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当前欧元国际化的挑战、应对及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 次 更新时间:2022-05-24 17: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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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一凡  

  

   【内容摘要】欧元是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单一市场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但在当前国际化进程中却面临诸多挑战。2018年下半年以来,为在全球新变局下维护自身经济和战略利益,欧盟扩大欧元国际影响力的意愿更为明显,并提出一些意向性举动,相对过去有更强的“扩张性”。未来,欧元国际化在某些领域的努力能收获一些实效,但由于诸多现实条件限制,将很难在国际化水平上取得飞跃式进展。

  

   欧元是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单一市场建设的重要成果,它的国际化水平与欧盟的经济、政治、外交利益密切相关。2018年下半年以来,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盟情咨文”讲话、欧盟委员会的《欧元:迈向更强大的国际角色》文件等,均展现了欧盟主动塑造提升欧元国际化的愿景和规划的努力,是欧洲单一货币发展轨迹的重要变化。但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未来欧元的国际化水平能否实现飞跃式进展仍令人质疑。本文拟从分析当前欧元国际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危机入手,阐释欧盟推进欧元区国际化规划及举措背后的考量与现实意义,并展望欧元国际化的前景。

   当前欧元国际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货币国际化指的是某一货币在国际范围内行使货币职能,成为主要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金融交易货币以及政府储备货币的过程。由于欧元是欧元区各国放弃本国货币所创建的单一货币,因此本身即带有国际化和国际货币的性质。欧元国际化发展是不仅包括了欧元在国际使用方面的扩大,也包括了维护其在欧元区内外的地位和稳定。从这些方面看,欧元的国际化进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自身发展受挫和外部环境恶化。

   从欧元自身发展看,欧元国际化的挑战直接表现为国际地位发生实质下降。欧元在创立之初即是全球第二大国际货币,但由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给欧盟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欧盟国际经济地位和欧元信用下降随之大幅受挫,最终造成欧盟货币权力载体——欧元国际地位受到冲击。总体趋势上,正如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伯努瓦·科尔指出,欧元综合国际化水平在2004年左右为其顶峰,超过27%,随后即呈现震荡下跌趋势,2017年已不足22%。欧元国际地位下降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国际机构的认可度下降。危机后令欧盟国际经济地位急剧下降,其占全球GDP比重从2007年的30.66%降至2018年的22.1%,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权重变化这一直接反应国际货币分量的指标中,欧洲下滑明显。2015年,IMF调整新一期货币篮子权重,人民币首次“入篮”,获得10.92%的份额,而欧元和英镑分别损失6.47%和3.21%,几乎是欧洲国家为人民币让出空间,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欧元在欧债危机后国际地位下降的体现。二是欧元的投资信用下降。对于国际货币而言,国内外使用者的使用规模和比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该货币坚挺性和前景的信心。若投资者和使用者对某一国际货币信心减弱,出于避险偏好就会降低该货币在金融和贸易中的使用率。欧元在欧元区外银行跨境贷款的比例从2004年的42.3%跌至2017年第四季度16.3%,欧元占欧元区外国际存款的比重从2004年的27.6%跌至2017年第四季度24.8%。三是欧元主权融资信用水平下降。国债等以主权为担保的融资工具的信用水平,部分反映了市场对该国货币的安全性的评价,也反映了该货币国际融资能力的强弱。欧债危机后,随着欧洲经济表现及前景下降,欧元金融产品受欢迎程度降低。如欧元区3A级主权债券从金融危机前的8个降到3个,发行量占欧元区GDP比重仅10%,而美国却达到70%,这也反映了欧元区优质资产供应不足;全球每年交易量达到96万亿美元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中,85万亿与美元相关,欧元相关仅31万亿。欧盟整体国债信用评级水平(AA)也在危机后落后于美国(AA+)。四是欧元的国际交易作用下降。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美元占全球跨境支付中的比重从2012年的30%升至2019年的40%,而欧元则从44%下降至34%,显示了贸易商和消费者对欧元支付便利性、安全性和经济性的信任下降。

   根据货币权力理论,货币国际化水平背后反映的是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欧元国际地位下滑的背后是近年来欧盟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下滑。在经济领域,欧盟经济相对实力处于不断下滑的趋势。自1999年欧元诞生后至2003年,欧盟和欧元区国际经济地位强势。2003年欧盟GDP总量(11.95万亿美元)高于美国(11.45万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04年欧盟GDP占世界的31.4%,2008年仅欧元区GDP(14.15万亿美元)就能与美国(14.71万亿美元)相当。在2008年后,欧盟连遭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两次重创,其经济复苏速度远落后于美国和世界水平,欧美增长差距迅速扩大,2015年欧盟GDP总量(16.43万亿美元)在2003年以来首次被美国(18.22万亿美元)超过。2018年欧盟GDP全球占比跌至22%,为欧元诞生以来最低水平,而美国GDP全球占比达24.23%,为2008年以来最高。而2019年欧元区GDP总量预计将被中国超过,欧盟国际经济地位下降已成不争事实。在安全领域,美国近年来本土安全形势极其稳定,基本没有面对较大的军事挑战。但欧洲安全形势却明显恶化,乌克兰危机爆发引发乌东部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给欧洲带来严重的恐怖主义隐患,欧洲前所未有地在本土频频遭受恐怖袭击,同时中东、非洲、阿富汗等周边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其安全威胁也不断向欧洲蔓延。欧盟各国自身在防务上资源、装备和人员远不足应对上述威胁,无论是面对俄罗斯的传统军事安全挑战还是在马里、尼日尔等国的反恐行动都严重依赖北约和美国支持,而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中东冲突地区中欧盟的安全作用已被边缘化。因此,欧盟安全状况和安全能力都受到严重挑战。在政治领域,欧盟由于受到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等连番冲击,各成员国对欧盟不满以及相互间矛盾显著上升,明显表现在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南北之争”和关于移民与法治问题的“东西之争”。同时,经济与移民问题恶化导致民众经济状况和安全感急剧下降,对各国建制派与欧盟机构的不满迅速上升,进而导致反欧盟、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崛起,其政治影响明显表现在英国“脱欧”、意大利、奥地利等多国民粹政党执政等现象上。欧盟政治碎片化和民粹化,将直接导致各国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下降,与维护共同利益相比而更倾向维护本国利益。欧盟内外由此将对于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的治理能力产生很大怀疑,不仅担心各国对欧元这一一体化最大成果的支持能力和意愿,同时怀疑经济低迷、债务赤字居高不下的意大利等重债国有无可能引发新的经济危机,再次将欧元推到濒临解体的境地。政治分裂也阻碍着欧盟推进加强竞争力的经济政策,从而增强欧元经济基础的能力。此外,欧盟的制度光环、价值观高地均由此受到严重挑战,发展前景遭遇质疑。有中国学者认为,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受到世界普遍认可也是国际货币重要的“软实力”。综上所述,支撑欧元国际化水平的软硬实力均遭遇挑战。

   其次,欧元的国际化水平不足以保护自身经济安全。欧元虽然是全球第二大货币,但欧盟仍然依赖于美元为基础的交易体系,而美元对于欧洲经济安全的威胁在上升。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一直赤裸裸地利用美元霸权为其政治、经济利益服务。如20世纪60[1] [2] [3] ~70年代,美国施压欧洲国家为维护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稳定承担责任,转嫁美国贸易逆差压力和其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贡献,并半强迫德国等国将贸易盈余转为美国国债,防止其将美元兑换黄金等,利用美元体系“兹事体大”“绑架”其他国家。过去美国利用美元霸权谋取私利的手段“相对文明”,牺牲盟友、损人利己的一面尚不凸显,但近年来却逐步显露出“武器化”、流氓化和进攻化的一面。奥巴马时代这一趋势已经显露,比如2014年美国司法部以法国巴黎银行违法向伊朗等受制裁国家提供外汇清算业务为由,对该行罚款110亿美元;2016年美国司法部又以在金融危机期间向美国投资者违规出售抵押债券为借口,对德意志银行处以140亿美元的罚款诉讼。除了大笔罚金之外,美国还以违反制裁条例为理由,对欧洲企业处以没收在美资产、切断美元交易等处罚措施不胜枚举,明显将美元霸权作为威逼他国配合其经济制裁政策及打击他国企业乃至直接掠夺财富的手段。特朗普时代,美国更是肆无忌惮地挥舞美元制裁大棒。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于2018年8月、2018年11月和2019年5月,逐步收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而欧盟及成员国虽不断抗议,并谋求重启欧盟“阻断法令”来保护欧洲在伊朗投资的企业,但企业在市场规则以及美国依托SWIFT结算体系和美国市场吸引力的金融和经济大棒威慑下,道达尔、空客等欧洲大企业不得不退出欧洲市场。而随着美国对委内瑞拉制裁可能进一步加剧,以及对古巴全面启动《赫尔姆斯-伯顿法》,美国依托美元支付体系的制裁举措将进一步损害欧盟企业的经济利益,并且使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一定程度上被“顺从”美国的制裁举措所绑架。“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奥登达尔指出,如果欧洲人不扩大欧元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中的使用,则将有自身利益被“其他货币强权”侵犯的风险,而欧元扩展国际化的最大好处,则是减少对美元交易体系的依赖,增强金融自主性。

   当前欧元国际化的主要举措

   当前,欧元国际化所遭遇的挑战,使得欧盟巩固和发展欧元国际地位变得更为紧迫。事实上,欧元以及其国际化进展的稳定与否,不仅仅关乎于欧洲经济的稳定,更会影响到欧盟政治、外交、安全以及国际地位。比如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各国经济衰退以及财政紧缩等反危机操作带来巨大外溢性影响。在政治领域,债务危机使欧洲民众特别是边缘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欧盟机构的能力与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对大幅削减福利与公共支出的不满被洒向成员国政府以及欧元区和欧盟。英国拒绝“财政契约”乃至脱欧公投的背后,也有英国对欧元区是否成为其拖累的隐忧;意大利2018年6月联合政府上台以来和欧盟就财政问题产生的激烈博弈,其背后也反映了该国对于欧债危机以及危机后欧盟“财政紧身衣”的强烈抵触。在对外关系上,危机前欧盟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所谓民主、福利社会的价值观吸引力,外交的价值观取向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欧、中东、北非等地区的干涉与“指导”均站在道德高点之上,入盟进程的吸引力也是其周边政策重要抓手。而债务危机至今,欧盟实力的相对衰弱也导致其价值观、发展模式和入盟前景的魅力大不如前,其对自身在全球的位置定位及周边政策不得不从理想回归现实。同时,欧元相对于美元在国际结算、贸易、金融方面“仰人鼻息”的现状,在近年来美国对欧洲企业“长臂管辖”中暴露无遗。而对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欧洲国家虽大为不满却因惧怕制裁而不敢坚决维护欧伊经贸和投资关系,这直接反应了欧元的欠缺进一步国际化已经影响到欧盟外交安全行动的执行力,无法全面维护自身利益。欧盟内部对建立旨在提升自身经济领域竞争力和独立性的“经济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将此举视作在大国竞争、“美国优先”的时代下,保护欧洲经济、政治、外交、安全利益和独立自主性的必有之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理事会成员丹尼尔·戴亚努指出,欧元在国际支付领域使用程度的不足,已经成为危害欧盟“经济主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欧盟进一步加强欧元国际化建设的动力加强。

因此2018年以来,欧盟呼吁采取措施加强欧元国际化地位,特别是提出要在国际贸易支付、金融、储备等领域扩张欧元的使用,这与此前欧盟和欧共体对于欧元国际地位的中立态度相比,发生较大转变。2018年12月5日,根据此前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元:迈向更强大的国际角色》政策通讯文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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