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坚守中国文化立场 重写中国哲学通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22-05-10 20: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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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摘要:通过对标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可以看出郭齐勇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的一些新特点。这套《中国哲学通史》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摆脱了若干旧意识形态的影响,又吸收了近三十年来的学术成果和新的理论成果。全书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不仅在学术上是进步的,在政治上也是进步的。全书坚持学术创新,采用新的体系和不少新观点、新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中华文化立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先谈谈郭齐勇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这套书的整体特点。这套书,我觉得是这样:讨论这套书的意义,要对照另外的一个对象,有一个比较,然后才好来了解这套书的意义。怎么对照呢?要有类似《中国哲学通史》的一套多卷本书来比较。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对标与《中国哲学通史》类似的一个比较对照物,应该还是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任先生主编的这部书原设计是七卷,分先秦卷、两汉卷、魏晋卷、隋唐卷等。虽然这部书并未最后完成,但我还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对照物,来看《中国哲学通史》这套书,通过比较来了解这套书的特点。

   为何这样来比?首先,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任书并未完成,但总体来讲,任书集体写作的性质跟武大的书比较接近:《中国哲学通史》,是以郭齐勇教授为核心的武大哲学师友集体努力的结果;而《中国哲学发展史》那部书是以任先生为中心,有任先生的几个学生共同参与撰写。这二者是相近的。

   任先生那套书的写作始于刚刚改革开放,也就是70年代末期,1983年出版了先秦卷,1985年出版了秦汉卷,而魏晋卷到1988年才出版,隋唐卷出版已经是1994年。但总体来讲,他们开始动手的时间应该是70年代末。武大这部书如果说开始动手的话,则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差了30年。

   相隔三四十年,这个时间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在思想上就有一个大跨度的差别。任先生那部书在改革开放初动手写,当时已经开始思想解放,这是没问题的。“文革”后的思潮,普遍来讲是解放思想,但实际上解放到多大程度,是受历史限制的。大家的心态是要改革开放,可是能改革开放多少,它不能不受到历史限制。

   这限制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对外的交流不够,对外面了解不够,就像任先生他们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和交流层级都比较高,又在北京,条件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即使这样,在那个时代,对外交流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中国哲学史领域。另外从主观方面来讲,也还有一些限制,这限制是什么呢?这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认知,认为对“文革”的反思应该与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连在一起,认为“文革”的思想文化根源就是中国的封建主义。任先生受此种认知的影响特别大。任先生之所以要把“儒学”作为“儒教”来对待,并分析批判,背景就是这个认知。当时不少权威人士认为,之所以会发生“文革”,从意识形态的根源来讲,就是我们封建主义的根子太深。这个因素历史地限制了任先生他们写作的一些方法论、一些问题意识,特别体现在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看法上。任先生的书从第一卷就确定了这个立场,即通过“儒教”的观念,把儒家看作儒教,整体上对儒家持批判态度,从而来批判封建主义。历史地看,“文革”之后批判封建主义残余自有其道理,但“文革”的思想路线原本就是崇法批儒,如果过后还要批儒,这就属于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还不够的表现。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讲,还没有给儒家平反。不仅没有平反,还加了新的“罪名”。当然,任先生这套书的前三卷并没有过于渲染这层意思,所以这前三卷在学术上还是受到大家认可的。

   在70年代末,以往“唯物”“唯心”两军对战的框架已经开始被打破了。所谓“打破了”就是不受此局限,还是可以用,但是并不是“唯”,即不是一定要以“唯物”“唯心”两军对战贯穿哲学史。阶级斗争也可以讲,但不是作为一个主线,而是要具体分析。这些都是思想解放的表现。但实际上,要深刻地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深刻地认识中国哲学在每一个时段的作用,在主观上还受到一些限制。就是说虽然鼓励解放思想了,但是自己还没完全放开,还以批判封建主义为主要任务,这在客观上来讲就有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哲学通史》写作开始的时候已经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尾,困扰任先生的那种思想限制已经被大大超越了,这一点虽然从郭著具体章节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但是总的来讲,它的指导思想和思想的方法论,与任先生的书相比,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即已经完全破除了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对标《中国哲学发展史》,看这套《中国哲学通史》,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方法论基础。

   就这一点来讲,我还想再多说几句话。今天新写的一部《中国哲学通史》,它对历史资料的把握,对哲学问题的分析,应该吸收几十年以来的新的成果,这是没问题的。此外,一个新的成功的《中国哲学通史》,不仅要在历史资料、人物分析、思想分析上吸收这几十年来的新成果,而且应该体现这几十年理论思想的进步和积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改革开放的起点,到武大学者写这部书的时候,也已经过了30年。这30年来,在思想上、理论上的进步很大。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思想界、意识形态领域也不都是如此。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每10年都会出现一些有违改革开放总发展方向的、想要回头的倾向。

   所以我说,一部好的《中国哲学通史》,不仅要吸收这30年来的在历史资料掌握方面的进步,在思想分析上面的进步,而且应该保持、体现我们在理论、思想方法上的进步,而不能后退。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总会碰到想要回头的一些动向。这些动向就成为包括我们撰写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学术活动的一种干扰和阻碍。因此,我觉得这部《通史》的优点就是,它坚持了30多年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进步,坚决打破苏联人关于哲学史论述的机械模式——那种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种种错误理论观点,彻底抛弃了两军对战、阶级斗争的陈旧方法,一直保持改革开放的初心不变,这应该是它一个值得表彰的特色。

   因此,我认为今天要恰当地评价这套书,就要把它摆在这个位置上来看,就是始终坚持我们改革发展以来的“初心”,一定要彻底破除以前教条主义式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包括错误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彻底清除这套教条主义模式在中国哲学史论述中的影响,坚持和改革开放同步、跟思想解放同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理论思想的进步要积累,跟学术研究的进步要积累是同步的。当然这不是说今天我们每写一部书一定要在前面写一大章对旧模式的批判,这倒不一定,因为时过境迁了。任先生的书,在那个时代,一开始还要反驳旧的模式,还要论述这个部分。但在新的《通史》里面,它不是去反驳旧模式,而是把超越了旧模式的新的方法观点,渗透在它整个导论的部分。所以,导论部分体现了这个时代对于中国哲学的新思考,把这30年来我们对中国哲学的很多新认识表达在这个导言里面,其中也就体现了坚持思想解放,要坚持学术进步、坚持思想进步的特色。

   用我们最新的讲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套书也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个有益的尝试。这个尝试里面包含了什么意义?我想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现成结论为标尺,或唯一的标尺,去衡量中国古代的文化。也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欧洲哲学史得到的一些经验,把它片面地孤立起来,当作衡量中国思想文化的唯一的标尺。结合可以有多种方式。我想强调的一种方式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系来讲,我理解这个“结合”的方式,可以借用费孝通的话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各美其美”,是指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自己的价值立场,结合时代和环境的要求来发展;中国哲学也按照它自己的理念,实事求是地来评价自己、发展自己,结合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是“各美其美”。什么是“美美与共”?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体系和中国文化体系,要共同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美美与共”。所以这两个体系可能有其不同,那就各自从自己的方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念作为标尺来衡量、批评中国文化,也不能用中国文化的某些标尺去衡量、批评马克思主义。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倾向于讲“斗争”,但是不能用斗争为标尺,来批评中国文化里面的“和谐”理念。同样的道理,也不能用中国传统的注重“和谐”的文化,去没有目的地、脱离实际、脱离环境地批评马克思主义对“斗争”的强调。

   从这个意义上讲,借用那句话叫“各美其美”,每个体系按照自己的目标、理念、理想来发展,当然必须要结合历史文化的实际,而不是用自己的标尺去衡量对方。而所谓“美美与共”是说二者在今天时代的“结合”。所谓结合,不是说用马克思主义去覆盖中国文化,要用它所有的理论思想去覆盖中国文化,那就等于取消了中国文化;反过来也一样,也不能用中国文化去覆盖马克思主义,而应该各自尊重对方的繁荣发展,各自鼓励对方共同携手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理解的“美美与共”。

   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和而不同”。任何一种想用同化的“同”的意识、态度去看待对方,都是违反了“和而不同”的原理,就是单纯的同一性。你必须跟我单纯同一,若你不跟我单纯同一我就对你完全持否定的态度,这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

   这个思想,应该说我们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的这么多年,这个话应该是可以这么说的。而在任先生他们那个时代,这个道理可能还不能这么说。包括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到今天才明确提出要求。所以,我想这个结合,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结合,不能机械地理解怎么“结合”,我觉得二者关系的根本点就是要携手并进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彼此的关系应该是“和而不同”,要超越以往的单一的“同”的思维模式去看待对方。确立一个“和而不同”的意识,让大家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通史》这部书对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优先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去明确地给予批评,而只是去充分展现了它对中国哲学的客观的研究和同情的了解。它的主要的方法就是强调“客观的研究”和“同情的了解”。客观的研究跟主观的研究不同。主观的研究往往有一套意识形态的主观框架,把它放在优先的地位,去撰写中国哲学史和其它的历史写作。同情的了解,这显然是针对我们这100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始终采取批判优先的研究态度,是一种拨乱反正。《通史》通过内容的丰富叙述,体现自己的研究态度,即客观的研究和同情的了解。虽然这部书是由不同学者分头撰写的,但是我想作为武大的学术团体、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应该是有共识的。

评价和看待这套书,这里也要破除旧的“文革”式的政治思维和意识形态思维。什么是新的思维?我想就应该学习2017年中办、国办所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这个为新的标准。这代表了十八大以来的一种政治文化标准。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这部书的完成应该说它合乎这个文件的精神,也体现了这个文件的精神。这个文件中有一句话,叫“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这套书的完成,我认为它是符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当然对每个思想家的具体评价可以是多样的,可以有分析、有批评,但总体来讲,本书的取向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因此,这套书不仅在学术上是进步的,在政治上也是进步的,而不是落后于时代、没有与时俱进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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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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