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王茜 张俊娜:新举国体制下的中国扶贫与生态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 次 更新时间:2022-05-17 20: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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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王茜   张俊娜  

  

   在世界范围内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和经济波动等多重风险挑战下,中国依然集中力量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标志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也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40余年来,中国已经有超过8亿人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堪称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中国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依靠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新举国体制”优势——代表国家意志的中央政府持续性地通过国家战略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完成消除贫困的任务。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要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压力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新阶段,继续发挥新举国体制优势,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构建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打造应对全球化挑战“压舱石”的需要。

   难解的世界性贫困: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据2019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共有13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且各国之间与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贫困程度存在巨大差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到2030年,全球或将再有2.07亿人陷入极端贫困,从而使极端贫困总人数突破10亿人。

   贫困是问题,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这并不只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本身的问题。究其根本,其实质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制度性致贫,核心是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不对称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全球资本化的经济收益如何分配和发生的成本如何分摊构成化解贫困的一对基本矛盾。

   纵观历史,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短暂几百年内,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阶段、中期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主导了三次全球化进程,后发国家被纳入全球竞争的每一次制度“接轨”都客观上承担了发展的代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度收益与成本严重不对称,是发展中国家致贫和弱势群体恒弱的制度性内因。

   (一)前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全球化

   第一次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早期欧洲工业化导致的殖民地扩张。殖民扩张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欧洲国家对东亚(主要是中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尤其中国自宋、明人口过亿后,依存于农村且与兼业化小农家庭经济相匹配的工商业长足发展,以丝绸、瓷器与茶叶为主的出口借助了海上航路开拓而持续增长,客观上导致西欧因贸易赤字而演化为白银危机,并通过对外扩张占有资源和市场,大量移出贫困人口(包括罪犯),控制了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南北美洲、非洲和澳洲,引发17—19世纪的大量“以国家为犯罪主体”的殖民战争……同期的后发国家和地区陆续遭受侵略、大部分被迫纳入宗主国控制的资本主义体系,被拖入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殖民化地缘局势。

   海外殖民扩张,一方面帮助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大量海外财富向欧洲流入,而同时欧洲贫困人口大量向殖民地迁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所内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比如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原封建贵族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矛盾等得到缓和,实现制度收益对应的“政治文明”。

   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要以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目标和样板,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具有“复制”其发展历程的可能。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发达国家依靠对外转嫁制度成本来实现增长的机制愈加深化,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不对称机制的可能性就愈加微小。

   (二)产业资本全球化及矛盾转嫁

   第二次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中期产业资本的扩张。进入19—20世纪的工业化扩张,生产过剩作为“资本主义内生性的一般矛盾”引发了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各中心国之间,早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就不断爆发争夺贸易权力、殖民地、市场和工业原料的战争。延宕至20世纪初叶,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欧洲列强麇集在半岛型的狭窄大陆,产业同构加上同步扩张导致生产过剩和竞争恶化,同样路径依赖地诉诸战争。

   老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列强纷争的世界秩序在二战中解体,美苏双寡头地缘战略形成。基于20世纪50年代战后恢复带动再工业化兴起,发达国家工人运动促使社会福利与劳动力成本及环境保护压力上升,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移出使得西方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和国家间矛盾都开始缓和,消解了西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压力。

   二战后全球反殖民化运动催生大批新兴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之后的首要任务即是追求工业化,客观上成为消化发达国家过剩资本和产能的“新大陆”,即成为战后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载体。同期军备竞赛中的军事技术、创新设备大量地转为民用,带动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双密集型的方向提升,使之得以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不等价交换,发展中国家被迫让渡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才能进入工业化起步阶段。

   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及其第二次对外转嫁危机客观上使得发展中国家深陷对外负债过高、财政赤字增加、对内剥夺加剧和社会动乱等各种加剧贫困的泥沼之中。

   (三)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制度性贫困

   第三次全球化始于金融资本扩张,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了产业资本转移的西方国家,最近20年正在演化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全球强权政府通过加快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获取制度收益,导致后殖民化时期的地缘战略向币缘战略演变。同期,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接受了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与劳动”本质上属于对抗性冲突的主要矛盾,及工业化派生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不仅成为西方资源的提供者和产业资本的“打工者”,而且其外贸盈余向西方资本市场再投资,也成为金融资本经济泡沫化的主要来源。

   以国家强权为信用基础的金融资本,形成于17世纪后期商人利益群体与欧洲君主共同获取巨额利益的战争需求,发展于参与产业资本循环的利润分配,本身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维护符号美元强势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由此而始——资本主义在中期阶段列强争夺产业资本利益的战争,转化为进入高级阶段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保卫美元、争夺金融资本全球化之中的超经济利益的战争。

   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运作机制是借助美元化机制的“从纸到纸的循环”,从产业资本“套现”——用美元购买产业资本的资源、制成品,再用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吸引支付出去的美元回流;乃至产品输出国家产业资本的股权收益和外汇储备,都在核心国套现范围之内。金融资本是成倍运用金融杠杆进行运作,其高收益一直与高风险伴生,但收益与风险仍然是不对称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演化为局部区域的社会动乱和贫困恶化。

   基于历史分析和国际经验比较,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是微观意义上的贫困,而是宏观的、历史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全球资本运作产生的制度性贫困,是承载了不断累积的全球化代价的客观结果。何况,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原有框架内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获取增量收益并向弱势群体层级转嫁制度成本的过程。因为发展的阶段性导致了制度成本产生的必然性,面对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主要是通过将发展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来缓解这一问题的,从而导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及弱势群体的贫困。

   新举国体制:理解中国扶贫及战略意义

   在全球化竞争中,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最多而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客观存在着高速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的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内在差别的问题,发展产生的收益先被资本积聚的城市和收益相对较高的产业占取,贫困地区和农村承担其发展代价。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扶贫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得益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以贯之的举国体制,既对不同发展阶段造成的发展不平衡有清醒的判断,又对发展代价进行内部化处理。由此,实现了一定历史阶段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相对均衡,构成了中国自身制度优势的扶贫经验。

   (一)基于国家安全理性的扶贫战略

   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解殖斗争建立新中国以来,对长期追求工业化不同阶段带来的积贫积弱状况,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扶贫。

   首先是1950年和20世纪80年代,通过两次土地改革为农村大规模脱贫奠定了以土地均分到户的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基础,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小有产者,这意味着消除了“绝对贫困”,进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推进大规模基础建设及城市工商业的城乡融合中,资源禀赋较差的农民能够在农村工业化中获得有现金收入的就业条件,国家得以在高增长中实现较大范围的脱贫。

   其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相继启动1982年“三五”专项扶贫计划、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等重大开发式扶贫计划,并于2001年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通知》。

   其三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有组织体系和有计划地不断深化减贫事业,以举国之力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扶贫,同时于2013年正式确立“生态文明战略”及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战略,把包容性可持续长期均衡发展作为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将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作为全党全社会的首要战略任务,是在于全球金融资本深化将严峻的贫困问题演化为两极分化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定的社会最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因此,中国提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不计代价地把扶贫当成首要政治任务,也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具有高于经济理性的政治理性和国家安全理性。

   追溯到2015年党中央做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6年国家制定并出台“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以及2018年提出的三年行动方案,研究发现,新形势下中国的扶贫战略是在全球化背景中提出的,全球化本身内在的一个规律就是两极分化,而扶贫就是消除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危机。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但美国在1971年单方面宣布不再以黄金兑换美元(即不再保持固定兑换率)。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使得美元成为全球主要的定价、结算和储备工具,进而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信用货币。此后才有新自由主义问世——美、英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与证券化;同时以自由市场名义要求发展中国家打开国门,放松资本控制。

   此后的两个十年里以美国为主发展了两千多种金融衍生品,金融部门迅速成为赚钱最快的领域,必然异化于获利慢的实体经济。

随之,金融霸权国家(包括金融业占比高的国家和地区)获取收益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金融资本主要在虚拟经济领域追求流动性获利,越来越异化于实体经济。跨国公司的加工制造环节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全球范围内追逐要素价格低谷,形成全球产业布局。这被西方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得到全球化的“搭便车”机会,但我们认为,这也使得发达国家的主要货币成为主导的结算货币,一方面是跨国公司占有超额利润推进资本市场走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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