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勇:美国外交中的“扩张”与“帝国主义”话语(1898-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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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勇  

  

   内容提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由占领菲律宾引发的“帝国主义”争论中,美国国内关于“扩张”和“帝国主义”的话语区分也变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美国的政治文化精英普遍将“帝国主义”看成“扩张”的一种特殊且败坏的形态,对前者十分厌恶,对后者则较为宽容。在他们看来,“扩张”应当包含同质性、共和主义、联邦主义和非军国主义四个原则,倘若政策与这些原则相违背,便有坠入“帝国主义”陷阱的危险。在此语境下,支持占领菲律宾的美国人往往用“扩张”而非“帝国主义”作为主导话语,来界定美国的殖民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又会受到上述四个原则的规制,从而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的统治方式。这种话语在塑造美国对菲占领政策的同时,也影响了美国此后的“帝国”构建路径。

   关键词:概念史 美国外交 扩张 帝国主义 美西战争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群岛,其国内也出现了“帝国主义”和“反帝主义”的激烈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一方大多不接受“帝国”或“帝国主义”的称谓,而将其政策定义为“扩张”,如西奥多?罗斯福、约翰?卡波特?洛奇和《展望周刊》等;与此同时,“反帝主义”阵营中亦有不少公然宣称支持“扩张”的人,如安德鲁?卡内基、詹姆斯?唐宁?布赖恩等。尽管美国此后对菲律宾维持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但吞并前后的这场“语义之争”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帝国主义”本身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回到历史人物的集体观念,去辨明其中的一些重要差异和症结所在,并进一步理清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那么,“扩张”与“帝国主义”这一对历史政治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又有哪些区别?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普遍注意到今天美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厌恶,对“扩张”和“帝国主义”的不同内涵也有所区分。但这些研究往往主要是源自对当下语境而非历史语义的敏感,或论述缺乏系统性和深度,甚至未加详细考辨,因此仍值得探讨。笔者将借鉴语境主义和概念史的研究路径,对二者的语义差别以及美国人对此的态度变化进行“深描”式的分析,并阐述其对美国“帝国构建”的影响。

   一、“扩张”与“帝国主义”的语义关系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帝国”“帝国主义”“扩张”和“扩张主义”等政治词汇在语义上有不少重叠之处。由于“扩张”和“帝国主义”在语境中成对出现的频率更高,为简化起见,本文主要选择二者进行比较(也会偶尔出现另外两个词)。大致说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三种关系——同义、互斥与包含的关系,具体语义往往取决于使用者的政治立场、社会身份和个人习惯等。

   其一,“扩张”与“帝国主义”的语义基本相同,可互换使用。今天,随着传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消亡,“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非正式帝国”等新概念的出现,“扩张”与“帝国主义”两个词并没有大的分别。在本文所涉及的时期,这种互换使用的情况也颇为常见。有的人使用较为随意,例如在西奥多?马尔伯格《扩张》这本小册子中,“扩张”与“帝国主义”的使用便没有多大差别;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如年轻的印第安纳州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以崇尚中世纪武士精神著称的布鲁克斯?亚当斯等也都不太区分“扩张”与“帝国主义”。

   其二,在某些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扩张”与“帝国主义”在语义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互相排斥。那些反对占领菲律宾或使用“扩张”为占领行为作辩护的人常常持这种立场。他们希望美国在“扩张”时仍保留“美国例外”的形象,以免与欧洲变得相似。许多例子都能反映这一点。例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阿伯特?洛威尔在《美国的殖民扩张》一文中,提到9次“扩张”(不包含标题与expansive等相关的词),并对其进行肯定和赞扬,却没有提到“帝国”和“帝国主义”,而且他还在其他地方抨击过“帝国主义”。亨利?洛奇1900年在参议院支持“保留菲律宾”的演说中,26次提到“扩张”,并提到了“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罗马帝国”等,却并未使用“美利坚帝国”的说法。西奥多?罗斯福也很少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更从未承认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帝国主义”的,却十分频繁地使用“扩张”一词,并曾撰文大谈“扩张与和平”的关系。1900年,他在接受副总统提名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说道: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从我们建国起,扩张政策就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在它当前的发展中,与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将这个词用到我们目前对菲律宾的政策上是毫无意义的……我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发现过谁是帝国主义者。

   又如,《公开法庭季刊》1900年2月社论的标题便是《扩张,而非帝国主义》;英国许多“帝国主义”的辩护者也强调二者间的互斥关系,他们相信,英帝国更接近美国式的“扩张”,而非欧洲式的“帝国主义”。如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约翰?希利说道:

   尽管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帝国并无光荣可言,因为它们大多是通过武力建立的,而且政治生活水平很低,我们观察到,大不列颠绝不能归类为普通意义上的帝国。在它的殖民地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自然生长,一种英吉利种族向其他土地的自然扩展,大多数情形下它们的人口非常稀少,以至于我们的拓荒者不用征服就能占据。倘若在这样的扩张中,没有什么荣耀可以值得称颂,它们也并非强制或不自然的。它所创造的不是一个帝国,而只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这种语义的相互对立和排斥主要反映了美国与欧洲不同的扩张方式。有学者谈到,在征服菲律宾前,美国人往往将“帝国主义”视为欧洲式的,将“扩张”视作美国式的,是“在空旷(或被清空)的空间中施展自己的种族禀赋”,所以二者截然相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说,“在将近300年里,美国生活中占主导性的事实就是扩张”,但他也警告称:“不要被帝国主义的洪流所湮没,它将导致民主的死亡,让自由人戴上枷锁。”

   其三,“帝国主义”为“扩张”所包含。由于美国自身的土地扩张史极其引人注目,且与“帝国主义”有不少明显的相似之处,因此在美国精英的认知体系中,出于“美国例外”的优越感,二者大概既非简单的互斥关系,也非完全同义,更多的则是一种包含关系。加之“扩张”含义宽泛,既包含领土扩张,又包括商业扩张和文化扩张,这种包含关系也更合乎逻辑与常识。其中,商业和文化扩张在当时的语境下与“帝国主义”关系不大,而领土扩张中,也只有某些特定类型才属于此类。

   这种包含关系在史料中也较常见。例如,1899年耶鲁大学社会学家查尔斯?格雷沙姆?萨姆纳在《西班牙对美国的征服》一文中,将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称为“理性扩张”。1904年,一位名叫霍雷肖?西摩的民主党人在《北美评论》上撰文,鼓吹“民主的扩张”,并将其与“帝国主义”区别开来;法学家约翰?比奇要求美国实行“符合宪政的扩张”(constitutional expansion)。1899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吉丁斯在《帝国主义?》一文中,称美国侵占菲律宾是在延续领土扩张传统,但因为它的目的是商业扩张,因此要远好过专制排外的东方“帝国”。这些观点言下之意都是将“帝国主义”视作某种特殊类型的扩张,继而与自己所鼓吹的扩张类型划清界限。

   在当时的语境下,“帝国主义”与“扩张”这三种关系并行交叉存在,但从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以及报纸期刊的文本看,后两种情形更为常见。从逻辑上讲,不论支持或反对美国占领菲律宾,只要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又不愿放弃“美国例外”的信念,势必要将二者区分或处理为包含关系,否则便无法解释美国自建国初以来的领土扩张传统。相应地,这种认知体系会产生对“帝国主义”与“扩张”不同的态度反应。

   二、美国人对“帝国主义”与“扩张”态度的变化

   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人对“帝国”一词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殖民地时期和美国早期的领导人对“帝国”颇多赞美之词,一度为北美属于英帝国的一部分而骄傲。建国后,华盛顿有“崛起的帝国”,杰斐逊有“自由的帝国”(empire of liberty)和“为自由的帝国”等语,《联邦党人文集》中多次称新生的美国为“帝国”。此传统一直延续到美国内战,著名政治家威廉?西沃德对“帝国”的向往亦广为人知。内战后,“帝国”一词的贬义色彩增加,将美国视为“帝国”的话语频率也大为降低,但并未消失。例如,富兰克林?吉丁斯称,与“俄-中帝国”和拿破仑帝国不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联合起来建立的“帝国”将有助于民主共和体制的扩展。布鲁克斯?亚当斯也主张英美结成同盟,建立一个“新帝国”,像罗马帝国一样,把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都变成其“内湖”。

   “帝国”一词可追溯到古罗马,而“帝国主义”则出现于19世纪中期,它的贬义色彩更加强烈。但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世界狂潮的阶段,它甚至也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马汉早年反对扩张,但在思想转变后,又毫不避讳支持“帝国主义”。1885年,他便把自己定义为“帝国主义者而非孤立主义者”。1907年,在给《纽约太阳报》编辑的信中,他呼吁美国人不应“羞于说出帝国主义一词”,而应大胆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他还希望美国下一代年轻人能名正言顺地贯彻“帝国主义”。在回忆录中,他又声称自己是一个“坦率的帝国主义者”。

   美西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政府计划吞并菲律宾的消息传出,美国众多的知名人士、民间团体组建了“反帝主义联盟”,对“帝国主义”的排斥集中爆发。但他们反对的并不是经过霍布森和列宁等重新定义的“帝国主义”,即金融资本对他国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而是强调历史上“帝国”和“共和国”的不相容性。“反帝主义者”依据的是西方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古罗马由共和国转变成帝国的历史。由于频繁的对外征服,古罗马共和国阶级矛盾激化,以庞培、凯撒等为代表的殖民地(行省)总督掌握军权,进而推翻共和体制,这是精英们都熟知的历史。这种历史记忆也相应导致美国人对“帝国”强烈的憎恶,因为“帝国”的建立意味着“共和国”身份的毁灭。正如萨姆纳所说,美国的伟大源自于“对个人自由、限权政府和经济大致平等的追求”,而为了“满足征服欲与野心”的政策将会使这个“民主的共和国……变成另外一个帝国,同历史上的帝国没有什么两样。”布赖恩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也讲道,吞并菲律宾“将会危及我们的文明,将我们的共和国变成一个帝国”。他还仿效林肯的话强调,美国不能维持“一半是帝国,一半是共和国”的状态。

   相比之下,此时美国人对“扩张”一词并不十分排斥,甚至时常流露出好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般的“扩张”不会对共和国构成致命威胁,反而可能有益。“扩张”常带有“自然生长”“自然延伸”等中性乃至褒扬之意,它符合自然法则,与“进步”意思相近。《冈顿杂志》在评论菲律宾委员会主席雅各布?舒曼(舒曼本人自称是“反帝主义者”)的“扩张”观点时说道,“所有的进步都是扩张,但并非所有扩张都导向进步。”特纳也赞许地写道,美国人的国民性和美德是在扩张中形成的。可以说,“expansion”一词的历史含义、情感色彩均与今天有较大的差别,将其翻译为“扩张”也不太准确,它与英文中的“extension”和“enlargement”更相近,在中文语义中更接近“扩展”一词。

“扩张”还带有种族优越论的内涵。它往往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代表的“文明”“自由”“和平”“商业”“开拓”等相联系,而“帝国”则接近其他种族所代表的“专制”“军国主义”等不好的意象(在欧洲,“帝国”常意味着伟大、强盛、财富、父权和力量等)。阿伯特?洛威尔就曾夸耀道,“我们不要忘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扩张性的”。他声称欧洲大陆的种族都过分依赖政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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