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我的求知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9 次 更新时间:2022-02-12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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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  


不管怎么撇清,在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种种奇怪的故事。上帝不让我用正常手段获得知识,我只能“非法成长”了。

我的父亲不到30岁就去世了,身后背了一屁股债,于是全家四处逃亡避债。我那年4岁,起初逃到宁波,后来潜回上海。在上海,住在一个棚户里。住了几年,我要上学了。折腾了一阵,我祖母想出一个办法:让我改名换姓,作为上海工部局职工的子弟,设法进有名的工部局北区小学。我本名“沈锦文”,现在改为“王昌文”,作为时任工部局职工的我们的亲戚王某人的孩子,免费入学。于是我从小就用假名生活、上学,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快毕业时,学校知道真相,找我谈话。我很紧张,以为会被开除。不料校长葛鲤庭说,只要改回本名就行了。真想不到,校方会如此善待我。

好事还在后头。毕业前几天,校长对我说,你如果能考取工部局办的中学,可以给你一笔奖学金,免费入学。到了初中二年级开学不久,校方说奖学金用完了,要我自己支付学费。我这时已经学会做上海的“小滑头”,满口称是,其实下周就溜之大吉了。

1945年3月,我开始做上海银楼(金银首饰店)的学徒。刚开始学习制作首饰技艺,但我不甘心放弃读书求知。起初进补习学校,学过会计、英语、速记、电信,但学费不少,花不起。后来听说距首饰店不远的公园里清早有人免费教书,特别是育才中学的英语老师丁文彪和一位教语文的赵老师都在。丁老师讲英语的《泰西五十轶事》,赵老师讲《古文观止》。于是我每天一大清早就去耐心听讲,回到首饰店站在柜台边认真默诵。丁老师在英国牛津大学留过学,在育才中学很有名,我们都叫他Doctor Ting,不知为什么他要一大清早到公园里去免费授课。说来不信,这两位老师让我好好地打下了文科基础,毕生受用。20世纪80年代我同汪道涵老同志时有接触,说起外国古典文学,我漫不经心地背了几句《泰西五十轶事》中的英语,他大为惊异。

1947年左右的光景,上海大乱,黄金不准买卖,首饰店停业了,不少店员被解职。我算侥幸,留在店里做boy,但是留职停薪,没有任何收入。这机会来得正好,我更有时间读书求知了。没有收入怎么办?不怕。我早些时候在夜校学过会计,现在派上用场:给人做假账,所得收入付现在的补习班学费绰绰有余。

不久又有了新情况:店主家乡经常来些人,呼朋唤友,在店里打牌、饮宴。后来知道,他们其实来自苏北,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来上海采购物资,联络人员。为首的一位叫虞天石,他干脆就在首饰店旁边租房住下。虞天石对古典文学很有修养,常常指点我读唐诗。过些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年轻病人,要住在首饰店里。那时店里只有我这小boy,就只能把我的床给他,我睡地铺。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叫李俍民,是富家子弟,去苏北参加革命,现在得病来上海。他病好后不再去苏北,要在上海读大学。店主让我为他办理一切上大学的手续,交付各种费用。办完手续,送走了李俍民,我真想大哭一场:自己怎么上不起大学呢?

李俍民上大学后还常来首饰店玩。他见我读英语很勤奋,忽然说:“你为何不学俄语?将来俄语用处可大了。”这话启发了我。我这“小上海”当然很会投机,不过我们那时对国民党统治也实在不满,又天天同那些地下共产党在一起,他们对我这个“小瘪三”真好。我知道,那时上海霞飞路一带有白俄教俄语,于是马上报了名。那些白俄老师我也很喜欢。后来知道,他们其实都是苏联的大知识分子。其中一位夏青云老师,俄文原名叫别列列勋,是位诗人。从此我就刻苦学俄语了。记得单单为了学会发卷舌音P,我就在做各种体力劳动的同时足足奋斗了一个来星期。

1949年以后,我又进了夜大学,学新闻。1950年三联书店招收工作人员,我满怀热情地去投考。我想这么一个革命单位,肯定会欢迎我这个自学的工人去投考,于是把上面的故事大概向他们说了一通。不料店方答复说,我们要招收大学生,不招收工人。

这场不成,我学乖了。过一年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伪造了种种证件,证明我是个正规大学生,年轻知识分子,于是考取,成为新中国的革命出版工作者。

1953年,“忠诚老实”运动中,我的一切伪装伎俩以及做假账等违法行为都被揭发,人事科长要把我这个坏蛋遣返回上海,辞退了事。可是,就在那时,我翻译的俄语作品陆续出版了。当年的出版社领导看了所有这一切,决定:把沈昌文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工资从33元提为99元,级别从办事员提为副科长,今后调任社领导专职秘书。

直到现在,我对自己使用过的种种不合正规的求知手段并不后悔,因为舍此别无他途。我只是万分怀念丁文彪博士这样的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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