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和罗马的形而上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说它的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为形而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得以正式建立起来；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则处于一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我的这次讲演，想着重谈一谈古希腊罗马的形而上学思想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如何酝酿，如何形成，最后又是如何衰落的。这种讲法的背后有一种历史感，有一个主题。希腊哲学有那么多的主题，我们怎么样能够用一个主题将其贯穿起来？这就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形成、鼎盛和衰亡。
“哲学”的概念
这个形而上学思想，在它的前期，提供了许多的条件和材料，最早的，也是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存在论，ontology,或者也可以翻译为“本体论”。西方的本体论其实可以在古希腊那里找到它的源头。但是在这个本体论或者说存在论定型之前，古希腊人已经做了众多的其他方面的探究和准备性的研究。一个最集中的话题就是西方“哲学”这个概念的形成，这就是所谓的“爱智慧”。在此，我要首先谈一谈“智慧”和“爱智慧”在希腊人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一讲到西方哲学，尤其是希腊哲学，学过一点儿哲学的人都知道，哲学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爱智慧”（philosophia），“philo”是爱的意思，“sophia”表达智慧的含义。对它的中文翻译，我们借鉴了日本人的译法，将它翻译为“哲学”。当初在日本也是几经反复，有一段译作“爱知学”，最后才定为“哲学”的。我们则将其与中国古代传统中的“哲人”、“大哲”、“圣哲”这些讲法联系起来，这些人都是智慧之人，“哲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智慧之学”。但是，对这个“智慧之学”的理解其实不太符合古希腊“爱智慧之学”的内涵，因为当我们说“哲学就是智慧之学”的时候，我们忽略掉了“爱”（philo）。哲学并非仅仅为“智慧之学”，而是“爱智慧之学”，在古希腊那里，应该这样理解才比较准确。
既然是“爱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智慧”在古代希腊有着两种含义：一种是理论的智慧，另一种是实践的智慧。理论的智慧涉及知识，而实践的智慧则涉及技术。当然，这里所谓的“技术”是广义的，既包括人生的技术，也包括政治的技术、与人相处的技术，也包括工匠的技术。但是必须注意到，智慧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和技术，而是最高层次的，既不能归结为知识，也不能归结为技术，而是智慧本身，它才是最高层次的。所以，在古希腊的早期时代，哲人和智者是受到人们的敬仰的，有智慧的人才能被称为“智者”，但是，此后味道就慢慢产生了变化。起初，智者学派使智慧达到顶峰，他们自称为“智者”，在他们那里，“智慧”是一个最高的概念；但是接下来这个称呼却为“爱智慧”所取代，人们认为，真正的哲人是爱智慧者而非智慧者。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了“爱智慧”这一概念，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得以正式地确立下来。在苏格拉底那里，“智者”成为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概念。我们看苏格拉底的对话集，他总是找那些有智慧的人谈话，但是他却发现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智慧。苏格拉底自称没有什么智慧，不过是“自知其无知”。知道自己的无知，这表明苏格拉底是一个“爱智慧者”，而不是一个“智者”，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所以从苏格拉底之后，“智者”这个词就成了一个贬义词，它被用来指代那些诡辩者和油嘴滑舌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则被称为“爱智者”。
前面讨论了“智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爱”这个概念。在“爱”这个概念上面，体现了希腊哲学家的一种反思精神。他们将智慧归之于神，人不过是一个“爱智慧者”。这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人的智慧的有限性。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因此还不能称为“智者”。人不过是一个“爱智慧者”，这表明人对于自己的认识、对于自己的精神，有着一种反思的精神，既谦虚又不知足，要去追求，追求一个永恒的东西，追求智慧的大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思的精神很重要，它体现了人的一种反身性和一种能动性，也就是反过来考察自己：自己作为一个据说是有智慧的人到底有多少智慧？这种反身的能力体现了一种自觉的能力，一种能动性的能力，能够自己考察自己，自己追究自己。所以西方哲学在古希腊那里，尤其是在苏格拉底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历程，这就是说，每一代的哲学家对于自己的智慧都不是绝对相信的，都要对其智慧加以考察，都要对智慧加以进一步的追求，真正的智慧存在于彼岸。这在古希腊，无论在苏格拉底那里，还是在柏拉图那里，乃至中世纪，都是如此。在中世纪神学中，智慧乃是上帝的专利。所以上帝禁止亚当和夏娃吃智慧的果子，人没有权利吃智慧之果，否则就犯了罪。人既然吃了智慧果子，就有些像上帝。但是智慧之果毕竟不是人能够吃的，人通过他的罪行触犯了禁忌，所以他们将智慧放在很高的地方，人的有限性是不可能穷尽它们的。
由此导致他们对自己的知识有一种反省，这教导人们，不要以为自己穷尽了一切，不要认为万物都在自己心中，只要“反身而诚”，就能“乐莫大焉”，整个宇宙都在你心中，这样的观念在西方到苏格拉底以后就不这样看了，人是有限的。
前两年国内有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假问题，因为它首先就没有将“哲学”的概念搞清楚。其实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中国“爱智慧学”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如果将西方“哲学”的概念还原为西方的“爱智慧”，那么中国是没有的。中国有智慧、有智者、有贤人、有真人、有智慧之学，但是却并非“爱智慧”。哲人不是爱智慧之人，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去达到别的目的。比如说“治国平天下”，比如说顺从自然的规律、天道，以解除人生的痛苦，都是一些关于人生的很实用的目的。但是对智慧本身，中国人是不爱的，相反还要清除这种爱、清除这种反思，只要有这种反思，就表示你不真诚了。最真诚的人，在中国人眼里是不反思的人，是与天道自然合一的人。中国传统就有这样一些特点，当然我们今天还讲“中国哲学”，乃是在一种很宽泛的意义上。如果将哲学理解为“爱智慧”之学，那中国人当然没有，中国只有“智慧之学”。如果更广泛地扩展一下，哲学不仅是智慧之学，哲学还是聪明之学，或者说哲学还是一般的关于人性或宇宙的高层次思考，那就不光中国有，即便是最原始的民族也都已经有了。因而，如果我们谈中国有没有哲学，那就应该将哲学的概念先限定一下，我们谈的是在哪种意义上的“哲学”。
所以，如果你认为哲学是指西方的“爱智慧”，那中国人是没有的。因此，西方人说中国没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并没有说错。但中国人便觉得很丢面子，感觉西方人有哲学，而中国人没有。其实，如果将哲学的概念放大一点，那中国人当然也有啊！“哲”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中国的概念，它当然可以成为一门学问。以上是我对“智慧”和“爱智慧”的简单讲述。
“形而上学”的概念
第二个要简单介绍一下的概念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是逐渐形成起来的。“爱智慧”这个概念最开始的时候是无所不包的，虽然它的层次很高，但是它的领域涵盖一切，包括自然哲学，包括心理、精神、灵魂学等所有的在内。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区分出来三个层次：一个是数学，一个是物理学，第三个是“第一哲学”，“第一哲学”又被他称之为神学。
“第一哲学”又有一个说法，叫做“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meta”是“在……之后”的意思，“physics”是物理学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数学与物理学之后有一个“第一哲学”，这是后人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文献时，把那些讨论最高层次的问题的稿子归到一起，放在物理学之后编成一册所起的名字，中文译作“形而上学”。这个“之后”虽然是放在后面，但并非不重要，并非其次，而是最高的学问。最高的学问要放到最后讲，这也是反思精神的一种体现。最高的学问只有当你将前面的那些学问都学了之后，才能去追求它，它是超出所有你能够触摸、能够具体把握到的那些知识的，它是一切学问的前提。也就是说，你学数学也好，学物理学也好，所有这些学问的前提其实是形而上学。如果没有形而上学里面讲的那些道理，你是无法去探讨数学和物理学问题的。
所以我们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哲学里的一种反思的精神，一种颠倒的精神，一种回溯的精神。通俗地说，就是你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自然哲学，比如数学和物理学，都是知其然，但是它们何以可能？后来康德哲学就提出了这个数学、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是要追问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哲学，所以形而上学作为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是通过反思而获得的，而不是说一开始就要求人们清除杂念，将心灵打扫干净，“诚者天之道也”，“反身而诚”就可以把握“天道”，这种做法将问题简单化了。形而上学要求先掌握具体知识，比如柏拉图的“学园”，一进门就要先学几何学，据说“不学几何学者，不得入内”；然后是音乐、体育，再就是物理学、国家学说、政治法律等等；此后不断上升，讲授道德和美的学说；最后才能够教授最高的学问。前面学到的都不能丢，不是要清除掉的东西，而是要经过要掌握的东西，所以这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科学的模式。
所谓科学就是分科、分层，这是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特点，中国则在近代以来才引入西方科学。中国过去的科学是不分层的，即便有层次最低和最高的，层次之间也没有截然的划分，而是合一的，所谓“天人合一”嘛！哲学、“形而上者谓之道”，但是它就体现在‘旧用”之中，也就是日常生活中，体现为为人处世的一些“道理”，没有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这种回溯，以及这种关系的“颠倒”，先学得的东西被颠倒为在后才能发生的东西，先学的东西都成为结果，后学的东西才是它的原因，这种“颠倒”精神是西方理性精神的实质。西方理性精神实质上是这种颠倒精神，将后来呈现的东西看作是更为根本的、更本原的。以上是对形而上学概念的一个基本介绍。
西方形而上学形成的条件
第三，我想谈谈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条件，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会产生这种“物理学之后”。
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求知欲。知其然不够，还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要问一问“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这种追求往往出于一种对宇宙的“惊异感”，这种惊异感促使人类去认识宇宙，搞清楚宇宙的秘密，这种惊奇感（惊异感）就是爱智慧的“爱”。对宇宙万物的兴趣，体现为一种追求，就是“爱”。希腊人把这种追求看作人的本性，人就是要追求新奇的东西，追求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他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所指向的对象，是形而上学产生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他们对语言的重视。从古希腊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哲学对语言是越来越重视。他们认为在语言与对象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语言中的东西与现实世界中的东西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语法、逻辑与世界的现实结构是对应的。在现代哲学中也有很多人主张这种观点，比如说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语言分析哲学认为自己讲的就是客观世界的结构。这种看法的前提是主客二分，即主观拥有的东西在客观方面也有对应的东西，知识就是观念与对象相符合，知识的结构必须符合对象的结构。
于是，对语言、命名及逻辑、语法的重视，加上对未知事物的求知欲（爱），合起来导致了西方古希腊以来哲学的发展。在这个发展历程中，爱是作为一种动力，对语言的重视则使哲学呈现为一种合理的、合乎逻辑的过程。因为需要借助于语言、语法、逻辑来表达世界的结构，“爱”则使这种逻辑结构处于一种“演进”之中。所以后来黑格尔把哲学史看成是范畴的逻辑演进。在古希腊，这种逻辑演进是由希腊人对个体自由、个人兴趣及精神的追求引发的。这种追求是好奇的、求知的、超功利的，除了好奇没有别的目的。这是一种个体自由的追求。同时还有对语言的重视，作为前提，语言被推到了神圣的位置，语言是逻各斯，逻各斯是神圣的，是上帝的话、神的话。把语言抬到这个高度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的儒家、法家也讲“正名”的学说，对语言也有一定的重视，但这是表面的。正名的目的不是为了“名”本身，不是为了语言，而是为了现实的规范，“正名”是为了“正实”。所以中国人对语言从来不是很重视。但是在古希腊，像后来的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语言是存在的家”就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涉及人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正名、命名的问题。中国古代正名主要是命名的问题，就是怎么称呼才“名正言顺”。古希腊的语言主要不在于正名，而是着重于语法和逻辑，名词、言辞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有定义问题。这都是古希腊契约社会的一种体现，古希腊的城邦是建立在契约至上原则之上的，而契约必须要有逻辑，要清楚，不能有歧义。所以语言、逻辑、清楚的概念都是契约社会的一种保证，这说明古希腊人重视语言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他们通过语言、演说来搞政治，通过成文法来规范行为，通过契约来做生意。
所以，以上讲的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缺乏的东西，一个就是缺乏求知欲，从小就把孩子的求知欲、好奇心压抑下去，孩子必须按照家长、老师规定好的去做，忽视了人对智慧的爱，智慧成为一种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而爱智慧本身就被看成空泛无用的，落不到实处，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另一个是对语言的忽视，在中国传统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是忽视语言的，更重视的是语言背后的东西，一种内心的体验，而西方人重视的是语言本身。
本文选编自《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
