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西峰:缅怀赵俪生前辈

——记与先生晚年的一段交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0 次 更新时间:2017-07-25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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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西峰  


最近在“凤凰读书”栏目,看到赵絪女士为了纪念父亲赵俪生所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孤灯下的记忆》一书,感慨万千。

不由得想到世纪之初,笔者在探讨《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时,为探明1948年6月在豫东战役中,当年从国立河大离职、离校奔赴豫西解放区的原国立河大三位教授的真实情况,找到了其中在兰州大学退休的赵俪生前辈。

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只报一线希望的笔者,却得到赵老前辈的认真接访。


真人、实话赵俪生


那是2004年初春,笔者从北京拨通了兰州赵老前辈的电话,通报了我的身份,原国立河大法学院教授方镇中之女,父亲曾带领我们全家随国立河大迁苏州。再说明原由即我在网上发表了“河南大学在苏州”一文后,得到健在的部分国立河大老校友的支持。决定以“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为标题,收集资料、访谈当事人,继续深入探寻这段历史的真相。并表明作为小人物的笔者与一些离退休的老校友,只能是以档案资料为依据、访谈当事人作考证,走琐节考据这条路,“蚂蚁啃骨头”,相信细节决定成败。表明拜访赵老前辈的目的,请教的是他1948年6月下旬赴豫西解放区的情况。


赵老前辈在电话中告知(大意):

他奔赴豫西解放区完全属个人行为,由于解放开封的华东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陈其五(原名刘毓珩)是他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得知他在开封,接他全家出城的。这时开封城飞机炸、枪炮响,解放军已经进城了,再谈什么革命,早干什么去了!我不是“革命”,是“逃命”!你爸爸没有这个机会,如果有大卡车来接、有解放军保护,你爸爸也会带领你们全家跟随解放军出城,离开战火的。


赵老前辈的这番话,让我瞠目结舌。一时只觉得晕头转向,多年来流传的国立河大“左派”去了宝丰(解放区)……并以此“划线”来区别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铁定“金子标签”,怎么会被赵老前辈“亵渎”至此!这使笔者不得不想到红楼梦的一副对联中“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个词,这人世间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的能如此“玩”吗?一时间笔者竟哑口无言的茫然了。


更让笔者想不到的,赵老前辈面对笔者的一时沉默,大概以为没有听明白,便告知: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已经在他写的回忆录《篱瑾堂自叙》中表述的更清楚,可以送给我一本作参考。

果然,赵老前辈让女儿赵絪立刻给笔者寄了一本。笔者手捧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篱瑾堂自叙》,一口气先将该书的第八章“从中原到华北”之中的章节“河南大学”、“开封攻城战”、“从中原到华北”……读了一遍,对探寻这段历史真相的笔者来说就像久渴之人遇甘露,那样酣畅。对于赵老前辈赴解放区的情景,他在书中是这样写的(摘自“开封攻城战”):

“22日(笔者注:1948年6月),解放军出榜安民,布告上写着司令员陈士榘,政委是唐亮,政治部主任是陈其五即刘毓珩,是我大学时的同学。果然,他派吉普车把我接到他们的指挥部。我问他是如何知道我的住址的,他说我们在城外对你们城内的事‘一清二楚’。这就是说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和群众工作已经做得很深入了。

24日嵇先生(笔者注:即嵇文甫)的二儿子来通知,说刘鸿文同志叫通知,解放军不准备长时间占着开封城,不久要撤。撤后国民党新五军要开过来。现在通知一些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去。人数不能太多,带东西不能太多,因为大卡车很忙,要把国民党的武器和物资抢先运走,只能拨少量大卡车来送文化人。当天下午在鼓楼街金台大旅社集合。

……

开封城本来就不景气,经此七天战火,真实满目疮痍,一片瓦砾了。街上的死人味道已不是臭,而是辣椒般的刺鼻,人们多用药棉蘸些酒精捂着鼻子走路。在旅馆里,看到嵇文甫、王毅斋、李俊甫、罗绳武、苏金伞、田雨三……各带家属都已经到齐。

十轮大卡车,夜里走,白天有国民党野马式战斗机俯冲、用机关炮扫射,所以停歇休息,借以防空。第二天中午,我们停在通许的张市,晚上我们停在司马村,这里是豫、皖、苏军分区的驻扎地。27日的晚上卡车开足马力,经鄢陵、许昌到达襄城。车上装有两架机枪、两个战士,以防‘土顽军’(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卡车打开远灯,我们清楚地看着在睡梦中的河南的平原上的村庄,和蓊郁的树木。”


对文章一遍又一遍细细品味、掩卷沉思,通篇没有套话、妄语,没有粉饰、意简言赅,一段历史的真相历历在目,好一个光明磊落、实话实说的真人——赵老前辈。


赵老前辈上文中所指“现在通知一些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去”的说词,与原载194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关于嵇文甫等七十九人安抵豫西解放区的报导,有所不同(摘录):

“(新华社中原十四日电)河南大学文史系主任嵇文甫,前经济系主任、民主同盟河南省负责人王毅斋,化学系主任、民主同盟开封市负责人李俊甫,作家苏金伞,中国时报社长郭海长,总编辑刘国明等开封文化教育界名流及其家属七十九人,已安抵豫西解放区某地”(原载194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显然,新华社报导的“文化教育界名流”,与“民主人士”的政治涵义是不能混淆的,这个概念也是不能偷换的。而《篱瑾堂自叙》表述清楚,泛称“民主人士”者非赵俪生前辈。如果认真看了该书第四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历史的章节,就会明白亲历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赵老前辈对“民主人士”定义的历史分寸了。按一般常识,“民主人士”起码应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的无党派人士。


《篱瑾堂自叙》所指“22日,解放军出榜安民,布告上写着司令员陈士榘,政委是唐亮”,指的就是解放军开封前线指挥部、政治部张贴的“保护河南大学命令”(原件现存开封博物馆)

全文: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封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命令:

查河南大学为开封最高学府,其一切图书仪器建筑设备均应妥加保护,降令城防部队严加保护外特许该校师生组织临时纠察队负责看管,以免招致损失及破坏,凡我军民不得擅自入内,不得有任何破坏偷窃行为,违者定予严惩不贷。此令

司令员 陈士榘

政治委员 唐亮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笔者注:看不清)日


历经豫东战役的河大人不会忘记,1948年6月张贴在国立河大大门边柱子上、市中心相国寺的“保护河南大学命令”。留下了共产党尊重文化教育、保护这座中原大地上第一高等学府的使命。字字句句令人震撼、发人深思!当年镂刻在河大人心里的这帧“保护河南大学命令”,是中原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相信它的墨迹永远不会干!


再引申考证,翻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347、348页:

194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问题给各地宣传部发出指示,首次提出“对于当地学校教育,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对于原有学校,一概维持原状”,并“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

以上记载是从1948年6月中旬开始,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在关内第一次攻克省会城市开封。此时,如何对待和处置新接收城市的文教机构问题摆在了中共的面前的情况下,首次提出的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


更确切的是:原来首次提出共产党如何对待和处置新接收城市的文教机构,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 ,是始于1948年6月的国立河大所在地开封城。当时,嵇文甫、王毅斋、李俊甫等“开封文化教育界名流”,因曾经是国立河大教授而受到豫西解放区的尊重与欢迎(并没有审查他们的政治历史,也未因他们是来自国统区,而与解放区划清什么界限)。这是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实施对知识分子保护政策的最早案例。


“求实求是”的题字与研究历史的方法


以上种种,清楚印证了赵老前辈在回忆录《篱瑾堂自叙》中,对他所知道的历史真相把握的真实性与严肃态度。这本书不仅只是笔者所探索的这段历史的参考,而且赵老前辈对其大半生的心灵历程、坎坷的经历,以及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人格魅力都在书中的字里行间表露无遗。


在这种情形下,笔者肯定想收藏《篱瑾堂自叙》。遗憾的是该书的扉页没有留下赵老的签名或盖上的一个图章。2004年的笔者完全是个探索历史的门外汉,才疏学浅的“小儿科”,难免世俗,竟像追星族那样,要将书再寄回兰州,只为求签名盖章。


结果,又得到一个笔者意想不到的惊喜,赵老前辈要为我题字来弥补没有在书上签名盖章的缺憾。于是乎一帧“求实求是”的墨宝,上写:西峰女士嘱书,赵俪生甲申三月

时年八十八岁(盖章),寄到了北京。


这帧沉甸甸的墨宝,是引导笔者要走“求实求是”从多个角度考证历史的道路。赵老前辈站在他所处的环境和角度所表述的一段历史真相,只能作为依据之一,并不能说明全貌。“求实”就很不容易,“求是”要辨明是非就更难了。


继续考证“开封文化教育界名流及其家属七十九人”,是如何奔赴解放区的?“文化教育界名流”是自己要求去的?还是共产党因这些“民主人士”,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点名接他们到解放区的?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江流天地外——郭仲傀 郭海长纪念文集》中,多篇文章的回忆也印证了赵老前辈回忆的准确。尤其是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李定中生前在该书中,书写的一篇“终生难忘的一幕——海长组织开封文教界人士奔赴解放区追记”,对其中详情、时况记载的更清楚(摘录):


“就在开封城内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他(笔者注:指原《中国时报》社长郭海长)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恰好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长康茅召同志来到《中国时报》社,要求印刷一些宣传檔。海长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向康说明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同时向康提出河南大学一些人士要求到解放区去,希望解放军能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去解放区的实际困难……不久,就有了回话:‘欢迎’!‘越多越好。河南大学都搬去我们也欢迎!’后来知道这些话是陈毅同志讲的。

6月24日下午,一大批文教界人士开始陆续携家属来到金台旅社门前。这时,我看到嵇文甫老师全家(包括嵇师母、三个儿子、两个儿媳、三个孙子)都来了……”


上文中1948年的一句“‘欢迎’!‘越多越好。河南大学都搬去我们也欢迎!’后来知道这些话是陈毅同志讲的。”这句话曝光后,对到了耄耋之年的原国立河大老校友是个莫大的安慰。


《孤灯下的记忆》的启示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劫数,只要熬下去,就会有美好的未来”。

这是赵絪写入该书中,父亲赵俪生告诫子女的真言。这句话,大概只有受过劫难的人,体会更深刻。笔者同样信奉一条类似于赵老前辈告诫子女的警句“如果傻瓜坚持他的愚蠢,他就会变得聪明”(忘记是什么哲人说的)。也许只有认清楚自己“愚蠢”的人,才肯放下身段、老老实实、脚踏实地,抛开一切,认真地作一点点有根有据的探索历史真相的小事、实事。至于聪明、不聪明对于有些人也许重要,对于笔者来说,并无关丝毫了。


赵俪生的关门弟子秦晖,借“孤灯下的记忆”的出版,对老师赵俪生学术特点的评论“1949年建立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中,赵先生应该说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话又说回来,赵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又是一个异端,为此他也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秦晖教授的说法也很耐人寻味,值得思考。在当前的网络时代,网上对赵老前辈的“是是非非”议论不少,赵老前辈生前对其他名人点评也不少,人人可查看。但是笔者依然对赵老前辈为人的真诚,对研究问题的认真,尤其是能跨越个人恩怨评论历史人物的博大胸怀,肃然起敬!


历史学者雷颐曾经从自己日常的研究说起,“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历史研究里面只有大故事、大情节、英雄豪杰和枭雄,没有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写过几篇文章,强调日常生活的历史,也陆陆续续读过这方面的文章。我还跟朋友说过,写日常生活的历史,女士比男士写得好,因为女人细致,总写生活的细节。”《孤灯下的记忆》中就有雷颐想要的这种细节。而“篱瑾堂自叙”中,何尝没有笔者想要探索问题的细节。雷颐先生提出的正是笔者多年来要寻求、学习的“文风”问题。

虽然《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至今仍是初稿,但是笔者并不感到遗憾,即便经过全方位的探索、考证,经过千锤百炼的砥砺,一本《纪实》还会留下诸多的缺憾。也许坚持下去,终究会问世的。


赵絪的《孤灯下的记忆》的出版,给笔者提出了一个如何“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的命题,我将学习、探讨之!籍此机会感谢与从未谋面的赵絪女士多年来对我的帮助。我想,纪念赵俪生前辈最好的方式,是将他给笔者“求实求是”的教诲,永记心间!


(桑叶)方西峰2017/6/2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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