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琴:赵俪生先生的治学历程与学术成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2 次 更新时间:2022-05-01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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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琴  


赵俪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投身革命,中年转入学术研究。他文史哲兼长而尤精于史,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文化史等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他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开了中国史学界的先河,立论超前,见解深刻;土地制度史研究另辟蹊径,史论结合,自成体系;中国文化史研究不囿学科畛域,线索清晰,鞭辟入里;研究顾炎武,孜孜不倦,毕生不辍,并以之为楷模;对西北之学、地方史、边疆史、蒲松龄研究等皆有涉猎。赵俪生先生以其曲折的经历、独特的个性、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执着的追求,成为当今时代逸群绝伦、独具风采的学术名家。

举凡研究学人、学术,都要讲究学历门派、学术渊源、师业承受。赵俪生先生之所以成为学术名家,除了他的天赋外,还与其特殊的经历、家学传统、学校教育、师承关系和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在赵先生的学术构成中起着作用。

1917年6月,赵俪生出生于山东安丘一个颇有文化传统的农民之家。他18岁,考取了北京大学,一星期以后,又转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掌过门旗,进行过演讲,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当过清华文学会的主席,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这段经历使赵先生被校友称为“老一代清华精英”。

卢沟桥事变后,赵先生到山西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曾到过延安,两年后因病离开部队,在陕西乾州中学讲授英语。1946年底,赵先生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应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1947年夏,被傅斯年推荐到河南大学任教,受聘为文学院文史系副教授。1948年6月,赵先生到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任研究员,给艾思奇同志当助手。1949年,被派到济南市军管会工作,后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编译局。1950年秋到长春,任东北师大教授。同年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在山东大学工作时期是赵先生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时期。赵先生深得华岗校长的厚爱,是当时历史系有名的“八大金刚”之一。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与《文史哲》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担任《文史哲》的编委并先后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22篇,甚至有时一年就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达4篇。他除了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中国通史”外,还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课程,为山东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繁荣作出了贡献,与老一代山大人一起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

1957年夏,赵先生奉调到兰州大学任教。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教课、写作的权利,工资由高教三级降到七级。不久,兰大的文科下马,赵先生所在系被并入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之后在河西走廊山丹县的农场接受“改造”。在那一片戈壁荒野,他经常挨骂、挨打、罚跪,甚至有时三天不准吃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工暇时他也总是一个人读书,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农村同事用“太史公,牛马走”来形容他,寄寓了嘲讽、同情、钦佩等复杂情感。1961年兰大文科恢复,赵先生又回到了兰大历史系。1963年,学校给赵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1970年,兰大动员正当盛年的赵先生办理了退职手续。1972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过问,赵先生得以复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先生所谓“右派”问题获得彻底改正,他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讲堂和学术园地,焕发出了第二次学术青春。

赵先生经历了旧中国的苦难和新中国的昌盛,他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与此同时,赵先生的治学经历显示了自身的特点。他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属于科班出身;他有着良好的家庭熏陶和师承关系;论学术思想渊源,可谓古、今、中、外兼有,文、史、哲理并包,儒、道、墨、马列主义皆通。

赵先生在回顾他的师承关系、学术渊源时,借用蔡尚思先生的话说:“老师有两种,一是‘死老师’,一是‘活老师’。”执行口授面谕、传道授业的是“活老师”,而只能通过文字的传导接受教诲的是“死老师”。这是所谓的“死老师”就是浩如烟海的书籍,赵先生正是从它们当中汲取了养料成分。

在青岛铁路中学,赵先生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他后来意识到这段经历使他“头脑开始接受第一次铸造”。在清华大学,赵先生受到了中国最好的教育,开阔了眼界。赵先生回忆说:“至于老师,那么山南的,海北的,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每人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愿意怎样讲就怎样讲,同学也一样,虽然以江苏、河北、山东、浙江、广东籍的居多数,但全国各省包括边远如甘肃、青海、贵州、云南籍贯的都有,每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学历、方音、风俗习惯,包括特别聪明的和特别乖僻的都在内。‘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感受,会油然而生。”与此同时,赵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赵先生的师承关系中,既有家传的又有社会的,既有文学的又有历史的,既有自由主义的又有马列主义的,既有“沉潜”的又有“高明”的。他的祖父是举人,内阁中书;父亲是秀才,擅长书法,喜爱填词。赵先生曾说:他的头一个文化老师是他的父亲。赵先生第二个文化老师是闻一多先生。在中学读书时,赵先生就在他伯父的书斋里见过闻一多先生。

后来闻一多先生到清华教书,就成了赵先生的老师。赵先生回忆说,闻先生“搞考据、搞训诂......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他说:“我平生第一次学会查类书、翻丛书,就是围绕着闻一多先生的作业开始的。”“久之尝出滋味,即根据一根线头可以找到很多花花绿绿的线头......对一件事的底蕴,像破案一样,追踪寻访,从类书中找到线索,还要缘着这条线索深入到一部原书中去......一般习惯是借查甲案的机会,不知不觉地牵连到乙案、丙案上来。我和闻先生中间,不仅有学业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陶冶。”直到抗战时期,他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赵先生怀着沉重的心情在上海《文艺复兴》上发表了《混着血丝的记忆》,以表示对先生的怀念。

赵先生的第三个文化老师是嵇文甫先生,也是第一位对赵先生有影响的史学家。嵇先生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又研究哲学,属于“高明”一派。在河南大学的一年,赵先生和嵇先生朝夕相见,每写文章都要请教嵇先生,从中受到鼓励、指导和启发。

赵先生的第四个文化老师是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王先生“在鉴别琐节的时候,是十分沉潜的;但他在赋性上又有不少狂气,狂气发作时就非常高明了”。赵先生跟王先生学到了识读“两周金文辞”等文献的招数。

除了文化、文献方面的老师,还有理论方面的老师,对赵先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艾思奇、何干之、华岗等。赵先生回忆说:“当时在华大,真是进步学者如云,如过江之鲫,但我最受影响的,只有两位,一是艾思奇同志,一是何干之同志,他二人在‘史论结合’方面给了我不少的教益。”赵先生认为,华岗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是一个知识面挺广而不在哪一方面搞专精的学者,往往这样的学者更能给后辈人才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这就是华岗死后山大学生久久怀念着他的原因之所在。......至于我本人,我是在许多方面从华岗那里受益。”在清华读书时,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就给赵先生以深刻的影响。华岗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后,赵先生应邀来山大工作,他俩交往甚密。华岗给赵先生以思想理论上的指导,使赵先生在学术界扶摇直上。赵先生称华岗“确确实实是政治论争和学术论争中的一名老资格的舵手”。

在对赵先生有影响的“死老师”中,要数史籍和马列主义著作了。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史典册之外,他还“读了几部书,一是傅青主的《霜红龛集》,二是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三是钱牧斋的《初学集》和《有学集》”。赵先生被这几部书“勾引”得神魂颠倒,自己对自己小声呼叫“过瘾呀,过瘾呀”。

赵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接触、学习、运用的过程。上中学时,他就买了一本德国塔尔海玛著的《现代世界观》。“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深深印入我的心坎的头一本书,我终生不忘它,丢失了,在旧书摊上遇见再买一本回来,反复几次,总要有这本书留在自己身边。”抗战时赵先生在西安买了一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白天教书,深夜在一盏油灯下就翻译它。慢慢地,赵先生居然被迷住了,“读到中半以后,精义滚滚而来,诸如对山岳党、秩序党、社会民主派的阶级分析,对小农性质的分析,对工农联盟概念的阐发;这些精义带给我的影响不是一时而是终身”。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济南买了一大堆从苏联过来的马列著作和理论书籍。“记得我最爱读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篇,其中讲螺旋型的运动变化发展,还批及诡辩。列宁对诡辩说了一句辛辣的俏皮话,‘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插进去’,此语我终生不忘。”对斯大林,赵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完全否定。他一直喜爱斯大林文章中明朗不移的逻辑,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对赵先生影响极大。

综观赵先生的学术历程,从文学入门,思想文化起步,历史研究飞跃,哲学反思落脚,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转换了四次阵地。赵先生说:“六十年来,我治过明清之际的思想史,治过北魏、北齐、北周以来的北朝史,治过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治过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史,以及这两家思想的互补与交融。童书业说过,做学问要有个‘老营盘’。他的‘老营盘’就是春秋史和《左传》。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的治学,如西域贾胡‘至—处辄止’;但也有一点好,好在于面子宽,看问题的眼光就不限于一隅。我这个做法,做着做着,到老来,就渐近于哲学,至少是历史哲学。”“我的最终宿营地,怕还是哲学。我爱思维,纵观我的一生,由文学而历史,由历史而哲学,历史学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过渡、一个跳板。”

1932-1940年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赵俪生先生主要是热衷于翻译、文学。在初中时,赵先生热心新文艺,与同学组织“浪花”文艺社,在《胶济日报》上开办《浪花》副刊,赵先生在上面发表白话诗、散文、短篇小说和译品。他经常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借阅外文书籍,此后一直业余从事翻译。从译短篇到译中篇到译长篇,从译英、美作品到译俄国的、苏联的、日本的作品,从译文艺作品到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译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文章。译作有《人性的风》《两兄弟》、苏联长篇小说《孤独》,还以“冯夷”为笔名发表小说《风沙》《紫荆开花的时候》,写过报告文学《王老婆山上》,曾发表战地通讯《任海龙》,并完成了小说《中条山的梦》的创作。赵先生自称这是自己“浸润在新文艺中的十年”。

1940-1952年为第二阶段,主要从事明清思想文化史的研究。1940年前后,赵先生正式确定由新文艺向史学“跳槽”。为什么进入史学,赵先生说:“理由很简单,它比兄弟学门更深邃,耐人探索。”他在初始阶段就读了明清之际学者的大量书籍,立志要像那些爱国者那样写出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事迹。他在陕西乾州中学教书时,写了一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6年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刊出。这是赵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受到了胡适之先生的鼓励。继之,他又写了《王山史年谱》《张蒿庵年谱》等。这一时期,赵先生在考据方面用力甚深,对明清之际四大学派、顾炎武等方面的研究,充分显示了他治学的严谨和扎实的史学功底。他所写的文章和年谱在《学原》《国文月刊》《读书通讯》《文史哲》上大量发表。

1953-1957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赵俪生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大学历史系以健全“基础课”为工作重点。当时的著名教授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赵俪生、郑鹤声、黄云眉、王仲荦等分别承担“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讲授。1952年课程改革时,大家商议要开设专业课。为了配合当时政治形势,与刚盛开的“五朵金花”研究相匹配,山大历史系确定新开三门专业课“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分别由张维华、童书业、赵俪生先生担任。于是,赵先生就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结缘。三五年之内,他发表了十余篇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学术论文,并与夫人高昭一先生合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

1978-1985年为第四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赵俪生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土地制度史和边疆史研究。他的《试论南宋土地关系的特点》《有关井田制的一些辨析》《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遗存》《汉屯田劳动者所受剥削性质与数量上的差异》《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看西周的井田制度》《试论两汉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试论明代土地赋役问题症结之所在》《金元两朝对中原土地关系所作出的变动》等文章的发表,构成了他土地制度研究领域中很重要的内容。他的《西辽史新证》《新疆出土佉卢文简书内容的考释与分析》《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建设西北边疆简述》《明朝与西域的关系》《清初遗民奔走活动事迹考》等文章是他西北之学和边疆史研究的力作。

从1986年至今为第五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赵俪生先生主要是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和顾炎武研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方面,其代表作有《说上古部落迁徙和地名转移》《有关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问题的辨析》《丝绸之路上两个大团——中国与伊朗史的比较》。对孟子、管子等先秦诸子和《诗》《易》等也多有涉猎。20世纪90年代,赵先生开始了对整个20世纪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对20世纪的史学进行了梳理。在该项研究中,他发表论文达30篇之多。

赵先生知识渊博,研究领域广泛。除了着力于历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之外,他还对史学理论、诗歌等有所探索和爱好。2002年,赵先生把他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结集成《赵俪生文集》,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赵俪生文集》共六卷,250余万言,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赵先生几十年来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的成果,包括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古代史、顾炎武研究、思想文化史、西北地方史研究论著以及学术自传、自序、杂文、杂诗、小说、通讯、译作等,内容极其丰富。赵先生自诩为“杂家”,其实为博大精深也。

赵先生的研究博大精深,既有微观的个案分析,又有宏观的理论把握;既有横向瞬间的事件解剖,又有纵向千年的规律总结。不论在哪个领域里,大都是“成一家之言”,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赞誉。在历史学和思想文化史方面,大多数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构成了赵先生学术大厦的主体框架,成为赵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三个重点。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里,农民问题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由来已久。赵先生与夫人高昭一合著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是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代表作,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专著。赵先生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第一个专题是农民的身份。他发现,对农民的身份进行分析意义重大,这对研究历次农民起义规模的大小、战斗力的强弱、坚持时间的长短、其内部凝聚力的大小都有关系。其中1956年发表于《文史哲》的《靖康、建炎间若干农民武装力量性质的分析》一文是其代表作。此文曾受到日本广岛大学寺地遵先生的好评,并撰文赞誉。第二个专题是农民起义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他就农民“起义”和“国家机器”作为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的两方各有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而进行有关研究,引发了后来的关于农民政权的性质、作用及意义的研究。这些问题都一度成为研究的热门,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第三个专题是农民起义与多民族关系间的关系。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研究农民战争史必涉及民族问题,这也是个比较难以理清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赵先生认为,一般的情况下,周边的头人和中原的统治者关系较深,而周边人民往往同情起义,但有时又恰恰相反。但不论如何,中原的动荡对周边来说,总是一种带动,启发他们生产力和文化能力的提高以及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调整。第四个专题是宗教在农民起义中所起的作用。赵先生指出:农民起义是近代革命以前的一种革命,那时没有革命的信仰,因此要有力量就需要信仰。在没有政党之前,信仰的力量往往需要从宗教中去汲取。宗教的某些机能起着一种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赵先生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拓荒、奠基的作用,一些研究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最早判定农民政权依然是封建政权”,被誉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此结论是史学家王学典先生在纵观近半个世纪中国史学主潮的涨落起伏之后而得出的,它一语破的,十分中肯。

赵先生站在史学阵地的前沿,高举历史主义这面大旗对农民政权的性质作了科学的界定。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首先就是从论证农民政权的封建性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谈到农民政权的性质时赵先生说:“它不可能不仍是属于封建类型的政权。大家试想一想,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地主剥削农民的旧关系,不能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那么,即便把唐家专制皇朝赶到四川去了(自然这无可否认的是起了一种对统治给予严重打击的作用),这新建立起来的大齐政权也仍然向人民征粮征税,也仍然不曾否认地主剥削农民的合法。在这一点上看,农民起义的政权是不能跟资产阶级政权相比,更无法跟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相比的。”这一观点赵先生在1953年就鲜明地提出来了。这与1958年前后出现的“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见农民就捧”的所谓的“阶级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不论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还是对其他领域里的历史研究都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赵先生对农民战争史研究发凡起例的影响,还在于他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其中以孙祚民、孙达人最为知名。他们两人后来分别成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两个学派的代表,使农民战争史从无到有,风靡一时,成为一门显学。现在看来,当年赵先生的一些观点也未必恰当、科学,对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存在着估计过高的偏向,但他对推动历史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否定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学术,无可厚非。

中国土地制度史历来是史学研究中比较难啃的骨头,大量枯操乏味的数据考证、纷繁多绪的历史脉络使许多人望而却步。然而,赵先生不畏艰难,勇敢地进入了这片园地。无论是多么高深的理论见解、多么烦琐的数据考证,他都能驾轻就熟,并且用形象而朴实的语言表达给读者。例如:他把两汉经济比喻成一个“球”,把中国封建王朝政策性调整的阶级实质比喻成三根“松紧带”。这些不仅是形象的比喻,而且起到一种功能性的隐喻作用,常常引发出一些话题,深化认识。他以独有的驾驭能力和概括能力为学术界奉献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要论》,称为该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在这方面,赵先生的贡献之一,就是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用简单、流畅的语言将土地制度私有由浅化到深化缓慢演进的过程勾勒出来。在对土地制度史的分析论述中,他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会削足适履,要灵活运用才行。在理论上,他“缘着马克思的启示,从人们财产私有制不断深化、纯粹化,而人们古老共同体和国家权力又不断阻止这种深化、纯粹化的矛盾角度,去一层层认识问题,一层层分析问题”。赵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解剖中国井田制的一把钥匙。他指出,“亚细亚”的全部特征在井田制的历史上并不完备,即有一些特征是没有的,如水利。这是赵先生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独创,也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赵先生正是从经典著作中得到启示,对史料悉心料理,对中国经济史的每一个关节精心检查,对周代半公社所有制的井田制度、魏晋南北朝的半国家所有制的均田制度、宋代和宋代以后的地主(相对)土地所有制找到了准确的解释。

与土地制度史方面的观点相联系,赵先生对古史分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坚决反对把西周奴隶社会塑造成“鼎盛”,把当时的阶级关系只说成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尖锐对立,而排斥农业劳动中大量的自由民的观点。他认为,西周只能是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只有到了西汉,私有制才前进了一大步,社会总气氛才有一点古典经济的味道,而封建制又开始萌芽。赵先生指出,从人类财产由公有向私有的总的转化过程来看,私有制夹在原始的和高级的公有中间,但它不能最终消灭公有,而只能最终为公有所扬弃,从而完成一个伟大的历程。

赵先生从来就有一种“自我逆反”的性格,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用他的思想和感情去激发对历史的反思、对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再次出现了文化热。赵先生不顾自己耄耋之年,又以他那趋时、超前的心态迎接了这场文化热。他热心致力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和明清思想文化的探索,于是文化史的研究又构成了赵先生研究的第三个重点。

赵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左”的简单化的倾向和在历史研究中“以论带史”、先定性后分析的研究方法,直戳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要害。他指出:“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很难定性某一思想家为唯物主义的,也很难定性某一思想家为唯心主义的。”将王阳明定性为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其不伦不类已达极度,政治和学术已经完全搅得分不开家了。赵先生主张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握历史人物,从而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高昭一先生说:“他提倡还是应当多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继承与扬弃的关系中去提高认识能力,他对原始思维、迷信与科学、宗教哲学与美学、从孟子到王阳明对主观能动性的弘扬等一系列命题,提出自己多年来形成的独到的见解。”

关于中、西文化,赵先生认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他说:“总起来看,他们是一种偏,我们是一种偏,二者应该互补,也只能互补,在悠长历史段落中互补。说‘互补’,就是说不能互相代替,不能把儒学硬搬到西方去,也不能要中国‘全盘西化’。文化的融合需要更悠长的时间,跟军事征服完全不相同,它需要一个‘雾露晕染’的过程。”

关于中国文化思想的源头,赵先生认为,把《诗》《书》《易》串联,就可以找到,而这三者又是不平衡的:《尚书》只是条令;《诗》中有生动而丰富的民俗;《易》虽还不是哲学本身,但已经是哲学的胞胎了。而任何一种文化都要以哲学为其轴心,所以《易》最重要。因为“儒家精研人道,精研人的内在的自我完善,但在宇宙问题和辩证思维方面,相对不足;道家提倡天人之道,频繁地阐发对立的观念,但在人际关系和现实社会方面,采消极态度,办法不足。这两者通过什么来体现融合呢?是《周易》”。他说:“向‘内’和向‘外’综合,是一种互补;儒家和道家的综合、天人之间的综合,又是一种互补。补来补去,中华文化不就日益壮大了吗?”

对顾炎武的研究倾注了赵先生一生的心血。从著作到生平,从思想到活动,从诗歌到爱好,无不涉猎,如痴如迷。赵先生先后发表研究顾炎武文章及论著近20种,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顾炎武研究权威。

赵先生把顾炎武放在明末清初大的历史背景下,不仅研究顾炎武本人,而且研究与他有关系的人,甚至同一时代的人或有影响的人,并且进行比较。如《王山史年谱》《清初遗民奔走活动事迹考略》《清初关中学者故里访问小记》等,不仅让人们清楚地认识了顾炎武、王山史等历史人物,而且对明末清初北方的学术史有了更进一层的认识。他把历史上那一群群学者志士交游往来的踪迹,“怎样栖栖南北、联络声气,怎样建立活动根据地,怎样被几个有正义的大吏所掩护,把一幕幕学术和政治混而为一的民族运动,很生动地传写出来”。赵先生一生都致力于顾炎武研究,并以之为楷模。他推崇顾炎武的诗句“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他自己也像苍龙、老树那样在史学园地里耕耘了一片又一片。他崇拜顾炎武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给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起名为“绛”(顾原名绛,后更名为炎武),既赋以其节操学问以自励,也作为他开始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纪念。

赵先生不是穷一经,治一史的专家,而是涉猎广泛的学者。自1957年定居陇右以来,他对西北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同时也对西北之学产生了兴趣,研究内容涉及五凉史、西辽史、蒙古在西域诸汗王史、帖木儿汗国史等。与此同时,他对家乡山东的事情尤其是学术活动多有关注。他除与夫人高昭一先生合作出版了《历史上山东农民起义》一书外,还先后研究过齐鲁名士管仲、辛弃疾、王渔洋、孔尚任等。在蒲松龄研究方面,更是别具一格。他以人性异化的观点,剖析蒲松龄笔下被社会所扭曲了的妇女的反常心态,既新颖又透辟。

赵先生是一个性情独特的学者,金景芳先生曾这样评价他的为人:“颇倜傥自喜,不以岸异为非。论学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于同时代人少所许可,以是每不见谅于人。然先生实胸怀坦荡,无适无莫。当其与友人纵论天下事,热情奔放,不可羁勒,盖其天性然也。”著名学者蓝翎也曾指出:“史学家最贵胆识与人格。有的人虽专攻历史,但常常依附权势,把历史当泥团,看眼色捏来捏去,胆识已无,人格扫地,不可能成其为真正的史家。赵先生鄙视此辈,耻与为伍,卓然独立,昂昂然继续走自己的路。”赵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独领风骚;赵先生的讲课更是诙谐风趣,美妙绝伦;赵先生的治学方法独具一格,视野开阔。”

在近50年的从教生涯中,他先后在河南大学、华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所开十几门课程既有中国通史这样的基础课,又有对某个专题的专业课,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逻辑学等。他对课堂教学有着高超的驾驭能力,他的气势和激情以及他雍容大度的风姿素为同仁所称道。他对教学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特殊的爱好,把它视为自己学术生命的一部分。每次讲大课以前的准备,高昭一先生用“如临大敌”几个字来形容。

每次讲大课之后,赵先生总要休息几天时间才能恢复体力。赵先生的讲课极具风采。课堂上他神采飞扬,妙语连珠,闭着双眼斜对背后的墙壁全神贯注地讲,从而把每个学生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一堂课下来,学生似乎不是在听课,而是在欣赏一次讲演艺术。历史课本来枯燥,尤其像农民战争问题、土地制度问题、井田制问题更是如此,但赵先生总能归纳出理性的思路,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博约结合,妙趣横生,将理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熔于一炉,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赵先生的研究方法独具一格。他的研究视野开阔,见解独到。如研究土地制度史把握了三个转弯,论点由浅入深,即使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也能看得懂,更不用说他在许多场合下那些极具风采的比喻了。他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指导史学研究。赵先生一生酷爱思维,善于思辨。他是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是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拿过来,而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作为解剖中国井田制的一把钥匙,史论结合,高屋建瓴。这与今天那些只会套用马克思主义书本词语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他做学问绝不轻浮,用几十年工夫去“追补”二十四史、十三经。

他文章写得很美。“即使严肃的史学命题也从来不板着面孔‘布道’,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而是平易近人,娓娓道来,与读者平等交流。高昭一先生认为:“他于教学科研,既从现实主义的严谨去进行缜密的逻辑推演、高度的抽象思辨,又以浪漫主义的热情去调动活跃的形象思维、超时空的直觉感觉,从那些没有生命的材料符号中去扑捉‘象’和‘情’。”这也是我们后学的共同感受。

赵先生曾说过学术界有不同风格的两派学人:一派是“高明派”,一派是“沉潜派”。“高明派”视野开阔,高屋建瓴,选题宽广,有很高的才情和驾驭能力;“沉潜派”则选题狭窄,深钻细研,对史料竭泽而渔。他在上课时形象地说:“‘沉潜派’在‘竭泽而渔’时,不但要抓住大鱼,连小鱼羔也不放过。”引起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中国学术界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选题越专越好,越细越好,越窄越好,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往往对“沉潜派”推崇备至,而对“高明派”则毁誉不一。实际上,“沉潜派”至多也只是在史料本身的真实性上得到科学的论证,关于如何诠释文献,理解文献典籍的记载,从中求出因果联系则不去考虑。赵先生经常说自己搞学问如“西域贾胡,至一处辄止”,以杂家自诩。他在史学领域的三次重点转移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每次转移,尽管时间长短不一,他都留下了许多富有启迪的创造性研究成果。赵先生虽属“高明派”,但又不乏“沉潜派”的功底。他重视史料,但不抠擞史料,不处理像“某人之卒年究在本年之十二月抑在次年之正月”那样的问题,也不喜欢把事情停留在几斗麦子几斗米、官收多少和田主收多少这些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他认为,琐节问题,只有当它紧密地联系着大关节目问题时,才去处理它。实际上,他的考据文章也做得很好。赵先生在史学研究中,总能将理性主义的努力和感性主义的努力结合起来,将两者间保持着平衡与谐和,而偏重于理性一边。

综观赵先生上下追溯、纵横捭阖的综合研究,他总能驰骋江海,如入无人之境,阐幽发微,道前人所未及;总能将具体事实升华为理性思考,并顽强地写出“赵家风格”来。如果没有高超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水平,没有宏观的驾驭能力和深厚的史学功底,没有穿穴载籍和高度的抽象力,没有横溢的才华和敏捷的思维,没有坚强的毅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

赵先生正是这样的学术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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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史哲》200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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