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要》中，讲到中日两国被列强刚入侵时，情况相差不多，甚至日本发愤图强要晚于中国，而日本很快就强盛起来，而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国。原因何在呢？他总结出四项，首推是“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柏杨先生全书的观点如何，仅就这一观点我是非常同意的。科举制度早在光绪年间就明令废止，但在人们思想上还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现实中很多现象从本质上讲同样是属于“科举制度”，进一步认识“科举制度”是有现实意义的。
1．“科举制度”的本质和现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始于隋代，明、清达到高峰。“科”是等级之意，“科举制度”通俗讲就是将读书人通过考试分为不同等级，选拔为各级政府的官员。它的本质有三点：热衷于等级划分，权力的介入，将文化教育作为标准。简单说就是将文化教育与权力和等级“联姻”。“级别”过去主要限于“官吏”，是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 随着计划经济的确立，工业开始大规模的国有化，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统一由国家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政企、政事不分，产生了一个由企事业的管理人员、各类专业知识分子和“官员”形成的“干部阶层”，所囊括的人员比率远远高于普遍意义上的公务员。这个阶层包含了“官员”和准“官员”，有统一的调动录用制度和级别，“科举”存在的基础可以说是大大扩大了。五十年代初期，有小学文
化程度的都可以定为干部，后来随有文化人的增多，七、八十年代非大专毕业生不能当干部。干部有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权力”，从而也有了可以获得固定的廉价粮油、免费医疗、退休保险等等的“权力”， 同时也区别于工人，有了升迁的最基本条件。全国的干部是在统一工资准下生活，都是按“级别”来获取薪金。而“级别”的评定最常见和公开的规则是与文化程度相联系，评定职称政策更是体现了这一点。职称原本应该是学术水平的鉴定，但它与获取和分配物质利益的权力“联姻”了，这不就是“科举”吗？科举制度明文废弃近百年了，也遭到过批判，但从没有彻底过，可以说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社会巨大的惯性使“科举”延续着，最近有些省市公开进行“考官”，并认为是改革的尝试，也得到了舆论的赞赏。同时，划分各种等级的考试多不胜举，这都说明在中国抛弃科举制度是多么艰难。
2.“科举制度”有进步作用吗？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打破了世袭贵族的一统天下，使平民有了晋级的可能，只是后来弊端太多。这个观点是值得推敲。在没有科举制度之前，也并不是没有英雄出世，大家都熟知的诸葛亮被举荐是个典型例子。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发展难有的高峰时期，也是各种人才层出不穷的时期，各阶层都有不少人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有些甚至是出身很“低贱”的。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历朝历代，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从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到清朝的开国皇帝哪个是科举出身呢？清王朝在没有接受科举制度之前是何等“威风”，而后来确定了科举制度后是庸才满朝，导致内忧外患不止。中国历史上虽经多次改朝换代，科举制度都保留了下来，也出现过几次相对稳定二、三百年的王朝，这可能说明对维护王朝的官僚制度起了一定作用，但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作用吗！？
柏杨先生把科举制度喻为阻碍中国前进的“暗礁”，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历史上就不用说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看，凡是改革中问题最多的领域，莫不是“科举制度”最多的地方；改革最成功的部门，也是没有或是很少有“科举制度”的地方。农村相对来说“干部”较少，最早进行农村改革的人也并没有被封为“人才”，但农村经济的改革为全国的改革奠定了
基础。相反，国家企事业和国家行政部门几乎囊括了所有通过考试而选拔出的“人才”，但改革就困难得多。
3．“科举制度”能选拔出人才吗?
“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是“考试”，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各方面的，靠几科考试是不可能选出真正的人才，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古代用吟诗赋词好坏来选行政官员不就是很荒唐的吗？今天一个研究古汉语的专家学者有何必要一定会外语呢？普遍意义上的“好官员”首要的是道德高尚，而这一点肯定是不可能用考试来决定的。同时固定的考试内容很容易使人丧失创造力，缺少综合能力，这样选出的人才如何能应付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呢？实际上从古至今都知道由“科举”选出的“人才”是靠不住的，所以历来都是多渠道来选拔人才。在漫长的历代王朝时期，“中举当官”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对读书人的愚弄和欺骗，不知多少儒生因此而潦倒一生。官僚体制所依靠的也并不完全是科举出身的“官”，而是依靠没有进入科举，或是仅仅得到起码功名的“吏”。这批人熟悉官僚体制，灵活掌握了成文或见不得人的“官场运行规律”，才有了历代王朝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可参考葛剑雄所著《统一与分裂》中“神通广大的吏”一节）。
在现代，干部政策也从来都是强调“重视文凭，又不唯文凭论”，尤其在领导层更是如此。今天流传的民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现象，可见“科举”选出的“人才”并没有受到社会的认可。从科举出现以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历朝历代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学子又不知付出多少情感和精力，选拔出“人才”又不一定被重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圈”。每年的各类考试几乎将同龄人或同类人全都进行了“排队”，而又经常喊“选拔人才”的重要，感到人才的缺乏，这种制度选拔人才的效果如何可见一斑。
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极易产生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大量增加“冗员”，古代庞大的王朝官僚机构不用说了，今天庞大的干部队伍也早已经使政府机构和国企事业不堪重负，成了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二是在“官吏”选拔中滋生腐败，“科举制度”是为了清廉，而考试存在的缺陷，不可能依赖考试结果，这使得选拔“人才”的过程和制度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为腐败埋下伏笔。历代王朝时期不乏卖官鬻爵的现象，今天也时有耳闻。这都说明了“科举”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
4．选拔人才值得重视吗？
在中国，重视“英雄”作用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如果社会进步，则认为是由于“人才在领导”，停滞不前是“坏人当道”。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两部流行十分广的小说中对战争的总结，常归结为某人的作用，一次战争的获胜是某人将某人“斩于马下”的缘故。但略加分析，不难看出这是很幼稚和极片面的。大的战争无一例外是政治、经济等各种综合实力的较量，个人在其中所起作用只能是次要的。这种将社会发展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个人”作用的认识是“人治”思想的根源。民众中普遍存在依赖“官员”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逃避个人在社会中应负的责任。这种潜意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凝聚力，象盘散沙，这可以说是重要原因。这种依赖“精英”作用的社会风气助长了“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陷入一次次的“选拔”换取了一次次“失望”的循环之中。
行政官员的选拔是不可能摆脱“权力”的，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如何解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靠“科举制度”肯定是不可能解决的。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如果代表或是总理和部长是通过某种考试，而不是选举，可能吗？现代社会把这一问题建筑在“法制”的基础上，重视的是“制度”的确定，并不十分重视选拔出的是“谁”，使领导更迭不至于对社会引起动荡。“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社会极需“英雄”的出现，思贤若渴，那么说明了这个社会正常运行出了问题。“好的机器是易学易用的”，只有法制健全的社会才能避免对“人治”的依赖，“人才”也将自然地脱颖而出。
5．“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文化是人的需求，也可以说掌握文化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围绕文化而形成的种种行业，如教育、出版、影视、科研、体育、文艺等等，这些并不是社会的副业，而是和生产物质的工农业一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而“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权力“联姻”，表面上看是对文化的重视，而实质上使文化成了依附“权力”的“奴婢”，使文化教育事业失去了自我繁衍的能力。久而久之，这些行业被认为是生产业的附属，好象成了社会的寄生物，同时文化人获得的物质利益也被看成是“恩赐”。如所谓的“毛”、“皮”论。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科举”对文化的危害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最终是降低了全民族的素质。
今天，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大学的学术研究部门，都受到职称制度的困扰。这大概也是近几十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一个原因。职称评定结果是由行政管理者最终作出决定，而他们在学术上未必是优秀者，甚至可能是外行评价内行。而且学术的门类多之又多，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是不可能的。同时当今任何科研都是大家共同协作而完成的，而“职称评定”使广大知识分子陷于“级别”的争夺上，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
教育的目的简单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和青少年道德水准，使社会平稳的发展；二是使青少年掌握谋生的重要工具。但“科举”将教育结果用来作为划分“级别”的工具，和“权力”紧密联姻，严重扭曲了教育的原本目的。以“名利”来诱之，如何使学子有高尚情操？围绕狭窄的考试来学习，无视文化的丰富多彩性，使教育脱离实际，如何得到真才实学？“科举”现象的存在，是应试教育的根源。这种状态的长期存在，培养了一大批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的“庸才”，是值得教育界认真反省。
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所起的最大作用是对诗、词、曲的发展，对文字游戏艺术的发展。在考试中，文章的思想内容是不容易做出评估的，尤其是考试结果非常“重要”时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下，重视文字形式的优美就成了考官的共识。骈文的发展就是明显的例子。现在语文高考试题受到的评击最大，一个原因也是如此。文字艺术虽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讲是很次要的了。追求文字的艺术，轻视了文字的逻辑性、实用性，给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的是灾难。道理很简单，忘记了文字的基本作用。
6. 我们应怎样“竞争”
每个人的能力有所不同是普遍存在的；人们也希望能将事情干得更好；社会需要稳定和秩序；社会的发展需要少数的“人才”来领导；高等院校需要“高智商”的青少年；企业管理需要能干的企业家……。这一切都说明选拔人才是无可非议和必要的，一定范围内的“等级”也是需要的，“优胜劣汰”和“竞争”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倡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多是从产权，从经济关系上去讲，但重要的应是从“人”上去分开。工、农、商等行业中，资产占很大比重；而在文化教育科研事业中，“人”重要的多。知识分子应该从“科举”的桎梏中走出来，才能实现这方面改革。除去公务员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恢复自由职业者的原本定位，重新规范“干部”的含义。尊重知识分子不是用权力给他们物质利益，而是尊重他们在文化领域判断是非的能力。文化教育科研事业的各个方面对判断本行业的是非应该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和能力，而不应该交由国家行政权力来“判断”。如在教育上，学校的招生、教学、毕业都应该是属于学校自身的权力和责任，在学制、学科、课本等方面学校也应有一定舍取的范围，国家和各级行政无须越俎代庖。
这并不是说政府对文化教育事业就无所作为，政府要筹集资金，要监督文化教育不能偏离自己的政治方向。同时用类似招标的办法聘请有学识有管理能力的人来管理。从经济角度看，这样也可以使对文化教育事业投资达到最佳效果。要使文教事业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就要为民营文教事业的发展扫清障碍。
全国统一进行对人才的选拔，假设真能达到公平合理的目的，也是不可取的，对社会整体发展来讲是灾难。这样一来，富裕发达地区人才济济，相互内耗其能力，浪费人力资源。而贫穷落后地区，人才匮乏，整体素质降低，愈加贫穷，形成恶性循环。多年来城乡差别的不断扩大，而今天农村经济发展又遇到很大困难，都与人才被“挑走”，造成文化相对落后有很大关系。
7．没有“科举制度”社会秩序会乱吗?
更多的人对“科举制度”的赞同是认为“考试”的相对公平性，认为取消统一高考将会出现“文革”时期的混乱和“走后门”盛行，会出现“权力”的滥用和轻视文化的现象。“文革”时期的确取消了高考，对“科举制度”和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批判。其实这些并不是文革的真正目的，也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讨论这些离本文太远，就此打住。只要略加研究，不难看出文革的结果是强化了“权力”对社会各方面的干预，有了实行“科举制度”更肥沃的土壤。
“文革”后恢复高考，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但可惜是没有注意剪断教育与“权力”的联系，不自觉地限制了中国高校的发展，使大批希望获得高等教育的青年受阻于校外。今天我们扩大高校招生，允许民营学校，但已经晚了二十多年。主张严格进行高考的理由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是“稀缺”的，但从没有认真思考为什么会“稀缺”？！而这正是“科举制度”顽固存在的结果。如果学校从来都是依社会的需求来发展的，还会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吗？
取消了统一的“级别”制度，“英雄”是要“慧眼”去识的，这是领导和人事部门的职责和工作，做不到这一点，只会靠“级别”去识别，是失职。
8．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科举制度”在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缺乏自信心，“科举制度”利用了这一点，反过来又助长了这一点。缺少自信心表现在认为“精神食粮”“价值”低，不相信能在社会中自立。文革中最强调的一点是知识分子离不开工农，只能依附于某个阶层。这个观点来源于“人必须吃饭才能生存”这一简单道理，但忘掉了这是一切动物的规律，而是非“人”的。“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社会”更是“真理”。在商品社会中，社会所需要的一切都很容易和“金钱”联姻，文化教育也不例外，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弱化“权力”的需要。作家靠“稿酬”生存，教师靠“课时费”生活，……，这才是今天正常的社会。大家都讲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基础是他能实现靠“卖文”而生活；文革时几乎全体知识分子投入其中，其基础是切断了“文化”与“钱”的联系，“文化”牢固掌握在“权力”手中。所以认清“科举制度”也是避免文革悲剧，使社会有一个正常的政治制度所需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方面是实现了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工业上是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商业上是由民营零售商业占主流；而在文化科教卫生方面将是对“科举制度”的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