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美国中东战略:转型期的迷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 次 更新时间:2022-05-24 16:57:26

牛新春  

  

   【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中东战略出现诸多前后矛盾、反复无常的现象。以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为标志,美国中东战略进入转型期。美国中东战略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回到“离岸平衡”的“常态”,诸如大规模军事干预、输出民主等以往战略行动被搁置。过去十年,美国在中东的几大利益重要性发生变化,导致其中东战略目标发生漂移。随着中东形势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美国实现中东战略目标的军事威慑、结盟援助与和平谈判三大手段明显乏力失灵。然而,美国短期内不会大规模减少在中东的投入,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对中东最有影响的外部国家。

  

   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实施“离岸平衡”政策,一方面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不直接卷入战争。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在中东实施直接干预战略,并发动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以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为标志,美国中东战略进入新时期,即战略转型时期。自进入转型期以来,美国中东战略出现诸多前后矛盾、反复无常的现象,让其盟友无所适从,也令外界困惑不解。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中东战略即展现出反复的一面。2009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呼吁,要尊重阿拉伯文化,改善同穆斯林国家关系。然而,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美国却积极支持中东各国的“革命”,导致其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空前紧张。2011年,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但2014年奥巴马又派出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到了特朗普时期,美国中东战略依旧难言稳定。2017年6月,沙特与卡塔尔断交,美国在支持沙特和帮助卡塔尔之间左右摇摆。2018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从叙利亚撤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反对并愤然辞职。2019年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议员齐声反对,最终以保护油田为由保留了驻叙美军。2020年1月,驻伊拉克的美军已经制定了撤军计划,但随后又对外予以否认。以上种种反复无常在深层次上反映出美国中东战略正进行深刻的调整和转型。回顾过去10年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和美国总统的言行,可以归纳出美国中东战略转型期的一些基本特征。

   美国中东战略转型期的特征

   美国中东战略的转型是对其21世纪以来大规模军事干预的“反思”,一定程度上回到了“离岸平衡”的“常态”。特朗普多次抱怨,美国在中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花费了7万亿美元。然而大规模军事干预却使得中东更乱,美国的处境更尴尬。因此,放弃大规模军事干预战略成为美国国会两党的共识。在过去10年间,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很多原有内容已经被抛弃,其新的中东战略呼之欲出。

   第一,大规模军事干预曾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支柱,现已被束之高阁,未来被抛弃的可能性极大。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动用了53万人的军队;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出兵16万,但是这种情形以后恐难再现。2011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美国西点军校讲话中提到,将入侵、占领、解放一个国家作为美国中东战略的一部分已经结束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自食其言。自2019年6月以来,美国无人机被伊朗击落、沙特油田遭袭、美国军事基地被伊朗导弹攻击,但美国都没有实施大规模军事报复。上述种种表明,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除非美国人和美国的财产受到直接和严重的攻击,美国不可能在中东再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这是美国中东战略转型期最重要、最突出的变化。

   第二,输出西方民主模式曾长期作为美国中东战略的另一支柱,现已经被特朗普政府搁置。“9·11”事件后,“民主化”被美国当作改造中东国家的路径。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要积极推动伊斯兰世界“民主化”。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提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力求改变中东民众的“生活方式”。2006年以来,美国曾积极支持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伊拉克、也门等国的民主选举,但几乎全部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沉痛教训面前,美国改变了政策。2019年,中东爆发了所谓“第二波阿拉伯之春”,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出现大规模示威,四国领导人被迫下台。对此,美国一反常态,既没有对反对派提出政治支持,也没有深度介入相关国家内部事务。值得注意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永远不可能放弃对外输出西方民主理念,但是作为一项可操作的政策或者成体系的战略,美国向中东输出西方民主模式的时代趋于结束。

   第三,美国塑造中东和平的信心严重受挫,其支持具有基础性和建设性长远规划的意愿有所下降,对交易性和临时性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美国中东战略历经多年挫折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美国没有能力治理中东,治理中东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使中东对美国特别重要,美国也没有办法改善那里的形势。这一断言具有分水岭意义。此后,美国虽不断加大军事威慑力度,频繁介入地区热点问题,但对基础性难题却望而却步。近10年来,美国没有主导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平进程,更没有积极参与相关国家战后重建工作,对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等重点国家的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投入的意愿和行动双双下降。在埃及,美国虽然保留了每年13亿美元的对埃军事援助,但经济援助却从20年前的8亿美元降至目前的1.2亿美元。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取消了绝大部分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几乎停止对巴勒斯坦的一切支持行动。在伊拉克,因安全形势恶化,美国于2018年9月关闭了驻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的领事馆,并于2020年初撤出所有在伊拉克的非军事人员,这些措施或成为永久性安排。

   第四,美国选择不卷入大规模地面作战,但同时加大空中干预力度,意图在零伤亡的前提下主导中东事务。2011年以来,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中东地区的地面作战,但其并未缺席中东战场,而是在空中、岸上参与战争。美国参与北约领导的利比亚战争,提供空中力量,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美国援助并训练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建并领导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美军还派出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并出动空中力量定点打击利比亚、也门的恐怖主义力量。2020年1月3日,美军定点清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这种“轻脚印”式的军事干预未来将成为美国介入中东的主要方式。

   第五,美国短期内不会大规模减少在中东的投入,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对中东最有影响的外部国家。虽然美国正在从中东热点地区撤出参战部队,但并未撤走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和军事基地。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约6—8万人,并维持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2019年美国对中东军售总额为255亿美元,占其全球军售总额(697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多年来,中东一直是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地区,约占美国全部对外援助的35%左右。美国综合运用空中打击、军事威慑、军售军援、结盟互助等手段,频繁介入中东地区热点问题。在外交上,奥巴马政府推动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核议,全力斡旋巴以和谈。特朗普政府则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组建“中东版北约”,推出解决巴以冲突的所谓“世纪协议”,斡旋“东地中海联盟”,调停沙特与卡塔尔的关系等,进一步凸显美国加强在中东的存在。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发生变化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是什么以及美国为什么要介入中东,这是讨论美国中东战略的起点。2011年奥巴马政府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界定为:一是能源;二是反恐;三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四是保护以色列安全和推动巴以和谈。数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集中在上述四个领域并鲜有争议,但是这些利益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目前,美国国内很多人承认中东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下降了,但是在下降程度方面尚未形成共识。

   石油曾是美国在中东最基础、最重要的利益,而今中东石油对美国的重要性减弱。理论上,美国已经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实现了所谓能源独立。2020年1月8日,特朗普表示,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实现了能源独立,不再需要中东的石油。2018年美国实现日产液态油1530万桶,全球第一;2019年9月,美国实现单月石油净出口。据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2020年美国将稳定地成为石油净出口国。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确实现了能源独立。但事实上,美国仍然需要进口中东的石油。美国本土出产的是轻质原油,仍需要从中东进口重质原油。2001年美国对原油的毛进口量为1190万桶/日,从中东进口280万桶/日,占比23%;2018年毛进口量为990万桶/日,从中东进口160万桶/日,占比15.9%;2019年毛进口量为800万桶/日,从中东进口90万桶/日,占比9%。可见,美国仍需要中东石油,但进口的绝对量和相对比重都有所下降。

   同时,美国油价还受中东形势影响,但影响愈发有限。从结构方面看,中东石油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重要性不及从前。1980年中东石油出口量占国际石油出口总量的50%,到2018年仅占35%。从态势方面看,未来几年国际石油市场供大于求,中东石油产量波动对市场的影响减弱。但是,全球石油消费量的21%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发生动荡必然冲击国际油价。同时,沙特是全球唯一拥有机动产能的国家(Swing Producer),拥有日产1250万桶的能力,目前产量为1000万桶/日,机动产能250万桶/日。而美国虽拥有全球最大的边际产能(Marginal Producer),但这些产能随油价起伏,政府不能机动使用。

   总的看,同十年前相比,中东对美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但是,中东石油仍对美国有重要意义,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中东产油国仍提供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石油出口,并拥有全球大部分的机动产能。中东石油对美国重要性的变化是美国中东战略转型期的争议焦点。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可靠的盟友,被称为美国在中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保护以色列安全也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之一。在意识形态方面,美以两国在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拥有诸多共性与亲近感,以色列被认为是中东“自由、民主”的孤岛,美国支持和保护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现实利益。自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美国成为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美以结盟的态势渐趋明朗,特殊关系逐渐形成。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中东打“小冷战”,为遏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苏联阵营国家,以色列冲在第一线。美国则投桃报李,给予以色列最慷慨的援助、最先进的技术以及最坚定的政治支持。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作为冷战桥头堡的身份发生转变,成为美国围堵伊朗、打击恐怖主义的排头兵。然而,以色列对美国重要性的问题再度从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受到质疑。在现实利益方面,美国新现实主义理论家米尔斯海默认为,正因为美国一边倒支持以色列,才招致恐怖组织、伊朗怨恨并反对美国,以色列是美国成为恐怖主义目标的一大原因。把以色列作为反恐、反伊朗的重要盟国,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因此,放弃美以特殊关系,是最有效的反恐措施。在意识形态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自由派人士对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歧视本国阿拉伯人、强化国家犹太属性等趋势不满,这些做法同美国所认同的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致使以色列的“民主形象”褪色。2013年奥巴马公开指责以色列,提出以色列可以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可以成为一个占领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国家,但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两个身份。同时,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分化,加剧了在以色列问题上的裂痕。过去以色列在美国享有两党一致的支持,现在则成为一个党派争议的话题,绝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以色列,民主党新晋左派则反对支持以色列。

关于以色列重要性的争议,一方面,从理论角度看,没有人能否认以色列是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关系中的重大障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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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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