泛,并不能反映出明确的目的或者一以贯之的逻辑。与其说是一个研究助理为教授完成的作业(我的同事们曾非常羡慕我有这样一个研究助理般的父亲,半开玩笑地提出“可否请他特别收集一下有关明史研究方面的信息”),不如说是一个“知道分子”沉浸于纷乱的信息中的自我愉悦。经常,我面对他交给我的庞杂而丰富的剪报,都在纳闷:他在寻找什么?他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我并不能勾勒出即便是草蛇灰线似的踪迹。或许是我看得不够仔细?

  

   我的結论是,沉浸于其中就是我爸做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这件事情因我而起,却不以我为中心,甚至对他自己来说也未必有明确的目的。他曾经在某篇文章中写道,不编杂志之后他有时候会在脑子里假想与读者的对话。同样的道理,通过剪报来构造一个虚拟的世界才是最起始也是最终的目的。当然,做了一辈子的编辑,他是不能够独享这个虚拟世界的。我是第一读者,之后那些被重新排版过的黏在废校样背面的文章,又被他打包寄给了家里其他成员,于是我们这个小团体成了由他独立创刊并发行的特殊杂志的幸运读者。

  

   我曾经试图模仿他的样子,在他订阅的报刊中寻找我认为值得搜集的信息,终不能为。在我看来,诸多报纸的长相都过于相似,语气和态度又完全可以预期。如何从中发现那些新的、配得上“信息”这两个字的内容呢?我终于没有我爸的耐心,更没有他“逆向阅读”的敏锐和洞察力,这个项目大概只能到此结束了。

  

   我爸搜集的所有文档内容并不都是如此庞杂的。有两类资料,他是非常仔细地分类,并有意识地收藏。一类是以八九十年代的《读书》杂志为中心的资料,包括内部编辑的《读书》通讯、海内外报刊对于《读书》杂志的评论,等等。这些我看到的只是扫描。原件他是否曾经拥有过,后来又到哪里去了,我不得而知。然而这个缺失,在我看来也传递了一种态度,一种对于价值的理解。我爸并不是不看重名人笔迹、作家书信,比如他会为了投其所好,把收藏的作家书信手稿“宝剑赠英雄”般地送人。但是除了市场价值之外,他相信这些物件儿还有其他价值。最起码这是个人的回忆。这些资料就是为了勾起一个念想,一个关涉他思之念之放不下的过去世界的物证。正如他并不认为旧媒介新媒体之间一定要互相排斥一样,不管是原件、复印件,还是电子版,对于记忆来说,都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

  

   关于收藏这件事儿,我爸求全而且十分“自我”。比如他的藏书经常以主题分类。取决于一时的兴趣,他会把一整类图书摆放在书房最醒目的位置。一旦某个类别得到他的青睐,这个主题的书,只会有增无减。不管是多么不起眼的出版物,只要被他发现,都会收入。而这种分类以及摆放的方式,完全取决于他的阅读兴趣,以至有几年暑假他到我这里(美国)小住,为了消磨时间,我给他布置了整理我书房的任务。结果我的藏书不只被他斥为毫无价值因为太不完整外,而且之后的半年多我都找不到必要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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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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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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